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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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未来中国如何前行?中国的改革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的历程，为什么讲起改革来还是颇为沉重?为什么我们这个体制，改起来那么难?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专家学者、大众舆论，众说纷纭。从改革史上标志性的莫干山会议开始，周其仁教授就密切参与中国改革的每一步。本书中，他从现实世界出发，用扎实的经济学功底和风趣、直白的文字，将中国改革的理念、方法和历程进行严密而逻辑清晰的梳理。全书从“邓小平做对了什么”到“中国还需要做对什么”，从“如何防止改革变成半拉子工程”，到“怎么避免糟糕的政策组合”，系统地从产权改革、土地改革、货币改革等各个方面，深入解读中国经济改革的来龙去脉和关键问题，对未来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让读者更加了解中国改革的逻辑，是一部执政者和大众都亟需阅读的改革如何推行的务实之作。作者简介作者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经济研究院教授，曾获孙冶方经济学奖、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2011年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公共经济学家等荣誉。[1]图书目录目录自序第一部分 中国做对了什么？改革30年感言邓小平做对了什么？过去十年是改革开放收获的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上下互动的改革第二部分 重新界定产权之路重新界定产权之路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公司理论与中国改革农民、市场与制度创新第三部分 土地制度改革中国农村改革农民收入是一连串事件农地产权与征地制度城市化、土地制度与宏观调控试办“土地交易所”的构想变革土地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成都试验的新进展[2] 第四部分 货币制度重于政策货币、制度成本与中国经济增长“货币深化”与改革的风风雨雨货币无侥幸银根与“土根”的纠结政府主导投资的经济性质货币制度重于货币政策第五部分 改革驱动的经济增长远近高低各不同用三个变量看经济成本急升的挑战制度费用是大事竞争后发优势向内转型的困难经济增长与企业成长应对更激烈的全球竞争三种私人资本和中国经济科斯定理和国资转让中国公立机构改革的经验第六部分 中国还要做对什么？改革是对未来最重要的投资民贫国衰、民富国强体制政策要靠前防止改革变成半拉子工程避免糟糕的政策组合以规则的确定应对结果的不确定“中国制造”的转型前景从全球大势看中国经济通而不平的“两个海平面”中国还需要做对什么？接着石头过河跋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不是。根据查询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期刊相关信息得知，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期刊是是正规省级期刊。期刊简介:《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是正规省级期刊，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可查。

《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杂志是经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全国公开发行的社科类综合性学术期刊，由山西省太原市人民政府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办，国内统一刊号：CN14-1367/C，国际标准刊号：ISSN1674-1723，月刊，大16开本，定价20元。本刊系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龙源期刊网全文收录期刊。

从根本上讲，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这一点常常被忽略。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正确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1］但是，如何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生产力？如何使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改革开放之初，还没有现成的答案，就也就客观上决定了，中国的经济改革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不断地实践，不断地试错。与此同时，不断探索经济改革的顶层设计，不断地增加经济改革实践的自觉性，不断丰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并不断提高它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指导性。回顾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经济改革历程，中国近40年的改革实践本身就是典型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对中国经济改革历程和发展内涵的高度概括，它包括三个有机联系的关键词。一是“改革”这一主线，贯彻至今，其本质就是通过不断完善制度建设来调整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以适应和应对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急剧变化；二是“供给侧”这一重点，因为改革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解放，极大地增加了经济增长的供给要素，如劳动要素、资本要素、技术要素、知识要素、信息要素等，这都属于供给侧范畴；三是“结构性”这一特征，因为改革极大地促进了要素资源配置的变化，产业机构、就业结构、消费结构、投资结构、所有制结构、人口结构、城乡结构等结构性因素一直在变化之中，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决定因素。只不过当时没有使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说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体上经历了五次三中全会经济体制改革决策，形成了五个重要阶段，都充分体现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阶段性特征。第一次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开启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动阶段，中国处在人均收入极其低下、温饱问题尚未解决、重点减少极度贫困的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四中全会制定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了25项政策，直接启动了农村改革，全面推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农村经济改革的关键性制度安排，极大地推进了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首先，农村人均收入出现前所未有的高增长。1978-1985年期间，按不变价格计算，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倍，年平均增长率为；其次，大幅度减少绝对贫困人口。按2010年农村贫困线标准，1978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为亿人，到1985年减少为亿人，贫困发生率由下降为［2］；再有，农村乡镇企业创造了大量新增就业，从1978年2827万人增至1985年6967万人，增加了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