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史论文

论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处于过渡时代。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半独立)并向殖民地演化，这是个向下沉沦的过程；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并向资本主义演化，这是个向上发展的过程。两个过程相互矛盾，又相互连结、相互制约，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能保证社会的真正进步，而没有社会的进步，则无法赢得国家的真正独立。阻止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和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力量在于人民，在于人民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反侵略反压迫的英勇斗争。反抗英国鸦片侵略和反抗英法联军侵略的两次民族战争，反抗清朝统治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这种人民的伟大斗争。洋务运动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它的历史地位、历史作用决不能和人民的伟大斗争相提并论。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在洋务运动和人民斗争之间，又存在着曲折的联系，洋务运动可以说是民族战争和农民战争的副产品。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有识之士，被民族战争的炮火所惊醒，探索战争胜败的因由，利用农民战争所造成的新局势，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缓慢地逐步朝资本主义方向挪动，在暗地里或客观上为中国的独立和进步积累着物质力量，因此，不能以其不属于人民的反抗运动而完全抹煞。从林则徐、魏源的引进洋炮、仿造战船、“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冯桂芬、李鸿章的“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一脉相承，明显地表现出他们在民族战争炮火的洗礼下，为抵御外侮而不惜“以夷变夏”的清醒的认识。向当时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学习，是近代中国争取独立和谋求进步的根本道路。在19世纪60年代，曾经一度出现过向西方资本主义学习的另一种可能的前景，那就是经过农民战争摧毁清朝统治。太平天国取得全国性胜利后，推行由洪仁牙设计的、全面向西方学习的《资政新篇》的方案。这种前景也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更加光辉夺目。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失败了，可能没有成为现实，灿烂的前景只不过是某些历史学家们一厢情愿的假设．严峻的历史事实却是：农民战争打乱了封建统治秩序，打翻了一批腐朽的旧权贵，打破了清朝“太阿从不下移”的祖宗“家法”，但没有把清朝推翻，只是造成一种局势，使李鸿章等人能够依靠镇压农民战争而崭露头角，成为新权贵；这些新权贵凭借手中所掌握的有限权柄，在太平天国的废墟上，把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其端绪的学习西方的主张着手付诸实施，并扩展开来，持续达数十年之久，形成了一个“图富强”的洋务运动。对于李鸿章等人来说，镇压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自然是罪恶滔天；但镇压之后，他们不是全面倒退，而是有所进取，为国家富强而向西方学习，为学习西方而对当时的封建顽固势力进行斗争，他们的所作所为，至少在客观上导致了资本主义幼芽的出土。因此，洋务运动表现了中国社会进步的不可逆转的趋势，曲折地反映了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清朝二百年极端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和闭关锁国的反动政策，严重地阻得了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戕害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以至历史进入了近代却还没有诞生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的任务，在始初阶段便不得不由地主阶级的开明派来承担。洋务运动既然是地主阶级向西方学习的运动，也就不能不具有封建保守的性质。后来被概括为’中学为体，酉学为用”的口号，恰当地体现了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封建主义是地主阶级安身立命的根基。洋务派并没有破毁这个根基的意愿，而只是想在这个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本意甚至还在于强化这个根基。要求地主阶级不去维护封建制度乃至具有反封建思想，那是根本不切情理的。作为地主阶级，企图在封建根基上嫁接点资本主义，还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倾向，开明的表现。因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在向西方学习的始初阶段仍有其积极意义。“中学为体”，历来如此，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提出异议，并不需要特别强调或者着力捍卫，洋务派揭橥“中学为体”，无非企图表明他们不是离经叛道。“西学为用’则是具有实践意义的新思想，它针对封建顽固派妄自尊大、拒绝一切外来新知识的昏庸和愚昧，因而强调必须向西方学习。如果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内，便不难看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时的着眼点在于提倡和保护引进西学，只是到了后来，当资产阶级维新派要求改变封建专制主义、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制度的时候，这个口号才具有抵制维新的反动性。洋务运动从发生、发展到政治上破产的过程，大体上反映了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认识由浅入深的过程。堂堂天朝“受制于小夷”，是对外战争失败的结果，因此，首先引起人们注意并提到日程上来的，是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及与军事相联系的科学技术。洋务派大办造船、制炮等新式军事工业，开始改变了中国军队专恃刀矛舟楫等原始武器的落后状况，井培育了中国第一代产业工人和科技人材。随后，洋务派进一步认识到经济力量是军事力量的基础，“必先富而后能强”，于是学习西方的经济设施被提上了日程。开矿藏、办工厂、架电线、修铁路，古老的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大型的新式工矿交通企业，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也开始逐渐成长起来。再后，当人们认识到西方的经济设施必须有相应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成效的时候，也就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逐渐成熟的时候，洋务运动也就濒临政治上破产之日了。洋务派的实践证明，资本主义之苗是不能在封建主义根基之上茁壮成长的，不是苗的枯萎便是根基的破裂，而这一点，却是封建性十分浓厚的洋务派所始终无法理解的。事与愿违，恰好说明洋务运动在这方面的客观进步作用。洋务派不仅封建性十分浓厚，而且对外往往具有很大的妥协性，这是他们的阶级属性所决定的。他们作为地主阶级开明派的代表，力量非常软弱。和广大人民处于对立地位，是他们本身软弱无力的根源。上有深恐大权旁落的专制朝廷的压力，下有盘根错节的封建顽固势力的牵制，洋务运动声势不小，成效甚微。李鸿章对比明治维新说；“日本盖自其君主持，而臣民一心并力，则财与才日生而不穷。中土则一、二外臣持之，朝议夕迁，早作晚辗，固不敢量其所终极也。’所以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不独远逊西洋，抑实不如日本”1。在中外力量对比日益悬殊的严峻形势下，李鸿章虽然企图勉力支撑，挽回颓势，但他鉴于朝廷内外阻力重重，所以缺乏信心，甚至感到前途茫茫，危机四伏，把当时的中国描述为“敝絮塞滑舟，腐木支大厦，稍一倾覆，遂不可知’的惨象，发出了“东西各国日益强盛，中土一无足恃”的悲鸣。软弱必然产生妥协．每当帝国主义肆意欺凌的时候，千方百计地避免和外国兵戎相见，成为李鸿章外交政策的特色，并因此招来“卖国贼”的恶谥。但是，妥协避战和图强御侮并不是绝对互相排斥的．避战属于外交，图强属于内政，两者并不完全是一码事。洋务运动属于内政范围，积极加强国防建设，增强军事实力，努力从事经济建设，谋求保护利权，都很明显地具有图强御侮的意义。至于成效大小，则受着主客观各种条件的制约，不能单纯以成败评论是非功过。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的失败，岂可归咎于洋务运动的兴办?从洋务派到资产阶级维新派以至资产阶级革命派，都存在一种错误的认识，即所谓“患之有无，不在外而在内”，以为只要国家富强了，外患就自然可以消除，并因自身的软弱而不敢正面反对帝国主义。同盟会的〈对外宣言〉公开声明：“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二，第3页)。这不正是承认一切不平等条约、承认列强在华侵略特权吗?明白这一点，对李鸿章所说的“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居今日而日攘夷，日驱逐出境”，纯属“虚妄之论”，也就可以理解了。怎么能用资产阶级革命派尚且不能达到的高度去要求洋务派呢?洋务运动时期尚处于世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欧美列强还没有完全操纵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和军事政治力量，中国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还没有形成．因此，把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定性为“买办官僚”，把洋务运动期间兴办的“官督商办”企业定性为“官僚资本”，都是需要重新进行深入研究的。至于引用甲午战争以后的某些材料来证明洋务运动的买办性，井由此肯定它是一个反动的、卖国的运动，那就更加难以令人首肯了。甲午战争以前，几乎所有进步人士都支持和拥护洋务运动，即使有所批评，也属于条陈和建议的性质，其目的是希望洋务运动搞得更好一些，而反对洋务运动的大都是封建顽固派．甲午战争期间，系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的李鸿章怯战求和，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从而声名狼藉．但甲午战争以后，维新派首领康有为等虽然反对李鸿章，却不反对张之洞，革命振首领孙中山等则直到1900年还对李鸿章抱着某种幻想。此中消息，是值得参酌的。清朝初年，封建士大夫中有所谓“经世派”，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他们有鉴于明末农民战争，总结明朝亡国的教训，批判理学家的空谈误国，主张经世致用，改革时弊，讲求富国强兵之道．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清朝皇帝唯恐这个学振不利于爱新觉罗一姓的统治，采用提倡理学、奖励考据，编纂群书以及文字狱等种种手段，斩断了这个学振的流传。但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关心国家命运的优良传统的．鸦片战争前后，面临历史的大变局，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又拾起顾、黄、王的余绪，并把富国强兵之道引为向西方学习。经过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远承顾、黄、王，近继林、龚、魏，兴起洋务运动，把向西方学习的富国强兵之道付诸实践。他们尽管具有这样那样的严重弱点和局限性，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乃至罪行，但比起那些不办实事、空谈礼义而且对办事者多方掣肘、挑剔细故的封建顽固派，实在是更值得同情和肯定的。评价历史人物，只能把他们和前人及同时代的人相比较，否则便不是科学的历史的态度，难免流于苛求。洋务运动当然不是成功的运动，历史已经宣判了它的失败。首先，外国资本主义并不愿意中国富强起来，不断地采取政治的、经济的、外交的乃至军事的手段进行干扰，而洋务振对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力，往往是妥协退让的。其次，封建顽固势力害怕他们的根基和权势遭到破坏，在政治上、经济上、舆论上进行多方面的钳制和阻难，而洋务派对于这种压迫，往往是斗争不力的。第三，洋务振本身的封建性窒息着洋务运动的生机，诸如企业衙门化、贪污中饱、挥霍浪费、任用私人、侵吞商股，等等，在这个意义上，可说洋务摄既是新式企业的创建者，又是这些企业的摧残者。洋务运动失败的经验教训，是很值得认真总结并引为鉴戒的。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年代里，为了阻止中国向半殖民地、殖民地沉沦，不同阶级的政治代表人物从事过不同形式的探索和斗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是这些探索和斗争的几个主要表现。这些探索和斗争统统失败了，但也都对中国社会的进步起了不同程度的有利影响。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中国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主张学习西方还是反对学习西方，成为评价近代中国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重要试金石之一。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必经阶段，不能因为它是地主阶级学习西方的运动而抹煞它的历史意义。

二、 勉强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 南京国民党政权在下没有稳固的统治基础，也就失去了建立一个国家的起码条件。但它毕竟建立起了一个现代形式的政权，这是一个高层机构。这个政权机构及行政人员上上下下的运动情况是我们需要注意的。 首先，最上层的中央机构本身就是各类势力和派系的大杂烩。“清党”之后，南京政权排斥了一大批国民党二届中央的合法委员，南京政权内合法的二届中央委员只有张静江等5人。相当一部分人则是手握军政大权的各个地方的实力派。这一特点导致的连绵不断的内战和派系纷争一直与南京政权相始终。 败退台湾初期，痛心疾首的蒋介石一方面对大陆的失败进行检讨，认为根本原因是军队“主义不明”、“心志不坚”；首先则在于国民党一些党员“变党变节”，以致“民心涣散，士气坠丧，形成分崩离析的局面。”此外国民党的组织纪律、对民众和青年的宣传教育也都存在很大的问题。【7】 南京政权还通过训练中下层干部的办法，来达到推行政务的目的。结果这些人毕业后，不仅没有表现出什么成绩来，还自设各县的“同学分会，与党部人员时有派系之争。” 或许有人说，如果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拥有一批忠实自己的各级干部的话，那么政令推行和建设国家的步伐就顺利得多了，绝非如此！这又牵扯到当时的整个社会风气问题。【8】 6 抗战时期，蒋介石痛斥高级军官的“骄奢淫逸，甚至利用经济封锁来走私”，提醒他们“处于中国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如果稍一不慎，就没有不腐败坠落的。” 从根本上说，这种现象来自传统风气的影响，但腐败贪污现象的空前严重性，却与近代以来变化了的环境有关；西方高度的物质文明的输入，更加刺激了官吏贪赃枉法的胃口。 三、其崩溃的速度因外敌入侵和共产党竞争而加快 上述现象表明：南京国民党政权的产生本身就严重的先天不足，这架政权机器异常勉强地运转着。社会的稳定，需要其内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三个系统间的高度协调。南京政权统治下，这三个系统各自本身就不完善，更谈不到其间的协调吻合了。政治方面的情况前已尽述，而经济发展的结果谁都知道是少数人暴富而整个国民经济陷于崩溃之中。 南京政权于意识形态方面的缺陷更加明显：对共产党的“清除”，对工农大众的背弃和镇压，已使得它愧对于三民主义和故去的孙中山先生。面对20世纪以来广泛传入国内的各种新思潮和新文化运动后封建文化市场的急剧缩小，蒋介石只能发出“人欲横流”的感叹。除强力压制以外，谈调和儒家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新生活运动也以空前的规模发起过，但都未收到过实效，都因过于形式化而失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南京政权都不可能巩固其统治。 7 上述各种情况，任何一点都足以致南京政权于死命！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使得国民党政权雪上加霜，正如病入膏肓的人又遭到沉重的一击，这个政权崩溃的步伐大大加快了！ 在抗战这个民族存亡的重大关头，国民党政权仍谈不到利用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而只能依靠军队和政府本身。【9】这是因为大革命时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给他们刺激太大了，印象太深了。 国民党政权在通往崩溃的道路上越滑越快。40年代后期，上述诸多矛盾交错、汇集起来，总体爆发，加上来自完全成熟的中国共产党的巨大打击，终于被迫在1949年“国府迁台”而孤悬于东海，没有任何内部或外部的因素可以扭转这一趋势，而为失败的根源一直与国民党政权的存在相始终。 事实上，蒋介石早在1933年就公开承认“几年以来的革命又失败了。”“政治上不进则退的恶影响，已将过去的一切军事胜利销蚀无余。”【10】 蒋介石等人在20年代排斥共产党之后，不但不能单独地承担起领导中国前进的重任，反而使得自身一直沿着失败的轨迹运行，排斥共产党的结果是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南京国民党政权所缺乏的或无法做到的，正是共产党人所擅长或拥有的：土地改革等措施吸引了绝大多数8 的中国人口；统一战线的成功使得开明士绅、民族资产阶级及统治上的代表都站在自己的大旗下；同重庆、国统区的腐败相比，延安及解放区成了国人希望的象征；而中共内部组织的严密性，更是令蒋介石心驰神往而不可得的东西„„在这样的对手面前，南京国民党政权除了“跳出圈外”，再也没有其他选择。 四、南京政权的过渡性质 从中国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由乱到治总有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内，旧的秩序在挣扎，新的秩序在催生，纷乱的意识形态要定于一，统治者的各类经验要积累，权威人物要产生„„，而这种承前启后的任务又异常艰巨，所以过渡时期的政府总是短命的：秦朝和隋朝是明显的例子。南京政权亦然，而且这个政权的负担尤其严重：它一方面要完成由乱到治转变的一般使命，又要时刻应付来自列强的严峻挑战，这显然是其无法胜任的。当这两种压力俱来时，南京政权崩溃的日子也就更近了。 对中国近代以来反帝反封建、走向现代化这样一个历史使命来说，上世纪20年代曾露出了希望的曙光，但国共两党都没有能力单独完成它，应该走一条两党联合的道路。这是连蒋介石本人都公开承认的。既是如此，他却走上了一条排斥共产党，进而导致其政权自我毁灭的道路，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悲剧。 9 但南京政权毕竟还是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通过这一过渡，中国人于40年代末寻找回晚清以来丧失了的政府权威，诞生了真正独立的民族国家，全新的秩序也建立起来。一个真正有计划、有组织的现代化运动便告开始。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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