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思想的发展历程论文

军事乃一国之本，军事乃国之保障。自古以来，国家出现以后，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就日益密切，且时常出现摩擦。随着社会的生产力进步，许多伟大的战略家和军事家提出了丰富的军事思想，反映时代的要求，借以固国强兵。所谓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就是中国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时期，各阶级、集团及其军事家和军事论著者对于战争与军队问题的理性认识。其演变过程十分复杂且多变，大体分成以下阶段：1.产生时期夏商西周时期。夏时期，此时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尽管人们对于战争的认识处于低级阶段，还是产生了以靠天命观指导战争为中心内容的军事思想。当时奴隶主贵族对外族发动掠夺战争或用武力镇压本族奴隶的反抗，都是以征讨“违天命者”、“吊民伐罪”、“敬天保民”相号召该国人民，并用占卜手段，假借神的旨意和严刑厚赏驱使士卒作战，保障军队士气高昂，奋勇杀敌。到商代以后，作战逐渐以车兵为主，军队的发展日趋集团化了。对军队指挥，要求行动统一，严厉管理。这种思想，指导着夏、商、西周几个王朝的军事斗争。通过这一时期的战争实践，人们已初步认识到审势而动，量力而行，众可以胜寡，强可以胜弱，反映了此时期朴素军事的唯物主义观念，实现了军事思想的一个重大变革。传在西周时期，已出现《军志》等著名军事著作。2.迅速发展时期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逐渐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革，随之军事思想也出现了变革。它引起了士兵成分的变化和兵器的改进，军事制度和作战方式也随之变化。为适应时代的需要,产生了统率军队的专职将帅,涌现了许多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家和兵书著作。军事理论思想在百家争鸣的背景中迸发了新的活力。其中著名的《孙子兵法》，标志着封建统治阶级军事思想的成熟。它是世界上最早的系统而全面的军事理论著作，揭示了一系列指导战争的规律，并奠定了中国军事思想的基础，指导着后代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的研究，在国际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并提出，军事斗争运用权谋斯先后，即“上兵伐谋”，“必以全争于天下”，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高明的军事家所期求的最理想的战争结局。它打破了奴隶社会的天命观，以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指出战争获胜不取决于鬼神,只要能够做到“知彼知己”。军事家孙膑所著《孙膑兵法》，更主张抛弃“责仁义,式礼乐”的思想,要求用战争手段解决社会混乱局面；其作战思想则特别强调“贵势”和以奇制胜。这些主张，都是对《孙子兵法》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此时期的军事思想是时代迅速发展的产物，是社会走向转型的需要，有的军事思想迎合了建立强有力的统一国家的需要，诸侯各国鹿死谁手，只看谁的军事实力更能压倒群雄。赵国的胡服骑射，率先对少数民族的方式做出了借鉴，并吸收进来自己赵国的本身的军事理论，使之升华。此时期无论在经济，政治，甚至在军事上都是中国最特殊的年代，思想的开放与发展，思想意识运动的开展，军事思想也随之借鉴并吸收融合，成为更强的一股生命力。3.丰富和提高时期元代之前。总体上，在这漫长的历史时期，先秦的军事思想对军事斗争仍然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同时，由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战争的发展，军事思想也进一步得到丰富和提高。（1）就战争种类而言，有建立封建王朝的统一疆域的战争，有多次大规模农民起义、民族起义的战争，又有国内诸民族贵族为了争夺中央统治权而进行的战争。（2）就军队发展而言，兵种，兵器装备，士兵数量有了较大的变化。这就要求作战指挥必须各兵种紧密配合作战，使得战略战术运用和指挥艺术都得到高度发展。在这一时期,通过战争实践,造就了许多著名的军事家和将领，出现了许多总结军事斗争经验的兵书。中国最强大的军事帝国秦国，它依靠强有力的中央统治和强大的帝国军队，南征北战，扩张领土，是典型的军事帝国，在中国古代上都是一颗辉煌灿烂的明珠。它的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上，它的发展需要武力去维持，它短命的原因或许也有此吧！但是它的辉煌成果还是值得当今借鉴的。例如，秦始皇的大规模筑长城、修驰（直）道、重兵戍边等军事措施，对后世建设边防的战略思想，有重大影响。对当今的构筑防御体系理论有大量的借鉴的意义。在著名的楚汉战争中，张良为刘邦决策，收揽民心，取得了战争胜利。见证了战争的胜利不能只靠武力，得民心者得天下。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如此，战胜困难，建立了新中国。其中兵书《六韬》，针对频繁的战争,提出了爱惜民力、休养生息的思想。兵书《三略》，进一步阐述了“柔能制刚，弱能制强”的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并指出最高统治者必须广揽人才，重视民众与士卒的作用，这些对当时乃至后世是具有极其进步意义的。以后的军事思想呈现出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的结合，谋略与决策，以及作战指挥艺术相结合的特点。其中，东汉末年的赤壁之战，晋灭吴之战，东晋苻秦的淝水之战，以及隋灭陈之战最为著名。《李卫公问对》一书，联系唐代初期的战争经验，对以往兵书进行了探讨，对《孙子兵法》提出的虚实、奇正、攻守等原则及其内在联系，作了比较辩证的论述。李筌的《太白阴经》认为，战争的取胜决定于国家政治的优劣、力量的强弱以及谋略的运用。到了辽、宋、西夏和后来的宋与金、蒙古等几个民族政权并立的统治时期,互相长期处于对立状态,战争频繁。这时期，随着生产发展和战争的需要，出现了火器和复杂的装备器材，对作战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宋王朝，由于政治腐败,军权由皇帝绝对控制,军队作战能力低下，造成屡战失利。统治者为了教习文臣武将熟悉军事,命曾公亮等编纂《武经总要》,总结古今兵法和本朝方略。这时，许多军事家均对皇帝绝对控制军队指挥权及其危害提出了非议。其中南宋名将岳飞提出：“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他率“岳家军”突破皇帝“钦定”的作战旨意，突破时代束缚，采取步、骑配合的灵活战法，击败了金军强大的骑兵。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指中国古代各阶级、民族、政治集团及其军事家、兵学家关于战争和军队等一系列军事问题的系统理性认识.是中国古代各历史时期人们军事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它随着社会的前进,军队建设和战争实践的发展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而逐渐深化,反过来又指导各时期的军事实践,对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进步产生深刻影响.它是中国乃至世界军事思想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历史上频繁激烈、规模巨大、空间广阔、形式多样的战争实践是其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所经历的独具特色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形态,几千年高度集权的政权体制,以农业为主,兼有游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经济结构,以汉民族为主、多民族共存的民族构成,尚德、勇于反抗侵略和压迫、爱和平、重谋略、荣誉心和凝聚力极强的民族心理素质,长时期领先的科学技术,以长于理性概括和辩证思维为突出特征的诸子思想的相互斗争和融合,平原沙漠、江河湖海、崇山峻岭皆备的地理环境和复杂的气候条件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决定和影响着它的发展趋势和特色.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主要载体是兵书.它出现早、数量大、种类多、内容丰富、哲理性强.散见于其他典籍中大量的论兵篇章,史书中关于军事人物、战争、军事制度等方面的记载,也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军事思想内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大体上经历了萌生、形成、充实提高、系统完善四个历史时期.⒈萌生时期.大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8世纪,即夏、商、西周时期.中国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产生了部落间的战争,人们对军事问题也开始有了一些初步思考.夏王朝正式建立奴隶制国家,战争成为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军队成为国家机器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西周时已有师、旅、卒、两、伍等编制,青铜兵器广泛应用于军事.著名的战争有甘之战、鸣条之战、牧野之战、周公东征等,作战样式有步战、车战,多为"堂堂之阵"的正面交锋.作为观念形态的军事思想也开始萌生,在甲骨文、金文和《尚书》等古代史料及大约在西周时期出现的《军志》、《军政》等兵书中都有反映.这一时期军事思想的主要内容是：①在对战争的看法上,强调天命、 伸张正义和保民.《尚书》的《甘誓》、《汤誓》、《泰誓》等都提出以天命作为出兵征战之由,以"恭行天之罚"、"吊民伐罪"、"保民"相号召.军事决策和行动要以天象和占卜的吉凶定取舍.②治军上强调齐众以律,"师出以律,失律凶也"(《易·师》)；"尚桓桓"(《尚书·牧誓》),以成威武之师；严赏罚,"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尚书·甘誓》).③战争指导上,以重礼信仁义为主导思想,主张"以礼为固,以仁为胜","不穷不能","成列而鼓"(《司马法》)；战争实践中也已注意到以谋取胜.鸣条之战、牧野之战,都采取了阴蓄其力、争取与国、剪敌羽翼、运用间谍、侦察敌情、掌握时机、攻其腹心等方略.《军志》、《军政》中有"允当则归","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地利为宝"等谋略思想的记载.④在作战指挥上,已注意到前锋和主力、车兵与徒兵的配合及阵法的应用.由于这一时期战争样式简单,规模比较小,持续时间短,人们对军事的认识还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⒉形成时期.大约从公元前8世纪至前3世纪,即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发展中.争霸、兼并、统一战争激烈,用兵数量增多；铁兵器应用日益广泛,军事技术和筑城等均有进步；军制上,步兵、骑兵、水师逐渐分离为独立兵种,步、骑、车配合作战,形式多样；打破了"兵民合一"兵制,出现了募兵制和郡县征兵制；战争指挥复杂,要求高,将帅专职化；学术上百家争鸣等,促进了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以《孙子》为代表的一大批兵书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古代兵学理论体系的初步确立.对战争的认识逐步深化春秋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师直为壮,屈为老"；"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左传·宣公十二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计》).战国时兵学家进一步将战争区分为"义"和"不义",指出："禁暴救乱曰义"(《吴子·图国》),"义者,兵之首也"(《孙膑兵法·下编·将义》),并由此确定了自己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尉缭子·武议》).对战争的起源问题,提出"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吕氏春秋·孟秋纪》)的观点.对战争的起因问题,认为由于人民众、财货寡、事力劳、供养薄,故民争而不免于乱,已注意到从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探讨战争的起因.在对战争与政治、经济、地理的关系和制胜因素的认识上,指出国家安危"在德不在险"(《史记·孙子吴起列传》)；"战法必本于政胜"(《商君书·战法》)；"以武为植,以文为种"(《尉缭子·兵令上》)；"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兵要在乎"善附民"(《荀子·议兵》).战国时期的军事家们进一步提出军事改革的要求,主张废除世卿世禄制,奖励军功,尤重耕战,强调富国强兵,"显耕战之士"(《韩非子·和氏》)；视富国为强兵之本、之先、之急,即"甲兵之本必先于田宅"(《管子·侈靡》).以法家为代表的一些思想家主张为统一而进行战争,对社会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形成系统的建军理论突出反映在将、法、教方面.《孙子》提出将帅必须具备"智、信、仁、勇、严"的条件,对军队组织编制、将官职责、军备物资、费用等也都有严格要求,管理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把"士卒孰练"作为胜负的重要条件等,奠定了中国古代建军理论的基础.其后战国军事理论家更进一步丰富了它的理论内容.《吴子》要求将帅总文武,兼刚柔,具备理、备、果、戒、约的素质；《尉缭子》强烈批评世将制度,提出将帅要有威、惠、机、战、攻、守、无过等全面修养；《六韬》不仅考察将帅个人的条件,而且强调统帅机关整体素质的互补和提高；《韩非子》主张从基层中选拔有实战经验的人为将领；等等.在军事法制方面,出现了许多关于作战、内务、纪律等法规性的文献,体现了以法治军、以治为胜的思想特点.同时强调以仁为本,恩威并用,赏罚严明,认为"善将者,爱与威而已"(《尉缭子·攻权》)；要爱护士卒,甘苦与共；赏不逾时,罚不迁列；要"刑上极,赏下通"(《六韬·将威》),和军同欲.在军队的教育训练方面,提出"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吴子·治兵》)；要"因便而教,唯利而行"(《管子·兵法》)；简募良材,料民选卒,依勇力、技艺分别编组,按级训练；装备要精良等.从本质上说,这是以法家的法治思想为主、吸取儒家仁学理论的某些成分而形成的适应当时军队特点的建军理论.提出一系列战争指导和作战原则春秋时期的战争指导者,已能成功地制定和运用军事与政治谋略,提出了诸如"尊王攘夷","威不轨而昭文德","观衅而动","兼弱攻昧","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等有价值的战争指导思想.重信义的观念逐步被"战阵之间,不厌诈伪"所代替.《孙子》对以往的战争实践和军事理论进行总结,认为善战者必须了解和把握道、天、地、将、法"五事",重视谋略,强调"庙算"和先计后战.指出了用兵的"诡道"、"诈立"特征；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思想和进攻速胜的指导原则；强调主动、惑敌和因情用兵；提出了致人而不致于人、示形、任势、我专敌分、兵情主速、奇正相生、避实击虚、攻其无备、因敌制胜等基本原则.战国时期,伐谋、伐交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注重联盟战略,纵横捭阖,分化敌对力量；强调必攻不守,先机制敌,灵活应变；产生并发展了骑战、城战及不同地理、气象条件下作战的原则.《吴子》、《六韬》和《孙膑兵法》关于骑兵的地位、作用、特点的论述,已带有总结经验和理论概括的性质,其中"十胜"、"九败"和"用骑十利"已比较系统.在"攻城围邑" 和"救守"之法上,也有习用器械、集兵攻城、错绝其道、阻援攻虚、守不失险、守必出之、中外相应等论述.《墨子》中《备城门》等几篇晚出的墨家之作专论守城之法,对守城设施、布局和器械制作、使用等均有详细记述,核心思想是"城池修,守器具,樵粟足,上下相亲".奠定古代军事哲学思想的基础 《孙子》反对战争的不可知论,认为战争可先知、先算、先 胜,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观点；注重人事,反对"取于鬼神"、"像于事"、"验于度"；注重以"智"使"力"和趋利避害；注重从总体上联系上多方面地观察战争,体悟到军事领域中许多矛盾对立及转化的现象,提出了虚实、奇正、形名等一系列反映军事理论认识对象的性质、范围和内容的范畴.战国时的兵家更注重对"战道"(战争规律)的探讨,视之为决定战争胜负的根本.同时对军事领域内的诸矛盾关系、军事与政治、军事与经济的关系的认识也更为广泛深入.⒊充实提高时期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0世纪中期,即从秦统一中国后历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至五代,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在分裂和统一的历史过程中进一步发展完善,社会经济、文化、科技也不断发展.军事技术有新的进步,铁兵器种类增多,杀伤性能有所提高；军事交通、筑城、造船也有较大发展.唐代发明了火药并开始应用于战争.骑兵、水军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各朝军制多有所变革,武装力量体制基本成型,大致由中央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大部分组成,集权于皇帝.北朝后期创立的府兵制经隋至唐初而趋完善,成为兵农结合的军事制度；征兵制、募兵制等兵役制度交相施行. 战争规模增大,时间延长,区域范围广,大规模的骑兵集团作战、横渡江河作战、水上交战以及水陆配合作战较多.汉代注重兵书的搜集整理,并将兵家分为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类.这一时期军事思想在继承先秦传统的基础上,侧重于实际运用,内容更加丰富,水平进一步提高.高度重视战略谋划在几次统一中国的战争中,一些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表现出高超的战略思想和决策能力.楚汉战争中,汉对经营基地、收揽民心、分化对方、争取盟国以及正面坚持、敌后袭扰、两翼牵制等战略运用甚为成功.东汉统一战争中,采取西和东攻,先关东,后陇蜀,由近及远,各个击破的战略.三国两晋南北朝时,在多极斗争中,联盟战思想的运用生动、突出.诸葛亮的"联吴抗曹",孙权的"联魏击蜀",曹魏的离间吴蜀、坐山观斗等,在不同情况下分别运用,各有成效.诸葛亮的《隆中对》提出了分清形势,建立根基,内修政事,外和诸戎,联盟抗敌的战略思想.隋唐五代时,隋先采取北和南攻,后又采取击北防南的战略,对突厥"离强合弱",击逆抚顺；对陈军事手段与政治手段并用,虚实结合,疲敌误敌,伺机一举击灭.这些都表现出战略运用的灵活性.李渊集团为统一全国采取的因势借力、以屈求伸、乘虚入关、居险养威、先急后缓、各个击灭群雄的战略,取得成功.周世宗柴荣的"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的战略规划,亦不失为有识之举.这些战略思想和决策体现了从实际出发、驾驭全局、远谋多算、灵活用兵的共同特征.《黄石公三略》、《淮南子·兵略训》、《战略》等专门阐述战略思想的军事著作的出现,使制定和实施战略的艺术更加深刻和系统,而"贵谋贱战","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成败在乎智","以计代战一当万"等,均成为脍炙人口的重视战略运用的名言.国防指导思想呈现新的特点根据当时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及周边形势,秦朝修筑万里长城,体现了因地形,"用险制塞"、"限胡马之足"、以墙制骑、安边设防的思想.汉朝组建大规模骑兵集团后,转而采取"以骑制骑"之策,抗击强大的匈奴骑兵,由单纯防御转入攻势防御.汉朝还在秦徙民实边的基础上,推行军屯实边措施,形成了兵农结合的一种强边新形式.秦汉时,重视军事交通建设,形成以都城为中心、干线纵横、通向边远地区的交通网,提高了军队的机动性.汉初"文武并用"的治国强兵方略,"以蛮夷攻蛮夷"的对匈奴之策,隋至唐初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军事战略区,采取重首轻足、中外相维的兵力部署原则等,对后世均有较大影响.作战指导思想有新的发展 重视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采用多路出击、以快制敌、长途奔袭、穷追猛打的战法,注重多兵种运用；大规模江河作战,水陆配合,多路分进合击；城邑战地位突出,要塞攻守成为战争成败的关键.李世民的"持久以弊之"和围城打援、一举两克的战法影响深远.野战中更注意对地形的详尽考察,聚米为山(即沙盘雏形),因地用兵.《卫公兵法》提出了速决和持久不可偏废的观点.《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联系战争实践,对虚实、奇正、攻守等范畴的阐述更为系统、辩证,强调"致人而不致于人"(即夺取战争主动权)是兵法精髓,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太白阴经》强调战争胜负取决于人谋和国家富强;提出"战胜攻取形之事而用在神,虚实变化神之功而用在形",阐明了"形"(物质)与"神"(精神)的辩证关系,发展了《孙子》关于"形"的理论.⒋系统完善时期 10世纪至19世纪中叶,历经辽、宋、西夏、金诸政权并立时期和元、明、清(前期)几个朝代,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进一步系统完善.这期间,中央政权与北方民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权较长时期处于并立状态,既争斗,又融合,中国政治、经济和科技、军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了较大的发展,统兵用兵之权高度集中.随着火器的发明及其大量装备部队和运用于实战,火器部队成为独立兵种.作战规模日益扩大,战争样式更加多样.随着武学的兴盛,《武经七书》成为将帅及武科举子的必读书,强调精神感化的理学、心学学说渗透到治军领域.以《武经总要》、《武备志》为代表的一些大型军事类书相继问世,明确区分军事门类,系统整理军事资料.有关军事训练、军事人物、兵制、守城、阵法、车营、火器、军事历史地理、海防边防等专题性兵书大量涌现,反映了军事理论和军事技术研究的广泛深入,也增添了更多的有价值的军事思想内容.以兵权高度集中为统兵建军宗旨宋朝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藩镇拥兵割据,大权旁落的历史教训,力主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明、清两朝统治者也将集权原则奉为圭臬.兵权的高度集中有利于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但宋初由皇帝亲制阵图,并派出排阵使监督将帅战守的做法违背了因情应变的基本原则,也容易束缚将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造成兵将互不相习的弊端,削弱部队的战斗力.练兵、练将思想日益深化、系统随着武举、武学的逐步发展和完善,对将领的培养教育制度化、系统化,重视选练和军事教育.宋代岳飞严于治军,信赏明罚,其军以"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为信条.明代戚继光的《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坚持阵法要与伍法相结合,并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比较适用的练将、练兵的原则和方法,认为"练兵之要,在先练将"；练将既要入武庠(军事学校),也要到实境中锻炼；对士兵的训练,则贯彻选、练兼顾的原则,主张兵贵选乡野老实之人,摒弃市井油滑之徒,注重练胆、练艺.战略思想更加丰富、系统《武备志·战略考》按"非略弗录"和"略非奇弗录"的原则辑选春秋至元各代的用兵方略.《读史方舆纪要》系统论述了山川形势对战争的影响.在战略进攻上,北方各民族将帅普遍注意发挥骑兵机动能力强、善于野战的特长,主张进攻速决.如辽朝女军事家萧绰的长驱直入、紧逼腹心的谋略；蒙古成吉思汗及忽必烈的远程迂回、突然奔袭、中间突破以及假道南宋的灭金方策；后金统帅努尔哈赤面对强军,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等方略,都从不同角度为中国古代战略增添了新的内容.朱元璋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也采纳了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方针,后又采取了先断羽翼,再攻腹心的方略,逐步消灭群雄,建立明朝.在战略防御上,南宋提出了依靠江河,藩篱三层,扼守要点的点、线、面结合的设防思想.明代逐步形成以长城为骨干,因险守塞,择点分片(建立九镇),宽正面大纵深,有重点和层次,精兵机动和城守相结合的边防思想.针对倭寇自海上入侵的新情况,《筹海图编》一书提出要海陆结合,分区、多层、要点设防,强调实行哨于远洋,击于近海,巩固海岸,严守要城的海防思想.所有这些,都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古代战略思想.火器的广泛应用促进了作战指导思想的发展明代前期建立了以火器为主的特种部队——神机营,嗣后火器大量装备部队,有了火器和骑兵、步兵编组成军的车营.在作战中,重视发挥火器的作用,阵形和战法都有变化,并提出了火器在先、各兵种配合的思想.《车营叩答合编》专论火器部队的作战特点和方法,适应用车在用火,用火在用叠阵的原则,使车、骑、步之间交相更迭、配合,保证了火力的发扬.火器的发展也引起城邑攻防理论的变化,城池防御工事层数增加,注意骑墙、敌台火力相交,并构筑附城敌台,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形成早、发展快,内容博大精深.其体系确立于先秦时期,历朝历代均有丰富和发展,其中包括古代农民起义的丰富实践和理论升华,都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在战争观上提倡重道慎战、义兵必胜、以战止战；在国防建设上主张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在战略和作战指导上强调先计后战、知彼知己、因情定策、"全胜"、文武并用、伐谋伐交、兵不厌诈、出奇制胜、避实击虚、各个击破、造形任势、动敌、致人、我专敌分、并卒击敌、出其不意、攻其无备、以逸待劳、善择战机、兵贵神速、灵活应变；在治军思想上要求以治为胜、制必先定、兵权贵一、教戒素行、气艺并重、赏罚严明、恩威并施、励士练锐、精兵良器、将帅贤能、 智勇双全、上下同欲、三军齐心；在后勤保障上提倡聚财积力、足食强兵、取用于国、因粮于敌；在兵役思想上坚持寓兵于民、因势改制等等.中国古代军事思想是人类优秀的文化遗产,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有广泛影响和突出地位,不仅在历史上对指导人们的军事斗争有巨大的作用,在今天仍为中外各界人士所称道,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有一篇中国近代军事后勤体制建设及其对中国军事发展的影响军事后勤学理论认为，后勤体制是军队作为实施后方勤务工作而确立的组织体系和组织制度的总称。它包括各级后勤机构的设置、构成、编制、隶属关系和职权划分等。依组织系统分，它包括陆军后勤体制、海军后勤体制等；以任务性质分，它包括后勤组织指挥体制、后勤保障体制等；以专业内容分，它包括物资财务体制、卫勤体制、运输体制、维修体制等。清代是中国古代军制发展到最后阶段并逐步向近代军制转变的时期，这一转变突出体现在晚清时期。近代后勤体制建设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促进剂，以甲午战争为转折点。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主要依靠的仍是刀、枪、剑、戟等传统兵器及生锈的"红衣大炮"，延续古代军事后勤体制。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意义在于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带给国人思想观念的强烈冲击。武器装备的巨大落差使国人感到了自强御侮的迫切性，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由此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防御思想，但未受到朝廷重视。因此，鸦片战争后的10年内，是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启蒙和发展阶段，军队的近代化建设并无多大成效。19世纪50年代初的太平天国运动使清军遭受严重打击，清政府不得不进口大量先进武器以维持其统治；同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开展了一场"以制器为先"的"自强"运动，开始自制先进武器。从另一个侧面讲，新式武器装备的采用，不但使后勤职能人员相应增加、物资消耗量上升，更从军队波及到国家的工业部门、交通运输部门、财政部门，促使了军事工业的建立、铁路的修建，还促使军费筹措机制和军费消耗途径的变化。可以说，军事后勤保障内容的变化是引起晚清军事后勤体制演进的重要原因。但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近代军事后勤体制建设是迫于武器装备的改变而被动进行的，缺乏全面考虑，没有形成自上而下的、有序的后勤体系，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甲午战败后，清政府着手改革军制、编练新军，近代军事后勤体制初步建立。本文主要从后勤组织指挥体制与后勤保障体制两个方面，对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军事后勤建设的轨迹进行分析。一、后勤组织指挥体制后勤组织指挥体制是军队整个后勤系统组织编制、职能划分和制度的统称，是实施后勤保障的组织基础。它由各级后勤指挥机关、专业勤务部门等组成。鸦片战争前，清代的中央后勤管理机构基本承袭明代，以兵、户、工三部为管理后勤的中央机关。三部中涉及后勤的职掌分别是：兵部下设的武库清吏司掌管兵器，职方清吏司掌天下舆图，车驾清吏司掌驿传邮符及牧马之政令；户部管理赋税课征、仓库收支等事，并设有专管用兵经费的军需局；工部掌"修造权衡武备之事"，关于火药的存储发放和战船的修造等都属其责，下设有制造库，专攻冶金制造。三部关于后勤管理的意见往往由军机处转呈，皇帝旨意也由军机处传达。在太平天国以后，地方势力逐步坐大，中央权威被削弱。到清末，中央后勤管理系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由于洋务运动的展开，掌管洋务大权的总理衙门也执掌了相当一部分后勤事务大权，如海关、铁路、邮电、兵工厂等，皆涉及到军事后勤条件的改良和进步。随着三部地位下降，地方督抚军权和财力大增，在军事后勤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对战争期间部队的统一后勤征集与调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太平天国后，除中央的后勤组织与指挥体制有所改变外，军队的后勤组织体制也有了相当的变化。陆军主要体现在湘军、淮军上，海军则以北洋水师为代表。1、湘、淮两军的军事后勤组织指挥体制湘军与淮军是晚清最重要的军事集团,对近代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镇压太平军，曾国藩组建了一支新型地主武装--湘军，它的选将、招募、营制、饷章的制度都与绿营迥异，还装备了洋炮，开了晚清"兵为将有"的先河。从太平天国到甲午战争，陆军延续着湘、淮军的体制。湘、淮军的后勤机关是粮台。在湘、淮军组织内设有两个机关，一个是主兵的营务处，一个是主饷械的粮台。粮台共分八所：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粮台设总理事务一员，总揽事权，各所则分派委员负责。其主要任务是把通过多方筹措的粮饷、军械等经水路或陆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分发各路湘军。粮台制与湘军兵为将有的特点相应，其直接受命于曾国藩。在作战过程中，又设立前敌、后敌粮台和转运局，使粮台各部职责更加分明，提高了效率。淮军仿效湘军，在交通要道中枢建立了粮台，这些粮台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中都起到了重要的后勤保障作用。就后勤人员而言，是长夫制度的建立。1854年，曾国藩首创长夫制，即在军营中专门设置后勤人员承担军中杂务，规定："营官及帮办人等，共享长夫四十八名。搬运火绳、子药及一切军装等项，共享长夫三十名。……以上各项共长夫一百八十名，五百人一营，计百人用夫三十六名。"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战斗人员与后勤人员职责分开，有利于提高战斗力与保持后勤保障的及时与效率。可看出，长夫只是与营伍相关的人员，而不在正式编制之内，是"夫"而非"兵"。长夫制由曾国藩首创，并为其它军队所效法，王尔敏先生评价说"长夫的职事性质，极类似现代的工兵，只是尚未臻于完美境地。就中国兵制而论，是一项极大的进步。湘淮军之有长夫，当为中国专设工兵之滥觞。"这可以说是对长夫的重要性及其任务范围的最好诠释。在后勤制度方面，湘军也是严谨而有实效的。曾国藩的陆军饷章影响到咸丰、同治间东南各省勇营，其后的淮军和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也采用此项饷章，只是稍加变通而已。陆军饷章确立薪水口粮之制：详细额定了营官、帮办、医生、工匠及勇夫的薪粮，且立定限制，无论官大官小、官多官少，其月饷及长夫数依所带兵人数而定。该制度的优点是：与绿营相比，增加了士兵的口粮，能使士兵专心操防，养一兵得一兵之用；防止冒滥，用以养廉。湘军至同治元年共12年，人员达12万，所用军需不到3000万两，而绿营在咸丰三年以前的2年中，兵仅万，军需银开支达2510万两，可见军需立限的成效。2、北洋水师的后勤组织指挥体制如果说陆军后勤体制的进步主要体现在湘淮两军之上，那么海军的后勤改革则集中体现在北洋水师的建设之中。1885年增设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确定优先发展北洋水师，装备先进外洋火炮，舰船也得到调整和加强。北洋水师是一支新型的现代化的舰船部队，其作战方式与旧式水军极为不同，物资消耗量也极其惊人，在运行及维修方面均需要专业性的技术人才及机器工厂。李鸿章认为："凡筹饷、练将、修船、制器、铸造、军火、置设天线以及储备戎具煤斤，无一而非急务，且其中仿用西法者十居七八，尤为艺精理奥……，是以地方则有清讼、发审、保甲、水利、筹款、车船、厘金、征信等局；海防则有练饷、支应、军械、机器制造、电报、船坞工程等局，并分设营务处，建立水师，武备学堂及医院、煤厂，使专责成而免贻误。"他强调了军费、军械、电报、船坞工程等从地方到军队的后勤机构建设，也阐明了李鸿章的近代军事后勤思想。1888年颁布了《北洋海军章程》，这是一个适应近代海军建设要求的章程，它是海军军制改革的先声，对北洋海军的后勤体制建设，提出：关于"水师后路各局"，有负责维修舰船和旅顺口铁甲大石船坞，有专管兵船一切器具添置购买的船械局，有大沽木船坞，有专管海军全军俸饷的天津海防支应局，有专管水陆各军军火收发的天津军械局，有专修船上零件之威海行营机器厂，有总理水师营务处，有旅顺口、威海卫水师养病院等。可见，甲午战前，北洋水师已经设置了一套较完整的后勤机构，这是中国军队在后勤近代化方面迈出的第一步。各后勤机构专司一职，其运转均要依据一定的组织规则，调拨军械必先由各营局向北洋大臣请领，由督院发文至军械局，再由军械局交转运局向军械局领取发运。军械的分布情况要按季向北洋大臣汇报。二、后勤保障体制后勤保障体制是军队实施物质供应、修理、运输、医疗等保障的体制。从另一个方面说，后勤保障体制影响到后勤物质建设与供给的制度性来源，它又与后勤组织指挥体制相配合，使后勤建设与军队作战形成内在联系。1、物质供应保障物质供应保障分为实物保障和经费保障。武器装备是物质保障的核心，在军事后勤建设中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对于清军作战能力的提高与军事制度的变革有着原动力的作用。总体上讲，清军在后勤建设方面，走的是一条由外购进而仿造、自造的道路。在冷兵器和旧火器时代，武器装备均由国家统筹生产、储运和修理。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军对洋枪、洋炮及舰船的需求逐渐增加，而自身又无生产能力，因此只有外购和求借。1862年，曾国藩创立"安庆内军械所"，始造枪炮；1868年8月江南制造局造出了第一号中国轮船，取名"恬吉"。至此，中国近代武器装备的筹措，开始走上自制之路。此后又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广东制造局、湖北枪炮厂等近代兵工企业。国防工业的发展使清军在武器装备和海防近代化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立时，拥有舰艇吨位数已成为当时世界上引人注目的海上力量。但由于外购与自造并存，购买自不同的国家，仿造不同品型的枪炮，在配件上很难兼容，因而造成了维修和补给的困难。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武器装备保障可以说是型号混杂、质量低劣、数量不敷。经费保障包括军费筹措、分配、交换、储备和消费。军费的消耗途径直接反映了军队近代化的进程：太平天国以前，军费开支主要是军饷；太平天国以后，大量军费用于近代武器装备的配备，军饷开支只占很少比例。经费保障与国家的财政制度紧密相联。与前近代相比，清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 "就地筹款"制度的兴起。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兵权、筹饷权归中央节制，兵饷由户部统一配给。太平天国运动中，湘、淮、练军因势而起，由于中央财政危机，各将帅就地筹款，形成了兵为将有的局面，清政府逐步失去了对兵权的控制。"吾辈行军，必须亲自筹饷，不可仰食于他人。"这样，筹饷练兵制械等事，皆听各省督抚各自为政。督抚专权不仅是晚清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对后勤体制的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仅使清政府难以扩大筹措军费的渠道，也难以真正实现后勤指挥的统一。从饷源种类上来讲，清朝中前期，赋税收入是军费的基本来源。到洋务运动时期，由于购买先进武器装备，开办军事工业，所需费用更是水涨船高，筹措军费的办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饷源以地丁、漕政、盐政、关税、厘金为大宗。前两者没有什么变化，盐政加征，关税收入因为进出口贸易额的增加和税率变化都有了大幅增加。厘金则成为各地方军费不可缺少的重要来源。湖北设局抽厘始于咸丰五年，两年内，仅襄阳一局就共抽收银14万余两。湖南设局抽厘先于湖北。经曾国藩努力，从1855年到1864年，湘军基本上形成了三大饷源基地，即江西牙厘、湖南东征局半厘、广东粤厘，厘金成为湘军最稳定最主要的饷源。2、交通运输及通讯保障体制清军在运输及转运体制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近代以来，随着轮船、火车为工具的近代交通方式的采用，传统运输方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曾国藩在湘军中建立了水师，平时承运作战物资，战时用作水上攻击。此后，屡经争论，终于修筑了为数不多的铁路。加上台湾铁路，从1881－1894年的十三年间，共修建铁路仅300多公里。铁路在陆运中所占比率并不大，各省驻防的八旗军和绿营兵所用军需主要还是依靠人力畜力，其进步无疑是革命性的。在通讯方面，1886年中国电报总局分立为北洋电报官局和电报商局，盛宣怀任电报商局总办，其实他一直总揽中国电报全局。电报总局之下，沿线设若干分局，各局设董事、司事、管报生、工匠等；分局之下设讯房机房，沿途设巡电讯房，责成绿营兵巡视。1879年李鸿章试办天津至大沽间的电报局，是一条试验性军用专线；1881年开通津沪线全长3000余里，是中国第一条长途电报线，虽然其经营管理模式为官督商办，但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国防军事价值。但是，因经费有限，中国电报线路只有陆线，没有海线，陆线易遭自然和人为的损坏，这一点从甲午战争可以得到印证。三、影响与分析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不仅震惊了中国人的思想，也改变了战争的方式和进程，更对军事后勤提出了与冷兵器时代完全不同的要求与挑战。应该说，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前军事后勤建设的成效，与前近代相比，已有了相当的进步。首先，后勤专业化的程度加强，后勤逐步与军队分离，不仅建立了专门的后勤机构，在后勤人员的配备上也与作战人员各司其职。如湘淮军的长夫制、北洋水师的后路各局等。其次，近代化的后勤组织与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如粮台、转运局。在后勤保障方面：其一，军事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为军队近代化武器装备提供了保障，并触及社会基础工业。其二，拓宽了军费来源，以保障近代化军队建设的庞大支出。其三，近代化的交通运输和通讯手段在军事后勤保障中运用。正是由于这些近代化的进步，使清政府拥有装备一定数量西式枪炮的湘淮军及新兴的北洋水师，比绿营兵更能适应近代对外战争的需要。甲午黄海之战是中国海军以近代化方式进行海上作战的典型，在陆路战场还出现了步、骑、炮、工协同作战的局面。甲午战争是对近代以来清军建设的综合检验，其败因是多方面的，从战略上讲，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它的失败有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但其直接原因仍是军事上的，表明战前的军事后勤体制仍然存在诸多缺陷：其一，也是最为致命的，各自为政，指挥不灵。由于各系统的军队以各自筹饷的方式来维持军队，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各自的军事后勤建设，因而表面上各军设置了不少后勤部门，但一旦大规模的战事降临，则出现协调不灵、各自为政的被动局面；兵为将有，令属多门，互不统属，中央军事后勤体制与军队后勤体制权责交叉，缺乏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后勤指挥机关，甲午战争时期清军的迅速溃败即证实了这一点。其二，机构设置不全，重视力度不够，导致后勤保障不力。甲午战争期间军粮、枪械不能及时到位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其三，虽然洋务运动对于推动清军武器装备近代化有着不灭之功，但由于科技水平落后和基础工业不发达，不能为军工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原材料，武器装备、交通、通讯等无法保障近代战争的需求。其四，后勤体制与西方后勤体制相比较仍然有差距：长夫仍然是夫，而不是士兵；另外，按西方军制，一个万人左右的作战单位都应有自己的后勤机关，中央则有统筹的后勤部，协调各军各省区的后勤机关，宏观调配。但由于清朝中央权力的衰落，军事物资的调拨都控制于地方和实力派手中。这些缺陷使清军最终在甲午战争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清政府下定决心，改革军制，新的军事后勤体制有了改弦更张的契机。军事后勤体制变革不仅受到当时人们思想认识水平的影响，也受到国家的军事体制和国民经济制度的制约。在宏观上，军事体制是国家组织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后勤体制又是军事体制的重要一环，因此，后勤体制也会受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也即是说，近代中国的军事后勤体制变革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受到晚清政治、经济、思想条件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