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民俗旅游发展研究论文摘要

进入80年代以来，我国旅游业蓬勃发展，旅游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新的增长点，越来越多的旅游城市提出将旅游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这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旅游的学术论文，仅供参考!

对做好旅游管理的探讨

摘要： 如何做好旅游管理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从旅游人文资源开发以及应对旅游危机管理两方面阐述了旅游管理的思想。

1旅游管理要加强在人文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建议

促进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的统一自然资源不管多么美丽，没有人的参与就失去意义，没有人文的氛围就失去了颜色。以杭州西湖为例，是我国独有兼具美丽的湖光山色和悠久历史文化韵味的景区，这里孕育的文化非常丰富。既有家喻户晓的白蛇娘子传奇，又有文人墨客留下的象“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的佳句。这些资源都可以在西湖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在西湖旅游区的各个景点，可以充分利用名人故居这一旅游资源。游客在游山玩水之间，也可以充分了解到西湖文化的历史和典故，同样也可以利用杭州的民俗艺术团体在西湖景区表演西湖文化的传统民俗节目，巧妙的将文化资源和自然景物结合起来，使得游客更容易理解杭州，实现西湖景区的人文自然景观的和谐统一。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还要保护西湖资源，对西湖的生态、水质、卫生状况加强保护和监督。

努力发掘人文历史旅游资源我国拥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众多的文化资源，像龙舟赛、元宵灯会、清明踏青、五月花会、八月观潮、中秋赏月、重阳登高、十月庙会等民俗活动，开发利用条件极其优越。要充分利用这些民俗文化，重点打民俗旅游，这样不仅可以为当地的旅游产业带来巨大的收入，也会对当地的城市发展和定位等具有很好的作用。

提高人文素质，完善旅游设施文化旅游具有文化传播和交融的作用，具有很强宣传作用，旅游就像一张名片，在带给游客旅游资源享受的同时，也将自己的形象进行了宣传。从事旅游资源服务的人员素质对旅游形象具有重要影响，在旅游景点的一些人性化的配套设施对旅游地形象也有重要影响。好的人文素质、礼貌切近的服务态度会对旅游者带来很大正面的影响，会提高游客对旅游满意度，进而对整个城市的形象具有更好的印象。旅游设施的完善程度也会对游客带来不同的感觉，游客在旅游时一般比较放松，一些人性化的设施会让他们感觉很亲切，一些带有游客可认知的语言无疑会增加亲近感。

优化资源配置，改进旅游经营策略和其他产业一样，人文旅游产业的开发、经营等需要进行细化研究，所不同的是一般其他企业开发的是有形产品，而人文旅游产业开发的更多的是精神层面的产品，产品的质量通过旅游群体的满意程度体现。开发怎样的旅游产品、旅游产品的市场前景如何、如何合理规划使得资源配置优化以及采用什么样的旅游产品经营策略都需要因地制宜、通过对人文旅游产业的科学研究实现。目前，我国很多旅游景点在人文旅游开发方面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我们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①通过加强在人文旅游产业方面的研究，使得人文旅游资源开发更加成功，则可以大大减小旅游资源开发方面的风险;②旅游资源的优化配置值得关注，不同的旅游资源如何配置更加合理，如何配置才能更加吸引旅游者，使得运行成本降低，产业收益增加，这些方面也需要进行科学的研究;③人文旅游产业的经营策略非常值得研究，并非景点门票价格定得越高，旅游产业的收入就越多，不同的旅游景点采用联合消费还是单项消费更好也需要根据消费者的旅游消费心理和旅游景点的具体情况确定。

2加强旅游危机管理的措施

旅游业是一个相对脆弱的行业，由其自身所具有的“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决定了她的触角极大地延伸到其他各个行业领域，使得外界瞬息的变故都牵动着整个旅游行业敏感的神经。旅游危机已成为世界许多地区的旅游业上空的阴云，良好的危机管理成为旅游业——这个应优先考虑快乐和关照产业的急迫需要。

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危机意识是一种竞争意识、超前意识、鞭策意识，也是一种凝聚剂。企业的高层管理者应在感觉危机、认识危机的前提下，经常地、系统地讲形势、讲问题，使员工牢固树立危机意识和与企业共同承担危机与风险的主人翁责任感。居民与旅游者要强化安全意识，强调人的生命高于一切，确保平安健康也是一种增收途径。

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应是政府危机管理的核心和重点，作为旅游地区政府应首先树立危机意识，加强旅游危机战略性研究，从根本上防止危机的形成和爆发或将其及早制止于萌芽状态。

建立预警机制，实施预防管理在建立旅游灾害预警机制方面已经达成普遍共识。所谓"旅游预警制度"，主要是有关部门在国内外发生疫情、战争、社会问题、自然灾害等影响旅游的事件，予以发布并警示，从而有利于旅行社和游人预见问题，并主动采取积极的安全措施。

建立应付旅游危机的应急机制旅游危机爆发后，最紧要的是建立起一套快速反应机制，尽量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灾害、事故发生后，在第一时间实施有效抢救，减少人员伤亡;在疫情发生时，防止疫情扩散;在治安事件发生后，尽快侦破案件，惩治违法分子，保护受害人，处理善后事宜。因为自然灾害导致旅游地暂时不能接待旅游者，及时告知旅游者，减少旅游者的期待成本和预期心理，有利当地旅游市场的恢复。

旅游危机过后尽快采取措施复苏旅游业首先，旅游危机过后要有针对性地开展促销活动。其次，要利用媒体重树区域旅游形象。旅游危机之后，要尽快挖掘正面报道的价值，予以针对性的促销。第三，做好事件旅游营销，加大市场对旅游地的关注。

总之，当组织或个人面对危机时，应当把社会公共利益放在核心地位，及时反应、控制、补救、总结，并有意识地将危机转化为契机，因势利导，借题发挥，将损失减小到最少。旅游行业是很脆弱，但不经磨练、不经危机，这个行业永远都是脆弱的。作为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努力构建比较完善的公共危机管理机制，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动本部门以及整个行业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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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驱动因素量化分析

[摘要]三亚市是我国旅游房地产发展的代表城市，总体发展水平在我国处于领先地位。本文在对相关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的基础上分析了影响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的主要驱动因子，对我国城市旅游房地产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性。

三亚市地处海南省的最南端，是我国唯一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拥有土地面积平方千米。三亚市是中国热带滨海旅游资源最丰富、最集中的地区，在境内长达209千米，每岸线上，密布亚龙湾、大东海、鹿回头公园、天涯海角、南山文化旅游区等闻名中外的旅游景点。不仅具备现代国际旅游五大要素——阳光、海水、沙滩、绿色植被、洁净空气，而且还拥有河流、港口、温泉、岩洞、田园、热带动植物、民族风情等各具特色的旅游资源。

作为旅游业与房地产业相互渗透融合产生的新兴产业，旅游房地产目前在中国越来越得到重视，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而三亚市的旅游房地产发展不仅走在全国前列，也最具有代表性。胡浩(2005)以上海为例研究了大都市旅游房地产发展与布局，徐翠蓉(2005)以青岛市、苏琼琼(2006)以杭州市、程叙(2008)以重庆市、谢志林(2008)以南宁市和任宜煊(2009)以山东省海滨城市为例对旅游房地产项目开发及市场发展状况等进行了研究。而有关旅游房地产发展驱动方面，刘艳红(2004)认为经济增长(内因)和经济全球化(外因)共同促进了旅游房地产发展。胡浩(2005)认为休闲时间增加、政府大力推动、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居住职能变化、商业服务业发展等条件促进了旅游房地产项目开发。从文献综述看，并没有学者对三亚市的旅游房地产发展状况做过研究，也没有专门对城市旅游房地产发展驱动因素进行研究，方法也局限于简单的定性分析。本文利用多元统计学当中的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等研究影响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的驱动因子，建立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驱动因子逐步回归方程，并分析各驱动因子间的关系及其作用，为该市旅游房地产可持续发展和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同时也寻求城市旅游房地产发展的共性。

1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现状特征

自从1996年三亚市在亚龙湾成功举行中国度假休闲游开幕式，凯莱度假酒店正式起航，后来几十个大型旅游项目相继投建，三亚市的旅游房地产业开始蓬勃发展，至今已有十多年。

现阶段三亚市的房地产销售主要为旅游房地产，其发展呈现以下特征：

(1)产品特征：旅游房地产产品主要以公寓、住宅、别墅和产权式酒店为主，作为岛外客户的“第二居所”、“第三居所”等，其中公寓、住宅所占比例较高。

(2)产品分布：主要分布具有一定景观的区域，充分利用海景、河景、山景资源。目前正在开发海景沿线的基础上向纵深发展。

(3)置业人群：有调查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购房者来自于岛外，这一群体占到了三亚市总体楼盘客户的90%以上.并且大多为二次甚至多次置业者，集中来源于“两区都”，即长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东北高寒地区和首都北京。

2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驱动因素的量化分析

指标选取和数据标准化

本文通过对《三亚年鉴》中社会经济、城市发展、旅游业以及房地产业等方面的相关数据进行整理，选取了第三产业主导性X1、对外贸易商品进出口总值X2、全社会贷款余额X3、居民消费价格指数X4、旅游总收入X5、接待过夜旅游者人数X6、社会旅客周转量X7、实有客房数X8、文教卫科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例X9、城市居民每万人拥有公共汽车数X10和房地产开发投资总额Y等11个指标变量进行分析，其中指标Y代表三亚市旅游房地产的发展。由于不同的自变量Xi，它们的取值范围和单位都不相同，为了在无量纲影响下进行计算，利用统计软件对三亚市2000—2006年X1～X10和Y进行标准化处理，结果见上页表1。

基于主成分分析法的因子分析

通过统计软件对标准化数据进行相关分析得到相关系数矩阵，见表2。可见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大都在以上，所选取的10个变量之间相关性较高，可以提取综合指标。而从公因子方差中可以看到X1-X8的共同度都在90%以上，最低的X10也有的共同度，即这些变量的信息丢失较少，都能被因子解释，因此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从因子分析的总方差解释中可知第一个因子的特征根为，解释10个变量总方差的;第二个因子的特征根为，解释10个变量总方差的;第三个因子的特征根为1024，解释10个变量总方差的。前三个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为，能够包含大部分变量的信息，故选取三个主要因子，见表3。

表3显示的是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可知，第一因子F1基本反映了X2～X8变量的信息，包含对外贸易、金融、物价、旅游业等方面，因此可命名为“城市经济和旅游发展水平”因子。第二因子F2主要反映了X9、X10变量的信息，可命名为“城市公共事业发展水平”因子。第三因子F3反映了X1变了的信息，可命名为“城市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因子。根据因子得分的系数矩阵，可以写出以下的各因子的得分函数：

F1=

F2=

F3=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因子分析只是对多个指标变量的降维处理，并不能解释各因子的影响作用，因此还需要对各因子和因变量Y之间的关系进行逐步回归分析。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

根据表4建立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为：Y=A+

方程式中的常数项为A，值为，偏回归系数B1为，B3为，经T检验，B1和B3的概率P值均小于，按给定的显著性水平的情形下，均具有显著意义。

从表达式可以看出：F1对因变量Y的影响远远大于F3，就是说三亚市旅游房地产的发展主要是受F1(城市经济和旅游发展水平)直接驱动影响。而F3涵盖了城市除农业、工业和建筑业以外的其他产业的发展水平信息，对旅游房地产的发展起到支持作用，驱动力明显不如F1大。具体到城市科教文卫、交通等公共事业的发展水平因子F2，由于主要服务于三亚本地居民而对旅游房地产发展的驱动不明显，被剔除在驱动力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之外，这也与三亚旅游房地产的主要消费群体来自市外的情况是吻合的。

以上分析只是对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驱动因素的量化分析，还有看到一些不能量化的方面：第一，地方政府为增加财政收益，对旅游房地产业大力扶持，出台一系列相关利好政策，促进旅游房地产的发展。第二，居住理念与消费文化的转变也促进了旅游房地产的发展。第三，大量闲余资本的炒房投机行为已经成为影响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的驱动因素之一。

3结论

依托于独特旅游环境和较大的国际知名度，)三亚市旅游房地产的发展呈现出持续、稳定的发展态势，其所体现出来的特征具有城市旅游房地产的典型意义。综合上述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三亚市旅游房地产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三亚市旅游业发展水平以及城市综合经济水平，旅游业和综合经济水平越高，对旅游房地产发展的驱动力作用越大。城市其他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旅游房地产的发展业起到一定的辅助驱动作用。

——城市旅游房地产的发展除了当地政府的政策扶持与民间资本的投资推动之外，最根本的驱动因素是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因此，提高城市旅游素质，发展城市旅游经济，发挥旅游产业关联带动作用是城市旅游房地产良好发展的先决条件。

旅游民俗文化1、民俗及民俗文化的涵义它是一个民族中的广大人民所创造、享用和使承的生活文化。2、旅游与民俗文化“入乡随俗”、“入国问俗”、“入国问禁”，早已成为旅游中的常识，旅游与民俗历来就有十分密切的联系，诸多的文人学者，为了探索各民族历史变迁、民俗风情，行万里路，越千重山，进行旅游采风，观风察俗，考察民间文化。妙不可言的神话故事、宗教祭祀、民间娱乐等，大大地充实和丰富了旅游的内容和内涵。 3、民俗文化的构成民俗文化是社会共同体在劳动中，顺乎自然、征服自然、发展自己的人类活动的过程里自发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研究者一般将“民俗文化”分为“生产民俗”、“生活民俗”、“礼仪民俗”、“岁时民俗”、“信仰民俗”等。4、民俗文化的特点（l）社会性和集体性风俗习惯是人们在共同生活中约定俗成的，它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即使最初是个人的生活习惯和爱好，但个人的行为只有得到社会的认同，才能融于社会民俗之中，才有生命力，也才能由集体的行为实现流传。 （2）类型性和模式性社会民俗现象存在不是个性的而是类型的。社会民俗文化现象一旦形成，社会每个成员都必须共同遵守，并成为约束行为的标准，具有相对稳定性，在稳定发展中形成一定的模式，并按照这一模式代代相传。 （3）传承性和传播性社会民俗文化现象在时间上是传承的，在空间上是播布的。当然传播性决非被动地、平镜式的复制，运动场跑步式的单调重复，而是“扬弃”式的贯通，是辩证否定基础之上的继承创新，兼容并蓄基础上的推陈出新。（4）稳定性和变化性 相对稳定性是指和上层文化相比，民俗文化具有较大的稳定性。但是从来无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民俗尽管具有较大的稳定性，．但是民俗在时空中传承、播布、演进，也必然受到社会的、政治的、生活的种种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种种变形变异和消亡的现象。如傣族泼水节，称为“浴佛”节，但现在淡化宗教的成分，而加人娱乐的内容，取其吉祥洁净，对境内外游人有了吸引力。

民俗风情，在旅游中作为人文景观的一个极为重要内容，以其美学风貌，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这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的核心在于人的美的昭示和显现。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尤其是开放、改革的近十几年来，我们又在如何开展民俗风情游、加强美育薰陶中，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很值得总结和发扬。本文围绕以上的三个问题，进行论述。（一）中国旅游的审美对象，一般依次排列有：山水风光、名胜古迹、民俗风情……等。民俗风情，次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排列老三，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因为我国幅员十分广阔，地质地貌多样，名山大川遍布，山水美一直享有盛誉，列为榜首，理所当然。同时，我国又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璀璨无比的历代的文化遗产；帝王将相、名哲圣贤、道长高僧、文人雅士等在名山大川留下了众多的名胜古迹。所以，我一直坚持中国旅游中“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密不可分”的观点。如今要把“排行老三”单挑出来，改变传统的模式，开拓新的旅游领域和项目，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从旅游审美来看，民俗风情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等，在总体上是一致的，都是“全身心”的感官开放和接纳、高级的精神享受，都是动静结合的休闲、娱乐的活动。但是，民俗风情，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相比较，在旅游审美中，在其自身的特点：第一、陌生新奇。我国有五十五个民族组成一个大家庭，平等和睦，繁荣昌盛。就旅游资源的分布来看，五岳、佛教四大名山、道教四大名山，都在汉族居住地，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游，比山水风光游的开发、利用，更占优势。就国内旅游客源的组成来看，由于汉族在全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他们到汉族文化复盖的旅游风景区，与到少数民族的民俗风情游览区相比，凭添了由新奇、神秘引起的陌生感，大有不到异域胜异域的感受。本来，旅游，就是生存和生活时空的一种移动或更换。由新奇、神秘引起的陌生感，相对于日常生活、工作的环境来说的。蔡元培曾揭示了人有一种“习久的心理”，“常住繁荣城市的人，一到乡村，觉得格外清幽。”（《蔡元培美学文选》，第172页）美在发现中得以开拓，又经过对照，变得更加强烈和新鲜。要知道人类不会倒退到旧石器时代，以良好环境能定居下来为满足了。游人的陌生新奇感，既可以扩大“新知”，又可以激起游兴。正如沈明编著《旅行》一书所指出的：我国是个多民族地区，各民族都有着独具一格的诱人的习俗，到少数民族聚居区作风情旅游，了解那里的历史变迁、生活现状和风情民俗，采集那里的民间文艺珍品，直接感受特定的民族文化氛围，会对中华民族大家庭有着更为形象的知识。总之，旅游处处皆学问，只要留意学习，定会得益非浅。（广西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第二、参与亲切。山水是自然物，古迹虽能“睹物思人”，毕竟是伴随着历史的回声，游人无法直接参与，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沟通。而民俗风情则不一样，它是一种多功能的群众性的活动，可以把游人裹夹进去，士农工商，全心投入，忘乎所以。如火把节的习俗，至今在我国西南十几个少数民族中广泛流传。节日那天，人们穿起民族盛装，杀牲庆贺，举行各种文体娱乐，晚上举着火把，排成火龙，在山间田野上漫游，并互相“泼火”，互换吉祥。这个“泼火”，与云南傣族的“泼水”，形成了鲜明对比，提供了人人参与的特定氛围。这样，“旅游经历就将新鲜程度和亲切程度联系起来，将旧习惯的可靠性与环境变化所产生的兴奋联系起来”（〔美〕罗伯特?麦金托金和夏希肯特?格波物《旅游学》，第81页），促使整个身心健康，获得美的享受。第三、喜庆认同。任何审美活动都是通过审美主体个体进行的，其目的在于发现美、体验美、认同美。这种发现美、体验美、认同美，在山水风光、名胜古迹、民俗风情等的旅游活动中，是相同的。香港华莎《母女浪游中国》一书中，就对山水风光、名胜古迹、民俗风情等方面，作了一系列的发现美、体验美、认同美的忠实的记录，充分体现了“龙的传人”寻根探美的心迹。如，敦煌的鸣沙山从“单纯一致”的形式美的角度，描绘了这座傍晚下的金黄色的山的色彩，线条和整个画面，鲜明、晶亮，没有深浅，没有参杂，没有渗透，给人一种美的惊奇、爱的震摄。于是，她说：“如果草原象征了青春的欢乐，荒漠象征了暮年的悲苦，那么鸣沙山就象征了壮年胜利的喜悦了。”（第98―99页）但是，民俗风情，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在审美认同方面，还有差别。主要在于从美学的范畴来讲，山水（如，桂林、西湖）偏于优美，古迹（如，万里长城、秦始皇兵马俑等）偏于崇高，而民俗风情大多与节日活动联系在一起，则偏于喜剧性的范畴了。普天同庆，其乐融融，使审美认同，比其他旅游审美对象来说，来得轻松、自如，不费什么心思。这从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越办越火红，就看得出这个审美认同的感召力和凝聚力，而被称为“新民俗”。（《厦门晚报》1995年2月16日刊《新华社发表春节晚会笔谈，认为电视观众欣赏心理成熟了》）（二）民俗风情美属于社会美的一种。但它又与社会美中社会事物的美，有所不同。社会事物（如，劳动产品、工具）一般取物化形态，很难直接看到创造的过程。而民俗风情，多为一种社会的群体活动，有着创造者本身的全过程的参与，可以进行直接沟通、交流和对话。因此，作为人的美是社会美的核心来看，社会事物美的显现程度，当然不如民俗风情美了。具体说来，大致有四方面：第一、民俗风情与人的形体美。民俗风情中，保留了不少远古的遗迹。那时，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情况下，远古人面临着生存和生活的艰难和困苦。为了社会生产和自身生产，必须具有健壮的体魂。这在一些民俗风情的艺术表演中充分体现出来。如，泉州的拍胸舞。“表演者上身赤膊，头带草帽，上肢随着节拍有节奏地拍击胸膛、腋窝、大腿，时而上跳，时而下蹲，头部诙谐地摇摆。舞蹈音乐配以脍炙人口的南曲《三千两金》或其他车鼓乐。基本动作有击掌回音，八拍雄姿、玉驴颠步、金鸡独立、善才抢牌、青蛙出洞、小阉鸡行、大阉鸡行，等”（厦门市思明区文艺联谊会《闽台民俗风情》，鹭江出版社1989年版，第219页）试想，如果表演者都是些鲁迅笔下的“驼背五少”，岂能赤裸干瘪的上身，又岂能进行如此的高难度的舞蹈动作呢？同样，民俗一些节日，本身就含有旅游的审美意义，也与参与主体（游人）的形体的健康、壮实有一定的关系。我在《登高、踏青、远足（旅游别称的审美意义）》一文中，指出：中国古代旅游的大众化的趋势，与西方不完全一样。西方现代旅游，依托着交通工具中火车的出现、组团的经营手段。中国宋元明以后，旅游大众化的趋势，主要是利用民间节日。登高与重阳节、踏青与清明节，早已成为民间习俗。远足，一般也安排在公休假日。（《中国旅游报》1992年3月24日）至于有的民俗的体育竞技项目，成为健、力、美的象征，规模宏大，深入人心。“如端午赛龙舟，近年发展为跨县跨省的大型体育竞技活动，得到跨国公司的赞助。1988年广东番禺县举办的莲花杯和希尔顿杯龙船大赛，观看者达二十万人之众。近几年来每年重阳节到白云山登高者，也在三十万人左右。”（叶春生《民俗美》，海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第二、民俗风情与人的装饰美。服饰是人的装饰主要方面。服饰，不仅是人的“第二肌肤”，是文化的表征，而且是各少数民族相互区别的外部特征。我国55个民族中，除了西北几个少数民族为白种人外，大都为黄种人。我读一本人类学的书，说中国黄种人，北方为蒙古种，南方为马来种。这就是说，一个标准的北方人和一个标准的南方人，在体质上还是有区别的。而我们的少数民族的聚居地散布在全国各地，无法用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这个标准来衡量。服饰往往成了少数民族外部标志。或者说，什么民族有什么样服饰，什么样服饰就是什么民族。这在民俗风情游的审美对象中，也是十分突出的。维吾尔族的小花帽、傣族的统裙、满族的旗袍、瑶族的花裤、藏族的哈达、蒙古族的马靴，等等，无不装点着旅游的景观，制造了特定的审美氛围，保留着诱人的魅力。有的经过一定文化教育或长期生活在他乡城镇内，不愿意穿本民族的服饰，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我也不想也不可能在这里讨论。但有一条，既然作为旅游部门组织的民俗风情游，在接待地的各少数民族应该依据民俗要求来着装，才能体现出一定的风情来，这是肯定的。第三、民俗风情与人的风度仪表美。在民俗风情美中，有两大部分，即社交风俗美和婚嫁民俗美，涉及人的风度仪表美。我国素称为礼仪之邦。无论在行为、举止上，还是在待人接物上，均有优良的传统和现行的规范。其中有一部分沉积在民俗风情上，时而清醒，时而狂迷，烘托出人自身和人与人之间的美。如，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的花兰瑶胞，是个很讲礼节的民族，他们有一种迎客仪式，瑶语叫“离贯侯棋”，直译为“远方的朋友”，意译为“礼歌会”。又如，我国许多民族都有“打同年”的风俗。苗语称为“嘎江”，直译为“老树的根”，意思是“结交最知心、最忠实可靠的朋友”，俗称“拜把”、“结义”。不但在同一民族中，在不同民族中也相当盛行。它成了团结的纽带，友谊的桥梁，在生活中留下了许多佳话。第四、民俗风情与人的精神美。民俗风情的形成、流传，与其蕴含的民族的深层心理有极大关系，张扬一种人格精神。清明与纪念介子推、端午与纪念爱国诗人屈原，老幼共知，耳熟能详。至于“在我们源远流长的民俗礼仪中，婚姻习俗，最为繁缛，也最为有趣。千百年来，这些礼俗随着人们观念的更新而不断变化，它从生活的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的心理、德行和品格，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具有强烈的地方和民族色彩。许多场面本身，就是一幅美好的民俗风情画，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民俗美》，第141页）以上只是简单地将民俗风情与人的美的四个不同层次，作了一点探讨和研究，无非是说民俗风情在旅游中真正能够发挥使用的，在于人的美。人的美是民俗风情美的核心。作为民俗风情游的组织、策划和实施者应该明白这一点。否则，这一活动，不是搞成徒具形式的大轰大嗡，就是搞成庸俗、猎奇的走火入魔。（三）大力开展民俗风情游，深层发挥旅游审美中的人文资源。基于以上的认识，结合开发、利用的实践，大致说来，要注意处理好三组关系。第一、拳头产品和联片开发。每一民族、每一地域都应该把自身民俗风情的旅游资源，作一次全面的模底排队，进行学者、专家的论证，什么是这一民族、这一地域民俗风情的拳头产品，力争做到“你无我有，你有我优”。前一段，厦门市文化界一次聚会，讨论到南音问题。泉州有南音，厦门也有南音。两地南音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已有所不同，开始形成流派。有人主张有。有人主张不分。这说明已是个客观存在。厦门南音就应该助长自身流派的更加成熟，拿出整套、整台的节目出来，形成拳头产品。然而，旅游有日程安排，不能过于单调。要在形成拳头产品后，相应地进行联片开发，点面结合，才能留得住游人。这里民俗风情自身有宽度和深度以外，还可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等积极地配合、穿插地进行，不能单打一。第二、维护传统和开发新项。日本进入现代化以后，十分重视民俗风情的发扬光大，将传统注入新的时代意义。在东南亚，民俗风情，是他们旅游中的强项。近几年，山东曲阜的祭孔、潍坊的国际风筝节、广东春节花市、广西三江口的歌圩和福建妈祖文化节，公祭客家母亲河（汀江）、土楼文化节等，为我国旅游事业增加了异彩。我们应该看到，民俗风情有双重性。一面有变异性、革新性，另一面有陋俗恶习，有惰性。报载：“我国禁放烟花爆竹的城市今年已达到40多个，其中主要是北京、南京、沈阳、石家庄等大中城市。”（《厦门晚报》1995年2月13日），就是革除陋俗恶习的一例。我们在组织、策划和实施民俗风情游中，要坚持这一审美标准和审美理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第三、旅游搭台，经贸唱戏。据新华社电讯，“国家统计局和国家旅游局的最新统计结果表明，1994年我国旅游外汇收入达73．23亿美元，国内旅游收入达950亿元人民币，两项合计折合1600亿元人民币，说明旅游业已成为我国新兴的重要产业。……据世界旅游组织统计，我国已在全球十大旅游目的地中跃居第八位。”（《厦门日报》1995年2月10日）这说明，旅游业本身给社会既带来了经济效益，又带来了社会效益。由于民俗风情这一旅游审美资源，与山水风光、名胜古迹相比，它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参与性，几乎是它所依附的那一民族、那一地域的人民，都须介入其中，更应该注意在开发、利用这一旅游项目时，给那一民族、那一地域带来经济上的实惠。而“旅游搭台，经贸唱戏”，是个较好的组织形式。上引的新华社电讯中，还有一段话说，“我国具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改革开发以来，旅游业发展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旅游资源优势正在逐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厦门日报》1994年2月10日）这段话中的第二句话，“各级政府重视”，也得到了旅游为经贸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条件的回报。既然旅游搭台，经贸唱戏，已为实践证明了的较好的活动方式，就应该把民俗风情游尽量纳入其中，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构成良性循环。当然，任何问题不能绝对化。我们强调旅游与经贸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并不否认民俗风情游有独立的审美价值。

1990年代以来，在很多场合下，民俗文化不再被权力政治一味地贬损为“落后”、“迷信”、“原始”、“蒙昧”，而是被发明为宏扬民族传统文化、向外来旅游者展示本土形象的旅游资源。一时间，中国大地上大大小小的民俗村、民俗城、民俗园数不胜数 ，位于边疆地带的少数民族地区打破了昔日的宁静古朴，一批批来自国内外的游客穿梭往来，许多已经消失的民俗事项被知识分子挖掘发明出来，策划、包装成为动态性、参与性展示古代民俗生活的旅游产品。 据旅游研究者的说法，民俗旅游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旅游，由于它满足了游客“求新、求异、求乐、求知”的心理需求，已经成为旅游行为和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内一次抽样调查表明，来华美国游客中主要目标是欣赏名胜古迹的占26％，而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最感兴趣的却达％。如此看来，民俗风情旅游不仅仅成为政府部门发展经济、吸引外资的重要文化资源，而且也已经成为满足西方人想像、“了解”中国人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但是，当我们怀抱全球化的语境联想，以此审视中国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民俗旅游的时候，当我们考虑到民俗作为一种生活文化所具有的生态性原则的时候，我们有理由忧虑的是，民俗风情的旅游越来越抛离其原生的文化生存语境，已经彻底仪式化了。当民俗生活失去其生存土壤，被抛置于戏剧化、仪式化的场景之中，成为观赏和被观赏的对象，不是一种自然的、原生态的生活状态的时候，我们需要追问的是，民俗文化曾经被现代性话语斥之为“落后”、“迷信”的被改造的对象，曾经代表着现代化的过去，是古老天真、混沌蒙昧的代名词——尽管在当下中国的文化情境中，民俗文化在很多情况下依然被想像成为天真蒙昧的代名词——但是，在人们的潜意识中被如此界定的民俗文化是如何纳入到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话语之中？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民俗文化又是如何被编织为民族文化的主要象征？民俗文化旅游事业的兴旺，其背后所支配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与权力？我们不得不承认，民俗文化旅游由于权力政治与资本的原因而注入了意识形态与商业经济的因素，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文化意蕴与价值的符号体系，越来越成为空留下承载原有意义的形式外壳。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背景下，民俗旅游已经成为全球化的一种表征，越来越成为人们娱乐休闲、摆脱生活压抑的一种方式，民俗风情旅游已经成为发达地区人们寻异猎奇的对象，是满足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想像之途径，随着民族国家内部地区间经济文化的差距日益凸显，也已经成为地区间文化想像的文化符号。 实际上，民俗文化旅游体现了后现代时期文化的诸多特点，真实的实在转化为各种影象，时间碎化为一系列永恒的当下片断，用一种典型化的或者缩微的方式展示某一族群或者社区具有深厚历史意蕴的民俗文化，真实的生活物化为一堆了无生气的建筑、戏剧化地想像为一套千篇一律的仪式，这本身就已经将一个族群或者社区的历史与文化凝聚于当下的时空当中，历史与文化平面化、瞬间化了。旅游部门一再强调，民俗文化旅游的意义与价值在于体验异文化情调，而且是活生生的、真实的生活展现，旅游者将看到原汁原味的民俗文化，体验一次充满异域情调的旅游探险，种种煽情的语言激起旅游者的无限遐想。但是，民俗文化旅游从策划、设计规划、投资建设、推向市场等等一系列步骤都表明，旅游部门向大众推出的是一种可供消费的文化产品。在这一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中，无论是采用主题公园、博物馆的形式，抑或原生自然式的民俗生态旅游，都首先着眼于文化再生产与市场的逻辑，民俗文化在当下市场境遇中所具有的交换价值主宰着旅游者对民俗文化的接受。因此，无论民俗文化村展示的各族群的民俗文化如何逼真，甚至让你感受一种所谓的真实体验，从其作为一种文化工业的再生产过程而言，它与许多地方为了获得文化的交换价值蜂拥而上拙劣地展示的地方民俗文化之间没有多大区别，都是在当下文化情境中的文化复制。民俗文化实际上已经沦为一种仪式的展演，失去了民俗生活所具有的历史感与当下性，貌似展示了无限丰富的地方民俗文化生活，民俗文化旅游的市场化实质却分明戳穿了民俗文化旅游的个性化、地方化的谎言。作为一种文化工业，它威胁着文化的丰富个性与创造性，其实是一种同质化的大众文化。民俗文化的主题公园试图以奢华浮靡的宏大排场来展示、汇集不同族群民俗文化的典型场景，这种民俗博物馆的形式只不过就是对世界的仿真物，人们在参观游览的时候，并不探求一个可靠的、仿真之前的实在，而只需要投入当下的情感去体验现实的游戏。民俗文化主题公园实际上是一个消费、娱乐、休闲的场所，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文化情境中，它是社会性与工具性的产物，主题公园遵循的是消费主义的市场逻辑，它是大众欲望、权力政治与大众媒介等等诸多社会关系的产物，消费主义的逻辑渗透到主题公园设计的每一个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