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心理学中记忆的研究范式论文

以下为本人根据硕士毕业论文的结果写出的一篇研究报告，已投稿。仅作交流参考用，请勿用于发表！！！工作记忆容量的差异对L2动词偏好信息利用的影响摘 要 本研究通过考察高、低工作记忆容量的汉英双语者利用英语动词偏好信息加工英语暂时性歧义句的模式，来探讨工作记忆容量与L2句法加工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高工作记忆容量的L2学习者表现出了类似于英语母语者的加工模式，而低容量的L2学习者则无法像英语母语者一样利用动词偏好信息。结果表明，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能否利用英语动词的偏好信息加工暂时性句法歧义句，受到个体的工作记忆容量的影响。关键词 工作记忆容量；L2句法加工；动词偏好；暂时性歧义句分类号1 引言第二语言学习者是如何实时加工句子的？对这一问题的探讨有助于理解第二语言的学习。母语相关研究发现，动词的偏好信息可以影响句子的加工（Clifton，Frazier，& Connine，1984；Garnsey，Pearlmutter，Myers，& Lotocky，1997）。动词偏好（verb bias）是词汇偏好的一种，指的是某些动词虽然可以出现在多种句法结构中，但是出现在某种句法结构中的概率更大。例如，动词“read”的后面虽然可以接宾语从句（如例句1），但更多情况下接直接宾语（如例句2），这种动词就被称为直接宾语偏好（Direct-object bias，DO偏好）的动词；而后面更多情况下接宾语从句的动词被称为宾语从句偏好（sentence-complement bias，SC偏好）的动词，如“admit”（Harley，2001）。动词的DO/SC偏好又被叫做亚范畴偏好（subcategorization bias）。1）The ghost read the book had been ）The ghost read the book during the plane 等人（1997）研究发现，在加工省略“that”的暂时性歧义句时，人们的先前经验会影响歧义句的加工过程。如例句1的加工，由于“read”是一个DO偏好动词，人们在看到该动词后，倾向于将其后的名词短语“the book”解释为直接宾语，然而名词短语后的成分“had been burned”（解歧区，disambiguating region）出现后，证明直接宾语的解释是不合理的，因此引发再次分析，从而表现为解歧区的加工时间的延长。另外，利用动词偏好信息加工歧义句时，动词后名词短语作为直接宾语的合理性也会影响其解歧模式。例如，将例1中的“the book”换为“the house”，解歧区的加工困难将会大大减小，因为“the house”作为“read”的直接宾语显然是不合理的。这种动词偏好效应在很多研究中都出现过（Garnsey，Pearlmutter，Myers，& Lotocky，1997；Wilson & Garnsey，2009；Trueswell，Tanenhaus，& Kello，1993），但Kennison等（2001）的研究却并未发现动词偏好在歧义句加工中的作用。虽然大量母语研究考察动词偏好信息在歧义句加工中的作用，然而相关的第二语言研究很少。浅层结构假说（Shallow Structure Hypothesis）认为，习得年龄较晚的L2学习者的句法加工与母语句法加工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晚期习得的L2学习者，即使其第二语言熟练程度很高，或者其母语与第二语言相似性较高，在加工复杂句法结构时也无法达到母语句法加工的水平，其根本原因是L2学习者的语法知识不够完善，因此只能依赖词汇、语义等线索来加工L2句法（Clahsen & Felser，2006a，2006b，2006c）。根据浅层结构假说，L2学习者在加工句法时应该无法利用动词亚范畴信息，因为动词亚范畴信息本质上是句法的。但Dussias等（2008）研究发现第二语言学习者也可以利用动词亚范畴偏好信息来加工暂时性句法歧义。该研究采用自定步速移动窗口的实验范式，比较了母语为西班牙语的英语学习者和英语母语者利用动词偏好信息加工英语歧义句的模式。结果发现，如果第二语言学习者已经习得动词偏好信息，就可以利用这种信息来加工L2句法。由于动词的亚范畴属于句法范畴，本研究将继续考察第二语言学习者动词亚范畴信息的利用，但和以往的研究不同，本研究操纵工作记忆变量来考察个体工作记忆容量的差异对第二语言学习者动词亚范畴信息利用的影响。母语方面的研究说明，工作记忆容量是影响语言理解的重要因素，大量研究结果表明，工作记忆容量会影响成人母语者以及儿童母语者第一语言的句法加工（Swets，Desmet，Ferreira，& Hambrick，2007；Kim & Christianson，2007；Just & Carpenter，1992；MacDonald，Just，& Carpenter，1992）。然而，目前关于工作记忆容量对L2句法加工的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研究结果之间并不一致。一些研究者发现工作记忆容量与L2句法加工之间并无关系（Juffs，2004，2005；Felser & Roberts，2007）。例如，Juffs（2004）采用自定步速阅读的任务，考察了不同语言背景的英语学习者个体工作记忆对加工第二语言花园路径句的影响。被试分别为汉语、日语和西班牙母语者。结果发现，工作记忆容量不同的个体不仅在回答问题的正确率上没有差别，而且在阅读花园路径句歧义词的时间上也不存在差别，即工作记忆容量对第二语言歧义句的加工未产生影响。然而，也有其他一些研究者发现了工作记忆容量在L2句法加工中的作用（陈宝国和徐慧卉，2010；Dussias & Piñar，in press；）。例如，Dussias等人（in press）考察了汉英L2学习者加工填充语–空位依存句时个体认知能力的作用，结果发现，L2学习者利用语义合理性信息解歧的模式受到阅读广度的影响，高阅读广度组的解歧模式与英语母语者类似。Mcdonald（2006）认为，晚期L2学习者的句法加工困难是由其认知能力的差异导致的，这些认知能力包括工作记忆容量、解码能力和加工速度。由此可见，个体的认知能力（尤其是工作记忆容量）是否导致L2句法加工困难的原因之一，尚无定论，而且工作记忆容量差异是否会影响句法信息的利用，前人并未研究过。本研究旨在通过考察高、低工作记忆容量的汉英双语者利用英语动词偏好信息加工英语暂时性歧义句的模式，来进一步探讨L2学习者能否利用句法结构线索（动词亚范畴信息）来加工句子，同时探讨工作记忆容量与L2句法加工的关系。2 方法 被试76名本科生或研究生参加了工作记忆容量测验的筛选，所有被试母语均为汉语，第二语言为英语。实验后被试得到一定报酬。共筛选出38名被试参与自定步速阅读实验，其中高容量被试20名，低容量被试18名。使用Daneman 等人(1980)阅读广度测验测量工作记忆的容量。测试材料最低2句为一组，最高7 句为一组。每组有5 套英语句子，句子长度为6~12 个单词，每套句子后均有一个判断句，以考察被试对句子的理解情况。使用E-prime编制测试程序。测量从2 句组开始, 计算机先呈现第一套的两个句子。句子先后呈现，要求被试认真阅读，理解每个句子意思并记住每个句子的尾词。每套句子呈现完毕后，要求被试按顺序回忆尾词。之后计算机屏幕上呈现一个判断句，要求被试判断句子的意思与刚才呈现的某个句子的意思是否一致。当被试回忆出全部尾词，并正确完成了判断句，接着呈现该句组的另一套句子。被试需要正确回忆每个句组5 套句子中的3 套，方可进入下一句组的测试。每个句组的测试中，如果能正确回忆并判断正确的不足3 套，测试则停止。被试工作记忆容量的得分由其成功完成最后一个句组的句子个数决定。根据Daneman 等人(1980)的记分方法，为2 句组为例，如果该水平5 组句子中，有3 组句子的尾词回忆成功，并正确回答了问题，则工作记忆容量为2。若5 组中有2 组成功则工作记忆容量为。若只有1 组成功，则工作记忆容量为1。在其它水平上的计分方法与此相似。把测量成绩≤ 的被试当作低容量的被试，成绩≥4 被试当作高容量的被试。为了进一步匹配被试英语的熟练程度，我们对被试学习英语的年龄进行了调查，并要求被试在7 点量表上对英语的听、说、读、写的熟练程度进行评定，其中1代表非常不熟练，7代表非常熟练。所有被试工作记忆容量、英语习得年龄和熟练度主观评定的结果见表1。方差分析的结果表明，工作记忆容量的差异非常显著， F(1, 36)=，MSE=，p<； 英语习得年龄以及听、说、读、写能力在高、低容量被试间的差异不显著。被试大多数都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表1 被试的工作记忆容量、英语习得年龄及熟练度主观评定结果高工作记忆容量 低工作记忆容量M SD M SD工作记忆容量 习得年龄 听 说 读 写 材料根据Dussias等（2008）和Wilson等（2009）的材料，选取了38个动词进行偏好评定任务，这38个动词在Wilson等（2009）研究中评定结果为DO、SC偏好动词各19个。在本研究的动词偏好评定任务中，给被试提供38个句子片段，包括一个名词短语和一个关键动词，要求被试补全动词后的句子（如“Anny found ____________”）。共50名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参与评定任务，其中36名被试是在正式句子阅读理解实验完成后评定的。所有参与评定任务的被试大多数通过大学英语六级考试。50个被试的评定结果中，若某个动词以DO偏好出现的概率大于（或等于）以SC偏好出现概率的两倍，则该动词被评定为DO偏好；反之，则该动词被评定为SC偏好；其他动词两种偏好出现的概率相当，因此被称为相等（EQ）偏好。评定结果为，19个被英语母语者评定为DO偏好的动词中，汉语母语者评定为DO偏好的有10个，评定为SC偏好的有2个，评定为EQ偏好的有7个；19个被英语母语者评定为SC偏好的动词中，汉语母语者评定为SC偏好的有16个，评定为EQ偏好的有3个（英语母语者评定结果见Wilson & Garnsey，2009）。根据动词偏好评定结果，我们选取了24个动词组成实验材料，其中DO偏好和SC偏好的动词各12个（由于汉语母语者评定为DO偏好的动词只有10个，因此加入两个EQ偏好的动词，这两个动词均为DO偏好出现的概率大于SC偏好出现的概率，但前者未达到后者的两倍）。每个动词构成两个句子，共48个实验句，每个句子包括非歧义和歧义两种形式。非歧义形式中，关键动词后为“that”引导的宾语从句；而在歧义形式中，省略了引导宾语从句的“that”。也就是说，歧义句和非歧义句的动词后均接宾语从句，区别在于是否省略that。实验材料分为两个版本， 若某个句子在版本一中为非歧义形式，则在版本二中为歧义形式。两个版本中实验材料均为48个，两种动词偏好的材料各半。实验材料的句子长度为9~12个单词，所有实验句均采用一般过去时。为了防止被试形成反应的策略，每个版本中加入了104个填充句。填充材料由三种类型的句子组成：1）并列句，其中包含一个主语和两个动词引导的简单句；2）复杂主语句，在一个简单句的主语后面加入修饰性定语；3）其他类型填充句，如状语从句、定语从句等。填充材料的句子长度与实验材料的长度相近，为10~15个单词。实验材料和填充材料举例见表2。为了保证被试阅读句子，实验材料和填充材料的每个句子后均有一个理解性问题。为方便数据分析，每个实验句划分出三个关键区域：1）关键动词，如表2材料举例中的“heard/ believed”；2)关键名词短语，位于关键动词或“that”之后，如 “the birds/ the woman”；3）解歧区，包括关键名词短语之后的两个单词，如“were killed/ took his”。由于词长是影响自定步速阅读范式中单词阅读时间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对两种偏好条件下实验句的关键区域词长进行了统计检验。其中，名词短语与解歧区的词长为两个单词的词长之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两种偏好条件的实验句三个关键区域的词长之间差异均不显著（Ps>）。表2 材料举例实验条件 材料举例DO-非歧义 The hunter heard that the birds were killed yesterday 歧义 The hunter heard the birds were killed yesterday 非歧义 The neighbor believed that the woman took his shoes 歧义 The neighbor believed the woman took his shoes away.填充：并列句 We put the toy in a big box and mail it to Mike.填充：复杂主语句 The visitor who came from Taiwan loved this food very much.填充：其他 Even though Jim tried very hard, he got neither of the 程序句子阅读实验在封闭隔音的实验室中进行，使用E-prime软件在17纯屏显示器上呈现刺激，被试距显示器的距离约一米。将电脑键盘上的“F”和“J”键分别标记为“YES”和“NO”。实验采用自定步速阅读实验范式，开始时，首先在屏幕正中央呈现注视点“+”，之后逐词呈现句子，每个单词前均有400ms的空屏。被试阅读完一个单词后按“YES”键，呈现下一个单词。最后一个词呈现完后，会出现“**”，之后呈现理解性问题，被试需要在键盘上按“YES”或“NO”键回答该问题。理解性问题按键回答完后，呈现下一个trial。3 结果1名高容量被试阅读实验中正确率低于80%，2名高容量被试阅读实验中阅读时间低于200ms的单词过多，该3名被试的数据被剔除。参与数据分析的被试共35人，其中高容量被试17人，低容量被试18人。由于实验者在编制程序时的输入错误，一个项目的某个单词该项目在数据分析时被剔除。35名被试回答理解性问题的正确率平均为，其中高容量被试的平均正确率为，低容量被试的平均正确率为，两组被试的平均正确率之间没有差异，T（33）=，p>。理解性问题回答不正确的trial被剔除，错误数据占总数据的11%。然后剔除极端值，极端值数据占总数据的9%。极端值剔除方法为：首先，剔除小于100ms或大于2000ms的数据；然后，剔除平均数±2个标准差以外的数据。工作记忆容量不同的被试在各种条件下三个关键区域上的平均阅读时间见表3。表3 关键区域平均阅读时间（ms），括号内为标准差高工作记忆容量 低工作记忆容量非歧义 歧义 非歧义 歧义DO偏好条件关键动词 408（125） 342（124） 451（235） 442（196）关键名词短语 371（147） 368（155） 422（200） 397（163）解歧区 309（86） 382（162） 387（141） 384（139）SC偏好条件关键动词 405（201） 424（186） 479（208） 451（230）关键名词短语 365（128） 382（136） 419（177） 422（141）解歧区 332（108） 342（137） 373（137） 373（110）对数据进行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其中被试分析，工作记忆容量为被试间变量，动词偏好和句子歧义性为被试内变量；项目分析，工作记忆容量和动词偏好为项目内变量，句子是否歧义为项目间变量。分析的指标是回答理解性问题的正确率和三个关键区域的阅读时间。 正确率动词动词偏好主效应被试分析显著，F1（1，33）=，MSE=，p<，SC偏好条件下的正确率（）显著低于DO偏好条件（）；项目分析不显著，F2（1，90）=，MSE=，p>。其他主效应及交互作用均不显著。 关键动词阅读时间动词动词偏好主效应被试分析显著，F1（1，33）=，MSE=，p<，SC偏好条件下的阅读时间（）显著长于DO偏好条件（）；项目分析中不显著，F2（1，90）=，MSE=，p>。另外，歧义主效应在项目分析中显著，F2（1，90）=，MSE=，p<；而被试分析中不显著，F1（1，33）=，MSE=，p>。工作记忆容量主效应及各种交互作用均不显著。关键动词上表现出动词动词偏好主效应，我们认为这可能与L2学习者对两种偏好动词的熟悉度不同有关。为了验证这一假设，我们让32名学生对实验句中的动词进行熟悉度主观评定，所有评定者均通过英语四级或六级考试。评定采用5点量表，1为非常不熟悉，5为非常熟悉。对评定结果进行t检验发现，DO偏好动词的熟悉度（）显著高于SC偏好动词（），t（62）=，p<。 关键名词短语阅读时间所有主效应及交互作用均不显著（见表4）。表4 关键名词短语阅读时间的方差分析结果变异来源 被试分析（df=1,33） 项目分析（df=1,90）F1 P F2 P偏好 歧义 偏好*歧义 偏好*WMC 歧义*WMC 偏好*歧义*WMC 解歧区阅读时间解歧区的方差分析结果见表5，其中动词动词偏好主效应、歧义主效应、工作记忆容量主效应均不显著；工作记忆容量与其他两个因素的交互作用也不显著。偏好与歧义的交互作用被试分析接近显著，F1（1，33）=，MSE=，p=；项目分析不显著，F2（1，90）=，MSE=，p>。偏好、歧义与工作记忆容量的三因素交互作用被试分析显著，F1（1，33）=，MSE=，p<；项目分析不显著，F2（1，90）=，MSE=，p>。对三因素交互作用进行简单主效应检验，结果发现高工作记忆容量被试加工DO偏好句子时，歧义句条件和非歧义句条件的解歧区阅读时间存在显著差异，歧义句条件下阅读时间长于非歧义句条件，F（1，33）=，p<；而加工SC却并未表现出这种歧义效应。低容量被试在两种偏好条件下均未表现出歧义效应。表5 解歧区阅读时间的方差分析结果变异来源 被试分析（df=1,33） 项目分析（df=1,90）F1 P F2 P偏好 歧义 偏好*歧义 偏好*WMC 歧义*WMC 偏好*歧义*WMC * 由于解歧区方差分析结果中，动词偏好、歧义、工作记忆容量三因素交互作用显著，说明高、低容量组被试的解歧模式存在差异，因此我们对两组被试在解歧区的阅读时间分别进行分析。高容量组被试的解歧区阅读时间方差分析显示：动词偏好主效应不显著，F1（1，16）=，p>；F2（1，45）=，p>。歧义主效应不显著，F1（1，16）=，p>；F2（1，45）=，p>）。偏好与歧义的交互作用被试分析显著，F1（1，16）=，MSE=，p<；但项目分析不显著，F2（1，45）=，MSE=，p>。简单效应分析表明，这一交互作用来自DO偏好条件，歧义句解歧区的阅读时间显著长于非歧义句，F（1，16）=，p<；而在SC偏好条件下，歧义句与非歧义句的解歧区阅读时间相当，F（1，16）=，p>（如图1左）。低容量组被试的解歧区阅读时间方差分析显示：动词偏好主效应、歧义主效应以及偏好与歧义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如图1右）。图1 两组被试的解歧模式4 讨论根据Wilson等（2009）和Dussias等（2008）的研究结果，英语母语者在阅读包含DO、SC两种偏好的动词的暂时性歧义句时，表现出了偏好与歧义的交互作用。具体来说，英语母语者阅读DO偏好动词的歧义句“The elderly woman forgot the address changed a short time ago.”时，由于“that”的省略，导致初始分析时将关键动词后的名词短语“the address”分析为动词的直接宾语，而解歧词“changed”的出现说明初始分析是不合理的，于是加工系统进行再次分析，将“the address”重新解释为宾语从句的主语，于是在解歧区“changed a”表现出阅读时间的延长。而加工SC偏好动词的歧义句“The ticket agent admitted the mistake might not have been caught.”时，由于关键动词“admit”后常常接宾语从句，因此英语母语者初始分析时就将动词后的名词短语“the mistake”解释为宾语从句的主语，解歧词的出现证明这种解释是合理的，因此并未在解歧区“might not”表现出加工困难。本研究结果表明，高工作记忆容量的L2学习者加工第二语言暂时性歧义句时，可以像英语母语者一样，在解歧区阅读时间上表现出动词偏好与歧义的交互作用。因此，高容量的L2学习者可以利用动词偏好信息来加工DO/SC歧义句。DO偏好条件下歧义句的解歧区（如“took his”）阅读时间显著长于非歧义句，而SC偏好条件下则无此效应。低工作记忆容量的L2学习者在解歧区阅读时间上没有表现出动词偏好与歧义的交互作用，说明低容量L2学习者未利用动词偏好信息加工歧义句。另外，低容量被试并未表现出歧义主效应，这说明暂时性歧义句中“that”的省略对于低容量L2学习者来说并无影响。低容量L2学习者未利用动词偏好信息解歧，并不是因为其未习得动词的亚范畴偏好信息，因为所有低容量被试均参与了偏好评定任务，实验材料中的24个关键动词习得情况较好。低工作记忆容量的L2学习者在解歧区则并未表现出偏好与歧义的交互作用，说明其无法利用动词偏好信息来加工歧义句。然而，根据句子阅读理解的正确率来看，低容量的学习者也能理解句子的意义，那么低容量的学习者是如何加工歧义句呢？这一现象可以用浅层结构假说来解释。浅层结构假说（Shallow Structure Hypothesis）认为，习得年龄较晚的L2学习者的句法加工与母语句法加工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晚期习得的L2学习者，即使其第二语言熟练程度很高，或者其母语与第二语言相似性较高，在加工复杂句法结构时也无法达到母语句法加工的水平，其根本原因是L2学习者的语法知识不够完善，因此只能依赖词汇、语义等线索来加工L2句法。在本研究中，低容量的学习者虽然无法利用动词偏好信息加工歧义句，但其句子阅读理解的正确率并没有随之降低。这可能是因为，在句子理解的过程中，由于低容量学习者的工作记忆容量有限，无法在提取词汇语义的同时，对句子动词的亚范畴信息进行加工，因此仅靠将句子各成分的语义信息来达成对句子意义的理解。这一假设在研究结果中得到了验证。低容量的L2学习者不仅没有表现出动词与偏好的交互作用，而且并未表现出歧义效应。由此可见，歧义动词之后是否有“that”，对其加工句子并无影响。众所周知，句子中的单词可以划分为内容词和功能词。内容词如名词、动词、形容词，主要提供理解句子所需要的语义信息，而功能词包括介词、连词等，主要提供句法信息。“that”为连词，属于功能词的范畴，包含着句子理解所需要的句法信息。根据浅层结构假说，我们可以推论，低容量的L2学习者之所以未表现出歧义效应，是由于其句子理解过程中，主要提取各内容词的语义信息，而忽略了功能词中包含的句法信息。本研究中实验材料中，大多数句子仅提取内容词的语义信息，即可理解整个句子的意义。例如，句子“The hunter heard that the birds were killed yesterday morning”后的理解性问题为“Were the birds dead？”，L2学习者若仅提取“hunter”、“heard”、“birds”、“killed”等内容词中包含的语义信息，而忽略“that”所包含的句法信息，也能够正确回答理解性问题。本研究结果与Dussias等（2008）研究的结果相一致。如前文所述，Dussias等（2008）研究中，高熟练程度的L2学习者对于已经习得了亚范畴偏好信息的动词，可以利用其偏好信息加工暂时性歧义句。虽然本研究中的汉英双语者的英语熟练程度并没有Dussias等（2008）研究中的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高，然而当其工作记忆容量较高时，却可以表现出与Dussias等（2008）和Wilson等（2009）研究中的英语母语者类似的动词偏好与歧义的交互作用。由此可见，工作记忆容量的高低决定了L2句法加工者能否利用动词偏好信息进行句法加工。第二语言句子加工领域，前人发现的影响L2句法加工的因素主要有第二语言的习得年龄、熟练度以及母语经验。而个体的认知能力（如工作记忆容量）对第二语言的句法加工是否有影响，不同研究者的观点不一。本研究首次考察了L2学习者工作记忆容量的差异对L2歧义句法加工过程中动词偏好利用的影响，从结果来看，工作记忆容量对L2句法加工是有影响的，这与Dussias等人（in press）、陈宝国和徐慧卉（2010）、Havik（2009）等研究的结果一致。总之，本研究的结果发现，高容量的L2学习者在加工工作记忆负荷较低的英语歧义句时，可以利用动词的亚范畴信息来解歧。而低容量的L2学习者在句子理解时，可能无法利用多种信息，而更多依赖提取词汇的语义信息来达到对句子意义的最后理解。因此，L2学习者的句法加工是受其工作记忆容量影响的。5 结论工作记忆容量是影响第二语言学习者能否利用动词偏好信息加工暂时性歧义句的重要因素。工作记忆容量较低的L2学习者虽然习得了英语动词的亚范畴偏好信息，却无法利用这种信息来加工英语歧义句。而工作记忆容量较高的L2学习者能够利用动词亚范畴偏好信息加工歧义句。参 考 文 献陈宝国，徐慧卉. 2010. 工作记忆容量的差异对第二语言句法歧义句加工的影响. 心理学报. 42(2), 185–, H., & Felser, C., 2006a. Grammatical processing in language learners. Applied Psycholinguist, 27, 3–42.

对进行了考察。记忆与人的意识、思维、理性等精神能力和精神活动密切相关，它经常成为哲学 反思 和思辨建构的对象。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哲学记忆论文的相关 文章 ，欢迎阅读!

摘要：对进行了考察。记忆与人的意识、思维、理性等精神能力和精神活动密切相关，它经常成为哲学反思和思辨建构的对象。西方哲学的记忆观经历了古代本体论记忆观、中世纪____神学记忆观、近代认识论记忆观和当代生命哲学记忆观等几种历史类型。

关键词：西方哲学;记忆观;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B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477(2008)04-0476-06

罗素曾说，记忆“那是一个很困难的题目”。在近代心理学将实验手段引入记忆研究之前，甚至在今天大脑对于脑科学而言仍然是一个“灰箱”的情况下，记忆的运行机制无疑仍是一个难解之谜。由于记忆与人的意识、思维、理性等精神能力和精神活动的密切联系，它总是经常成为哲学反思和思辨建构的对象，尽管它也从未成为哲学思想的主流。西方哲学自古希腊以来形成了以求知、尚智为核心的理智知识型传统，对记忆问题有较多深入的研究散见于哲学家、思想家的著作中，蕴涵着丰富的记忆思想资源。考察这种哲学记忆观的历史演进，对于推动哲学认识论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古代本体论记忆观

哲学史上第一个谈到记忆并赋予记忆以极高地位的当属柏拉图的“回忆说”。柏拉图不仅实际地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包括对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回忆和他的自传，用他的生花妙笔确立了苏格拉底在西方文明史上不朽圣人的地位，而且也从《美诺篇》开始以“回忆说”着手构筑了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影响深远的形而上学体系。

“回忆说”的提出直接源于对“美诺悖论”的解答。苏格拉底的哲学活动是热衷于为一些道德及相关概念的正名，探求它们的合乎逻辑的定义。他不但承认自己的无知，而且通过反复盘诘往往使被问者陷入迷茫的境地而被迫也承认自己的无知。美诺正是在被诘问了三次而对先前自以为是美德的定义感到绝望时提出：“你在对一个东西是什么全然不知时，能够寻求它吗?”苏格拉底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将它重新表述为：“他不会寻求他所知道的东西，因为他既然已经知道它，就无需再探求;他也不会寻求他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他甚至连他要寻找的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这就是一些现代西方学者很重视的“美诺悖论”，它表明苏格拉底在美德问题上陷入了绝境。柏拉图让苏格拉底反求诸己，用“回忆说”来解决这个悖论。他说：“既然灵魂是不朽的，可以不断重生，它已经在这个世界以及别的世界中获得一切事物的知识;……因此寻求与学习并不是别的，不过就是回忆。”。在柏拉图看来，包括美德在内的一切知识都是不可教的，也不是通过后天的学习可以获得的，它们本来就内在于人的心灵和灵魂之中，只不过在现世生活中它们被人忘记而成了不觉察的状态。从未学过数学的童奴经过苏格拉底的适当提问后说出了两个正方形的面积之比等于它们的边长平方之比，即毕达哥拉斯定理，就证明知识是灵魂从生前的存在里带来的。所以，后天的 经验 际遇不过是一种“机缘”，经它的刺激和提醒使人回忆起灵魂本已具有的知识，一切学习都是回忆。柏拉图正是以“回忆说”为基点建构了他的乌托邦、理念论、灵魂不朽论、宇宙起源论，建立了庞大的纯粹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所以罗素认为回忆说是柏拉图哲学中最重要的东西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柏拉图不是在一般的经验层面上谈论记忆和回忆问题，而是一开始就赋予它一种思辨的意义，用它讨论认识的来源和本质、灵魂的不朽和肉体的生灭、整体的理念和分有理念的万物等极抽象的形而上学问题，具有深刻的哲学意义和思想史意义。从思维的取向来看，“回忆说”将探寻知识和美德的认识活动从外在转向了内在，从感觉和经验转向了理性和灵魂。黑格尔曾对此评论道：“一般所谓学习是指接受一种异己的东西进入思维的意识，这乃是用事物去填满一个空的空间的机械联合过程，而这些事物对于这空间乃是生疏的、不相干的。”相反，依照柏拉图，“学习是这样一种运动，在学习过程中没有异己的东西增加进去，而只是它自己的本质得到实现，或者它自己的本质得到自觉”。这无疑是哲学精神的纯化和 理性思维 的进展，它使记忆和回忆一词摆脱了日常经验的意义，而具有内在化、深入自身的深刻的思想性意义。其次，柏拉图认为“整个自然是同类的”，只要回忆起其中的一件便可能触类旁通，由此推论出 其它 的一切，无需对每一件事物都用回忆的 方法 去认识，这表明柏拉图认为一切事物都具有密切的联系，他力图用“回忆说”对整个世界形成一个完整的看法，构建一个完整的本体论的结构图景。最后，“回忆说”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他发展了苏格拉底寻求普遍性定义的精神助产术，回答了人的心灵中的知识是如何孕育的这个苏格拉底没有提出也没有回答的问题;同时，就灵魂在堕入肉体之前已经具有某种知识，在肉体的污染和囚困中虽然忘却但经某些“机缘”的提醒和刺激又可回忆起这些知识而言，“回忆说”事实上蕴涵着后来亚里士多德潜能与现实学说的萌芽。

亚里士多德“是从来最多才最渊博(最深刻)的科学天才之一”(黑格尔)，在他的自然哲学著作中，辟有专章《论记忆》，而这却是为历来的哲学研究所忽略的部分。

亚里士多德的记忆思想以灵魂学说为基础。如果说他对灵魂的说明是形而上学的思辨，那么他对记忆及其它生命现象的观察则充满了自然哲学的色彩。亚氏的记忆观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关于记忆的性质和属性。

他认为，灵魂具有感性和理性功能，记忆和想象属于灵魂的同一部分，它属于“第一感觉能力，即我们由以感知时间的能力”。在他看来，“时间的一部分已经过去了，现在并不存在，另一部分将要到来，现在也并不存在。但是由这些部分，却又构成了那无限的和永远存在的(真正的)时间”。时间既是可分的又是连续的，还是可度量的，是灵魂认识广延和运动的内在尺度。“只有那些能意识到时间的动物才有记忆，并且它们是凭藉着以感知时间的器官来记忆的”。第二，记忆的对象。亚里士多德认为，“将来是不可能记忆的，因为将来是猜想和希冀的对象;对现在也无可记忆，而只能感觉，因为对将来和过去我们都无法靠感觉来认识，只有对现在才能这样。记忆属于过去，而对当下的现在则无法记忆”。所以，记忆既不是感觉也不是判断，而是当时间流逝后它们的某种状态和影响，所有记忆都表明着时间的过去。第三，记忆的发生。时间成为过去，只是本质意义上的记忆之发生的一个必要条件。由于记忆存在于具有强烈刺激之心灵的潜能之中，因而只有当属于事实的以及属于时间的刺激同时发生时，人才会现实地记忆。“记忆在本质上包含有意识。但是如果只有属于事实而没有属于时间的刺激，或者相反，人们都不可能记忆”。总起来看，虽然亚里士多德认为记忆属于感觉而且是第一感觉能力，它是人们知识经验的开端，与理论科学和高级智慧相距甚远，具有与柏拉图超验地谈论记忆完全不同 的观察和研究记忆的经验取向。但是由于他的灵魂学说渗透在整个自然哲学之中，而且将记忆与对时间的深遂思辨结合起来，因而亚氏的记忆思想仍然具有相当深厚的形而上学基础，他同柏拉图共同缔造了古代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记忆观。

二、____神学记忆观

欧洲中世纪是____神学兴盛并一统天下的时期，所有的理论思维和思想论争都发生在神学的范围内，人们不再探求自然和宇宙的奥秘而致力于对上帝信仰的论证与理解，古希腊的哲学 文化 传统和希伯来的宗教文化传统逐渐融合为一体化的神学哲学理论，直至经院哲学的诞生，哲学完全沦为神学的婢女。奥古斯丁正是站在这个结合点上，作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他认为基督____真正的哲学”，皈依基督____到达哲学的天堂”，而一般人所谓的哲学只是“现世的哲学”，真正的哲学可以利用普遍流行的现世哲学，现世哲学需要经过改造才能被利用，二者的关系是信仰和思想的关系。那么，如何由现世的哲学达到真正的哲学，即信仰和思想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奥古斯丁坚持“信仰然后理解”的基本立场，“你若不信，便不能理解”。而“信仰然后理解”的关键则是他关于记忆的“光照说”。

“光照说”的大意是：一切真理都存在于上帝之中，上帝是真理的来源，真理是上帝之光的照耀，“光照”是人的理性获得真理的途径。奥古斯丁正是通过“光照说”来论证对上帝的信仰。从哲学史上看，“光照说”可以说是对柏拉图“太阳”比喻的承继和对“回忆说”的改造。如前所述，柏拉图通过“回忆说”解答“美诺悖论”，把对普遍性知识的寻求诉诸于超验的理念世界，引出了灵魂轮回观念。奥古斯丁取消了灵魂的前生观念，认为不能像柏拉图那样由现在可发现真理而推出心灵有前生及灵魂轮回，因而回忆就是当下的，真理的获得和幸福的达至乃是由于人具有天然的上帝记忆和天然的追寻上帝的欲求。奥古斯丁认为，“信仰寻求理解”，人对于上帝是听信在先，理解在后。我们之所以能够信仰，是因为已有上帝记忆。但这上帝记忆是极不完全的，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提醒”，即得到圣经、教会这两大权威的“提醒”。因此，人的上帝记忆就蕴含了一切真理之相和后天获得的感性形象，包含有潜意识和意识的内容与活动。“记忆的领域中原已有它们存在着，不过藏匿于邃密的洞穴，假使无人提醒，可能我绝不会想起它们”。人们获得知识，体验幸福，正是由于得到了上帝之光的照耀，上帝之光照亮了记忆中某处邃密的洞穴。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记忆’代表心灵的潜在状态，‘光照’代表心灵的显在活动。”可见，在记忆来源问题上，奥古斯丁将柏拉图的理念改造和提升为上帝，记忆就是心灵的上帝记忆，对于上帝记忆人们是不能再进一步追问的，它属于直接的、当下的、自明的信仰领域。

关于记忆的内容，奥古斯丁认为包括三类：第一，“不通过印象，即在我们身内得见概念的真面目”，人们称之为知识学问，潜隐在最幽远的地方;第二，“记忆还容纳着数字、衡量的关系与无数法则”，它们无色、无声、无味、无从捉摸，也不是感觉所镌刻在我们心中的;第三，“记忆又拥有我内心的情感”，但方式依照记忆的性质与心灵受情感冲动时迥然不同。记忆好比一个库房，这些材料在记忆中不是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而是依照一定规则有序地排放。“在那里，一切感觉都分门别类，一丝不乱地储藏着，而且各有门户：如光明、颜色以及各项物象则属于双目，声音属耳，香臭属鼻，软硬、冷热、光滑粗糙、轻重，不论身内身外的，都属全身的感觉。记忆把这一切全都纳入庞大的府库，保藏在不知哪一个幽深屈曲的处所，以备需要时取用”。这就是说，记忆不仅保存一切感觉材料，同时又是最初运用理性规则的场所，是联系理性和感性的中介，因而已经包含着对人的认识过程的初步分析。

作为神学家和哲学家，奥古斯丁毕生追求识神与识己，人的上帝记忆既是这场追寻的起点又是终点，在此基础上，奥古斯丁又论述了返观自照的“自我记忆”、三位一体的永恒记忆等。可见，经过“光照说”改造的神学记忆观，实质上构成了奥古斯丁神学和哲学的秘密与枢纽，对于上帝记忆的“先信仰然后理解”在他的神学继承者那里一直是争论不休的话题，开辟了经院哲学系统化的道路;而关于记忆的内容和记忆对认识的作用则成为带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唯名论的思想资源，并最终导致了经院哲学的瓦解。

三、近代认识论记忆观

近代以降，经过文艺复兴运动的洗礼，____会和经院哲学的束缚逐步松缓。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推动着人们去探索自然界的奥秘，以革新生产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实验科学的许多重大成就，也向哲学提出了在方法论和认识论上加以指导的要求。因此，对科学研究方法和认识方法做出哲学概括与说明的认识论问题就被提升到了特别显著的地位。相应地，对记忆问题的探讨再也不能在原来神学的框架内进行了，它被纳入了对知识的来源、性质、范围等问题的探讨中，其中尤以经验论哲学为甚。

将经验论加以系统化的洛克是哲学史上对记忆问题进行认真研究的重要思想家。他对人类思想的各种情状进行了划分，明确区分了感觉、记忆、回忆和思维等，第一次从唯物主义经验论角度肯定了记忆在人类思想意

识结构中的地位。洛克十分重视记忆的重要性，他说：“在有智慧的生物中，记忆之为必要，仅次于知觉。它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们如缺少了它，则我们其余的官能便大部分失了效用。因此，我们如果没有记忆的帮助，则我们在思想中，推论中和知识中，便完全不能越过眼前的对象。”可以看出，洛克认为记忆的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人心的大部分官能在发挥其功能时都需要有记忆系统同其协同作用，否则其功能就无从发挥。例如感知器官如果缺乏记忆系统的配合，那么感知对象对它而言每一次都是不同的，或者它不知道它每一次感知到的是同一个对象，因此它也就不能获得任何稳定有效的信息。而学习的内容如果不能进入长时记忆系统，则学习者什么也没有学习到。第二，有了记忆，人才可能有间接知识，只有凭借记忆，人才可能离开眼前的对象，通过推理、比较、想象等思维活动获得具有间接性的知识，“敏捷的才智在于能自由调动记忆中的各种观念”。

“天赋观念”是洛克认识论集中批判的问题，他正是通过对记忆的分析来达到的。洛克说：“回忆作用同其它思维方法，分别之点，就在于回忆时，分明意识到那件东西是曾经在心中存在过的。人心以前所不曾知觉过的东西，都不能说是在心中的。”存在于心中的任何观念，如果不是当下的一个实在知觉，就是从前不为理解所知道的;而如果一个观念能通过记忆被追唤出来，则人一定知道它是以前在心灵中存在过的旧的观念。任何观念究竟是否在人心中或记忆中，就完全看这样差异。借着这个差异，洛克断言，“记忆中并没有天赋的观念”。因为根据洛克的逻辑，人心中的知觉(观念)只有两种：已知的记忆和当下的新知。新知的观念总要以某种方式贮存到记性中成为记忆，作为记忆存在的已知观念在某个时候一定是当下的新知，当下的新知转化为记忆就成为人类知识的来源和流程。依此层层追溯，一定可以达到一个既没有任何记忆也没有任何新知识的阶段——“白板”阶段。这样，洛克就通过对记忆的分析驳斥了天赋观念论的“普遍同意说”和“理性发现说”。

另外，洛克还注意到了人的意志对记忆活动的主动控制、记忆的两层缺点、记忆与抽象言语的关系等，在经验论的框架内比较详细全面地考察了人类的记忆现象。相对于洛克之后的许多哲学家，包括许多当代哲学家从根本上忽视记忆在思维中的地位和作用而言，事实上他已赋予了记忆在思维中相当重要的地位，尽管还只是“仅次于知觉”的第二位的地位。可以说，在记忆问题上洛克超越了他的时代。

如果说洛克在对经验论哲学的综合中存在着动摇的倾向，那么休谟则将经验论原则彻底化了。休谟认为，呈现于心灵中的除了知觉以外什么东西也没有。知觉分为两种：微弱暧昧的抽象观念和强烈活跃的感觉印象，一切观念都是印象的摹本。“记忆和想像这两种功能都可以摹仿或摹拟感官的知觉，但是它们从来不能完全达到原来感觉的那种强力同活力”。这就是说，直接面对对象的感官知觉最为强烈，引人冲动，而离开直接对象的事后记忆，甚至最自由的思想也比最钝暗的感觉较为逊弱。当人心的种种思想或观念出现于记忆或想象中时，并非杂乱无章而是以某种次序和规则相互引生，这些规则只有三种：相似关系、接近关系和因果关系。这三种关系都以记忆为基础，“除了直接呈现于他的记忆和感官面前的东西而外，他再不能确信别的东西”。

休谟是如何推知这一点的呢?休谟认为，几何、代数、三角等具有直觉的确定性的知识，人们只凭思想作用就可以保证其明白性和普遍必然性，而对于“实际的事情”的研究似乎都建立在因果关系上，但在这里各种事实的反面总是可能的。人类理性不可能凭借事物呈现于感官前的种种性质，把产生它的原因和由它所产生的结果揭露出来。人们只是由于似乎相似的原因，便期望有相似的结果。但这并不是推论，而是期待和信念，即这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关于实在事情或实在存在的一切信念都只是由呈现于记忆或感官的一个物象来的，都只是由那个物象和别的物象的恒常会合来的”。正是由于一种物象和呈现于记忆中的东西的习惯性会合，人们才有了相似关系、接近关系和因果关系的推论方式。如果不根据呈现于记忆或感官中的一些事实，那么一切推论不过是纯粹假设。尽管思想可以自由地超出记忆和感官之外，达到最远的地方和最远的时期，但是它必须依据感官或记忆之前的一些事实。“所以你最终就必须归结到呈现于记忆或感官中的一种事实。若非如此，那你就得承认，你的信念是完全没有基础的”。因此，所谓因果关系仍是由于经验的不断重复和恒常记忆，它是否是事物的固有性质和必然联系，对于人是不可知的，人们只需要根据经验和记忆期待将来有类似过去的一串事情发生就够了。可见，休谟从知识、理论起源于知觉、印象的经验论原则出发，将知识、理论特别是关于“实际的事情”的知识、观念局限在感觉经验的范围之内，感觉经验的不断会合和多次重复成为呈现在心灵中的记忆，根据经验和记忆形成思维的信念和行动的习惯。而对经验和记忆的外在对象是否有真实的因果联系甚至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则持怀疑主义态度。这样，休谟在对经验主义原则彻底化的过程中，走向了不可知论。

四、生命哲学的记忆观

20世纪上半叶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对记忆进行了独特而深入的研究。柏格森公开举起非理性的旗帜，致力于解决传统哲学的身心二元论，他以生命冲动为基石，把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从空间转移到时间，突出直觉的方法论本质，系统地提出了人的生命创造进化学说，记忆理论是柏格森生命哲学的重要内容。

批判传统哲学特别是笛卡尔理性主义二元论是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出发点。他认为物质与心灵的关系，在笛卡尔那里被拉得太远，因为他认为物质具有几何空间性而心灵却无广延;在贝克莱那里又被扯回太近，因为他使物质的第一性质等同于第二性质而成为纯粹的表象。柏格森肯定精神的真实性和物质的真实性，力图在二者的结合部——记忆——来解决这个问题。“一旦着手从纯粹事实当中寻找这样的信息，以求帮助我们解决这个

问题，就发现我们不得不涉及的不是别的，而是记忆”。“任何人只要不怀成见，立足坚实的事实，一旦着手研究心灵与身体这个经典问题，很快就会把它看作记忆的核心问题”。可见，记忆问题是柏格森批判传统哲学提出生命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

柏格森在讨论记忆时，涉及到了记忆功能的发生方式、如何储存和运动的过程，他提出了两种不同的记忆形式：记忆-形象和记忆-行动。前者记载依时间出现的全部日常生活事件，不忽略任何细节，也不考虑任何实际用途，只是由于自身性质的必然性把过去保存起来。这种记忆形式形成了经验性认识，把人们的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第二种记忆形式并不保留具体的事件、过程、方位等，而是把过去运动中形成的理智协调的运动保留下来，它代表着过去积累起来的努力。柏格森说：“被储存在当前里的这种对过去全部努力的意识，确实也是一种记忆，但它与第一种记忆却大不相同，它总是受行动的支配，位于当前意识中，并且只顾及未来。”第二种形式之所以无愧于记忆的名称，不是因为它保持了以往的形象，而是因为它把过去的作用延伸到现在，是面向现在和未来的行动意识，是纯粹记忆而不是大脑的自然机能。它努力聚积的是人的生存能力，显示着人的生存能力的增强。因此，第二种记忆实质上是促使人行动、促使人生活的力量，正是它体现了生命的创造进化过程。

正是在第二种记忆即纯记忆中蕴涵着柏格森那个重要而令人费解的“绵延”概念，“绵延说”和记忆理论有密切关联。“纯粹绵延是，当我们的自我让自己生存的时候，即当自我制止把它的现在状态和以前各状态分离开的时候，我们的意识状态所采取的形式”。绵延使过去和现在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中存在着相互渗透，存在着无法区分的继起，它具有以下几个特性：第一，只有活生生的生命过程才会有纯绵延的形式出现。在柏格森看来，数学时间是空间的实在形式，而对于生命万分重要的时间是绵延。第二，绵延是没有区别的陆续出现，生命过程是无法切断的生命之流，只有在自我的生命流程中而非纯粹空间内，过去和现在才并非相互外在而是在意识的整体中融汇起来。第三，绵延是一与多样性的统一，构成生命之流的绵延虽然是“无法区分的继起”，却并不意味着永远不变。绵延过程是一，是什么把绵延过程统一起来呢?柏格森认为是依靠记忆。第四，绵延的趋势不可预测。对于一个不可分的生命过程，任何超人的智慧都无法预见它的未来发展趋势。因此创造是生存所必须的，生命存在的根据就在于创造，它不服从于某种先验的目的。由柏格森记忆理论和绵延理论的基本内容可以看出，纯记忆就是绵延不断的生命之流的形式和保证。只要生命在继续就会有过去，而过去就意味着记忆、储存和积淀。记忆并非储存在大脑里，而是储存在绵延中，即储存在生命本身和生活范围中。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能立即返回过去，使过去作用于现在和未来。所以，柏格森所说的记忆并不是一种心理存在，而是生生不息的创造的生命能力。

对直觉的重视是柏格森区别于传统哲学的重要之点，但他又不同于现代哲学其它流派从存在、意志等出发去阐述直觉，而是以绵延和记忆理论为前提去发现直觉的。他认为直觉对于当时的人类而言只是理智的边缘或半影，它是因为在行动中不及理智有用而被排出中心的，但是直觉自有更奥妙的用途，应当再恢复它的较显要的地位。柏格森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有直觉意识，直觉地思维也就是绵延中思维，而生命的绵延依靠记忆成为可能，所以记忆就为直觉提供了基础和参照。“真正直觉的机制就仅仅是唤起回忆，给它一个实体，并重新赋予它活动的，因而也是切实的性质”。记忆中的知觉和形象不断聚积，最后缩约成一个单一的直觉，从而直接地产生对事物、生命的完整意识。

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记忆观是对传统形而上学记忆观的根本变革，它一反传统哲学将时间空间绝对化、数学化的理智形而上学 思维方式 ，将记忆视为生命绵延的根据和创造的源泉，从而超出了对记忆的自然科学式理解。如他反对把记忆当作大脑的自然机能，把大脑当作记忆的贮藏室，记忆是纯粹的过去等等，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等正是这样看的;他也反对把记忆当作减弱的知觉，这在休谟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柏格森所理解的纯记忆是生命的能力而非心理存在，它储存在绵延中即储存在生命本身之中。过去活动的内容和结果积淀下来所形成的能力即纯记忆，过去依然是充满生机的，是具有当下效应的现在的前提，也是使当下效应指向未来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柏格森的纯记忆也就是类记忆、社会记忆。但是由于他的哲学在总体上是综合的而非分析的，“主体与客体的区别，……在他的哲学中是完全没有的”，因此，柏格森虽然突出了记忆对于生命创造进化的意义，但却由于这种混淆而具有生物有机论的倾向，也并未真正深入人类社会演进传承的记忆一创造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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