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是宋词发展史上一位标志性的人物,他大量创制慢词,改变了以小令为绝对主体的传统体式;开创俚俗词派,改变了以“雅”为绝对主体的传统风格;创作主体介入,改变了以人物类型表现为绝对主体的传统方式。任何一种文学形式的兴旺发达,都需要一批为之呕心沥血的人,北宋时期,由唐民间曲子词发展而来的词体逐渐兴盛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柳永以毕生精力开疆拓土,功不可没。他对词坛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而言,可以称之为“三变”。变体——大量创作慢词,改变了以小令为绝对主体的传统体式宋词最重要的特点是抒情性。一般诗人文士对当时流行的市井俗曲偏见甚深,不愿写慢词,而柳永却摒弃文人偏见,大量地填写和创制慢词。与小令相比,慢词长调具有更饱满的音乐容量,能容纳丰富的生活内容和艺术情节,柳永首创“以赋为词”,成功地将辞赋的铺叙手法用来作词,开拓了词学创作的新途径——“屯田蹊径”,②创造了一套适合慢词长调的表现手法——“柳氏家法”。③ 柳永之后,慢词在张先的创作中被逐步采用,到了苏东坡和辛弃疾,又创造性地“以诗为词”、“以文为词”,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和现实批判精神寄于词作,写下了《念奴矫·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辉煌的慢词篇章。柳永在形式上的奠基,为苏、辛等人的突破提供了必要条件。两宋词坛,从柳永以后开始进入了一个以慢词为主的新的历史阶段。变风——开创俚俗词派,改变了以“雅”为绝对主体的传统风格词起于民间,但进入文人手中之后,词走上了雅化的道路。唐五代词,特别是第一位大力作词的名家温庭筠开创了婉丽绮靡的词风,宋初词坛亦然。柳永在词的语言、结构与风味上,继承、发扬了民间词的俚俗本色,将词引向市井街巷的广阔天地,开创了宋代的俚俗词派。柳词语言表达方式直白,如话家常,呈现出口语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美学风范。如《定风波》:“自春来,惨绿愁红,芳心是事可可。日上花梢,莺穿柳带,犹压香衾卧。暖酥消,腻云亸,终日厌厌倦梳裹。无那。恨薄情一去,锦书无个。早知恁么,悔当初、不把雕鞍锁。向鸡窗,只与蛮笺象管,拘束教吟课。镇相随,莫抛躲,针线闲拈伴伊坐。和我。免使年少,光阴虚过。”这是以妓女口吻写成的恋情相思词,所以全篇用语都很通俗,没有书卷气和学究气。柳永还常常采用副词“恁”、“怎”、“争”等,代词“我”、“你”、“伊”等,动词“看承”、“都来”、“抵死”、“消得”等,使整首词语言浅近质朴,畅达贯通。“雅俗本为二途,雅者凝重蕴藉,俗者浅近清新,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无可轩轾。宜在雅不厌俗、俗不伤雅、方为神品,故大家多二者兼之。”④柳永就是“二者兼之”的“大家”。柳永以后,无论是嗜“俗”嗜“艳”的词人,还是追“风”逐“雅”的作家,其语言都不同程度地受柳词的影响。变意——创作主体介入,改变了以人物类型表现为绝对主体的传统方式变意,主要指表现方式和书写对象的变化。柳永之前的词,表达的情感主要是男欢女爱、离情别绪。到了柳永,这种表达方式发生了质的改变。由人物的类型表现到自我表现。所谓自我,就是创作主体。唐五代中,敢于、勇于、善于表现自我的很是罕见。柳永在自我形象和自我感情的介入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在他的羁旅词、蔑视功名词和部分恋情词中均有表现。如他的《传花枝·平生自负》:“平生自负,风流才调。口儿里,道知张陈赵。唱新词,改难令,总知颠倒。……遇良辰,当美景,追欢买笑。剩活取百十年,只恁厮好。若限满,鬼使来追,待倩个、掩通著到。”“平生自负,风流才调”,八个字写出了他一生的品性与形象。由喻情写作到直情写作。古代文人写自己的情爱大都采用了喻情手法。写得是美人,说的是自己,常作美人芳草之喻。柳永词一改旧风,表现的是一个“直”,追求的是一个“真”。《秋蕊香引·留不得》是一首悼亡词,写得更直白,更真切:“留不得。光阴催促,奈芳兰歇,好花谢,惟顷刻。彩云易散琉璃脆,验前事端的……向仙岛,归冥路,两无消息。”起头写“留不得”,撕心呐喊,响云裂帛;结尾写“向仙岛,归冥路,两无消息”,忧思深重。柳永的词很容易寻绎出一条直抒心声的主线,这正是柳永的首创。柳词在创作主体介入方面的变化,对后世词人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创作主体的介入,是自我价值意识的强化。柳永于《鹤冲天?黄金榜上》一词中呼出“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的呐喊,自是一代才人的心声,更是个体人格力量的觉悟。柳永大量填写慢词并取得极大的成功,致使“东坡、少游、山谷辈相继有作,慢词逐盛”⑤;他大量创制新调,符合了人们的审美需求,所以“变旧声作新声,大得声称于世”;柳永词俚俗浅近,易于被接受,使得“天下咏之”、“传播四方”,开创了俚俗词派;柳永词在创作主体介入上的创新使词真正成为表情达意的利器,苏轼评价达到了“不减唐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