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案”又被拉回公众视野，引发了公众关于道德审判的舆论风暴。这一案件是在网络后真相时代“事实”让位于“情绪”的典型代表。我将说说3个当事人（江歌母亲，江歌闺蜜、施暴者）为何会对案件造成了如此一边倒的舆论影响。
在“江歌案”中，江母以一个痛失独生女的母亲形象出现在公众面前，很容易激发公众的怜悯与同情。在求助无门的情况下，江母借助舆论的力量声讨刘鑫，因为江歌是为了帮助刘鑫才无辜丧命。此时，舆论几乎一边倒地支持江母。
受害者母亲孤立无援地讨要公道的形象在公众脑海形成，公众的普遍正义感被激发，纷纷声讨刘鑫的忘恩负义与冷血无情。加之自媒体的情绪渲染，公众获取的信息仅来源于一些片段采访与剪辑过的视频。
在那些视频中，江母和刘鑫都在“表演”，江母痛失独生女的悲痛与刘鑫的软弱冷漠形成对比，舆论站在江母一边。但是，从视频的细节中也能看出江母并非软弱的母亲形象，她不愿和刘鑫平起平坐，拿手机拍刘鑫，逼迫质问刘鑫，表现出与母亲原型的差异性。但舆论对此并不在意，在公众印象里，江母就是无数痛失爱女母亲中的一个，理应得到同情与支持。
闺蜜之间维持关系的时间一般都比较久，两人关系很难破裂。因此，在公众的固有思维模式下，闺蜜就是为朋友排忧解难、分担心事，互相倾诉秘密并且不用担心会被背叛的一种形象。“江歌案”中，刘鑫并非杀害江歌的直接凶手，但是却被舆论讨伐得最为激烈，原因在于舆论受到闺蜜身份的绑架。公众把自己代入到江歌的角色中，谁又能忍受这种忘恩负义的闺蜜呢？
舆论对刘鑫的声讨不仅来自自身思维语境下闺蜜身份的影响，还来自自媒体的推波助澜。江歌遇害短短几个月后，刘鑫居然生活得不错，这一消息加剧了舆论对刘鑫的厌恶与批判。后真相时代语境下，公众更倾向于相信容易接受的事实，将心里的模型理所当然地对号入座，加剧了舆论的一边倒现象。
由于媒体和舆论对这一案件大部分关注的焦点指向刘鑫，反而淡化了对陈世峰这一施害者形象的媒体塑造，使其在这一舆论风暴中处于次要的位置。陈世峰施害者身份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他有暴力殴打女友的前科，二是在校期间他曾与同学发生纠纷，三是他有过留学经历。通过这三个事件，公众对施害者陈世峰的形象便有了判断。
通过仅有的片段进行人物形象拼接，舆论对陈世峰的施害者形象便“有理有据”。而陈世峰赴泰国担任志愿者这一行为并没有在舆论中对他乐善好施的形象产生影响，因为陈世峰首先是作为一个施害者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凶手、暴力狂、跟踪狂等负面评价就是舆论主基调。
总而言之，当下各种情感和声音在新旧媒体平台此起彼伏，个人的同情很容易被集体感知，在从众效应的加固下，公众同情极易产生并在网络中蔓延。在“江歌案”中，公众对江母痛失爱女的集体同情，对刘鑫忘恩负义的集体愤怒，对陈世峰暴力欺凌的集体痛恨，这些情绪的聚合就是公众同情。
当事人的身份被公众代入进来，无数个“江歌”“江母”为了正义、生命、公平和道义，向社会讨要公道。众声喧哗之下，舆论便产生了。这种巨大的舆论力量一方面来自媒体的推波助澜，另一方面是公众自己的声音，为江歌、江母发声就是为自己发声。尽管事件的真实情况公众并不完全了解，但是单就媒体所披露出来的零星半点的事实，就足以让公众浮想联翩，产生极大的代入感，从而助推舆论走向。
莫小木木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