国外对中国民间故事的研究论文

对中国民间文化现状的调查与反思文化是一个民族独有的东西，它是这个民族得以继续存在的基础，当一个民族的文化消亡或者被其他的文化形式所代替，失去了民族存在基础的时候，那么即便它的人民仍旧存在，这个民族的存在和消亡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当越来越多的文化形式从原有的那种昌盛发展到现在的濒危乃至已经消失，谁该为这些事情负责？当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如痴如醉地沉醉在圣诞节、万圣节、NBA、足球以及情人节等西方文化的氛围中，还有多少人能够从春节、庙会、传统戏剧、皮影戏、传统民乐等中国传统文化形式中找寻到往日的那种新鲜和快乐？当另外一种“崇洋媚外”在我们中间悄然流行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抵抗西方文化侵略的阵地前举起了自己手中的“枪”！很多民间文化正在逐渐消失民间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遗产，夏挽群告诉记者，民间文化主要包括四种，即民间文学、民间表演艺术、民间美术和民俗文化，但是从目前的很多情况来看，这些传承着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文化形式却在各种各样的冲击下逐渐失去了市场、生存发展的空间以至于走向消亡。民间文学的种类很多，我国各种类型的民间文学形式几乎在河南都可以找到，它包括神话、故事、传说、歌谣、谚语等，它们构成了中国口继文学的通史，对过去人们的道德思想形成了很大的影响。河南的神话被称为中国神话的奇迹之一，新郑黄帝、周口伏羲、泌阳盘古等表达了东方才有的内在而隽永的民族想象。然而，民间文学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异，有些不再流传，迅速消失，继而消亡。民间表演艺术包括民间戏剧、曲艺、音乐、舞蹈、武术、杂技等，它们也是历史悠久，从上古时代产生、发展并传承下来。中国的民间戏剧发源于原始劳动歌舞，是世界戏剧三大源流之一。河南民间戏剧在民国末期调查有80多个剧种，这其中有道情、二夹弦等，但是据现在的调查和统计只剩下30多个，建国后平均每年消亡一个剧种。夏挽群说，每个剧种的消亡都意味着这种戏剧音乐表演形式的消亡，而剩下的30多个剧种也是惨淡经营，专业的演出已经很少了。而在刚解放时，河南有大量的专业剧团走乡串户，现在很多还存在的专业剧团却面临着生存危机，好一些的也只能勉强维持生存。夏挽群给记者举了另外一个例子，在河南鄢陵有一种乐器叫做筹，是过去随着佛教音乐而产生的，现在实际上已经消亡了，仅存的一位能够吹奏该乐器的老人也已经在前不久去世了。在丽江纳西族的音乐文化中，驰名中外的纳西古乐，是每一个到丽江的人必听的。但如今，随着纳西古乐的势微、失传与衰落，该音乐形式也将变成“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民间美术包括瓷器、泥塑、玉雕、年画、剪纸等种类，它们也是很珍贵的一笔遗产。夏挽群给记者介绍说，河南淮阳太昊陵的泥泥狗，虽说看起来很粗糙，但是它有很深厚的历史底蕴，被称为史前图腾，它把原始的信息带到了现代。以前在太昊陵的庙会上简直到了热销的程度，然而现在对泥泥狗的制作已经越来越少了。笔者记得小时候，母亲每次去太昊陵烧香，总会带回一些憨态可掬的泥泥狗，它们给笔者留下了美好的童年记忆，而现在却很少有孩子们能够见到这种工艺玩具了。传统工艺美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遇到了新的挑战，福建为人们所熟知的工艺美术行业，如脱胎漆器、软木画、竹编、德化瓷塑都处于后继乏人的困难境地。北京、江苏、浙江等工艺美术发达的省、市同样陷入不景气的状态。其他艺术形式如年画、剪纸过去在民间都很流行，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木版年画，除专家、学者、外国人外，很少有人问津。而对剪纸，目前学习的人主要是农村妇女，年轻人并不重视它的传承。民俗文化反映了老百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各种习俗，如庙会和春节等。这些传统节日中有着大量的民族内涵，然而随着西方大量节日的到来，中国的很多节日却在逐渐淡出。从事相关研究的专家指出：“很多民族的民俗民风都已经没有了，充满中国民间文化气息的春节本是民族凝聚力与亲和力的体现，而我们现在却不知道该如何去过了！如今节日没有了文化的载体，文化内涵变得越来越空泛，人们也就对节日失去兴趣了。”“孔雀公主”杨丽萍忧心于她看到的云南的变化: 许多绝技因为失去了用途而濒于失传，新生的一代喜欢牛仔裤甚于传统服装。一位专家在调查了基诺族巴卡村寨后指出，如果不加以重视和保护，这里的民族口碑文史及其风俗传承机制，有可能在20年内消失。而这种状况，在云南众多的村寨之中并不鲜见。著名作家冯骥才忧心忡忡地说，现在很多少数民族的村寨都变成了洋楼，历史的记忆和传承都没有了。如果继续这样发展，十几年后，我们传统的东西就都没有了。我们剥夺了它们生存发展的权利冯骥才曾经这样说，“我们正处在一个由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我们的文化没有载体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们对外来的东西觉得特新鲜，把原来的东西都扔掉了。”夏挽群也告诉记者，出现各种民族民间文化失去发展机会乃至走向消亡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农耕时代已经结束，进入了工业时代，这些直接导致了原来民间民族文化生存的土壤变化，人们的社会心理、行为习惯以及精神的变异。事实上，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文化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半是精英和典籍的文化，一半是民间文化。两部分同等重要，相互不能代替。民间文化是我们的祖先五千年以来创造的极其丰富和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个性特征以及凝聚力与亲和力的载体，也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资源与民族根基，以及综合国力中不可或缺的坚实的精神内含。可是，由于民间文化长期不被重视，也没有从文化上、从全球化的背景上来看待这个“中华文化的一半”，因而至今我们对于民间文化的整体状况认识不清、心无底数，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今民间文化到底消失得怎样。再次，民间文化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生存方式，和经典文化以及典籍文化相比，它从没有像它们一样用各种方式进行加强。并且民间文化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的传承一般都是口口相传，并且还有很多“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等禁忌，传承的范围也很窄，大都是师傅传给徒弟、父亲传给儿子等这样的形式，一旦出现断线，它这种形式很快就可能消亡。韵味无穷的皮影木偶，流浪四方的说唱艺人，诙谐幽默的曲艺形式……这些经过几千年来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诸多璀璨夺目的文化遗产组成了今日博大精深的中华五千年文明。然而，也正是由于它们大多只是凭借着口传心授、相当脆弱的方式代代相传。面对开放与交流的加强，多元文化潮流的冲击，绝技绝艺传人越来越感到困惑与无奈：一方面，随着年岁渐老，他们带徒传艺的期盼越来越强烈而急迫；另一方面，年轻人忙着打工挣钱、追逐新潮，对民族传统文化感兴趣的不多，能沉静下来学习观摩的就更少。一旦没有传承人，就如断线风筝，即刻消失，化为乌有。在工业化和全球化的今天，它必然遭受致命的冲击。最后，民间文化从没得到过正确的认识，甚至一直被认为是封建迷信。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民间文化还没有来得及作好进行细致的整理的准备，西方的各种文化就来到中国，它们这种带有商业行为的文化形式拥有更多强大的资本，对中国的民间民族文化造成了强大的冲击。而在这种情况下，很多的东方人特别是年轻人还去追求时尚，这种浮躁行为对中国民间民族文化的打击也是毁灭性的。传承，不仅仅是为了一种文化存在几年来，随着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出现了全国性的文化反思，这种反思的结果处于认识的三个层面上。首先认为民间文化的断裂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传统文化的断裂。因此，对待民间文化不应该采取历史虚无主义认识，不能让其断裂而应传承下去。如果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就可以割裂，那么，我们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恐怕早就不存在了。尽管不可否认经典文化和典籍文化的巨大作用，但是更应该看到民间文化是亿万劳动人民的劳动结晶，保护民间文化就是从民间文化延续上发出的呼喊。其次是东西方更加激烈的碰撞使得民间文化地位的上升，成为现代文化的基础和底色，也成为民族文化共识、民族文化绵延赓续的基础和情感的纽带。若东方的文化全部消亡、大脑中的记忆荡然无存，全部被西方的文化所代替，那么中华民族将会是一个什么概念就应该重新考虑了。夏挽群说，这些直接导致了中国文化运动的产生，而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保护民族先进遗产则成为了这场运动的高潮。再次可以上升到国家文化安全的层面上。美国中情局的用心可谓是极其险恶的，他们已经将这种险恶用心用于对付中国正在迅速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人，并将在今后的生活中继续加大。从日本对中国台湾的50年文化侵略就可以看出端倪，在那50年中，日本的用心同样险恶，他们要求台湾同胞不准说中国话只能说日语，不让过中国的节日，扒掉中国的庙宇改建日本的神社，这些直接导致了目前在台湾仍旧有人信奉日本文化乃至承认日本文化。日本的险恶用心就是想通过这些来改变甚至抹杀台湾同胞心中的文化记忆，这种行为已经上升并涉及到了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上来了。民间民族文化的保护和拯救已经到了十分迫切的地步，不仅仅是从上述三个层面上说的，因为我们的民间文化还承担着政治资源、教育资源、道德资源、文化产业资源和未来文化建设资源等五个资源的功能。“民间文化不同于经史子集，它们存在于普通的民居和人们的生活起居中，是生活的文化，是民族个性特征和独特精神的重要表征。”夏挽群说。从历史传承来看，民间文化分为物质的和非物质的。有专家认为，在中华文明的演进史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每当有形的物质文化受到损毁时，口头的非物质文化就会发挥它巨大的历史功能，维系、保护和传承着中华文明的精神血脉。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人类远古文明唯一延续至今的伟大文明，是和口头非物质文化具有延绵不断的强大生命力直接相关的。可以说，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信念的“活史”，是中华民族独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基石。留住民族记忆的背影，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才有其生生不息、长远发展的可能和潜能。就此来说，遵循人类口头文化的艺术规律，及时抢救濒危文化遗产，使人类社会创造的非物质文化能够代代相传，文明成果能够千年流淌，源远流长。这既是国民的责任，更是薪火相传的使命。我们能否留住它们曾经的辉煌？随着认识的逐步提升，中国的文化保护已经从原来的那种自在状态变成了自觉的状态，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立法工作。夏挽群介绍说，目前全国人大正在加快对这些方面的立法进程。2003年2月18日，“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正式启动，这一工程还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这个工程是我国首次对民间文化进行国家级抢救、普查和整理，工程将耗时10年。当年，“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已经在15个省展开，并对其中重要的民间文化进行保护，2004年该工程在另外9个省市进行。冯骥才还和地方学校合作编写乡土教材，培养青年学生的民族文化情感。同样是剪纸，河南西部的剪纸大都自己玩玩，但河北蔚县剪纸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值数千万元。“这就涉及到市场理念的问题。”夏挽群认为，有些民间艺术难以和市场接轨，即便扶持也难以长久。对那些历史渊源深厚、文化信息丰富、能够和市场接轨的民间艺术可以有针对性地开发。比如曾经是高贵的象征地河南开封的滕派蝶画，他们正在寻求更多的解决办法，以此来推动它进入市场，继而得以更好地传承。对一些已经无法迎合市场的民间艺术形式，该怎么办？“那就养起来。”夏挽群说。对于传统文化来说，只有当人们普遍认识到民族的文化是精粹、值得世界关注时，传统文化才能得到重视。因此，夏挽群认为，“国家教育部门应该加强这个方面的重视，抓传统文化的教育工作应该从中小学入手，在教材中不仅要加入历史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各地都有自己的地域文化，因此应该从培养本地的文化认识上进行文化的传承。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应试教育扼杀了这些！”而对于下一代的传统文化教育，是革新的最好手段之一。据介绍，目前在全国各级学校的课内外教育中，很难看到传统民间文化的身影。有关专家不无忧虑地说道：“下一代教育和兴趣的缺失，将可能断送传统民间文化的未来！”

对“中国元素在动画片中的运用”研究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自本世纪伊始，对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研究人数逐渐增加，研究学者的身份构成渐趋多元化。中国元素在动画片中的运用研究进入了一个全新发展的时期。有关中国元素在动画片中的研究多见于论文期刊，专著类型相对较少；但关于中国元素在动画片中系统研究综述并不多见。在此笔者系统梳理了从本世纪初始直至现在20年的研究现状（有研究论文期刊百余篇及其相关专著），从研究者的研究领域、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研究的角度与动画艺术形式以及市场方面给予归纳与总结，并对近20年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走向勾勒出一个较为清晰、完整的脉络。一、学术界对动画中的中国元素的关注与探讨“中国元素”代表着中国特有的传统民族文化精神。“中国元素”属于一种符号，属于一种被海内外中华儿女认同的传统民族文化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国家尊严及民族利益的形象符号。这种符号有着具象的文化遗产呈现。中国元素在中国以外的世界各地已逐渐开始运用，国内外各个行业已意识到中国元素的重要性。中国元素逐渐成为时尚潮流。就关于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这一专题，艺术学者通过不同视角给予不同的研究与探讨，引发了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思考。譬如钮冬艳的《民族风格对动画电影的应用研究》，将其研究视角多元化，总结动画电影创作的表现形式为：与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相结合；与中国民间故事相结合；与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相结合。贾玉平在《以系统思维看动画艺术中的中国元素》一文中，对中国元素的系统性做了深层次的论述，认为系统思维与中国元素十分和谐，相互关联，两者互相渗入，运行井然有序。中国元素有着自己的构成元素，这些元素之间又有着自己的组合结构与组合模式。屈立丰《“中国动画学派”的名实之辩与当代意义》一文论述“中国性”的问题，试图在此基础上摆脱传统的“革命动画”的指涉含混状态而重新构建“中国动画学派”的概念。李旭 在《基于动漫产业的汉唐文化元素研究》一文中认为，传统元素作为中华文化产业的一部分有着巨大的经济实力与发展前景；面对传统元素的保护与展示，传播是产业动作的重中之重。江秀艳在《中国元素在动画广告片中的应用研究》一文中，从中国民乐器、诗词、曲调等角度论述中国元素在视觉、听觉间的表现，并以此阐释其美学价值、经济价值，探索中国元素在动画广告片中的应用意义。二、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研究视角纵观本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研究视角，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部分。(一) 叙事特征分析杨雪团在《“讲好”故事与讲“好故事”——中国当代动画电影叙事模式探析》一文中，从国内外优秀动画电影入手，通过分析其叙事的结构、情节，人物形象的塑造以及艺术意蕴的传达等，积极探寻当代中国动画电影叙事特征。杨成在《试论国产动画电影之民族化叙事嬗变——以〈大闹天宫〉与〈大圣归来〉为例》一文，从叙事主题、叙事视角、叙事空间、叙事结构等四方面介绍影片所建立的多维多线的立体结构。杜晓杰在《中国动画美学的诗意回归：〈白蛇：缘起〉论略》中认为，其叙事具有浓郁的民族民间性，是以艺术化的方式实现中国传统美学的诗意回归，在叙事美学方面糅杂了传统民族的叙事体系；在形式技巧上则加入雅俗兼融的内容，展现出中国传统艺术的魅力和鲜明的民族气派。(二) 艺术运用媒介王华清的《动画设计中的戏曲元素》认为，戏曲作为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文章主要从传统戏曲艺术的人物造型、服饰、音乐等几部分的自然结合，来探讨动画创作对中国传统元素的应用及所形成的独特的美学风格。王书鹏、王宗香在《山东皮影艺术的数字化存储及再创作研究》中对山东皮影的艺术特征与数字动画之间的 融合进行分析，并对它的传播方式、传承问题进入深入探究。孙平、孙立军在《多维视野下嬗变的中国水墨动画》中论述道：水墨动画作为传统的艺术手段，从纸绢等物理载体中脱离出来形成一种新的言说方式。水墨于是不再依附于传统纸上，而变成一种新的有灵魂的生命，活跃在各种媒介上。张博在《“中国学派”水墨动画的符号表征探究——以〈牧笛〉〈山水〉为例》一文中认为，水墨动画这种符号象征并非仅仅是叙事层面，更多的是从形式符号到情感体验的符号象征。文章主要运用美国著名哲学家苏珊·朗格的符号美学理论，从《山水情》《牧笛》两部作品来分析中国水墨动画的独特符号表征，认为其由情感表征——虚幻的空间、虚幻的时间、虚幻的生活三方面组成；指出水墨动画能够独树一帜的原因在于造型、音乐、叙述三者完美搭配，从而在更高层次构建起中国水墨动画的艺术形式。张米勒在《动画电影〈九色鹿〉中的敦煌壁画艺术与宗教文化》一文中，把敦煌壁画的艺术形式带到动画这种叙事情节中去，并以《九色鹿》动画为切入点，从传统元素、创作背景、宗教神话等方面剖析敦煌壁画对动画创作的影响。(三) 艺术表达形式中国当代动画艺术的表达方式主要以二维动画、三维动画、定格动画为主。陈岳松在《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本土化美学意蕴特征研究》一文中认为，《大鱼海棠》乃以本土化美学韵味为基础，其无论在建筑、服饰，还是色彩运用等方面都充溢着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美学韵味。林懿在《动画角色 造型设计中的戏曲元素运用研究》中认为，戏曲元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早期的动画角色造型与动作造型；在实践创作中，戏曲元素与动画造型发挥各自所长，并灵活地加以创新，从而让戏曲元素以全新的姿态在动画中得到呈现。范臻在《传统美术设计在动画造型设计中的运用》中认为，传统元素融入动画造型必须要从改变其设计理念、创设新的意境、多元化融入、人性化等方面入手，在此基础上去尽量满足当代观赏者的审美趣味。(四) 国外动画中的中国元素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运用中国元素已然成为国际动漫界的一股清流。李刚在《美国动画电影中的中国元素》一文中，从《花木兰》《功夫熊猫》两部影片入手，把美国动画的中国元素分为中国式叙事、中国式音乐、中国式背景、中国造型、传统精神、中国风情六方面予以探讨。邓春蓉《美国动画电影的“中国风”解读》一文，从中国文化方面进行思考，就美国动画的“中国风”体现方式、“中国风”辨析等方面对美国动画给予现象解读。吴昊在《欧美动画世界中的中国元素探微》中指出，中国元素在欧美动画中的融入已经从形似转变为神似。三、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问题及其前景中国动画于20世纪20年代产生，其以1926年万氏兄弟制作的我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为标志；而新中国成立后的1957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建立则使中国动画艺术达到了顶峰。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产动画开始出现衰退，外国动画逐渐在中国开花结果。进入21世纪的第2个10年后，中国动画开始复苏、振兴。总体而言，我国动画市场经历了产生—发展—高潮—衰落—复兴的阶段。中国文化历史悠久，是动画创作的灵感和源泉。近几年来，带有中国元素的动画逐渐增多，随之出现了不少的问题。首先，中国元素在动画中的运用理论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对于如何指导中国元素渗透到动画创作中还缺乏有价值的理论支撑。其次，动画剧情模式套路化，致使观众审美疲劳。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大国，有其独特的文化影响力。中国动画艺术创作只有立足本土，充分汲取本民族文化的丰富营养，才能走出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的道路。而做中国元素在动画里的应用研究综述，就是希望创作者回顾历史，找准其定位，多深入研究“中国元素”的表达方式，立足于传统，有充足的文化自信，在此基础上发展创新。我们相信中国动画市场一定会重振雄风，昌盛不衰。

中国民间故事的土壤在中国农村，主要反映农民的喜怒哀乐。外国民间故事的主角常常是王子，公主、王后、国王，主要讲述他们的种种奇遇。

全书按研究对象的范围、体裁等一定体例选编。上册选入的主要是关于民间文学基本理论和民间文艺学史方面的论文。其中有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经典作家和高尔基、鲁迅等的民间文学理论和观点的论述文章；有郭沫若、周扬、老舍、钟敬文、赵景深、贾芝、毛星、天鹰等关于民间文学的性质、作用、价值、界限，在诗歌等一般文艺创作中的意义等的论着，以及何其芳、马学良等关于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蒐集、记录、研究、翻译的探讨论文。还有钟敬文关于晚清、“五四”时期民间文艺学史和天鹰关于解放区的民间文艺学史方面的论述。中册汇集的是论述民歌、民间歌手、史诗和民间叙事诗的文章。其中有：关于民间歌谣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的理论探讨，如严辰的《谈民歌》、天鹰的《新民歌的创作规律》、周健明的《民歌──诗歌的母亲》、许钰的《民歌中的比兴》等；关于对各地民歌种类如“花儿”、“爬山歌”和民歌体裁如情歌、童谣以及对各时期(国内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等时期)民歌的研究文章；关于著名的民间歌手如李有源、韩起祥的介绍、研究论述和王老九、康朗甩等民间诗人自我总结民歌创作经验的文章；还有对中国各民族著名的史诗《格萨尔王传》、《江格尔》、《玛纳斯》、《阿细的先基》等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形式、产生年代、流传地域和其中主要英雄人物的研究、探讨论文以及这些史诗的蒐集、整理情况和世界各国对它们研究现状的介绍。下册汇集的是论述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笑话、谚语和谜语的文章。其中有袁珂等关于神话，贾芝、毛星等关于民间故事，戈宝权等关于机智人物，顾颉刚等关于孟姜女、白蛇传、牛郎织女、鲁班等传说故事的论着；有关于农民起义传说、动物故事、机智人物故事、长工地主故事等的专题论文，以及研究谚语、谜语的内容、特点、表现手法的论文。

导读：历史上不乏知识分子在真诚地为民请命的时候，却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对此，当代知识分子还刚刚开始觉醒。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正致力于疏理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的关系，并逐渐将自己与之疏离开来，接下来的工作将是进一步反省自己与民间世界的关系，正视自己与民间的距离。我们并不主张一种新的民粹主义，主张知识分子重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主张知识分子应关怀民间和具有民间意识，与主张将知识分子消弭于民间并非一回事，也决不等于“媚俗”。一个清醒地认识到并同时拒守着自己与官方政治社会和民间社会之间距离的知识分子阶级，恰恰是一个民族文化能够健康成长的重要条件，而也只有当知识分子清醒地意识到了其与民间的距离时，他才会认真地去了解和理解民间，毕竟，民间社会虽然是历史的本体，但民间历史仍有待于知识分子去书写，这是当代知识分子所不可推托的文化使命。 对外开放，在使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同时，也回过头来更仔细地审视自己，文化史研究因此而兴。 一个国家的文化，从来就不是铁板一块、浑沌一体的，而是有着复杂的内在结构的织成物，存在着地域、民族、阶级、职业和年龄等方面的差别，其中，阶级差别是文化差别的重要原因，不同的阶级，由于其经济力量、社会地位、历史传统和教育机会的不同，而承当和依循着不同的文化，在古代中国，我们大致可以将文化划分为统治阶级、知识阶级和平民阶级文化，三种文化无疑都对整体的民族文化有所贡献，问题是，在三者中，何者应是中国文化的本体，因而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 文化是由人承当并作用于人的，如果文化丧失了对人的作用，就不再是活生生的文化，而成了仅供游人观赏的文物古董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则是由这个民族的全体成员所承当的，因此，在民族人口中占主体的阶级的文化，自然就是民族文化的主体，也就是说，文化史研究固然应关心统治阶级和知识阶级的上层文化，即所谓政治文化和精英文化，但更应该关注民众的下层文化，即民间文化。只有民间文化而不是别的，才应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主体，真正意义上的文化史，首先应该是民间文化史。 如果我们承认无论过去和现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永远是民众，承认民众是历史的主体，那么，我们就必须同时承认，要理解我们这个民族，要理解我们民族的历史和精神，就首先要理解民众，理解民间的历史和精神，而民间精神和历史只能保存于民间文化中，在气象万千的民间文化中，蕴含了民间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和感受方式，寄托了民间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惟有理解了民间文化，才算真正切中了我们民族的命脉，聆听了我们民族的心声。如果说，民间文化是一条汇纳百川的浩浩巨流，那么，帝王豪杰、文人精英的文化只能是这一巨流偶或激起的浪花，甚或只是虚浮的的泡沫。 将民间文化确立为文化史的主体，有着实践的和理论的意义。 其实践意义在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一个民族的变革，主要是人的变革，而首要的自然是展占其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大众的变革，其生活方式、意识形态等的一切文化侧面的变革，而欲求自新，必先温古，即认识民族主要是民众的文化传统和现实状况。人们不是常说要现代化首先要了解国情么？而中国亿万民众的文化－精神传统与现状，就是最大的国情。民间文化以及它所陶冶凝炼的民间精神，直接关乎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和法治制度的等社会变革的方方面面。 不过，本文所关心的主要是民间文化研究的理论意义。民间文化研究的实践意义迫切要求文化研究对民间文化的关注，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中国当代学术界的“文化热” 虽历久不衰，但热点却似乎总是那有限的几个，什么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和嘉乾朴学等等，主要是一些思想史问题，在民间文化研究领域，虽也不乏默默的工作者，但其成果却未能在学术界激起应有的反响，民间文化仍处在学术视野的边缘，学术关注的焦点仍是思想史，而人们却是在文化史的名义下谈论思想史问题的（只要翻检一下时下流行的几份精英学术刊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了），于是，文化史被归结为思想史，而思想史又被顺理成章地简化为哲学史、经典著述史。 思想史固然是文化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却不是如知识分子通常所相信的那样，是文化史的主要部分，更不能以思想史取代文化史。 首先，就文化形态学而言，思想在文化整体结构中，只是最表面的层次，我们不妨将之称为文化整体结构的“上层建筑”。 按其存在形态，文化现象可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事情层。指人们在具体生活中的具体的所作所为所言所思，每时每刻都在大量的涌现着和消失着的人生百态、世间万象，诸如送往迎来、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等，文化的这一层次以具体的行为的形态而存在，说穿了，就是生活本身。第二，制度层，即引导人们的具体行为、制约人们的生活实践的规范或模式，包括生活方式、交际方式、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感知方式等等，它们使人们的行为成为有序的、可预期的。文化的这一层次以成文的或口传的典章制度的形态而存在，如礼仪、法典、谣谚等等。第三，意义层。即人们用以解释世界以领会其意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历史观等等，它赋于世界以意义，使人们的世界成为意义世界。 文化的这一层次往往以高度抽象化、合理化的思想体系的形态而存在，如神学、哲学等。 文化的三个层次，相互引发、相互依托。从现成的形态学的角度讲，毋庸置疑，意义体系是文化的最深层次。人们的具体生活实践总是受一定的文化制度所制约的，而一定的文化制度总需相应的意义体系作为其合理性或合法性的辩护，因此，一言体系，或曰特定的思想体系，就被当成整个文化构成的奠基者，要理解一种文化现象，就首需理解其相应的思想或哲学体系。 然而，现成的形态学的关系不能被当成历史的发生学的顺序。文化史既然是关于文化的历史，就必须以历史的目光来理解文化，按文化现象各层次的自然发生顺序来理解其相互关系。就发生学的意义而言，意义体系是文化整体构成的最表面层次，而生活实践才是其发生的渊源和存在的基础。这正与其形态学意义上的关系相反。 这实在并不难理解。因为，生活，惟有具体的生活本身，才是文化萌芽、成长并植根于其中的沃土。先有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生活实践，才有人类的一切，也才有人类的文化。具体地讲，人们只是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经过长期的积淀、总结、升华和抽象，才建立了一定的文化制度：礼仪是交往的产物，语法是说话的产物，逻辑是思考的产物，总之，文化制度在生活中涌现并凝结成形的，说穿了，人们只有先如此这般地做事情，然后，才会有如此这般的做事情的方式和规范，这些方式和规范，无非是人类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它们流传于口头就成了谣言、古训，著于竹帛就成了典章、史册，而体现于生活本身就是民俗仪节。另一方面，文化制度产生于生活，却又反过来约束和规定生活：礼仪源于交际又反过来约束交际，语法源于说话又反过来约束说话，逻辑源于思考又反过来约束思考。文化制度又是意义体系赖以产生的基础。一定的文化制度确定了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地位，也设定了人们看待世界的立场，从而，就决定了人们对自我和世界的理解，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在一定的文化制度中并依赖于一定的文化制度来领会和理解世界的，人们置身于怎样的制度中，他在这一制度中处于怎样的位置，他就怎样领会和理解世界，世界就会又怎样的意义，这也就是说，一定的意义体系总是建立于一定的文化制度之上的，不同的民族因其不同的制度而具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同的阶级也因其在文化制度中的不同地位而拥有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因此，往往被思想史家视为文化最基本层次的思想体系或哲学传统，实际上是文化整体结构中最迟产生和分化出来的层次，它最初还是水乳交融地寓于具体的生活实践和文化制度中，只是随着社会的分化，随着专事精神生产的知识分子的产生，它才以神学或哲学的形式蜕变和分化出来，而占据社会统治地位的知识分子（最初是以巫史兼王的身分出现的），同时也就将作为其存在基础的思想体系置于文化的统治地位，并借助为之所垄断的历史叙述和学术著述宣传和强化这一被颠倒了的文化观，而昧于历史辩证法并囿于文字典籍理解历史的后世的知识分子也果真相信了这种编造的文化历史，并继续编造着这种颠倒了的历史，以至于连自己的生存也被头足倒立地颠倒了过来。 既然，只是由于人们先已如此这般地生活着，然后才演生出如此这般的文化制度，才最终编造出如此这般的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那么，要研究文化，就必须从生活、从活生生的生活出发，只有首先理解了生活本身，理解了丰富多彩的文化事象和形形色色的文化制度，然后才能理解思想。文化研究应从研究文化制度和思想体系是如何从生活实践中生成和分化出来的，而不是相反，研究生活是如何莫名其妙地从思想体系中分泌出来的，毕竟，人是为生活而思想，而不是为思想而生活，人们从来不是先建立一种世界观或人生观，然后才开始生活，而只是在生活历程中才逐渐有了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即是表面看来是先有思想后有生活的知识分子，他具体选择何种思想体系作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也是有其粗俗的物质生活前提的，这个道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划时代巨著中已讲得很明白，马克思将被知识分子尤其是哲学家颠倒的历史重新扳正过来。 应该说，自从马克思出，人们再也没有理由仅仅局限于思想史的范畴叙述思想史，再也没有理由使文化史的研究依赖于思想史，尤其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国度里，然而，事情却恰恰相反，在西方人文科学界已将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光投向世俗文化从而导致历史观和史学方法的根本转变的时候，我们的人文学术界却仍执著于一些陈旧的问题和理路不放，古代经院学术（经学）的哲学方法，仍被奉为学问正宗，几千年的学统和道统绵绵不绝，既是我们的骄傲，可也是我们的包袱，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清醒的觉悟，学术方法的积习较之思想观点的教条更难于被觉察和清除，学统较之道统更根深蒂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