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和楚怀王的史实研究论文

司马光认为屈原自沉汨罗江是奇节，因此《资治通鉴》里并没有记载屈原的事迹。

清道光年间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汤鹏：“是故燕惠王有乐毅而不能用，楚怀王有屈平而不能用，项羽有范增而不能用，汉文有贾谊而不能用，唐德宗有陆贽而不能用，宋神宗有苏轼而不能用，此左右谮愬之罪也，此乾坤憾事也。”

1906年廖平作《楚辞新解》认为“《渔父》《卜居》，乃为屈子自作”，其他则为“屈子所传”，而“《楚辞》为孔子天学，《诗》之传记，与道家别为一派”。1918年廖平又作《五变记》称《楚辞》“辞意重复，非一人之著述，乃七十博士为始皇所作仙真人诗，采风雅之微言，以应时君命”。

1922年胡适在《读楚辞》中宣称︰“《九歌》与屈原的传说绝无关系，细看内容，这九篇大概是最古之作，是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歌舞。……屈原是谁？这个问题是没有人发过问的。我现在不但要问屈原是什么人，并且要问屈原这个人究竟有没有？”

1923年4月8日陆侃如发表《屈原评传》，逐条驳斥了胡适《史记·屈原列传》是“伪作”说，又说：“屈原这人是有的。他是战国时人。”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不久，为了呼应世界和平理事会、争取国际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决定由郭沫若、游国恩、郑振铎等人组成“屈原研究小组”，并将屈原的作品整理成集，以白话文的形式出版发行。

高丽文人李奎报在《东国李相国集》中作“屈原不宜死论”以评价：“古有杀身以成仁。若比干者是已。有杀身以成节者。若伯夷叔齐是已。比干当纣时。其恶不可不谏。谏而被其诛。是死得其所而成其仁也。虎王伐纣。犹有惭德。凡在义士。不可忍视。故孤竹二子。扣马而谏。谏而不见听。耻食其粟而死。是亦死得其所而成其节也。若楚之屈原。举异于是。死不得其所。祇以显君之恶耳。夫谗说之蔽明。邪谄之害正。自古而然。非楚国君臣而已。原以方正端直之志。为王宠遇。专任国政。宜乎见同列之妒嫉也。故为上官大夫所谮。见疏于王。此固常理而不足以为恨者也。原于此时。宜度王之不寤。灭迹远遁。混于常流。庶使其王之恶。渐久而稍灭也。原不然。复欲见容于襄王。反为令尹子兰所谗。放逐江潭。作湘之累囚。至是虽欲遁去。其可得乎。是故。憔悴其容。行吟泽畔。作为离骚。多有怨旷讥刺之辞。则是亦足以显君之恶。而乃复投水而死。使天下之人。深咎其君。乃至楚俗为竞渡之曲。以慰其溺。贾谊作投水之文。以吊其冤。益使王之恶。大暴于万世矣。湘水有尽。此恶何灭。且纣之恶。久已浮于天下。虽比干不死。未免为独夫而取刺于万世矣。虎王举大义忘小嫌。卒王天下。功业施于万世矣。则其德不以二子之死大损也。况二子非虎王之臣也。乃纣之臣。谏伐其君而死。以成其节也。何与于虎王哉。若怀王则听谗疏贤而已。当时此事。无国无之。原若不死。则王之恶。想不至大甚。吾故曰。原死非其所。以显其君之恶耳。予之此论。乃所以雪原之冤。而益贬其君之恶。庶以讽后之信谗斥贤耳。非固讥原也。惜也其死之非其所宜也。呜戏。”

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我整理的楚怀王与屈原的故事，供参考！

楚怀王与屈原的故事

楚怀王，出生于公元前374年，又被称为熊槐，芈姓，熊氏，名槐，楚威王之子，楚顷襄王之父，战国时期楚国国君，在位时间是公元前328年到公元前299年。楚怀王是出生在春秋时期的一位悲剧君主，因为他是个十分复杂的人，史书上对其评价不高，他也经历了从执政初期的强盛势头到后期的低落，直至楚国灭亡。

楚怀王一生起起伏伏，经历了人生的巅峰，曾经他也是那么斗志昂扬，谨遵祖上的遗嘱，要将楚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曾经在他和屈原也形影不离，他们在少年时期起便相识，屈原是楚怀王的伴读，陪伴楚怀王好多年，帮助楚怀王进行决策，制定相关的政策，可以说屈原是楚怀王最信任的人之一。

但是很遗憾，这种信任并没有维持多久。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即使屈原对国家并无二心，也不是争名逐利的人。清高的品性让他难以和其他的奸臣同流合污，他力主联齐抗秦，结果因为触犯了楚国贵族的利益，而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后来他遭到小人的谗言被迫离开了自己的职位，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彻底被楚国政坛边缘化了。

公元前278年，楚怀王被秦人囚禁在秦国，秦军攻破楚国都城。屈原亲眼看着自己的祖国被人鱼肉，心如刀割，不忍心逃到其他国家，在写下《怀沙》之后，于五月初五，在汨罗江边久久地怅然而立，两行纵横的热泪，一声叹息，抱石投汨罗江身死，平静的汨罗江看不出一丝波澜，屈原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当初屈原就告诫楚怀王，要连齐抗秦，楚怀王不听，还是坚持听信小人的谗言。最令人遗憾的是，作为年少时期就已经是好友的两人，他们之间不仅是君臣关系还是好友，但是显然楚怀王对屈原并不是完全地信任的。当一个人来说屈原不好时，他不信。两人说，楚怀王还是不信，三个、四个、五个甚至更多人的时候，楚怀王动摇了。屈原的死，楚怀王有责任，那些小人也负有责任。

历史上有两个楚怀王，一个是战国时期的楚怀王熊槐，第二个是义帝楚怀王熊心，熊心是楚怀王熊槐之孙，楚顷襄王熊横堂侄，秦末诸侯王之一。这个后楚怀王熊心就是前楚怀王的后人，熊心在楚国亡国之后，一直都隐藏在民间，后被范增发现，扶植这个流落民间的楚怀王以得到众人支持。

两人的名字和谥号都挺接近，因此，这两个楚怀王是有一点关系的。自从楚怀王死后，楚国在很快的几十年间，便被秦国灭亡。在这一段时间里，楚国经历了四代君主，一直到楚国的最后一代国王。虽然从时间上来算，义帝楚怀王可以算得上是战国楚怀王之孙，这个说法听起来有些可笑又荒谬。祖孙两代楚怀王用一个王号的情况，是十分奇怪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战国时候，楚怀王无辜被秦人扣留，最后客死异乡，引起了楚人的同情，也导致楚人厌秦的情绪，张仪欺楚怀王这件事成为了楚人永恒的遗憾。

楚怀王的.故事

楚怀王虽然是亡国之君，但是关于他的许多故事却也都流传了下来。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了他与神女的故事，巫山云雨这个成语的出处也是源于此处。

楚怀王与神女

巫山云雨最早是出自战国时期的古文，这些古文中记述了楚顷襄王和宋玉游览云梦台的种种事迹。在他们游览之时，宋玉曾经对楚顷襄王说了楚怀王与神女的一场相遇。这种种都被记录了下来，后人也因此而得知。

据传，楚怀王，曾经也到此游玩。楚怀王在玩了一会儿之后，感觉十分疲惫，就在此处睡着了。但是楚怀王却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看到了一个有着绝世容颜的美貌女子。这名女子自称是巫山之女，她愿意将自己的枕席让出一半，与楚怀王共享。楚怀王是一国之君，他的身后拥有着三宫六院和无数的佳丽，又怎么会听不出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和邀宠之意呢。有如此貌美的女子邀宠，一向贪恋美色的楚怀王又怎么可能不动心呢。于是楚怀王并没有拒绝巫山美女的美意，立即就宠幸了她。巫山美女在走之前，还特地告诉楚怀王：“如果你还想再见到我的话，可以到巫山来找我。朝云与行雨就代表了早晨和晚上。

这故事中的巫山美女就是是天帝的女儿，一个叫瑶姬的神女。她还没有出嫁，就死去了，死后被葬于巫山之中。

巫山云雨因此而来，而人们也往往用巫山云雨来形容男女欢好。

楚怀王与郑袖

楚怀王是楚国的亡国之君，而他使楚国一步步走向没落，郑袖也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所谓的红颜祸水说的大概就是郑袖这样的女子。

郑袖是楚怀王的妃子，容貌绝美，聪慧非常，深受宠爱。可惜，此女阴险恶毒，生性善妒，而且还喜欢干预朝政，祸乱朝纲。

当初，张仪出使楚国，为楚怀王所囚禁。张仪曾欺楚怀王，致使楚国国力受损，楚怀王对其一直是杀之而后快。张仪于是暗中勾结楚国大臣靳尚，让靳尚一边游说楚怀王，一边又去诱惑郑袖。他对郑袖说：“如果不释放张仪，秦国就会以土地作为陪嫁，将公主嫁予楚国。而大王必定会因为土地而迎娶公主，并对她十分宠爱。公主有强秦为依靠，就会成为楚国的王后。而大王沉迷于享乐之中，必然早已忘记了你，那么你就必然会失宠的。如果你说服大王释放张仪，那么公主就不会嫁过来，你也会因此而受到秦国的看中，何乐而不为呢？”郑袖听了靳尚的分析后，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便日夜在楚怀王的面前说：“作为一个臣子，各为其主这是很正常的。秦国既然派张仪来了，那就说明他们讲和的诚意是很明显的。如今，大王若是杀了张仪必定会惹怒秦王，为楚国招来祸患。请您让我们母子搬到别处去，免得他日被秦国宰割。”

楚怀王在郑袖日夜的劝说下，渐渐地动摇了，不久就将张仪放回了秦国。

起初，郑袖使计陷害楚怀王新得的美人，致使美人无辜遭受割鼻之刑，以此来获得楚怀王的专宠。之后，郑袖又受赂，释放张仪，使楚国割地赔款，楚怀王身死异国。郑袖可谓是真正的祸国妖妃。

楚怀王的儿子

楚怀王作为一国君主，拥有无数的妻妾，似乎应该有许多的儿子才对。事实上，目前所知的，楚怀王的儿子只有两个。

其一是楚怀王的长子熊横，也就是楚怀王的继任者——楚顷襄王。熊横虽然身为太子，但也曾两度成为人质，处境艰难。当初，因楚国背叛合纵盟约，致使齐、韩、魏联合起来攻打楚国。楚国不敌，于是一太子熊横为人质，请求秦国的援助。于是，熊横就被留在了秦国。后来，熊横因与秦国大臣发生斗殴，致秦国大臣身死。熊横在恐惧之下，逃回了楚国。

两年后，秦国派兵攻打楚国，楚军大败。于是熊横又成为人质，以求得齐国的救援。

后来，楚怀王被秦国扣留，而楚国不能无主。就在楚国为继位人选发愁的时候，齐国将熊横放了回来，熊横才得以继位为王。

其二是楚怀王的幼子子兰。当初楚怀王受到秦国的邀约，正举棋不定时，是公子子兰力劝楚怀王前去赴约的。他说：“我们把秦国当敌人的时候，伤亡惨重，国土沦丧。现在秦国有意和好，我们为什么不接受呢？”楚怀王这才决定前往秦国，并被秦国所扣留。

在楚怀王拒绝了割地的要求，楚国的大臣也拒绝以土地赎回君主后，楚怀王便被秦国长期囚禁了。而楚国也很快立了新的君主。楚怀王的幼子子兰也被封为了令尹，相当于宰相的职位。

楚怀王雪中送炭

雪中送炭的意思是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给予物质或精神上的帮助。而这个成语最初的由来，其实和楚怀王有关。

那时候，正好是楚国的隆冬，到处都下起了鹅毛般的大雪，十分寒冷。于是，楚怀王就命令宫人在宫殿的各个地方都点上了火炉，并将火烧得旺旺的。可是，即使楚怀王穿上了厚厚的皮毛大袄，身旁有着许多的暖炉可以取暖，他也依然感到十分寒冷，手脚冰凉地直打着颤。

他望着窗外飘落的大雪，突然之间陷入了沉思之中，原来他是想到了他的臣民们。他想到：“我即使把炉火点得这么大，身上穿上了最厚、最保暖的棉袄，依然是如此的寒冷。那我的那些臣民们呢？他们既没有炉火可以取暖，也没有厚重的棉袄可以保暖，这个冬天该如何度过呢？

大概这个时候的楚怀王心情十分愉悦吧，也或许他是真的想到了自己肩上所负的责任，他竟然十分慷慨地颁布了指令：楚国所有的贫困的百姓以及到楚国来游玩的人们，都可以得到免费提供的煤炭。就这样，贫困的百姓们得到了楚王送来的煤炭，得以平安地度过了这个寒冷的冬天。人们对楚王的行为十分的感动，也十分地感激，纷纷称赞他是一位难得一见的好君主。

这就是雪中送炭这个成语最初的由来。楚怀王在大雪纷飞的时候，命人将炭火送到了贫穷的百姓的家中，让百姓们能平安过冬。

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

《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之一，该篇诗作长达375句、近2500字，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早最长的抒情诗，堪称中国历史第一抒情长诗。离的字意有：分开、分别，离别、离开;割取;相并、成排;陈列;经历;八卦之一，象征火;明;罹，遭受;缡，女子出嫁的佩巾;丽，依附;螭的古字，《广雅·释天》“山神谓之离”。骚的字意有：动乱、骚扰，骚乱、躁动;忧愁;狐臭味;扫。离骚一词，司马迁解释为离忧，王逸解释为别愁，班固解释为遭遇忧愁，近人又有解释为牢骚、劳商的，劳商即楚国流行歌曲名《劳商》。从离骚的字词本身来说，上述解释都有道理，也都能成立。但是，如果从屈原写作这首诗篇的时间、内容及其所欲达成的目的来分析，他是在遭受小人谗陷，被楚怀王冷淡、疏远之际撰写的(公元前313年左右)，是要写给楚怀王听的，意思是“我经历着思想波动，不得重用，便回去干老本行”。从这个角度来说，屈原用“离骚”作为篇名，取意为“陈述自己躁动不安的心情”。《离骚》全诗，从内容上可分为三大段落。第一段落，从“帝高阳之苗裔兮”到“岂余心之可惩”，共130句，内容分为5小节。小节1 、屈原在《离骚》开篇第一句就自述自己的出身高贵“帝高阳之苗裔兮”，这里的高阳指太昊、少昊。我们知道，屈原出身楚国的少数民族巴族，巴族的祖先为太昊、少昊;与楚王、楚人、楚国贵族的祖先颛顼相比，少昊曾孺帝颛顼，事见《山海经·大荒东经》：“东海之外大壑，少昊之国。少昊孺帝颛顼于此，弃其琴瑟。”因此，屈原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楚王和楚国的贵族，你们不要瞧不起我，我的祖先比你们的祖先更高贵。接下来，屈原再述自己出生在虎年虎月虎日的大吉日子(巴人崇尚虎)，天赋聪慧、重视自身修养、志向高远，以及只争朝夕、变法图强、敢为天下先的政治抱负“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小节2 、讲述自己辅佐楚怀王进行立法改革，欲使楚国实现尧舜禹三代盛世。但是，却遭到小人谗陷，楚王毁约，被疏远、排除在楚国政坛之外。在这里，屈原指天为正，表达自己对祖国对君王的赤诚忠心，并痛惜灵修(楚王)毁约和反复多变：“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伤灵修之数化。”所谓楚王毁约，这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说法，普通臣僚是不会这样说的。屈原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的从政，代表着楚国少数民族巴族抗秦的意愿，而且是与楚怀王达成约定的。公元前318年楚怀王被推举为合纵长，领导诸国共同抗秦，屈原正是在这时进入楚国决策层的，而楚怀王看中的则是巴人尚武精神所具有的战斗力。但是，楚怀王在外交问题上反复多变，而且既不精明又没有原则，时而抗秦，时而亲秦，以致失信于天下，失信于国人。屈原在《离骚》中多次用“灵修”代指楚王，例如“夫唯灵修之故也”、“伤灵修之数化”、“怨灵修之浩荡”。那么，屈原为何称楚王为“灵修”?显然，这不是楚国贵族、臣僚通用的称呼楚王的方式，而是屈原的独创。这是因为，屈原出身巴族巫师，本名灵均(灵即巫)，因此他有理由认为楚王是大巫师或巫师首领。修字意为美好、高、大，古人以身材高大为美;所谓灵修，即高大的巫师，亦即巫师之首。小节3 、描述自己在任职期间做了大量有益于国家的工作，但是却无法改变众小人钩心斗角奔走钻营的社会现状。自己深切感到时间在虚度，长此下去恐怕到老也实现不了为国家建功立业的愿望。在这种情况下，自己“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彭咸指巫彭、巫咸，古代著名的巫师;屈原出身祭司，法名灵均，所谓向彭咸学习，就是干自己的老本行。小节4 、描述自己早晨在朝廷上受到指责，傍晚就被罢免了官职，以致情绪非常低落和困惑，心情极为痛苦。尽管如此，自己仍然不肯同流合污，对美好事物的选择也不后悔“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其中特别提及“众女嫉余之娥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所谓“众女嫉余”云云，表明屈原眉毛弯如月，身材修美，风流倜傥，再加上他那特立独行的举止，曾一度强烈吸引了王公贵族及其嫔妃女眷的注意和爱慕，并由此而遭到嫉妒，一时谣言四起。小节5 、描述自己复杂的心情和艰难的选择“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意思是，既然从政而获罪，不如修复自己原来的服装(巴人巫师的民族服装)，去重新做自己的老本行。在保持民族习俗的问题上，屈原的态度是坚决的“民生各有所好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

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 爱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她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点和独特的精神，并鼓励人们自觉地维护正义，忠于国家民族，抵御外来侵略，保持高昂的正气与民族气节，积淀为一种独特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精神。弘扬其为人民幸福而奋斗。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献身的积极精神。创造更加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文化，成为各时代爱国主义教育的主旋律。 在中华文化的发展进程中，楚文化对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楚国人世世代代生存、繁衍、发展的文明旅程中。逐步形成了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宝贵的精神财富：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立志报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情操；刚正不阿、宁折不弯的民族气节；以民为本、舍己为人的价值观等等。正是楚人的这种爱国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实现他的“美政”理想，即进行政治改革——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举贤授能”，刷新政治，限制旧贵族的权益；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收复失地。但是屈原的改革在内政外交上触动了楚国腐朽贵族集团的根本利益，与他们产生了尖锐的矛盾，遭到了他们的嫉恨和反对，在上官大夫等人的谗毁下，昏庸的楚怀王“怒而疏屈平”。屈原蒙冤被疏后。离开郢都，先后流浪汉北和沅、湘二水之间。屈原的很多作品，包括《离骚》等都是这一时期创作的。顷襄王二十一年(前278)，秦将白起攻破郢都，第二年又攻陷巫郡、黔中。屈原痛感国家的败亡，自己又无力挽救，悲愤难捱。是年五月五日，遂自投汩罗江，以身殉国。 在“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的战国时代，许多士人在本国得不到重视时。常常投奔他国。如商鞅弃魏相秦，孟子游说齐梁，荀子入秦适楚，韩非背韩助秦等，在当时士人们以谋取权位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为己任，屈原却不能。“帝高阳之苗裔兮”，屈原自小受到了楚文化的熏陶，受到了历史上爱国主义传统的影响。他生活在社会大变革和楚国危难现实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和政治变革，使他形成了爱国主义的坚实基础。屈原是楚国的优秀儿女，是楚民族的灵魂：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楚文化最杰出的优秀文化遗产。“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屈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和深厚的爱国情感，是楚民族长期形成的一种传统观念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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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自春秋中叶以来，楚国一直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强国。从楚庄王问鼎中原时起，楚国统治者已表现出统一天下的雄心。当历史的车轮驶入战国时代，楚国君墨守成规，缺乏改革的锐志，被后起的倡导地主阶级政治改革的国家抛在了后面。楚国国势渐趋衰落，在与西方强秦的连年的战争中，损兵折将，丧城失地。而以怀王为首的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却偏安一隅，仍过着醉生梦生死的生活，置国家、民族的安危于不顾。屈原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环境里，他洞悉列国形势，对楚国的现状有着清醒的认识，“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诗人为挽救楚国于危难之中，实现“存君兴国”的夙愿，在思想保守的楚国倡导并推行了一系以“美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由于改革触犯了旧贵族既得利益，遭到了贵族群小的极力诋毁。尽管诗人“忠而见疑，信面被谤”，但诗人宁折不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与权奸的斗争中显示了高标节操，爱国赤诚。诗人一生坎坷，在痛苦中孕育的诗篇显示了诗人拳拳报国心，殷殷故国情。其爱国主义精神名传千古，垂范后人。一、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弊政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诗人作为战国时代一名高瞻远瞩的政治人物，诗人对当时的社会现状了如指掌。屈原深知自己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高权谋谲诈，推行弱肉强食法则的侵吞攻伐时代：列国纷争，狼烟四起，万民缟素，血流成河，弱国的苟存只能仰人鼻息，成为附庸；弱国的灭亡只是利益相争的殉葬品。此时的楚国已陷入重重危机，形势岌岌可危，可楚国君臣对潜在的威胁视而不见，依旧沉醉于丝竹管弦，声色犬马之中。诗人忧心忡忡，若蹈虎尾，涉于春冰。他多么希望楚国统治者从沉醉中醒来，面对残酷现实，上下一心，整顿朝纲，励精图治，大有作为，重现昔日鼎中原的辉煌，完成统一中国的理想。诗人把这一理想称之为“美政”，“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欲以“美政”作为振兴保守落后楚国的一剂良方。“美政”是屈原思想的核心，也是其爱国主义精神的原动力。屈原的“美政”理想在作品中虽表述得比较空泛，介也有其具体的时代内容。从诗中来看，主要是指使楚国独立富强，并走上完成统一中国大业的道路。这一理想是契合时代发展脉搏的，其本质就是反对楚国旧贵族的世袭特权。为了实现理想，诗人针对楚国种种流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政治改革的主张：“举贤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所谓“举贤授能”，即不分贵选拔人才来治理国家；所谓“循绳墨而不颇”，即修明法度，严格依法办事。这两点归结起来就是实行改革，除去弊政。这一主张如能施行，将如一把锋利的手术刀，剜除楚国政治肌体上的毒瘤、烂疮，使衰老的楚国变得更更健康，更茁壮，从而走上国富民强的康庄大国之道。诗人大力倡导“举贤授能”，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其历史根据的。从历史上看，能“举贤授能”者不乏其人。那些兴国的圣君都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杂申椒与菌桂兮，岂维纫夫蕙。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戚之讴歌兮，齐恒闻以该辅。”历史上这些昏君都善于搜罗人才，并委以重任，最终导制了盛世景象的出现。相反，那些嫉贤妒能的昏君，如殷纣王荒淫残暴，迫害忠良，使一代贤臣，“比干菹醢”；吴王夫差昏庸无能，不辨忠奸，使一代忠臣，“武子逢殃”。而这些毁灭人才者，也毁掉了强国富民之基石，最终落得个亡国祸身的不幸结局。历史的经验教训证明了这样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国运之兴衰系于贤才。国家的兴盛离不开贤臣，只有举贤授能才能不国安邦，富国强民。现实中的楚国要改变贫弱挨打的被动局面，就必须反对世卿世禄制度，打破旧贵族对于权住的垄断，效法兴国圣君不拘身份选拔人才，委以重任。只有这样，楚国才能重新走上富强之路，重现昔日之辉煌。为有贤可举，有能可授，屈原深谋远虑，有计划地在楚国展开了培养各种人才的事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未雨绸缪，诗人滋兰树蕙，其目的“冀枝叶之峻茂兮，愿时乎吾将刈”，即希望培育的人才能在楚国未来的政治舞台上担当起富国强民之重任。为了国事，诗人呕心沥血，上叩天阍，下求佚女，上下求索。诗人招贤纳士，为己求贤，还是为楚国政治前途作打算。战国时代，各诸侯先后在各国变法图强。变法成为了这一时代发展的潮流。当时，楚国政坛由旧贵族把持，旧贵族统治实际上是“背法度而心治”。为实现“国富强而法立”的目的，屈原主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依法治国。为此，诗人在位时，做了一系列“明法之嫌疑”，的工作，楚国国力也随之有所起色。怀王初期，楚与齐秦称雄，怀王任合纵长等事实就是明证，然而好景不长，屈原依法治国的措施损害到了群小利益，招致他们的极力诽谤。楚群他因“无度弗察”，即没有法制思想而受蒙信谗，遂疏远了屈原。忠臣远逝，小人当道。他们在楚国的违法乱纪行径遭到了正直诗人严厉斥责：“固时俗之工巧兮，竞周容以为度。”这些小人花言巧语，蛊惑世人，为谋取恩宠荣禄，不惜违背法度，变更正确的治国之道。小人的胡作非为，将诗人当初心血换来的成果毁于一旦，楚国陷入了“阴阳易位”的倾覆绝境。屈原冒死进谏，希楚国统治者以史为鉴，效法禹、汤、文武、周公等贤名之君，勤恳依法治国。“汤禹严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历史上这些先贤知人善任，走上了治国平天下的康庄大道。与此相反，启、异、尧、桀、纣等昏君，荒淫残暴，法度不行，最终亡国祸身。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事实表明：治国需法治，在法度废弛的国家，为政者心昏愦，国家也必覆亡。屈原在楚国高扬法治大旗，其目的是在楚国除弊去害，铲出“众蹀而日进”，“美超远而逾迈”这些丑陋事物生存的环境，使楚国走上正常发展的历史轨道。诗人始终不渝坚持“美政”理想，坚持改革，如能实施，必使老气横秋的楚国脱胎换骨，涣发出咄咄逼人的青春锐气。然在愚昧保守落后的楚国，无人赏识“怀谨握玉”的诗人，他们残酷地将诗人逐出了政治舞台中心，将诗人治国安邦的“美政”蓝图扼杀于襁袍之中。诗人被毁，楚国政治舞台上最后一丝明亮的春色也就荡然无存，这是诗人的悲剧，更是楚国的悲剧。尽管诗人为理想屡蒙谗遭毁，但任矢志不移，其行动所昭示的爱国主义精神由此可窥一斑。二、不屈不挠，与恶势力进行坚决斗争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方面。诗人所行，可谓“仰不愧于天，俯不祚于人”，却因在楚国实施“美政”理想，而无辜蒙冤，遭谗被谪。但诗人并未因此屈服邪恶，明哲保身。而是挺身而出，与那此为害楚国的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坚决斗争。在这场善恶之争、美丑之辨、光明与黑暗的碰撞中，再次展示了诗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境界。诗人对楚国黑暗现状进行了揭露，指出当时面临的社会现状是“世溷浊而不分”，“世幽昧以眩曜”，“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这实际上描绘了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黑暗世道；一个粪壤充帏、邪恶肆行的世道；一个忠贞不容于世，美善光明不行于世的污浊世道。而原先的楚国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如今却变成了这个模样，这下楚国政治舞台上那些飞扬跋扈的丑陋群小的胡作非为是分不开的，“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余以善淫。”这伙“并举好朋”的小人嫉贤妒能，任人唯亲，违法乱纪，结党营私，竞进贪婪，不厌求索，使忠臣“自疏而远逝”，奸臣“干进而务入”，将楚国政治前途引向了“幽昧”、“险隘”的绝境。诗人忧心如焚，痛恨小人祸国殃民的乱政行径，并反复申诉自己不同流合污的高洁情怀，“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被明月兮佩。”诗人喜好的佩饰、奇服、长铗等是诗人高洁人格的投影，是诗人“长当浊世，自处清流”的物证。诗人一心向善，一心求美，近墨不黑，出淤泥不染，勤勉自修，以高洁品性向邪恶世俗挑战。诗人虽身陷穷途，但誓不与邪佞为伍，“苟余情其以练要兮，长亦何伤！”“芳菲菲而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沫。”诗人洁身自好，在污浊的社会里，不苟合取容，保持芬芳不变，再现了诗人独立不迁的人格和高标的气节。对那些经不住个人得失考验的变节者，诗人甚是痛心，“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夫众芳。”“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兮？”屈原指斥变节者经不住诱惑，走上了从俗、媚俗之路，成为了助纣为虐的小人。诗人鄙薄他们，谴责他们，他情愿效法前贤，做一个处困苦茕独不悔的死节之臣，“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他誓死不与世俗小人妥协投降，“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不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残酷的现实没能使屈原低头，誓与群小斗争到底，“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表现出了“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犹未悔”的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体现了诗性批判精神与清醒执著的价值取向、人生择择。诗人披肝沥胆，为国效忠。在厄境中矢志不移，对理想、对真理、对祖国始终不渝，在与邪恶的斗争中，虽然羽折翎落，滴着鲜血，仍然苦苦挣扎，表现出被遗弃而不沉沦，蒙谣涿而不自毁的坚贞和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宁死不屈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境界。一、以民为本，忧国忧民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动力。民本思想在春秋战国之前已出现并得到了发展。《尚书》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左传》中载有师旷根据人民利害发表的政见，“夫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视，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又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此话无疑给当时那些残暴之君敲响了警钟，要他们正视人民、善待人民。这正如逢滑对陈怀公所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这些民本思想都是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目的是给统治者治理国家提供历史的借鉴，即以民为本，才会国运昌盛，否则天下不会太平。屈原作为当时社会一名孤独的清醒者，对时局有卓越洞察力的政治人物，也必然深暗此理。在其诗中也提到了民本思想，“皇天无私兮，览民德焉错辅。夫唯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诗人阐述了为政者必须顺乎民心才能坐稳江山，才能“存君兴国”，为此，诗人关心民生疾苦，哀叹民生遭遇的艰难！屈原的朴素的民本思想是寻古代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其思想接近儒家思想范畴。爱国忧君，是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支柱。诗人倾其一生，以国事为重。在朝时，竭忠尽智，辅弼怀王，力图振兴楚国。既疏之后，仍不弃“存君兴国”之志，把个人得失置之度外，唯将君国的命运系于心中。“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不败绩。”诗人身处江湖，心挂国君，将个人生命融汇于国事中。他希望自己能辅佐国君，充当其政治上的带路人，“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共同追赶先贤，实现强国之梦，“忽奔走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诗人蒙尘舍垢，仍不灭报国之志，其他爱国主义精神是何等鲜明、坚贞！诗人爱国，他热情地讴歌了那些为捍卫国家疆土，人民幸福而战死的楚军将士。在这场酷烈的战斗中，楚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最后慷慨赴死，再现了南楚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刚强性格：“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悲壮的诗句，颇似两宋词人李清照所写的诗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屈原歌颂为国牺牲的将士们的英雄气慨和壮烈捐躯行径，目的是激励人们洗雪国耻，同时也寄托了诗人的爱国情思。屈原爱国精神还表现在他以一颗赤子之心，深情地眷恋着多灾多难的楚国。“流光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屈原明白，岁月不待人。他老耽在黑暗楚国只会空耗光阴，只有被毁折的命运。屈原要想得到知音，要想两美必合，矩所同，要想推行匡救，改造时弊的“美政”，唯有离开楚国一途。诗人不甘心就此了结一生，于是振作起来，坚定信心，驰骋想像，重上云霄，神游四方，蒙生了“远逝以自疏”的逃逸意向。但这一意向又与诗人忠贞爱国感情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那沉淀于诗人心中有爱国感情千丝万缕，束缚得诗人寸步难行。怀乡恋国，情真意切，将诗人去国意向粉碎得干干净净。屈原离不开楚国，纵然楚国让他愁肠百结。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魂。诗人生死不渝效忠楚国，这在楚材晋用，屡见不鲜，朝秦暮楚，不泛其人的人材大流动的战国时代，在奉行“好鸟择枝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为立身处事原则的战国，在崇尚功利富贵的时代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呀！楚国抛弃了诗人，诗人却言不离不开楚国，这是为何也？南宋洪迈祖指出，屈原“徘徊而不忍离去”的根本原因乃“忧国也”。诗人进亦忧，退亦忧，其爱国感情是何等地坚贞，纯洁，崇高啊！四、爱国主义精神产生的原因探讨。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有其时代的特点。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百家争鸣，生机勃勃的时代，社会充满着进取的、批判的精神。屈原在政治生涯中表现出来的敢干斗争，决不妥协，上下求索的批判和进取态度，正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表现。屈原生活在战国时代，楚怀王、顷襄王时期，当时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更加频繁。强国凭借其强大的国力，加速了统一全国的战争的进程。弱国为抵抗强国入侵，掀起了保家卫国的反侵略战争。在侵略与反侵略的残死较量中，一些爱国志士挺身而出，投入到保家卫国的时代洪流中。屈原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人物之一。随着楚国西北边强秦的崛起，楚国渐渐沦落到被动挨打的境地。楚国的国家前途的民族命运受到了严重威胁。而楚国统治者依旧沉缅于日酣宴饮的享乐中，束手无策。大敌当前，屈原采取了一系列挽救楚国灭亡的措施。在保守思想与改革思想的猛烈冲撞中，屈原主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悲惨遭遇，置生死于度外，誓死不渝地忠于自己的事业和理想，欲以自己的努力改变楚国的现状，“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楚国重新走向富强。“沧海横流处，方显英雄本色。”正是战国后期波涛汹涌的时代“沧海”，才使屈原的爱国主义精神大放异彩。屈原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从内因来说，在于诗人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进步的世界观决定其有进步的爱国主义精神。在规模宏大，体制瑰奇的长诗《天问》中，诗人仰天长问，对自然和人类历史探究天道。从诗人对古代关于自然的神话和传说的诘难和质疑中，表明了诗人对宏观宇宙的思索，对古代信仰的怀疑，显示出一种大胆的科学探索精神，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世界观。诗人在对夏、商、周三代所以兴，所以亡的回顾和反思中，对其治乱兴亡缘故表示质疑。诗人企图通过探寻历史兴亡之故，为楚国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让楚国在车真颠马覆之路紧急止步，重新走上兴国之路。诗人问天问地，问历代沧桑人事。这都是由诗人所具有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史观决定的，再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诗人爱国主义精神的产生还与诗人出身经历紧密相联。诗人出身于楚国贵族世家，但因为家族地位的衰落，他本人已从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诗人在《九章•惜诵》这说：“思君其莫我忠兮，忽亡身于贫贱。”这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诗人虽出身于贫贱，但由于受过良好的教育，有着深厚的文化素养和杰出的政治才干，即《史记•屈原列传》所说的“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跻身于楚国政治舞台。“入则与王图议政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诗人身为高阳苗裔，天潢贵胄，想在楚国大有作为，振兴楚国于混乱中。诗人虽壮志未伸，但对楚国的耿耿中心至死不变，再现乱世忠臣的忠贞。竹死不变节，花落有余香。一代诗魂陨落了，其形骸早已化着尘土，荣归大地怀抱了。但其用生命演绎出的爱国主义精神与青山同在，与日月同辉，惠及万代。它早已成了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熠熠生辉的珍品，激励着千秋子民爱我中华，并为之富强而奋斗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