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的教育改革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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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的历史论文如下，敬请参考：[摘要]民初政党政治的存在虽极其短暂，但它的存在连同它的失败都是极有意义的。它是此后影响中国人制度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对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政治标本给予足够的重视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剖析其失败原因，可以发现许多令人深思的东西。文章着重从经济、政治、文化、政党本身四个方面探析了近代中国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对近代政党政治研究借鉴意义。[关键词]民初；政党政治；失败原因民国初年，中国政坛实行了政党政治，但经历了两年就走向失败，它的失败既有外部原因，又有深刻的自身因素，给中国后来的政治发展带来很深的警思。一、民初政党政治发展轨迹辛亥革命后，组党热潮风靡一时。据统计，辛亥革命后到民国2年间，全国出现“党”、“会”之类的政治性团体多达320个。在民初政党政治运作之中，最重要的几个政党分别是由同盟会转变而来的国民党，由昔日资政院时代旧议员为主组成的民主党，由光复会转化而来的统一党，以及由清末预备立宪公会和湖北黎元洪派军人势力为主的民社联合而成的共和党。民初各种政党的建立、消亡及分合离散十分频繁，几令人有应接不暇之感。在民国建立时，由于国民党风头正劲，大有包揽政局之势，遂导致其他党团的联手对抗之局。1913年5月29日，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合组成立进步党，以对抗国民党独大之势。政党政治进入了第二阶段，即两极分化和对峙阶段。两党对峙、两极分化，成为民初政党政治中的一大高潮。但是进步党内三党之联合局面未久，内部再次纷争和离析；在此期间，国民党党势渐衰，导致其议会势力的大减；袁世凯用各种手段对国民党内部分议员进行分化瓦解，以及运用暴力对政党政治及议会进行的公然非法践踏，则从外部扭曲了政党政治的正常进程。两党和平竞争之前景早已黯淡下来，政党在萎缩，舆论在消沉，国民心态则日益绝望，而1913年9月18日袁世凯御用党公民党的成立，则正式标志着政党政治走入了末路。可以说，它已基本上不属于政党范畴而沦为了私人权欲之工具。它的出现并操纵议会，议员形同傀儡，也标志着民初政党政治从内部已腐烂变质。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438人，导致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正常开会。国会成为“行尸走肉”，政党政治已名存实亡。至次年1月10日，袁氏非法取消国会，代之以其御用工具政治会议。釜底抽薪，政党失去其合法活动场所，政党政治至此名实俱亡。由希望到失望，由兴而衰，政党政治之所以在民初的中国遭扭曲而失败，其中原因，值得我们深思和探讨。二、失败原因浅析(一)经济因素绝大部分关于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研究的材料都认为政党政治失败是由当时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即封建的自给自足的地主经济占主导地位，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极为有限，资本主义经济同封建主义经济实力相比尚有巨大的差距，这就使中国资产阶级政党政治缺乏实现的必要条件。虽然这种结论有经济决定论的影子，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表面上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但实权却掌握在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手里，资产阶级并未真正掌握权力，其民主共和是虚假的，在这虚假的共和国体上，希图建造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大厦，根基原本就不牢靠，失败也就是必然的了。一个不能代表本阶级经济利益的政党，是没有生命力的。一个政党本身没有经济来源，不能代表本阶级的经济利益，就是从根本上失败的，因为严格意义上的政党是代表一定利益集团的政党。而中国农耕社会经济的自给自足性和宗法一体化结构的脆弱性和强控制特点，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被完全遏制和破坏了，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才开始产生和得到一定的发展，至辛亥革命前夕仍很微弱。中国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社会结构分化和分工程度很低，没有产生独立的利益集团，因此也就没有形成代表一定独立利益集团的政党。那么民初的政党政治也就不具有纯粹性，其走向衰亡，在所难免。(二)政治因素首先，政党政治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内容，虽经清末十数年的鼓吹与宣传，但相当一部分^对西方的政党政治认识极为肤浅，对政党制度的精义了解不够，将之与中国古代之朋党相提并论，认为政党不过是野心家借以争权夺利之工具。因此政党政治在民初试行即是畸形的、残缺的。同时当时中国文化的主流仍然是传统小农文化，人治观念未能向法制观念转变，帝制观念仍很强大，共和观念非常薄弱，要在这样的情况下采行西方的政党政治必然遭到失败。民初政党活动范围仅仅限于国会中，最高目标就是组织内阁，缺乏具有远见的政纲，因此脱离阶级，脱离群众，认为中国下层社会群众愚昧落后，素质低下，无论革命派还是立宪派，都不能以下层群众作为一种借用力量，政党活动成为少数上层人的活动，由此广大民众对于政党政治也好，议会政治也好，几乎都是漠不关心，也完全不了解何谓政党政治，何谓议会政治，在这种情况下民初政党政治走向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其次，人治观念未能向法制观念转变，缺少规范认同。在个人主义的西方，宪法被视为保持个人权利、协调利益冲突的准则。而在中国，宪法被看成是可以唤起集体力量的当下社会目标的根本表述，或某种促进共识、防止失误的装置。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提倡人治的必然结果。既然对宪法有此内在的误解，那么民初政党对于“程序违宪”似乎视而不见则是容易理解的了。人治观念还渗入政党观念和政治行为中，表现为“以党为政”，政党之争流为个人之争。最后，就政治伦理化，竟以“有道伐无道”作为攻击政敌的口号，因而模糊了对政治权威的理性构造。传统文化将政治伦理化，人们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往往用道德的眼光，因此要求王权圣化，“圣治”是最高的道德政治。道德的观念又和大一统的国家观念结合在一起，那些标榜和致力于“大一统”建设的人容易获得民众道德力量的支持。民国初年，袁世凯就常以代表国家统一的形象标榜，因而赢得不少民意支持。而政党纷争却给人一种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坏印象。虽然民主势力和专制势力都打着“有道伐无道”的旗号，但传统的政治道德标准却妨碍了人们对构建新政治权威的理性认识。(三)文化因素重点就政党文化而言，政党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人们对政党组织、政党活动和政党制度的价值判断、认同心理和评价取向等等因素形成的政党活动的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政党政治的发展离不开它，政党制度的生存和发展更离不开它。政党文化由三方面内容构成，即知性认识、社会心理、情感倾向。民初对西方政党政治的知性认识比较贫乏，不仅未尽了解西方政党制度的精神和发展过程，而且没有注意到各国政党制度发生差异的缘故，甚或忽视中国对政党制度的准备程度。在社会心理方面，则缺乏与政党政治相适应的心理认同。法国著名政治学家克罗齐认为，政党政治是以理性模式为基础的。整个西方一直存在着一种理性的模式。但民初党派成员对待政党的心理模式却是马基雅维里式的。对不同党派往往只有反感，缺乏共存与妥协意识，甚至表现为极端敌对的党派意识。在政治文化的其他方面，也可以看到政党政治失败的某种必然性。首先，共和观念薄弱，儒家观念仍很顽强。从人本主义出发，西方人认为“公意是永远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人民的呼声代表着最终的权威和无限的智慧；国家只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它只能遵从民意而不能压制民意，统治者不过是人民的公仆。而儒家文化强调亲疏等级关系，强调人身隶属，其造就专制权力的内在机制在民初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因为延续两千多年的儒家文化到近代虽面临着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但直到民国成立之前，这种挑战都是在民间进行的，官方的法律、制度以及学校教育都在维持着儒家独尊的局面。民初虽然从《临时约法》和学校教育改革上打倒了儒家独尊的地位，但影响却难以立即显现和奏效。而且袁世凯不久又企图重修儒学的地位。因此，民初对帝制仍有相当强大的心理认同。总之，政党政治的运作需要有与它相适应的文化氛围，而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治，在封建意识和中国传统文化很浓厚的资产阶级革命党、立宪派、旧官僚、封建遗老们的操作下，其失败的命运便很难避免了。(四)政党本身其又可以分为两大原因：政党自身原因：第一，接纳党员有很大的随意性，民初各党领导人对党员人数的关注要远远超过党员的质量。第二，党员跨党严重入党本是人生对政治信仰的一种重大抉择，对自己选择的政党应该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认同感。但民初政客视入党为争权牟利的工具。第三，党纲成了空洞的招牌，政党认同非常淡薄。民初各政党竞相宣传自己的政纲，但其内容大同小异，党纲只是政党之争的工具。第四，缺乏政治基础。政党本是将国家机构和公民联系起来的工具，但民初国民不知通过何种渠道表达个人政见，更不识政党为自己利益的代言人，此时政党不过是乡绅官人的专用工具，失去了民众的支持。第五，缺乏对党员必要的思想教育和纪律约束。政党外部原因：由政争而党争，由党争而军争。在种种非正常的干扰中，政党政治无法实现最重要的功能，即以合法、和平手段调和各阶层、各集团矛盾，规范中国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政治的发展和完善进程。最典型的干扰破坏莫过于依仗北洋私军以逞权欲的袁世凯了。“宋教仁案”、非法取消议员资格案，以至于取消国会，其对政党政治的违规操作，是政党政治无法正常进行的重要原因。同时政党政治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宗派期，政党缺乏群众参与。众多的社会势力包括商会只是议会中政党斗争的旁观者，这些斗争并不反映他们的利益，他们也并未通过政党途径真正参与政治。尽管像近代商会这类重要的社会中间团体曾一度积极参加在民初的有关政治实践，但它们并未切身感受到民主政治与他们的命运攸关，以至于当旧势力对民主议会和政党政治进行公然破坏时，他们对之漠然置之。同时民初的政党政治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给它们以任何的安全感和信任感。这种责任是双方的而非一方的，不能仅仅归咎于某个个人而只能归因于整个社会结构和思想。综上所述，民初政党政治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同封建主义经济实力相比尚有巨大差距，不能形成独立的利益集团；政党政治存在所要求的配套政治体制不能建立，资本主义国体不能形成；旧的传统政治文化土壤的制约与缺乏民众的支持亦是很重要的因素之一；而民初政党的权力和派系之争削弱了其自身的战斗力，政党本身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和运作方式。这些都直接导致了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三、结语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只不过给这种现代政治组织一个经验和教训，在这个充满了数千年传统包袱，近百年来又遭到列强侵凌割据命运的东方大国，西方式的政党政治无法顺利展开，并解决中国的问题。民初政党政治的失败，为革命党人提供了反面的教训，成为日后孙中山坚决改组国民党，重塑政党形象的原因之一。但是，政党并未消亡，而是一举重生于孙中山的“党治”模式和后来新生的共产党身上。从宏观历史视野来看，政党政治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的实践与最终确立，民初是一个绕不开的阶段。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教育改革（一）恢复民国初年的教育宗旨，废除读经科，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教育袁世凯倒台后，范源濂为教育总长，他表示要切实实行元年所发表的教育方针。1916年9月，教育部撤销1915年颁布的“教育纲要”。10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删去了“读经”及有关内容。1917年5月，宪法审议会否决了将孔教定为国教的提案，并撤销了1913年宪法草案中所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条文。学校的教学开始加强科学教育，重视实验作业，增加了实用和职业的教学内容，民国初年所制定的教育方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二）确立男女平等教育权新文化运动在反对旧礼教、旧道德的同时，积极地宣传男女平等、个性解放等思想，主张男女有平等受文化教育的权利，主张男女同学。按1912年所定学制，只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学，到1915年，袁世凯公布《国民学校今》中，只准许小学一二年级内男女合班上课，三年级以上，男女生只可同校，不得同班。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由于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步解决男女教育平权的问题。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三届会议，向教育部提出推广女子教育的议案，要求增设女子高等小学、女子中学等。1918年6月，教育部通过各省区酌量地方情形，分别办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请推广女子教育案”。1920年暑假，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首次招收女生，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也开始招收女生。1921年以后，各大学都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中学实行男女同学虽然较为迟缓，但一些比较进步的中学如广东的省立中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也实行了男女兼收，甚至同班的办法。这些措施，尽管距真正的男女平等教育还有相当的距离，但已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两千多年以来男女教育不平等的状况，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一件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三）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新文化运动，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提倡国民文学、写实文学、社会文学等新文学，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为学校教育提供了许多国语教材和课外读物。于是，教育界人士强烈要求学校教学采用国语和白话文。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年会议决《推行注音字母以期语言统一案》，要求教育部速定国语标准，并设法将注音字母推行各省区，以为将来小学改国语之预备。1918年11月，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当时，在北京，蔡元培等创办的孔德学校自编了国语读本，江苏省自行通过“各学校用国语教授案”，开始用国语教材。中华书局出版的《新式教科书》，也用了一些白话文。在这种形势下，教育部于1920年明令公布，小学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并规定至1922年止，凡旧时所编的文言教科书一律废止，改为语体文。中学各科教科书，随之逐渐用语体文改编，高等学校的讲义，也采用了语体文。这样，大、中、小学文言文教材逐渐地被淘汰。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件重大的改革。（四）大学的改制蔡元培1917年接任北京大学校长后，即着手对北京大学进行改革。他提出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收的办学方针；聘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李四光等著名学者到校任课；改革预科，调整专业，将学门制改为学系制度；将年级制改为选科制，实行学分制；改革学校管理体制，设评议会，实行民主管理；筹设研究所，组织各种研究会，鼓励科学研究；首先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采用白话文讲义，帮助学生办刊物，成立各种学会等。这些改革，使北京大学思想活跃，气象一新。北京大学的改制，引起全国高等学校的反响，有些做法当时即在北京专门以上学校校长会议上议决照办。以后，各大学也逐渐按北京大学的制度办理。（五）各种教育思潮的涌现和各种教育团体的建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旗帜鼓动下，教育界思想也十分活跃，涌现了平民教育、工读教育、职业教育、实用主义教育等多种进步教育思想，建立起不少教育团体。主要有1915年在美国建立，1918年迁回国内的“中国科学社”，1915年由各省教育联合会及特别行政区教育会代表组成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917年由国内教育、实业界知名人士发起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1921年冬由实际教育调查所、新教育共进所、新教育编辑所合并成立的“中华教育改进社”，1923年成立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等。这些教育团体从不同的方面开展教育改革运动，对1922年学制改革。对当时学校教育的发展影响很大。二、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学改革实验（一）试行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分别是用以测量学生的智力水平和学习能力、学习成绩的方法。起源欧美，五四时期被介绍到中国。1918年江苏省立师范附小主任俞子夷编《毛笔书法测验》，为中国编制测验之始。1920年廖世承、陈鹤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用智力测验考试报考学生。192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教授麦柯尔来华，与东南大学及北京各大学师生合作编了智力与教育测验约30种。后陆志韦又订正法国比纳—西蒙量表，共包括65个测验。同时国内各地举行智力测验与教育测验实验。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在社内设立“施行教育心理测验讲习会”。1928年中华职业教育社设测验部，江西省教育厅设江西儿童智力测验局并在南昌、九江及各地举行测验，1931年6月“中国测验学会”成立，并发行“测验杂志”，但因“经费支细，致工作未能如期完成”[1]。后来有关这方面的活动，除师范院校设有“教育测验与统计”课外，在30年代就已经消沉下去了。（二）推行设计教学法和实验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都是作为以儿童为中心的新教学法介绍进来的。设计教学法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教育哲学系主任克伯屈等人所创，1917年输入中国。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曾议决过“推行小学设计教学法案”。1927年中华教育改进社邀请设计教学法的中心人物克伯屈访华，在上海、北京等地讲演并大力介绍设计教学法。一时这种教学法颇为风行。当时设计教学法实验主要采用不分科的“作业中心的大单元教学”和分科的“设计式的各科教学法”两种形式进行。道尔顿制为美国教育家柏克赫斯特在美国道尔顿市道尔顿中学所创，从1922年起中国开始介绍道尔顿制。最早实验道尔顿制的是上海吴湖中学，以东南大学附中等校的实验最著名。据统计，到1925年全国实验此法的中小学有57所。1925年柏克赫斯特来华讲学，扩大了道尔顿制的影响。1931年美国教育家华虚朋来华，介绍文纳特卡制，这是一种道尔顿制和设计教学法混合的教学制度，曾在当时陈鹤琴主持下的工部局小学试行，对某些学校的教学有过一定影响。（三）改教授法为教学法清末以来关于学校教学方法的问题，一直称为“教授法”。陶行知首先在南京高等师范提出改教授法为教学法。陶行知认为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教师应该一面教一面学，并不是贩来些知识，就可以终身卖不尽的。陶行知这个观点后来发展成为基于杜威的教学观点而提出的“教学做合一”。但是当时他提出的这个问题是一个带普遍性的同题，作为教学规律和科学概念“教学法”比“教授法”更能反映教学过程的实质，所以为教育界所接受，此后，均将教授法改称期“教学法”。此外，这时一些学校还开展对各科教学法的研究。1927年各省市有专设实施小学者，明确规定其任务为实验新的教学方法。不过这些实验都比较零碎，成果不大。三、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运动（一）中华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实验区最早提出划区实验农村教育的是中华职业教育社。1925年8月黄炎培曾提出一个“山西划区试办乡村职业教育计划”，随之职教社又提出“试验农村改进计划”。目的是：“期以教育之力，改进农村一般生活，以立全社会革新之基。”在列举的2I项事业中，第一是“研究改良农事，推行试验有效之农作方法”。第二“研究增进工艺效能”。第三“推行义务教育，凡学今儿童，不论男女设法使之就学”。第四“对年长失学者，施以平民教育”等[2]。并于1926年7月以沪宁线上昆山的徐公桥为第一试办区域。办法是在徐公桥成立乡村改进会，下分总务、建设、农艺、教育、卫生、娱乐、宣传7部，试验期6年。1928年开始试验，主要工作为：建立农艺试验场，设立农具农产品陈列室，散发改良种子，组织信用合作社，借低利贷给农民，建立公共诊疗所等；教育方面，建立4所公立小学，2所私立小学，2个流动教室，开办夜校（教材用《农民千字课》，加授农民常识、公民常识、乡村信条），以及建立阅书室，立格言牌，举行露天识字、讲演等。于1934年试验完毕交地方办理。此外，中华职业教育社还在镇江黄墟、吴县善人桥、沪郊等地办理过农村改进实验区。为了培养从事农村改造工作的人材，职教社在徐公桥办了讲习所。1933年秋在沪西清河泾创办农村服务专修科，在浙江余姚县诸家桥办了“浙江诸家桥农村改进试验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想通过农村改进的办法来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当然是改良主义的幻想。不过职业教育社的农村改进区把发展生产，发展农村经济放在首位，采取“富政教合一”的方针，这是它的独特之处。（二）陶行知创办的乡村师范和山海工学团1926年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起草《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提出：“我们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万个同志，创设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3]。为了实现这个理想，陶行知在1927年创办了晓庄中心小学、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1929年3月改名晓庄学校。1932年陶行知草拟了《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提出工学团要把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实施六大训练，即：普通的军事训练、生产训练、科学训练、识字训练、民权训练和生活训练。同年，他在上海与宝山之间筹办了山海工学团。山海工学团包括青年工学团（青年夜校后改为共和茶园）、儿童工学团（儿童识字班）、妇女工学团、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和山海木工场等。儿童工学团采取小先生制，还把失学儿童组织起来，采取大的教小的，会的教不会的办法，叫自动工学团。学习内容主要是陶行知编的《老少通千字课》。此外工学团还修路、筑鱼池的堤，办红庙信用兼营合作社。1937年，由于抗日战争，试验停止。陶行知所提倡和实验的乡村教育，虽然提出了六大训练，但实际上他的着重点在于普及识字教育。晓庄师范是有影响的学校，自此全国各省开始创办乡村师范。（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的定县试验区1926年10月“平教会”选择河北定县翟城村作试验区。1930年“平教会”总会成立县实验区，并系统地提出其乡村教育观点。针对中国农村的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主张实施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采取学校式、社会式和家庭式三大方式。1932年晏阳初替蒋介石拟定了《县政改革方案》。1933年河北省政府将定县作为县政建设实验区，设县政建设研究院于定县。“平教会”实验部主任亦即县政建设研究院的实验部主任兼定县县长。“平教会”还在湖南、四川、广西等地开展过平教实验，取得不少成效。（四）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自古以来不存在阶级和阶级对立，只是一个“伦理本位，职业分途”的社会，伦理关系是人的“天然基本关系”，乡村是伦理社会的基础，从而提出了改造社会要从乡村着手的“乡治”主张。这就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出发点。办法就是由“乡村运动者”，通过政教合一的途径，用乡农学校去实行对农民的精神陶冶、自卫训练和生产知识等的教育。1929年由河南省政府决定，在河南辉县创办“河南村治学院”，由梁漱溟任教务长，设农村组织训；练和农村师范两部，培养基层政权人员和乡村教育人员。1931年在山东省政府支持下在山东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培养乡村服务人员和实施乡村建设的试验区。1933年3月山东省政府划邹平、荷泽两县为县政建设实验区，兼乡村建设实验区。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就与两县政权合而为一了。由县政府下办学公文，在各区组织乡农学校校董会，开办乡村学校。乡农学校分初高二级，对象包括青少年儿童、成人、老年人和妇女。内容主要为两类：一类是各乡农学校共同课程，如识字、音乐和精神讲话等；二类是因地因校制宜设置的课程，如自卫组织、自卫训练以及有关生产技术等。（五）邰爽秋的“民生本位教育实验”邰爽秋是“民生本位教育”的倡行者。针对中国当时贫穷愚昧状况，他主张“救国先救穷，教民先教富”，把发展人民生计、改进人民生活作为民生教育的出发点、中心和归宿。从1933年开始，邰爽秋及“念二运动促进会”、“中国民生教育学会”先后在沪西农村、重庆巴县农村等地开展民生本位教育实验十几年。基本做法是：以“沪西农村念二社”和巴县“中国民生建设实验院”为实验机关；以全体工农民众为教育对象；以发展民生的经济活动为经，以文字、公民、休闲、自卫、救国等教育活动为纬；实行“经济分团”、“混合教育”、“就地施教”、“全年施教”等教育组织制度；采用互教互学、自教自学、巡回教学和综合教学等方式方法；坚持知识技能并重，读书做工兼顾，提高工农民众文化素质，培养农村建设实用人才。民生本位教育实验适应了当时中国农村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及其发展需要，效果显著。

答：⑴本着反封建和倡导民主共和精神，废除清末“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认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背，为此在1919年9月正式公布了具有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性质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是我国近代第一个实行了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教育宗旨，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教育理想，对民国初年的普通教育的发展起积极作用。⑵按资产阶级的要求，对课程结构进行改革，最突出的是取消了中小学的读经、讲经课，大学停开经学科，规定各种课程内容必须体现共和精神，禁止使用清政府颁布的教科书。同时增加自然科学课，加强生产技能教育。⑶在教育行政管理方面，中央教育行政改清末的学部为教育部，改尚书为总长，省一级教育行政改提学司徒为教育司长。有关学校人员的名称也有所改变，如改监督为校长，学堂改为学校。这些名称没有沿用清末的称呼，一改往日的面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反封建性。⑷制定新的学制，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临时政府贰紶弛救佾嚼崇楔搐盲颁布《壬子癸丑学制》，并非沿用清朝的《癸卯学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