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太小气了吧
从三国演义中看用人之道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三国人物和故事虽然已随着历史的钟声离我们远去了,但是三国兴衰所留下的启迪却是历久弥新的,那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为国得贤则兴盛,失贤则衰亡。一、求贤若渴、礼贤下士是成大业者必然之功作为一个成熟的领导者,曹操、刘备、孙权等既精于揣摩人性、把握人心,又能正确识人、择人、用人,为成就霸业打下了坚实的人才基础。综合看来,他们共同之处就是有求贤若渴之欲、知人善任之能、信人不疑之胆和广纳博容之量。应 该被首推为求贤若渴典范的,当数有名的刘备“三顾茅庐”,演绎出脍炙人口的“隆中对”,为三国鼎立奠定了基础。曹操十分重视人才,称得上是“求贤若渴,爱 才如命”。为了实现一统天下的抱负,他先后三次下令广求贤才。如《举贤勿拘品行令》中道:“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 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所知,勿有所遗。”三次求贤令,虽有重才轻德偏颇之处,但确是孟德 高瞻远瞩过人之处。他手下的五员大将,就有张辽、张郃、徐晃三员来自敌营,乐进和于禁则是他亲自从底层提拔起来的。曹操求贤若渴,以招揽贤才、重用贤才为第一要务,重御智而非占地,曾说:“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二、唯才是举、知人善任是主政者之明要诸 葛亮在任用人才的时候,就十分注重量才适用的原则。他主张根据各人的能力和特长安排适当的职位,做到大才要大用,小才只能小用。如果大才小用,让“天下之 将”去担任“千夫之将”就会浪费人才;相反,如果小才大用,将“下宾”放到“上宾”的位置上就会贻误大事。任用董允管制内宫,就是他坚持量才适用原则的一 个明证。曹操一贯的用人原则就是唯才是举,不论是孔融、祢衡等有名望之士,还是郭嘉、陈群等出身寒门的,都能尽展所长。其中有“三国第一谋士”之谓的郭 嘉,深为曹操所器重,大凡出征,必带其负责出谋划策。郭嘉帮助曹操控制兖州、青州,迎奉汉献帝,平吕布,败刘备,亡袁术,灭袁绍,荡乌丸,成为中国北方的 实际控制者。三、海内百川、有容乃大是明主大家之风范大 凡有才能的人难免恃才傲物,这就要求领导者必须有广纳博容之量,能“将军额上跑马,宰相肚里撑船”。虽然在戏剧表演中曹操多以狐疑奸诈面目示人,但是真实 的曹操却是既爱才又能容人,许攸、娄圭才智过人但“恃旧不虔”,常常当着众人同曹操开玩笑,甚至直呼曹操的小名。崔琰是一个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人,敢于 犯颜直谏,曹操一直很推崇他,说他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曹操想法、做法非常人能比。以张绣之“深仇大恨”,一听来归,便握手言欢,封官晋爵;以 许攸之“贪婪狂妄”,一听来奔,便喜不自禁,赤脚出迎;以陈琳之“恶毒攻击”,只因爱其才,竟毫不计较,坦然开释;以毕谌之“背信弃义”,只因嘉其孝,竟 既往不咎,信任如故。四、用人不疑、信而放权是御才之正道《孙子兵法》说:“将能君 不御”。信任是对人才的最有力支持。领导者授权后,就要予以信任,不能授而生疑,大事小事都干预,事无巨细勤过问。只要下属有能力完成某项任务,授权后, 就应允许他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只要不违背大原则,大可不必过问,不要随意进行牵制和干预。刘备在用人上,就能够很好地把握“用人不疑”的原则。诸葛亮初出 茅庐,刘备就委以军师的重任,招致众将领不服,其中尤以关羽、张飞为甚。而刘备却对诸葛亮信任不疑,力排众议。说:“吾得孔明,犹鱼得水也。”曹操大兵压 境新野,刘备授权诸葛亮全权指挥、部署军队。在曹军逼近新野山下的紧要关头,刘备安之若素,与诸葛亮“对坐饮酒”,表现出对诸葛亮军事指挥才能的充分信 任。及至刘备临死托孤,最后一次表明了他对诸葛亮的无限信任。“信人者,人亦信之。”如果对人任而不用,或用而不信,势必会挫伤人的自尊心,自信心,束缚 人才的手脚。作为领导者,信任人才,就要做到像刘备那样用人不疑,相信自己的观察力,相信被任用的人的忠诚和才能,对认准的人,应大胆把他们放到适合发挥 其才干的岗位上为政理事,充分信任,授以全权,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孙权重用诸葛瑾也可以说是用人不疑的又一感人例证。诸葛亮之兄诸葛瑾避乱江 东,经弘咨荐于孙权,受到礼遇。初为长史,后为南郡太守,再后为大将军,领豫州牧。一些人嫉妒中伤他明保孙吴,暗通刘备。孙权说:“子瑜与我共事多年,恩 如骨肉,彼此也了解得十分透彻。对于他的为人,我是知道的。子瑜是不会负我的,我也不会负子瑜。”五、踵事增华、后继有人是基业永固之关键公 元280年,司马炎灭吴,统一南北,彻底结束了三国混战的局面。回顾这段历史,魏蜀吴三国最终或走向衰落消亡,或被他人直接取而代之。究其原因,除了军事 政策失误外,后期轻视了后备干部的选拔培养是由盛转衰的重要因素。蜀国刘备死后,子刘禅继位。刘禅懦弱无能,初由丞相诸葛亮辅政,诸葛亮死后,信任宦官黄 皓,朝政日趋腐败,更加上连年攻魏,加重了人民的赋役负担,阶级矛盾逐渐激化。亡国后还苟且偷生,乐不思蜀。除了接班人问题外,文臣武将的培养选拔也存在 很大的疏漏,导致人才梯队缺失。由于不能及时选拔起用有能力的贤才,干部队伍配备跟不上事业发展的步伐,后期只有诸葛亮一人独撑危局,虽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但回天无力。能征善战的武将死的死、老的老,最后竟然出现了“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惨状。吴国孙权死后,宗室和大臣相互残杀,政治局面动荡不 安,国力日益衰落。曹操死后,次子曹丕代汉建魏,横征暴敛,民怨高涨。及至后来魏国终被司马炎取代,建立晋。因此,能着眼长远,以战略眼光看待后备干部培 养的重要性,才是真正有远见卓识的成熟领导者。百度文库上也有文章,题目 首脑智慧的深层较量——三国演义的用人之道
1.曹操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安徽亳州人,是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文学家。曹操文武双全,官至臣相,封魏王,享年65岁。曹操的儿子曹丕称帝后,追尊曹操为武皇帝,史称魏武帝。当年,汝南有个善于评论人物的名士,名叫许劭,评论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罗贯中笔下的曹操,有奸的一面。但是,主要是,突出了他雄的一面。他胸怀宽广,胆识非凡,善于用人,唯才是举。曹操爱惜人才,这是出了名的。徐庶入曹营不出一计,曹操没有杀他;徐晃奉命劫杀曹操,但曹操让满宠说服徐晃就归降了曹操。后来徐晃在曹操手下成了一员大将,给他立了很多功劳。如果我们从封建正统观念来看的话,那么,曹操当然是一个乱臣贼子。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思考,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问题上,反映了曹操非常果断地抓住了时机的果断英明。另一方面,曹操又是一个奸雄。具体表现在这样几件事上:(1)杀吕伯奢。曹操刺杀董卓越未果,逃走,在途中投奔故人吕伯奢,吕杀猪待客,曹操反以为是吕将加害于己,杀了吕的全家。“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成了他的至理名言。(2)杀杨修。杨修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有这样几件事能说明:一是曹操在花园的门上写一个“活”字,是曹操为了卖弄一下自己的才干,而杨修这家伙不给他面子,偏要弄穿曹操的西洋镜不可——曹操“忌之”。二是远方的客人送酥一盒给曹操,被杨修一人一口与众分吃了,用我们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卖弄小聪明——曹操“恶之”。三是曹操本想以梦中杀来警戒大家,杨修偏要在大家的面前揭穿不可——曹操“愈恶之”。四是杨修告曹丕密请朝歌长吴质入内府商议,反被吴质用计陷害,曹操认为杨修是陷害曹丕——曹操“愈恶之”。五是曹操本想试一试曹丕、曹植的才干,可杨修偏要教曹植怎么做怎么做,结果被曹操知道了,坏了曹操的好事——曹操“大怒”。六是杨修为曹植作答教,被曹操得知——曹操“大怒”。这六件事,一步一步的逼迫曹操最后以“鸡肋”事件“惑乱军心”为借口杀死了杨修,也成了杨修之所以被曹操的一个客观的原因。(3)杀华佗。曹操为造建始殿,亲自挥剑砍伐跃龙祠前的梨树,得罪了梨树之神,当晚做了个噩梦,惊醒之后便得了头痛顽症,遍求良医,均不见效。后来,华歆向曹操举荐了华佗,曹操立马差人星夜将华佗请来为他看病。华佗认为曹操头痛是因中风引起的,病根在脑袋中,不是服点汤药就能治好的,需要先饮“麻肺汤”(按: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麻沸散”,是华佗发明的一种麻醉剂),然后用利斧砍开脑袋,取出“风涎”,才可能去掉病根。多疑的曹操以为华佗是要借机杀他,为关羽报仇,于是命令左右将华佗收监拷问,致使一代神医屈死在狱中,而华佗所著的《青囊书》也因此失传。(4)杀粮官。当时袁绍的弟弟叫袁术,在安徽寿春这个地方,因为得到了那一枚皇帝的印,他以为天命在我可以当皇帝了,就在寿春城自己称帝了。实际上你的实力不到,有这枚印管什么用呢?所以曹操要攻打他。但是寿春城也不是好攻打下来的,打了一阵子,打不下来,眼看粮草快完了,怎么办呢?他把粮官王垕叫过来,告诉他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小斗放粮。粮官说这样做大家都可以看出来,士兵、将士吃不饱,马上不抱怨我吗?曹操告诉他,你不用管,我来替你承担责任。王垕只能照着他的命令去做,果然下面的将士一片大哗,因为当天就吃不饱肚子,怎么办?然后曹操又把这个王垕叫过来,告诉他我要向你借一样东西,这王垕说我有什么好借给您的,“你的头”,要借他的脑袋。这王垕说我无罪啊,是您让我小斗放粮,为什么要杀我啊?曹操说我知道你无罪,但是不杀你不足以平民愤,所以就告诉他从现在开始,你家里的妻儿老小我把他们养起来,你安心的走吧,把王垕推出去斩了,告诉大家这是粮官王垕办的事情,王垕就这样为曹操的伟大事业献身了。(5)为人虚伪。“马踏麦田、割发代首”的事。有一次打仗,打胜了,很高兴,正好遇到四月天大麦黄,一片丰收景象,因为心情好下了一道命令,所有的将士不许糟蹋粮食,有人踏到麦田里就要斩首示众,可是刚刚下完命令,他自己的马被地里的一只斑鸠飞起来,把马给惊了。然后他自己踏了一大片的麦田,怎么办呢?自己要挥剑自杀,当然是手下来劝说,丞相你不能自杀啊,你自杀了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靠谁啊?还指着你统一天下呢。所以曹操说那怎么办,我把头发割下一把吧,也算是我自己惩罚自己了,到他自己犯法的时候,就是一把头发解决问题了。(割发:又名“髡” 是一种仅次于断头的刑罚)(6)徐州屠城。他心灵深处所信奉的人生哲学是“宁使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热情款待他的吕伯奢一家,竟被他心狠手辣地杀得一个不留。他为报父仇,进攻徐州,所到之处,“尽杀百姓”,“鸡犬不留”。(7)梦中杀人。曹操对照料自己的侍从们说他会梦中杀人,以保护自己。为使众人相信自己的话,于是在一天夜晚睡觉时,故意蹬开被子,一个平日深受曹操喜爱的侍从,捡起地上的被子给主人盖好,曹操突然翻身跳起,抽出床头宝剑,狠命一挥,侍从即刻身亡。第二天曹操醒来还装糊涂。弄得大家都相信曹公睡梦中确有神秘的自我保护能力。曹操这种伎俩,只有一个人看得透明之极。这个人就是杨修。当曹操装模作样为那侍从送葬时,他扶棺苦笑道:“不是曹公在梦中,而是你在梦中啊!”曹操见杨修戳穿了自己的阴谋,深恨杨修。2.刘 备:刘备,字玄德,涿郡涿县(今河北省涿县)人。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少年孤独贫困,与母亲贩鞋子、织草席为生,后与关羽、张飞于桃园结义为异姓兄弟。剿除黄巾军有功,任安喜县尉。经常寄人篱下,先后投靠过公孙瓒、曹操、袁绍、刘表等。建安十二年(公元二○七年)三顾茅庐请出了诸葛亮为军师,率军攻占了荆州、益州、汉中。于公元二二一年正式称帝。在替关羽、张飞报仇时,大举进攻吴国,被东吴陆逊用火攻打败,不久病死于白帝城,享年六十三。世人也称他刘先主。 书中的刘备,是一个仁义明君,忠厚长者。但鲁迅曾批评:欲显刘备长厚,似伪。这一句对于《三国演义》中的刘备是非常恰当的。周瑜讲道:刘备枭雄之姿,并非长久曲屈人下之人也。但书中的刘备却是处处表现得过于厚道,倒给人一种伪的感觉。不过,由于书中对刘备的推崇,对刘备的塑造还是正面的。刘备有武勇的一面,三英战吕布就可以看出刘备的武艺。但为了体现明君的方面,对刘备的德,是着重刻画的。首先,体现了刘备的忠,刘备对汉室的忠心,受汉献帝衣带诏,汉室未亡时决不称帝等。其次,体现了仁,在新野自身难保时坚持携民渡江等。第三,体现了义,在两位结义兄弟遇难后坚持为他们报仇等。第四,体现了厚道。多次寄人篱下有机会夺取而不取。第五,体现了很重视人才。最出色的表现就是在赵云单骑救主后的摔阿斗,所谓民间谚语中的“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在收买人心方面,小说中还特别会表现刘备的哭,所以有人说,刘备的江山大部分都是哭来的。但也正因为刘备过于注重这样一些小德,忽视了一些大德,如在处理关羽和张飞遇难问题上,过于强调兄弟情谊而不顾国家大义,导致了兵败,使蜀汉元气大伤,从此不能恢复,兴复汉室化为泡影。 3.张 飞 张飞,刘备义弟,蜀国五虎大将中第二位。字翼德,涿郡(今河北省涿县)人。少时即与关羽共事刘备。曾在虎牢关与关羽、刘备一起迎战吕布。长坂坡桥头上一声吼,吓退曹操百万军。葭萌关夜战马超,一支丈八蛇矛勇冠三军。刘备入川以后拜为本骑将军,封西乡侯。公元二二一年为替二哥关羽报仇,同刘备起兵攻伐东吴。临行前,因鞭挞士卒被部将范疆、张达刺杀,死时只有五十五岁。张飞重情义,武艺高,谋略上当然不能跟诸葛亮比,但偶尔也表现得很出色,而且粗中有细!遗憾的是没有战死在沙场,而是被小人所害。《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有这样的评价:“关羽、张飞皆称万人之敌,为世虎臣。羽报效曹公,飞义释严颜,并有国士之风。然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4.关 羽 关羽,是我国的武圣,与文圣孔子一起,受到国人的推崇。关羽在蜀国五虎大将中排名第一位,为人忠直仁义,广受民间崇祀,尊其为“关公”、“关夫子”。关羽幼年时,熟读《左传》《春秋》,长的一副美髯,人称“美髯公”。小说在写到关羽的正面形象外,也对关羽的缺点提出了批评。主要从个性、武艺、人格这几个方面进行刻画的。武艺上,温酒斩华雄、赚城斩车胄、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单刀赴会、水淹七军等,都是对这位武圣人的精彩武艺描写,其中更有一段关云长刮骨疗毒,写出了一个铁汉的形象。同时,作为受到历代统治者和百姓推崇的武圣,人格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关云长“忠义”这方面体现得尤为出色,封金挂印护嫂千里走单骑体现了他的“忠”,义释曹操体现了他的“义”。在人格上,他与其它英雄不同,立身行事,光明磊落。正是由于这种“忠义神武”,才使他成为武圣。但《三国演义》也批评了他的缺陷,就是骄。从想跟马超争高低,封五虎将时不服黄忠时可见一斑。关羽在这方面主要犯了三个错,一错没有处理好与同盟关系,拒绝孙权联姻要求,得罪便者。二错没有处理好与同事关系,看不起同守荆州的糜芳、博士仁等人,导致孤立无援。三错轻视敌人,被人从后偷袭,大意失荆州,最后兵败竟被吴军的一个小将马忠生擒。关羽被擒后,坚决不降,被东吴斩杀,死时约五十六岁,遗恨千古。5.诸葛亮诸葛亮,字孔明。于汉灵帝光和四年(181年)出生于琅邪阳都的一个官吏之家。诸葛亮父亲诸葛圭,字君贡,东汉末年做过泰山郡丞。诸葛亮早年丧父,与弟弟诸葛均一起跟随由袁术任命为豫章太守的叔父诸葛玄到豫章赴任。后来,诸葛玄病逝。诸葛亮和弟妹便移居隆中,隐居乡间耕种,维持生计。建安四年(199年),19岁的诸葛亮与友人徐庶等从师于水镜先生司马徽。 诸葛亮读书不拘泥于一章一句,而是观其大略,并喜欢吟诵《梁父吟》这首古歌谣。通过潜心钻研,他不但熟知天文地理,而且精通战术兵法。他志向远大,以天下为己任。,诸葛亮还十分注意观察和分析当时的社会,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用兵的知识。建安十二年(207年),诸葛亮27岁时,刘备“三顾茅庐”于襄阳隆中,会见诸葛亮,问以统一天下大计,诸葛亮精辟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提出了首先夺取荆、益作为根据地,对内改革政治,对外联合孙权,南抚夷越,西和诸戎,等待时机,两路出兵北伐,从而统一全国的战略思想,这次谈话即是著名的《隆中对》。刘备三顾茅庐,恳切地请诸葛亮出山,帮助他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诸葛亮遂出山辅佐刘备,形成三国鼎足之势。他联孙抗曹。大败曹军于赤壁,夺占荆州。建安十六年,攻取益州。继又击败曹军,夺得汉中。二十六年,刘备在成都建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持朝政。间武三年(223年),刘备病危,以后事相托。刘禅继位,诸葛亮被封为武乡候,领益州牧。勤勉谨慎,大小政事必亲自处理,赏罚严明,与东吴联盟,改善和西南各族的关系,实行屯田,加强战备。建兴五年(227年),上疏(即《出师表》)于刘禅,率军出驻汉中,前后6次北伐中原,多以粮尽无功。十二年,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五丈原军中。 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国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千百年诸葛亮成为智慧的化身,其传奇性故事为世人传诵。诸葛亮一生主要著作有:《前出师表》、《后出师表》、《隆中对》诸葛亮娴熟韬略,多谋善断,长于巧思,曾革新“连弩”,可同时发射10箭;作“木牛”、“流马”,便于山地军事运输;还推演兵法,作“八阵图”。6.周瑜从《三国志》到《三国演义》,周瑜这个人可倒了大霉了,被描写成智短才拙,处处不如诸葛亮的人。但虽然这样,仍能让人看一个光彩照人的形象,从十五回出场,到五十七回病故,是一个风流儒雅,潇洒干练,却有意气用事、头脑简单的周瑜形象。周瑜的风流儒雅,书中描写不多,倒是苏轼的那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的羽扇纶巾的形象深入人心。说到才干,训练了一流的水军、用蒋干将计就计、用黄盖苦肉计、最后用火计破曹,这些都不用说了。但书中为了衬托诸葛亮,对周瑜更多的是一些负面描写。首先是对抗曹操上,写周瑜是动机是狭隘的,是诸葛亮假称曹操有意“揽二乔于东南兮,乐朝夕之与共。”才使周瑜抗曹。而且在赤壁之战中,也仅是发挥了配角作用,处处落于诸葛亮的下风。甚至在人品上也显得心胸过于狭小,稍有不顺就急得吐血,对才华高的诸葛亮嫉妒,下了杀心。同时,他的死亡也正是由于智力落后于人太多且心胸过狭所致,丢了胜利果实,赔了夫人又拆兵,最后意想天开想赚对方,反而连命都丧了。(恨其智不能为东吴所用) 7.司马懿司马懿世家豪族出身,早年在郡中作小吏,后被曹操辟为为文学掾。司马懿早年任文学掾,后任主簿,是曹操帐下谋士之一,但并不出名。后来司马懿协助曹丕代汉,出谋五路伐蜀,开始崭露头角,在曹丕病逝前成为顾命大臣。曹睿继位后,司马懿主动请命去防御魏国西部,后因蜀国马谡的反间计一度被废,但面对诸葛亮的北伐强攻,魏国不得不再次启用司马懿。司马懿多次败于诸葛亮,于是采用闭门不战的策略防守,直至诸葛亮病逝。曹芳继位后,司马懿、曹爽共同辅政。司马懿受曹爽排挤,于是发动政变诛杀曹爽一族,自此掌握魏国大权。司马懿病逝后,魏国政权仍由其儿子把持,多年后导致晋朝代魏的发生。司马懿被后代追封为晋朝皇帝。
作为一本精彩的文学巨著,《三国演义》无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更为现代人关注的,则是深蕴其间的管理谋略。某种意义上,它所透露的管理信息使其在新的时代得到了几乎永远的生命力。人们最为惊叹的或是几个决策者身边的谋士群体,或许,整个《三国演义》的决策之争其实就是谋士群体之间的智力角逐。坦白说,《三国》里的每一个人物都自有其风采。曹操雄才伟略、刘备仁义无双、孙权偏安江东,自都成就一番裂土拓疆事业,但其间各家强者由于各自对人才的要求和使用标准的不同,从而最终得到不同的收获。在《三国》里,一个势力倘若欲成大事,帐下必需要有一批猛将和人数越多越好的智囊团队——套用时下热映的《天下无贼》的一句台词:这个时代最宝贵的就是人才。《三国》里的人才群体——或者智库——的形成往往如此:曹丞相那边,起初只是荀彧、荀攸二人前来奔投,一待二人感觉不错,立刻荐出程昱,程昱再荐郭嘉,郭嘉继续举荐刘晔,刘晔又荐二人……只一瞬间,曹丞相帐下便是谋士如云,曹操方智囊团里的主要谋士便是整装待发了。那吴国谋士团形成抛不开周郎功绩——早在辅佐孙策时,即向孙策推举江东二张,使得孙策亲自登门请出二人;等到孙权当政,又拉来鲁肃,还有随后被人推荐的顾雍、鲁肃荐的诸葛瑾,各荐贤才,迅速形成了东吴的智囊团。刘皇叔反倒有些空负仁君之名了,好容易有了徐庶,却被曹孟德走;急急忙忙皇叔三顾茅庐请出孔明;直到赤壁后,伊籍推荐了马家兄弟,有了几个人,刘备似乎立刻忘了之前没有智囊团的痛,待到那与伏龙齐名的“凤雏”庞统来投,竟然甚是不屑!就是这样直到入蜀,竟也未能筹措一个像样的谋士团。于是,不同的谋士团、不同的人才战略成就了不同的事业:曹操的用人政策里才能是大于德的,准确的话语应是“唯才是举”。只看曹操所颁布的用人政策便能看出他的人才观念——政策能最大程度说明他对人才的渴求。曹操最惊世骇俗的举动,莫过于他以丞相的身份颁布的“孟德三令”。曹操不仅郑重推出“唯才是举”的主张,还大步流星地将这一主张贯彻到无条件的程度,遂使“唯才是举”成为优先于其他所有原则之上的首选原则。唐突圣贤、藐视礼法的雄心魄力,则在曹操不惮其烦举出的大量例子中,得到裸露性显示。只有曹操才能明白告诉世人:无论你是否有过“污辱之名“、“见笑之耻“,或即使你有过如那种“杀妻取信“、“母死不归“的大恶行径,只要你确有能力,仍会得到我的重用。知人善任,知人敢任,知人能任,无疑是一个事业、一个领导者成功基石和支撑。也正是有了“大群”的人才,才有了那个奠定魏国成功的基本国策——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出台和执行,才使得曹操作成了三国最为伟大的事业。孙权生逢幸时,父兄为他打下了三分江山,厚厚《三国》只见孙权一守再守,看似毫无锐气,实则深谋远虑,隐藏实力,要知道古语早云“创业艰难守业更难”!孙家一门三世治理江东,当地豪族归心,人才济济,流派众多,孙权本人年轻虽小,但却天赋极高,极善政治,看似文不能文武不能武,但观孙权一世,江东政治最平静,没有什么地方反叛大臣逼宫,政治平衡艺术精妙之极。用人上孙权不似刘备,看人家庞统长得不漂亮便下放到山村去当县令——孙权很能做到惟才是用,所以东吴先有周瑜后出陆逊,甘宁、吕蒙——都是可与武圣关羽相抗衡的文武双全的盖世英豪。有了大批的人才,倚重一两个顶尖的人才就成为可能。因为他任用得当,所以他同样圆满地实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那周郎公瑾可是孙策选拔出来而留给孙权的。“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显是江东最出色的人物之一。也是仲谋自家人才战略的正确——全心全意依靠周公瑾,取得了赤壁大战的辉煌胜利,为三国分立,称帝江东,奠定了基础。刘皇叔显得就有些惨淡了,虽然得全号称能得一即能得天下的“伏龙、凤雏”,但终其一生,这位平民皇叔也未有建立起能满足自己事业发展需求的人才库。或许和自己的人才观念有关,干渴的“鱼儿”好容易得到一池“大水”,就再也不愿意得到更多的水,不想也不会改造这片“水”让它更深更阔成为一片汪洋。诸葛亮个人聪明才智是无与伦比,但似乎也不愿为刘皇叔引进和培育更多的优秀人才。仅以诸葛孔明首次用兵博望坡为例,诸葛亮以“恐关、张二人不肯听吾号令”为由向刘备〃乞假剑印〃而掌握军政大权,之后的战术分工更是语焉不详:要那张飞只管“纵火烧之”,关羽要“放过中军,纵兵袭击后军”,关平、刘封负责“预备引火之物”,赵子龙则是“只要输,不要赢”,老师爷孙乾就只“安排功劳簿”罢了,这种战术安排完全漠视民主决策及对将帅的锻炼,取而代之是诸葛亮个人专断。这种习惯导致了后来蜀汉政权内部对诸亮葛个人的绝对依赖,广大谋士及将士缺乏谋略的锻炼,万难能为蜀汉政权造就和培养后续人才——于是,未能成为“汪洋”的那池子水干涸之后,“鱼儿们”的命运就这样定下了。
你应该看一看演义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马克思主义真理。然而,剥削阶级却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事实,把历史说成是少数剥削阶级的“英雄”人物所创造的,《三国演义》的作者也同样如此。作品所着重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刘备和曹操,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对立的人物,如刘备告诉庞统所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第六十回)作者正以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描写在同一事件上曹、刘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这种描写充满全书。然而,无论是赞扬还是鞭答,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三国演义》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三国演义》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而那些残酷镇压黄巾起义、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统治者,却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来吹捧。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刘使君若不领此郡,我等皆不能安生矣!’”(第十二回)在刘备军队于博望坡大破曹兵,“班师回新野”时,作者又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新野百姓望尘遮道而拜,曰:‘吾属生全,皆使君得贤人之力也!’”(第三十九回)在这种颠倒历史的描写中,封建统治者刘备就成了救世主。为了表现刘备如何受到人民拥护,竟写了猎人刘安杀妻献肉这样的情节。刘备兵败徐州时,人民“皆争进饮食”,猎户刘安“ 欲寻野味供食,一时不能得,乃杀其妻以食之”(第十九回)。这种不真实的对地主阶级的吹捧,加重了刘备形象的虚伪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是最切当的批评。作为刘备对立面的曹操,却是《三国演义》描写相当突出的人物。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的作用。《三国演义》没有肯定这些作用,把他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观点,“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然而,《三国演义》在曹操的形象中,却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狡诈的特点,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曹操也是农民起义的死敌,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他在豪强大混战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最后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和权势。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剥削阶级处世哲学的集中和概括。曹操具有极端的损人利己的特性,具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对于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三国演义》是通过丰富具体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把他突现出来的。在他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群雄割据的强者、胜利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曹操能认识各个集团的长处和弱点,了解事变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等,反面人物曹操,没有被写成浅显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坏蛋。在他身上,狡诈和残暴得到特别深刻的表现。如上所述,曹操有谋略,也有才干,但他的所谓“谋略”和“才干”是为他的极端的唯我主义服务的,因此,“谋略”使他更狡诈,“才干”使他更残暴。曹操出于恐惧猜忌,杀了吕伯奢一家;因为要引诱吕布,却将掳来的群众当炮灰;为了报父仇,在攻打徐州时,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第十回),真是坏事干尽。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好人,常常用假仁假义和小恩小惠来洗涤沾满两手的鲜血。他打着汉献帝的旗帜发号施令,北讨南伐,明明是发展自己政治、军事势力,取代刘汉王朝,却标榜为“与国家除凶去害”、“拯救黎民”;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军粮,却借仓官的头来安定军心;为了防范行刺,杀死侍者而佯装不知;表示军法严明,还耍出“割发权代首”的把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很清楚,作者对曹操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都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三国演义》作者以为曹操既是“乱臣贼子”,但又是人类历史和人民群众命运的主宰者,征张绣时,命令军士不准践踏麦田,“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 ”(第十七回)在曹操跟刘备一起消灭吕布以后,“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操曰:‘刘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来未迟。’百姓叩谢。”(第二十回)总之,在刘备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人民群众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儿,他们被作者歪曲成了毫无作为的“群氓”,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汉贼”还是“皇叔”,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运、支配历史进程的“英雄”。尽管作者对刘备和曹操的褒贬非常明显,但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却共同反映出作者的英雄史观。与此同时,《三国演义》还大肆吹嘘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天赋才能,把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归因于他们的“天赋”。如写刘备,说他生下来注定要成为“贵人”,从小就有“大志”,与众不同,“非常人也”(第一回)。写曹操,则说他幼时就“有权谋,多机变”,从小就是“安天下”的“命世之才”(第一回)。并在《邺中歌》里评论曹操说:“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第七十八回)进一步把他写成山川灵气所钟、超群出众的“异人”。总之,在作者笔下,这些主宰历史、驱策人民的“英雄”,都是“天生”的超人。《三国演义》还借助“天命”来颂扬作者理想的“英雄”。据作者说,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来创造历史,统治人民,全都是执行上天的意旨,所谓“受命于天”。曹魏之所以破灭豪强,统一北方,固然是“天命”;刘备之终于做了皇帝,也是“天命有归”(第三十五回)。因此,这些“应天而生”的封建统治者是受上天保护的。第三十四、五回,写蔡瑁要害刘备,但由于“天意”、“神助”,刘备所骑的马竟然“一跃三丈”,使他脱离了险地。第四十九、五十回,写曹操在华容道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天象”所定,“未合身亡”。书中还一再声称“顺天者逸,逆天者劳”,“逆天而行,乃自取败亡也”(第三十七回、一百二回)。因此凡成王称帝者,总有“凤凰来仪”“黄龙屡现”的征象,而每一重要将帅战死,都有“帅旗忽折”“将星流堕”的预兆。作者宣扬这种“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在封建社会里,“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就正是利用神权思想为封建政权服务,要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这些被吹捧为“天生”“超人”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统治;并警告人们说,谁要敢于起来反抗,就是逆天行事,自取灭亡。这也就进一步暴露了,“英雄”史观到最后总是不得不乞灵于“天命”之类的唯心主义的幽灵。《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并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作者的社会、政治思想。除上文提及的曹操等人物外,还有:郭嘉、夏侯敦、黄盖、吕蒙、张飞、赵云、黄忠等等,其中尤以诸葛亮描绘得最为突出。诸葛亮在作品中,是被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歌颂的,作者对他倾注了强烈的爱和崇敬,把他作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特别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尽笔力,大肆渲染。马克思主义深刻指出:认识来源于实践。从历史事实来看,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处事比较有胆识有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他具有这些长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重视实践。例如,在曹操取得荆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到曹操必败,就正是因为诸葛亮已经在曹操下荆州的过程中,经历过战争的实践,对敌我双方的长处和弱点都已作了比较的缘故(见《三国志·先主传》和《三国志·诸葛亮传》)。而就《三国演义》看,在有些章节中,作者写到诸葛亮之所以取胜,是由于他对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的结果。如在有几次战争中,诸葛亮事先实地观察地形,调查对方兵力部署,根据地形和客观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利的作战方案,击败了敌人。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用“空城计”,就是因为他对敌方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知道司马懿了解自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第九十五回),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诸葛亮的正确判断,是在他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在更多的章节里,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宣传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诸葛亮一出场,他就告诉刘备:“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第三十八回)诸葛亮病重在五丈原,“自于帐中祈禳北斗。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吾寿可增一纪;如灯灭,吾必死矣”。结果魏延飞步入告军情,“竟将主灯扑灭”(第一百三回),真个能“知凶定吉,断死言生”。为了突出诸葛亮,作品还一再写他的“ 锦囊妙计”,每逢重要事件,他总要把装有“妙计”的锦囊交给执行任务的人,吩咐“到时开看”,不但根本不跟别人商量,而且也不让执行任务的人事先知道事情如何去做。一切都只是他那种能够“先知”的“智慧”在起作用,其馀的人都只是被他的“智慧”所驱策的、被动的工具。至于“七星坛祭风”里,写诸葛亮登坛作法、呼风唤雨等,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鲁迅批评《三国演义》 “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是极其确切的评价。俗语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也正说明了诸葛亮不是超凡的“先知”、不可企及的“天才”。最富于斗争实践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集体的智慧和才能。对于诸葛亮的所谓“忠贞”方面,小说也给以多方面的描写。诸葛亮忠于刘备,刘备死后,继续尽忠于阿斗(刘禅),为了报答“三顾草庐”和“临终托孤”的知遇之恩,他“亲理细事,汗流终日”,以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一百三回、九十七回)。诸葛亮“忠贞”的出发点,既有封建的“正统”观念,也有“ 士为知己者死”的“义”的思想。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小说描写了成批的谋臣策士,诸葛亮也是其中一员。属于知识阶层的这支队伍,尽管他们的思想、才能、性格各有不同,但都从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出发,以个人恩怨依附于某一个政治集团,与某一个统治主建立君主臣属关系;有时用兄弟、朋友等形式来表现这种关系,但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的实质。因此,作为蜀国“贤相”的诸葛亮,他是矢忠于刘氏天下的。然而,诸葛亮的形象,又不是用封建主义的“愚忠”所能完全概括。作者通过刻划他的所谓“谨慎”、“谦逊”、 “严于责己”等个人品质,通过一系列经过美化的“清明”政治措施,来突出这一形象,把他塑造成封建社会“完人”的典型。在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的年代里,作者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杰出的政治家,盼望由他们来实施“王道”和“仁政”。关羽也是《三国演义》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精心刻划他“神威勇武”的一面,在众多的战将中,他出类拔萃的气概最为突出。“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表现他万人敌的“勇武 ”,“临江会”、“单刀会”突出他凛然不可犯的“神威”,“刮骨疗毒”写他沉着的“大丈夫”气概。总之,作者力图通过许多夸张传神的描绘,使关羽成为一个 “英雄”人物。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的“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也是指他的“丰采”和“勇力”而言的。《三国演义》如此美化关羽,完全是为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在关羽身上,“忠”和“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关羽之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他们“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所以“结为兄弟”,以便“同心协力”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并发誓说,决不“背义忘恩”(第一回)。这就清楚说明了,他们所标榜的“义”,是以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作为首要内容的,阶级性十分鲜明。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尖锐,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不但共同镇压了黄巾起义,而且还以“誓扶汉室”为旗帜,跟地主阶级内部其他派系进行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关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披肝沥胆”,效忠刘备,最终为刘备而“断首捐躯”。《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此十分赞赏,称许他为“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第七十七回)。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大肆吹捧关羽的“忠”“义”,不过是要人们效法关羽,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为某一个封建主卖命而已。正因如此,关羽也就为地主阶级所特别重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的地位,不过同张飞、赵云相等。宋、元的统治阶级虽已先后尊关羽为“真君”和“武安王”,但就吹捧关羽的程度和规模来说,都远远不及明、清两代。自从《三国演义》把关羽写成“忠”“义”的化身以后,他就成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就越来越广。明、清的统治阶级曾几次封他为“大帝”,到处为他立庙,享受着跟孔丘同样隆重的祭礼。这就清楚地说明,通过关羽鼓吹“忠”“义”的这种描写,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也是为了提倡给封建主子卖命,《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第二十三回)。后来因事情败露,“全家老小”都被曹操所杀。作者对这些人极尽歌颂之能事,说他们“捐躯报圣明”,“千秋仰异名”;“忠贞千古在”,“誓死答君恩”。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此外,在写姜维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在写孙夫人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节烈”。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通过这些形象,作者宣扬了封建的“仁政”、“英雄”史观、唯心的先验论和封建道德等。因此,我们对于这些艺术形象,也必须首先认清其思想实质。
nikeyicongzhongdedaoqif作品所着重塑造的两个艺术形象——刘备和曹操,是统治阶级内部两个对立的人物,如刘备告诉庞统所说:“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第六十回)作者正以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政治倾向,描写在同一事件上曹、刘两种截然相反的表现,这种描写充满全书。然而,无论是赞扬还是鞭答,无论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作者都宣扬了“英雄”史观。《三国演义》把刘备描写为一个理想化的统治者、施行“王道”“仁政”的代表,他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被大量虚声美词掩盖着。《三国演义》否定黄巾起义推动历史发展的伟大作用,而那些残酷镇压黄巾起义、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封建统治者,却被当作历史的创造者来吹捧。在陶谦把徐州让给刘备而刘备固辞不受时,作者安排了这样的情节:“次日,徐州百姓拥挤府前哭拜曰作为刘备对立面的曹操,却是《三国演义》描写相当突出的人物。历史上的曹操是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在分裂混乱的三国时期,对统一我国北方,曾起过相当的作用。《三国演义》没有肯定这些作用,把他作为破坏“正统”、违反“纲纪”的乱世奸雄来否定,反映了作者儒家的政治观点,“这不是观察曹操的真正方法”(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然而,《三国演义》在曹操的形象中,却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狡诈的特点,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曹操也是农民起义的死敌,镇压黄巾起义军的刽子手,他在豪强大混战的过程中,一步步扩大势力,最后取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和权势。曹操的人生哲学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是剥削阶级处世哲学的集中和概括。曹操具有极端的损人利己的特性,具有无穷的贪欲和权势欲,曹操身上,集中了封建统治阶级全部恶劣品质。对于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三国演义》是通过丰富具体的细节和心理活动的描写,把他突现出来的。在他身上,具有多方面的复杂的性格特征。作为一个群雄割据的强者、胜利者,在风云突变的年代,曹操能认识各个集团的长处和弱点,了解事变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等,反面人物曹操,没有被写成浅显的、一眼可以看穿的坏蛋。在他身上,狡诈和残暴得到特别深刻的表现。如上所述,曹操有谋略,也有才干,但他的所谓“谋略”和“才干”是为他的极端的唯我主义服务的,因此,“谋略”使他更狡诈,“才干”使他更残暴。曹操出于恐惧猜忌,杀了吕伯奢一家;因为要引诱吕布,却将掳来的群众当炮灰;为了报父仇,在攻打徐州时,军队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第十回),真是坏事干尽。然而,他又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好人,常常用假仁假义和小恩小惠来洗涤沾满两手的鲜血。他打着汉献帝的旗帜发号施令,北讨南伐,明明是发展自己政治、军事势力,取代刘汉王朝,却标榜为“与国家除凶去害”、“拯救黎民”;明明是自己下令克扣军粮,却借仓官的头来安定军心;为了防范行刺,杀死侍者而佯装不知;表示军法严明,还耍出“割发权代首”的把戏。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很清楚,作者对曹操是持否定态度的。然而,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创造历史?封建地主阶级思想家都认为是前者而不是后者,《三国演义》作者以为曹操既是“乱臣贼子”,但又是人类历史和人民群众命运的主宰者,征张绣时,命令军士不准践踏麦田,“百姓闻谕,无不欢喜称颂,望尘遮道而拜。 ”(第十七回)在曹操跟刘备一起消灭吕布以后,“百姓焚香遮道,请留刘使君为牧。操曰:‘刘使君功大,且待面君封爵,回来未迟。’百姓叩谢。”(第二十回)总之,在刘备面前也好,在曹操面前也好,人民群众都只有哀求、叩拜的份儿,他们被作者歪曲成了毫无作为的“群氓”,而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汉贼”还是“皇叔”,都被吹捧成了掌握人民命运、支配历史进程的“英雄”。尽管作者对刘备和曹操的褒贬非常明显,但这两个人物的塑造,却共同反映出作者的英雄史观。与此同时,《三国演义》还大肆吹嘘这些封建统治者的天赋才能,把他们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归因于他们的“天赋”。如写刘备,说他生下来注定要成为“贵人”,从小就有“大志”,与众不同,“非常人也”(第一回)。写曹操,则说他幼时就“有权谋,多机变”,从小就是“安天下”的“命世之才”(第一回)。并在《邺中歌》里评论曹操说:“邺则邺城水漳水,定有异人从此起。”“英雄未有俗胸中,出没岂随人眼底?”“文章有神霸有气,岂能苟尔化为群?”“安有斯人不作逆,小不为霸大不王?”(第七十八回)进一步把他写成山川灵气所钟、超群出众的“异人”。总之,在作者笔下,这些主宰历史、驱策人民的“英雄”,都是“天生”的超人。《三国演义》还借助“天命”来颂扬作者理想的“英雄”。据作者说,这些“英雄”人物之所以降生到世上来创造历史,统治人民,全都是执行上天的意旨,所谓“受命于天”。曹魏之所以破灭豪强,统一北方,固然是“天命”;刘备之终于做了皇帝,也是“天命有归”(第三十五回)。因此,这些“应天而生”的封建统治者是受上天保护的。第三十四、五回,写蔡瑁要害刘备,但由于“天意”、“神助”,刘备所骑的马竟然“一跃三丈”,使他脱离了险地。第四十九、五十回,写曹操在华容道之所以大难不死,是“天象”所定,“未合身亡”。书中还一再声称“顺天者逸,逆天者劳”,“逆天而行,乃自取败亡也”(第三十七回、一百二回)。因此凡成王称帝者,总有“凤凰来仪”“黄龙屡现”的征象,而每一重要将帅战死,都有“帅旗忽折”“将星流堕”的预兆。作者宣扬这种“天命”思想,具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在封建社会里,“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三国演义》的这种描写,就正是利用神权思想为封建政权服务,要人民服服帖帖地接受这些被吹捧为“天生”“超人”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的统治;并警告人们说,谁要敢于起来反抗,就是逆天行事,自取灭亡。这也就进一步暴露了,“英雄”史观到最后总是不得不乞灵于“天命”之类的唯心主义的幽灵。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些性格鲜明、影响深远的艺术形象。这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人物形象,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并在不同程度上宣扬了作者的社会、政治思想。除上文提及的曹操等人物外,还有:郭嘉、夏侯敦、黄盖、吕蒙、张飞、赵云、黄忠等等,其中尤以诸葛亮描绘得最为突出。诸葛亮在作品中,是被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来歌颂的,作者对他倾注了强烈的爱和崇敬,把他作为“忠贞”和“智慧”的化身,特别对诸葛亮的“智慧”,更是用尽笔力,大肆渲染。马克思主义深刻指出:认识来源于实践。从历史事实来看,诸葛亮在当时的地主阶级统治集团中,是一个看问题比较敏锐、处事比较有胆识有谋略、能随机应变的人,他具有这些长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重视实践。例如,在曹操取得荆州、领兵南下时,诸葛亮曾向孙权分析当时形势,预计到曹操必败,就正是因为诸葛亮已经在曹操下荆州的过程中,经历过战争的实践,对敌我双方的长处和弱点都已作了比较的缘故(见《三国志·先主传》和《三国志·诸葛亮传》)。而就《三国演义》看,在有些章节中,作者写到诸葛亮之所以取胜,是由于他对具体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的结果。如在有几次战争中,诸葛亮事先实地观察地形,调查对方兵力部署,根据地形和客观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利的作战方案,击败了敌人。又如诸葛亮敢于使用“空城计”,就是因为他对敌方将领的情况作了分析,知道司马懿了解自己“生平谨慎,必不弄险”(第九十五回),从而利用司马懿对自己长期形成的认识,采用了十分“弄险”的疑兵之计,解除了危机。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到,诸葛亮的正确判断,是在他长期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然而,在更多的章节里,作者却把诸葛亮写成了“先知先觉”的人物,宣传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诸葛亮一出场,他就告诉刘备:“亮夜观天象,刘表不久人世。”(第三十八回)诸葛亮病重在五丈原,“自于帐中祈禳北斗。若七日之内主灯不灭,吾寿可增一纪;如灯灭,吾必死矣”。结果魏延飞步入告军情,“竟将主灯扑灭”(第一百三回),真个能“知凶定吉,断死言生”。为了突出诸葛亮,作品还一再写他的“ 锦囊妙计”,每逢重要事件,他总要把装有“妙计”的锦囊交给执行任务的人,吩咐“到时开看”,不但根本不跟别人商量,而且也不让执行任务的人事先知道事情如何去做。一切都只是他那种能够“先知”的“智慧”在起作用,其馀的人都只是被他的“智慧”所驱策的、被动的工具。至于“七星坛祭风”里,写诸葛亮登坛作法、呼风唤雨等,更是荒诞不经的描写。类似这样的问题,还可以在“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中看到。鲁迅批评《三国演义》 “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中国小说史略》),是极其确切的评价。俗语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也正说明了诸葛亮不是超凡的“先知”、不可企及的“天才”。最富于斗争实践的是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具有无限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形象的塑造,概括了集体的智慧和才能。对于诸葛亮的所谓“忠贞”方面,小说也给以多方面的描写。诸葛亮忠于刘备,刘备死后,继续尽忠于阿斗(刘禅),为了报答“三顾草庐”和“临终托孤”的知遇之恩,他“亲理细事,汗流终日”,以至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第一百三回、九十七回)。诸葛亮“忠贞”的出发点,既有封建的“正统”观念,也有“ 士为知己者死”的“义”的思想。在三国鼎立的形势下,小说描写了成批的谋臣策士,诸葛亮也是其中一员。属于知识阶层的这支队伍,尽管他们的思想、才能、性格各有不同,但都从封建统治阶级立场出发,以个人恩怨依附于某一个政治集团,与某一个统治主建立君主臣属关系;有时用兄弟、朋友等形式来表现这种关系,但并没有改变阶级关系的实质。因此,作为蜀国“贤相”的诸葛亮,他是矢忠于刘氏天下的。然而,诸葛亮的形象,又不是用封建主义的“愚忠”所能完全概括。作者通过刻划他的所谓“谨慎”、“谦逊”、 “严于责己”等个人品质,通过一系列经过美化的“清明”政治措施,来突出这一形象,把他塑造成封建社会“完人”的典型。在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的年代里,作者把希望寄托于所谓杰出的政治家,盼望由他们来实施“王道”和“仁政”。关羽也是《三国演义》着力描写的人物,作者精心刻划他“神威勇武”的一面,在众多的战将中,他出类拔萃的气概最为突出。“温酒斩华雄”、“诛颜良、文丑”表现他万人敌的“勇武 ”,“临江会”、“单刀会”突出他凛然不可犯的“神威”,“刮骨疗毒”写他沉着的“大丈夫”气概。总之,作者力图通过许多夸张传神的描绘,使关羽成为一个 “英雄”人物。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的“惟于关羽,特多好语”,也是指他的“丰采”和“勇力”而言的。《三国演义》如此美化关羽,完全是为提倡封建的“忠”“义”思想。在关羽身上,“忠”和“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关羽之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具有明确的政治企图。他们“闻黄巾倡‘乱’,有志欲破‘贼’安民”,所以“结为兄弟”,以便“同心协力”地“上报国家,下安黎庶”;并发誓说,决不“背义忘恩”(第一回)。这就清楚说明了,他们所标榜的“义”,是以反对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作为首要内容的,阶级性十分鲜明。然而,由于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很尖锐,刘、关、张“桃园结义”以后,不但共同镇压了黄巾起义,而且还以“誓扶汉室”为旗帜,跟地主阶级内部其他派系进行了你争我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关羽“义不负心,忠不顾死”,“披肝沥胆”,效忠刘备,最终为刘备而“断首捐躯”。《三国演义》的作者对此十分赞赏,称许他为“天日心如镜,《春秋》义薄云”(第七十七回)。由此可见,《三国演义》大肆吹捧关羽的“忠”“义”,不过是要人们效法关羽,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为某一个封建主卖命而已。正因如此,关羽也就为地主阶级所特别重视。在陈寿的《三国志》中,关羽的地位,不过同张飞、赵云相等。宋、元的统治阶级虽已先后尊关羽为“真君”和“武安王”,但就吹捧关羽的程度和规模来说,都远远不及明、清两代。自从《三国演义》把关羽写成“忠”“义”的化身以后,他就成为完全符合统治阶级理想的人物,随着《三国演义》的传播,关羽在民间的影响就越来越广。明、清的统治阶级曾几次封他为“大帝”,到处为他立庙,享受着跟孔丘同样隆重的祭礼。这就清楚地说明,通过关羽鼓吹“忠”“义”的这种描写,是多么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也是为了提倡给封建主子卖命,《三国演义》还塑造了一系列所谓“忠臣”形象,如董承、王子服、吉平等等,他们为了尽忠汉献帝,诛除“国贼”曹操,“虽灭九族,亦无后悔”(第二十三回)。后来因事情败露,“全家老小”都被曹操所杀。作者对这些人极尽歌颂之能事,说他们“捐躯报圣明”,“千秋仰异名”;“忠贞千古在”,“誓死答君恩”。把这些人吹捧为流芳千古的模范人物。此外,在写姜维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孝道”,在写孙夫人等人物时,鼓吹了封建的“节烈”。由此可见,《三国演义》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是贯穿了作者的社会、政治观点的。通过这些形象,作者宣扬了封建的“仁政”、“英雄”史观、唯心的先验论和封建道德等。因此,我们对于这些艺术形象,也必须首先认清其思想实质。
小气啊,才这么点分
《三国演义》人物性格分析之陈宫 三国中英雄人物辈出,纵观《三国演义》中的历史,陈宫出场次数并不多,辨其才能:并非能武之人;作为谋士,他的本事肯定又不若诸葛那么神;就连性格也非三国中非常典型的人物。然而人物分析会想写他,只因他辅佐吕布到了最后…… 初识陈宫是因其捉曹操又放曹操一事,看此事件就觉得陈宫是一个忠义之人,他对忠义之士也是相当敬重的,以天下为己任,有着抱负的他,当见到曹操是位为天下的忠义之士时,便毅然弃官从操而逃,对县令一职无留恋,并不在乎名利一事,他所在乎的是国家天下吧,一般说来是难得有人有如此气魄的,所以在我眼中他算得上是英雄了。 而出逃没多远所发生的事情却不好判断陈宫究竟是如何想的了。曹操错杀吕伯奢一家,又说出了“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话,令陈宫察觉其实曹操也是狼心之徒,留操,必有后患,欲杀操又觉不义,只得弃操而投东郡。说到这里,陈宫是力求自己为忠义之士,具有儒家传统思想,他人不义也罢,但自己是应当做一个忠义之人的,这里不杀曹操也没有报官出卖曹操,我也可以猜测陈宫认为曹操是识人之人,两人其实是彼此欣赏的,杀操陈宫心中也有不舍;而他心中也应该知道,此时留下曹操,对自己的未来肯定是巨大的威胁,即使弃操之时无法完全看透以后的国家形势发展,但他还是了解曹操为成大事之人,以后若被操擒,自己必是无后路可退的,这件事算是为陈宫的灭亡埋下了种子。 陈宫在弃操之后辗转投奔了东郡、陈留,后被张超引荐,恰巧吕布来投张邈,宫劝邈结吕布攻衮州,此时是陈宫谋士的身份第一次在《三国演义》中展现,而攻略的对象为曹军之地——衮州。其实刚到陈留的陈宫应该也不非常了解张邈究竟是否为可得天下的明主,但他却直接劝张邈攻衮州,其意图真的是在想帮张邈谋天下?亦或其实是因为知道曹操欲尽杀徐州百姓,而陈宫心中不忍,才出此策略,一方面可令曹操退出徐州,另一方面,又可得新主的信任? 尔后,陈宫便一直辅佐吕布,在很多人看来吕布是骁勇之人,但却是典型的有勇无谋,因此在后面的几场战役中只要吕布听从了陈宫的谋略,便获得了胜利,从这里可以看出陈宫确实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在战场上“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而陈宫在与曹操的对战中也算是将曹操的性格分析的透彻了,了解曹操会在何时使用什么计谋,因此陈宫在促吕布成业时是有大功劳的,那时的吕布很多事情也肯听陈宫之言,只可惜后来吕布鲜少听从陈宫的谏言,才拖累属下一起被操所缚。 在关于陈宫后来一直辅佐吕布一事,可能很多人都会认为陈宫已经由一个忠义之士,变成了一个放弃国家利益、只图自身发展、摇摆不定、为虎作伥之人,但这里我却有我个人的观点……我认为陈宫是个很有责任的人,他完全的履行着“居其职,司其责”的原则,一开始弃官是因为执政之人已非陈宫想效忠的人,而后几经辗转,跟随吕布;虽然《三国演义》中的吕布实在是个除了武力无什么可取之处的人,但当时的情况,陈宫不另择明主,我觉得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我个人有少许猜测如下:俗语说“伴君如伴虎”,在君王属下做事是要伴着被杀的危险的,此时,选择一个心胸相对宽广的上司于自身是比较好的,曹操虽然惜才,但他也是妒才之人,陈宫已觉他不仁,肯定是不愿再跟随曹操了;但对于吕布,陈宫自己也说布虽无谋,却不似操诡诈奸险,为吕布谋略可尽其所能,因为吕布即使不听陈宫的策略也不会对陈宫如何,而曹操则不一定了……想想杨修之死,自然是觉得辅吕布要来得安心得多;那就又有疑问,为何陈宫当时不去投刘备呢?在《三国演义》里,作者其实是偏向蜀国的,所以在作品中陈宫的做法对刘备算是不仁不义了,一开始刘备以徐州相让时,陈宫说“强宾不压主”,后来又主张吕布攻徐州,再到后来的连袁术灭刘备,看到这里,恐怕又有人要说,陈宫果然已非忠义之人,当日刘备给了吕布安身之地,如今陈宫却又纵布反噬恩主,自是有很多人对陈宫不满了,但我也还是要提那句话“居其职,司其责”,陈宫那时并不了解刘备是否为仁义之人,而当时也没有机会了解,便遇到刘备让徐州之事,即使当时刘备是真有心让吕布掌徐州,此事在陈宫看来恐怕也觉得刘备有疑人之意,才会说“请使君勿疑”一话吧,而后他当然得为自己所伺之主考虑,小沛本来也就不是久居之地,有机会将徐州攻下而获得治理权则更显得名正言顺,本来在天下姓未定之时,大家各伺一人,都是为统领大业发展,谁也不知道最后谁是可得天下的人,而如今他确实应该是尽其作为吕布谋士的职责,从有利于吕布的角度来考虑究竟该如何发展,而后陈宫知晓袁术欲结亲的本意为杀刘备,他主张杀刘备也不是没有他的道理,在陈宫眼中刘备可能本也有些虚伪,外加徐州一事可能对刘备造成积怨,此人不灭对吕布是一大威胁,所以这里并不是陈宫看得不远,而是有些事尽自己的本职就必须那么做。也有人说刘备太虚伪,所以陈宫才不愿投他,具体史实我没有去研究,但仅作品中陈宫的做法我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个人是比较欣赏他这么做的,陈宫跟夏商周的闻仲是一样的:效一主,尽其职。不过说起易主,我想起了吕布屡次不听宫言,陈宫当时意欲弃布而往,却又不忍,又怕被人嗤笑,这里的心情可真的是矛盾,而这里也看得出陈宫还是在乎面子的人。 陈宫最后被俘,实在是吕布听妻而不听陈宫劝言的结果,说起来陈宫也算得上是死于妇人手了,不过却也是死的有志气,曹操欲留,陈宫却就那么平然的赴死了。其实看到这里我是很感动的,可是这里的感慨我又无法很好的表达,只说其实是看到这里才真的觉得陈宫是一个忠义的人才,才想过陈宫在辅佐吕布时矛盾的心情,才想到陈宫是位尽职尽责的谋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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