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名臣范仲淹(989-1052)的名作《岳阳楼记》,以其立意高迈、抒情真切、写景雄奇而传诵千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几乎每个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背诵,而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成为他们取之不竭的精神力量之源。这篇名作的诞生,同时也是一个事件。围绕着这篇仅有360字的散文,千年以来,聚讼纷纭。本文拟就范仲淹究竟是否到过岳阳楼,宋代撰写“记”一类的文字是否一定要亲历其地,当时同辈文人为何以为《岳阳楼记》是“传奇”之作或不以为然,明代文人为何以为《岳阳楼记》是模仿之作等等问题,一一剖析,以厘清事实,帮助读者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岳阳楼记》,并就正于学界同仁。一、疑生于后世自庆历六年《岳阳楼记》问世,从北宋到南宋,二百多年间,尚未发现宋朝的学者文人议及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有没有到过岳阳楼这一问题的,如南宋朱熹《江陵府曲江楼记》:予于此楼,既未得往寓目焉,无以写其山川风景、朝暮四时之变,如范公之书岳阳也。独次第敬夫本语,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后有君子,得以览观焉。意思是他的好朋友张栻(敬夫)请他撰写《曲江楼记》,他无法如范仲淹写《岳阳楼记》那样亲自去看一看,只能将敬夫提供的材料梳理编排出来,加上自己的感想以成文。很明显,朱熹认为范仲淹到过岳阳楼。提出此点疑问,不知起于何时何人。现代古典文学学者和宋史学者,多认为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并没有到过岳阳楼。他们的理由主要是,范仲淹自署《岳阳楼记》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而其时作者遭贬知邓州(治所在今河南省邓县),从邓州到岳州有近千里路程,其间隔着汉水、长江等大河,那时又没有飞机和火车,要让年已58岁的范仲淹远道赶去,显然是不可能的。惟一合理的说法,是范仲淹在邓州写好了《岳阳楼记》,再派驿使专程送去。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是无可辩驳的。他们还说,范仲淹一生并没有到过洞庭湖,为什么能把八百里洞庭湖描绘得有声有色如此逼真?道理很简单,他到过太湖、鄱阳湖。他曾出知苏州,并因官职调遣多次往来于苏杭间,有机会游览太湖。他又曾被贬知饶州,流连于鄱阳湖。他正是综合概括了太湖等江南湖泊的特色,以此联想洞庭湖的自然景色的变化,并看了滕宗谅寄来的《洞庭秋晚图》,参以唐贤今人的诗赋,才逼真地描绘了洞庭湖的自然景观,达到使人恍如亲临其境的效果。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前提是“范仲淹一生并没有到过洞庭湖”,恰恰是这一点,也还有探究的余地。二、《岳阳楼记》的来历《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应滕宗谅之请而写的。滕宗谅(991-1047)字子京,是范仲淹的同年同僚好友。范仲淹在西北经略边防事务,宗谅以天章阁待制知泾州,与范仲淹密切合作,抗御西夏。范仲淹调京参政,推荐宗谅知庆州。滕宗谅是一位有抱负、很能干的人,他在办理公务时,常常为达目的,不注意方法甚至不顾及规矩。在与西夏发生战事的西北前线,他为了搞好与地方酋豪的关系,减弱西夏政权和军队在民众中的基础,花去了大量的钱财,大大越出了预算,被检举擅自动用公使钱,一直闹到皇帝那里,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大力营救,对方韧劲十足,事情久拖不决,滕宗谅最后终于得罪,被贬到了岳州。到了岳州以后,滕宗谅勤于公务,仅一年多时间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他看到岳阳楼破败不堪,颇为感慨,决心加以修缮。他知道重修岳阳楼一定要花很多钱,也许是吸取了在西北战场的教训,用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办法来解决经费问题,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九: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就是既没有动用政府的公款,也没有直接从老百姓那里搜括。那么钱从哪里来呢?他发了一个告示,要求民间凡有别人欠了多年而又不愿意偿还的债务,献出来帮助政府,由政府代为催讨,于是债主先行告发,欠债者争相献出,竟然得到了近一万缗的钱,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数字。那个时候没有银行,滕宗谅在自己的办公室旁边设置了一个钱库,将这笔巨款放在里面,也不设专门的主管官吏和账目,由自己亲自掌管。岳阳楼盖得“极雄丽”,“所费甚广”,而那些钱并没有花完,他占为己有的也不少。好个滕宗谅,在修建岳阳楼的过程中又发生了“经济问题”,非法集资,私设小金库,还有贪污的嫌疑,但老百姓不以为非,反而称其能干。这次没有人去告他,也就安然无事了。看来,滕宗谅真是一个很有魄力、很有办法的人。但他的心胸并不开阔,总觉得自己在西北的那些事情是冤枉的,钻在里面跳不出来。朋友们去祝贺岳阳楼落成,滕宗谅竟说“落什么成,我只想依着栏杆大哭数场”,实在是有点过分了。这些事,想必作为同年好友的范仲淹也是知道的。庆历六年岳阳楼落成以后,滕宗谅希望有一篇“记”以张大其事,他想起了自己的同年好友范仲淹这支大手笔,而范仲淹也正要借机规劝滕宗谅,于是就催生了这篇名作。三、《求记书》滕宗谅没有文集传下来,他为求《岳阳楼记》而写给范仲淹的信保存在方志里面,信的名称叫《求记书》,其文篇幅几乎是后来求到的《岳阳楼记》的两倍,内容很值得玩味。滕宗谅认为,“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钜卿者不成著”,滕王阁等著名楼观之所以历经修缮,就是因为有著名的记。岳阳楼虽然历史悠久,经过精心收集,才发现前人留下的,只有篇咏,“率无文字称纪所谓岳阳楼者”,而一座著名的楼观如果没有一篇好的记,“曾不若人具肢体而精神未见也”,这问题可是相当严重的。怎么办呢?滕宗谅称颂范仲淹“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时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观送行还远之什,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希望范仲淹“戎务鲜退,经略暇日,少吐金石之论,发挥此景之美”,以能传之久远,使后人知道我宋朝有人。写信的目的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了,那就是请范仲淹来写一篇记。《求记书》的最后一段话很关键:“谨以《洞庭秋晩图》一本随书贽献,渉毫之际,或有所助。”这就奇怪了,滕宗谅不但在信中详细介绍了岳阳楼的历史和现状,还附送一幅图供范仲淹参考,这不明摆着不劳您大驾光临了吗?由此看来,滕宗谅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本来就没有要求范仲淹亲自去岳州跑一趟,那么范仲淹没有去岳州而在邓州写下了《岳阳楼记》,是极有可能的了。四、撰“记”本不必亲历其地滕宗谅的这种做法,在宋代是常见之事。滕宗谅在岳州短短两三年间,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比如兴学校、修水利等等。据初步查证,他当时写了好几封求记信,请他的好友、文章高手为他的事业树碑立传。除了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以外,一封给尹洙求《岳州学记》,一封给欧阳修求《偃虹堤记》,时间都在庆历六年。范仲淹、尹洙、欧阳修三人的文章都求到了,而滕宗谅写给尹洙、欧阳修的信则已佚失。尹洙《岳州学记》,第一段以“三代何从而治哉?其教人一于学而已”起首,是有关办学的历史回顾和思考,可能出自尹洙本人的胸臆,也不排除在滕宗谅的信中有此内容。第二段记述滕宗谅在岳州的作为,其内容应该出自滕宗谅写给尹洙的信。第三段记述了滕宗谅的遭际,称颂滕宗谅在“由大而适小”的情况下,仍能有所作为的精神。整篇文章表明,作者也没有去过岳州,没有实地考察岳州州学。文章写于庆历六年八月,而由文中的“今年录其事来告”之语,可知滕宗谅的求记信写于同年。欧阳修的散文《偃虹堤记》,其撰文之缘起与《岳阳楼记》全然相同。文章开头即交代说:“有自岳阳至者,以滕侯之书,洞庭之图来告,曰愿有所记。”接着以“予发书按图”起首,记述偃虹堤的具体情况和滕宗谅的深谋远虑。“发书按图”,就是拿出信,打开图。可以想见,欧公的这篇文章,其所记录的情况,均来自滕宗谅的信中。最后一段是议论。看来欧公写这篇记的时候也没有到实地去考察过,是可以肯定的了。欧阳修和尹洙的文章写法套路比较接近,只是欧阳修没有回顾历史而已。以上两例均与滕宗谅有关,再举两个与他无关的例子。欧阳修的名文《李秀才东园记》,首句叙作此文之由说:“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所居之东园,今年春,以书抵洛,命修志之。”又是以一封书信请人作记。当时欧公在洛阳,而李秀才的东园在随县。欧阳修的文章先写随的历史,再写李家的情况以及他自己少时与李氏诸儿为玩伴的乐事,最后发感慨说:“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复几闰?幸而再至,则东园之物又几变也!……随虽陋,非予乡;然予之长也,岂能忘情于随哉!”整篇文章都可以说明,欧阳修并没有为了写这篇文章而再一次去过李氏东园,但他巧妙地避开了具体的写景,而以历史资料和回忆代之,文章仍然写得很动人。欧阳修的《真州东园记》,是一篇与《醉翁亭记》齐名的好文章。文章第一段写真州之形胜及东园之来历。第二段首句说,“岁秋八月,子春以其职事走京师,图其所谓东园者来以示予曰”,以下全借子春的话写东园之美景,段末云,“凡工之所不能画者,吾亦不能言也。其为我书其大概焉”。第三段还是借子春之语而叙。最后一段说,“是皆可嘉也,乃为之书”,这里的“书”是记录的意思。整篇文章都是记述子春的口头描述,当然没有去实地考察过。以上三例是与范仲淹同时代的情况。再举一个南宋的例子,就是前述朱熹《江陵府曲江楼记》。其文之格局与《岳阳楼记》颇为相似。张敬夫守江陵,修了一座曲江楼,“而以书来,属予记之”。就是张栻写了一封信来,请他作一篇记。而他“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未得前往寓目,“独次第敬夫本语,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其所发感慨和所表达的思想亦很相似:“昔公去相而守于此,其平居暇日,登临赋咏,盖皆翛然有出尘之想,至其伤时感事,寤叹隐忧,则其心未尝一日不在于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终不行也。于戏悲夫!”说明在当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就已经有巨大的影响。求记者本无奢求,写记者凭借其写文章的技巧,或避实就虚,或移花接木,或从本已烂熟于胸的历史资料和往事回忆中选择材料,或纯粹将对方提供的书面材料加以剪裁,或索性要求对方详细口述,再形之于笔墨。这样的做法,至少在宋代应该是惯例。这也是为什么对于范仲淹不能亲临岳阳却写出了《岳阳楼记》没有提出异议的原因。正常的事情,当然不提。五、《岳阳楼记》文本分析现在回过头来用同样的视角考察一下《岳阳楼记》文本本身: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余作文以记之。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霪雨霏霏,连日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第一段叙作记的原因,是交待性质的文字,“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余作文以记之”云云,显然出自滕宗谅的《求记书》。第二段并没有描写重修后的岳阳楼如何壮丽,而是总写巴陵洞庭胜状,应出自前人之记述以及过去之印象。以下笔锋一转,“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表明要描绘不同的情景感受了。第三段和第四段,是最有名的写景、抒情的文字,文字极其优美,但都是假设。一个人如果去了实地,写实景,就不可能有如此雄奇的想象之景。但这些想象也是有依据的。如关于洞庭波浪:“气蒸云泽梦,波撼岳阳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关于天和水:“洞庭漫汗,粘天无壁。”(韩愈《祭河南张员外文》)与一碧万顷相关的:“层波万顷如熔金。”(刘禹锡《洞庭秋月行》)与皓月千里相关的:“洞庭明月一千里。”(李贺《帝子歌》)范仲淹在写《岳阳楼记》的时候,一定查阅了大量前人歌咏岳阳楼和洞庭湖的诗赋,融进了自己的文章之中。最后一段是思想的升华,全文的重点,即古人所谓“结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后世都是引用率极高的名句。经过以上考察,已经可看得很清楚了,这整篇文章除了第一段以外,没有真正的实写,一段总写和两段分写都是假设中的情景,至于最后的议论,更是出自肺腑。当然,假设中的情景,也绝非凭空撰造,是有平时的生活积累的。六、范仲淹到过洞庭湖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未专程去过岳阳楼,内证、外证都已具备,无可怀疑了。但范仲淹是否如一些学者所说从来没有到过岳阳楼、岳州甚至洞庭湖呢?不是。滕宗谅《求记书》云:“恭惟执事,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时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观送行还远之什,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矧兹君山洞庭,杰然为天下之最胜,切度风旨,岂不摅遐想于素尚,寄大名于清赏者哉!”说明滕宗谅读过范仲淹许多相关诗文,深知范仲淹“雅意在山水之好”,又能“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写出好诗文,对于君山洞庭,也一定能“摅遐想于素尚,寄大名于清赏”的,“素尚”二字,可以理解为“以往的观感”。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在《送韩渎殿院出守岳阳》一诗中说:“仕宦自飘然,君恩岂欲偏?才归剑门道,忽上洞庭船。坠絮伤春目,春涛废夜眠。岳阳楼上月,清赏浩无边。”“岳阳楼上月,清赏浩无边”,正是《岳阳楼记》中所描述的“皓月千里”。景佑元年(1034年)元月,他又写下了《新定感兴五首》,其四云:“去国三千里,风波岂不赊。回思洞庭险,无限胜长沙。江上多嘉客,清歌进白醪。灵均良可笑,终日着离骚。”既曰“回思洞庭险”,必然经历了洞庭风波。在滕宗谅被贬到岳州不久,范仲淹有《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云:优游滕太守,郡枕洞庭边。几处云藏寺,千家月在船。疏鸿秋浦外,长笛晩楼前。旋拨醅头酒,新炰缩项鳊。宦情须淡薄,诗意定连绵。迥是偷安地,仍当饱事年。只应天下乐,无出日髙眠。岂信忧边处,干戈隔一川。这是一首写给滕宗谅的诗,“几处云藏寺,千家月在船。疏鸿秋浦外,长笛晚楼前”,与岳阳楼周边的景观相合。“宦情须淡薄,诗意定连绵。迥是偷安地,仍当饱事年。只应天下乐,无出日髙眠”云云,语含规劝之意,又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吻合。此外,在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县、临湘市民间多次重修的《毛氏族谱》中,明确记载了范仲淹在岳州府临湘楚里中(在今岳阳市云溪区云溪乡、岳阳楼区梅溪乡境内)购有田产。范仲淹购田产应在他的邓州任上,而滕子京在岳州的任上。后来,范仲淹的孙女即范纯仁的女儿同苏州太守、岳州人毛斌公的儿子祥公结婚,范仲淹就将这份田产作了陪嫁物。七、第一时间的评论《岳阳楼记》问世以后,很快就获得了美誉。但其朋友圈中的第一时间的评论则不是如此。第一个对《岳阳楼记》作出评论的是尹洙。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尔。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世以为奇”,所奇者乃“用对语说时景”。但在散文中使用一些骈语,是常用的写作手法,何奇之有?尹师鲁谓《岳阳楼记》乃“传奇体尔”,陈师道说传奇就是“唐裴铏所著小说”。《岳阳楼记》的写作手法竟如唐传奇?尹师鲁的原意究竟是什么呢?据毕仲询《幕府燕闲录》记载,范仲淹非常敬重他的这位朋友尹师鲁,有一次,范仲淹为人写了一篇墓志铭,已经封好将要发出去了,突然说:不能不让尹师鲁看一看。明日给尹师鲁看了。尹师鲁说,老兄你名重一时,所写的文章,将为后世作为可靠的依据,所以不能不谨慎啊。然后他就提出了几个问题。范仲淹听了,摸着自己的额头说,幸好让您看了看,否则就会发生失误了。看来,范仲淹在尹师鲁面前非常谦虚。那么在范仲淹写完《岳阳楼记》之后有没有先给尹师鲁看过呢?不能确定。但尹师鲁一定很快就读到了这篇文章,而且作出了评论。上文已经说到,滕宗谅谪守岳州以后,颇有作为,做了几件大事,一时兴起,广发求记之信,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请尹师鲁写《岳州学记》,请欧阳修写《偃虹堤记》,他的面子很大,三篇记都求到了。这件事在朋友圈子里应该都是互相知晓的。尹洙的《岳州学记》,除了对地方办学的历史回顾以外,大多是纪实的,而且对滕宗谅在个人遭到不公平待遇之时的兴学之举,称颂有加。在这种情况下,他见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以后诧为“传奇”,可以说是一种惊叹,因为范仲淹的文章与他本人的文章的写法形成了鲜明的比照,范仲淹的大段写景,凭借的是超凡脱俗的丰富想象,而这些想象中的景色的描绘,又都是为他最后提出观点服务的,尹洙有些不理解,“记”这样的文章怎么能这样跳出时空而且几乎全用对语来写作呢?这就是“传奇体尔”所表达的含义了。至于欧阳修,据《可斋杂槁》尤焴原序:“文正《岳阳楼记》,精切髙古,而欧公犹不以文章许之。然要皆磊磊落落,确实典重,凿凿乎如五谷之疗饥,与世之�章绘句、不根事实者,不可同年而语也。”欧阳修同时也应滕宗谅之邀写了一篇《偃虹堤记》,他既没有到岳阳去亲眼看一看,也没有如范仲淹那样花许多心血精心撰写,而是纯以滕宗谅的信中所说的话排比成文,聊以塞责,说实在的,在滕宗谅求得的三篇文章中,古文大师欧阳修的这一篇是比较弱的。但他见到范仲淹的文章以后,就有点不服气了,颇不以为然。这其实是一种妒忌。所以尤焴并不赞同欧阳修的态度,而对范仲淹的文章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八、《岳阳楼记》是模仿之作范仲淹的这种写作手法,是不是前无古人的、首创的呢?明朝人孙绪说,“范文正公《岳阳楼记》,或谓其用赋体,殆未深考耳。此是学吕温《三堂记》,体制如出一轴”,“但《楼记》闳远超越,青出于蓝矣。夫以文正千载人物,而乃肯学吕温,亦见君子不以人废言之盛心也。”他认为《岳阳楼记》是模仿唐朝吕温的《三堂记》而作的,不过《岳阳楼记》比《三堂记》写得更好。吕温(772-811),字和叔,曾任衡州刺史,世称吕衡州,与柳宗元、刘禹锡友善,为文颇富文采,其《凌烟阁勋臣颂》等传诵一时。他的《虢州三堂记》见《吕衡州集》。两篇文章的写法确实比较接近。大体都分为缘起、四时之景和思想升华三大部分,写景又都有总写和分写,分写均按季节。不同之处在于,《三堂记》的缘起中有一段议论性质的虚写说明宗旨,《岳阳楼记》则直接交代文章缘起;《三堂记》写景总写很简单,四时之景则分春夏秋冬,《岳阳楼记》写景总写很有气势,分写则只有春秋两季;最后一段表达思想观点,则一详一略。从文章构造和表现手法方面的异同来说,显然是同多异少,若要说范仲淹从吕温的文章中得到了启发,是可以肯定的,若要说范仲淹模仿了吕温的文章,也能说得过去。我们不妨作这样的想象:收到滕宗谅的《求记书》,范仲淹查阅了许多“唐贤今人”的有关作品,《求记书》提到的吕衡州(有诗云“襟带三千里,尽在岳阳楼”)的诗文集,一定是阅读的重点之一,于是从集中的《虢州三堂记》得到了灵感。但要说两篇文章的高下,也是很分明的,范高于吕。在写景方面,范既更为精致,更有节奏感,而又更为简明,更有气势。在思想观点的表达方面,《岳阳楼记》全文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不可缺少的铺垫,第二部分已经将情和景结合在一起,景中有情,情从景出,第三部分更是口吐金石、简明扼要、易记易诵,而《三堂记》全文不够精炼,三个部分缺乏有机联系,情与景甚少结合,所表达的思想,未能达到掷地有声、超凡脱俗的境界。所以孙绪谓“《楼记》闳远超越,青出于蓝”,是完全正确的。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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