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及其成因分析 一、系统风险是我国证券市场的主要风险 我国证券市场目前存在两大风险: 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是指因个别证券公司的特殊状况造成的风险。如公司的业绩不佳、财务状况不良信息的披露、工人的罢工、公司领导人的更换、市场竞争中的失败、派息不合理等。 由于各个上市公司的情况千差万别,非系统风险具有相互抵消的可能, 所以这类风险,可以通过证券组合来加以避免。 系统风险是指由于某些因素给市场上所有的证券都带来经济损失的可能性,如宏观经济状况的变化、国家税法的变化、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变化、世界能源状况的改变都会使股票收益发生变动。由于这些风险来自企业外部,是单一证券无法抗拒和回避的,它对所有企业的证券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投资者不能通过多样化投资分散掉,因此,这些风险又叫不可回避风险或不可分散风险。 根据有关人士对我国上海证券市场风险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证券市场系统风险在总风险中所占的比例较大,平均值为 80% ,而在西方的成熟股市中,系统风险在总风险中所占的比例都较小,平均值一般都低,有的仅为 30% 。由此可见,我国的股市与西方成熟股市的差别。 相反,系统风险在证券市场风险中所占比例较大, 非系统性风险所占比例较小, 这必然会导致通过投资多元化来分散和降低风险的空间极其有限,股市投资风险较大。回顾我国股票市场发展的短暂历史,分析造成股市几次大起大落的原因,也可以证明我国证券市场的风险主要来自系统风险。 系统性风险包括政策风险、周期性波动风险、利率风险和市场风险等。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最大的系统性风险主要来自政策风险。政策风险是指政府有关证券市场的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或是有重要的举措、法规出台,引起证券市场的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 二、我国证券市场系统风险成因分析 有关部门过多地采用政策手段干预,加剧了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由于我国的证券市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政府催生的,而相对于西方证券市场百年兴衰发展史来说,且仅有二十多年的历史,还是一个新生的、不成熟的婴儿。人们对证券市场发展的规律认识不足、各种法规体系还不健全、不完善,管理手段不充分,再加上管理体制本身的局限性、市场竞争的无序性、信息的垄断性以及运行方式的不规范性等因素的存在,单靠证券市场自身力量无法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要求运行,这就决定了政府必然较多地、更容易地使用政策手段来干预市场,“政策市”即色彩很强。 由于监管层次单一,还没有形成政府、证券业本身及社会等多个层次的监督体系,并且监管缺乏足够的透明度,一般投资者事先很难预测股市政策变动的情况,从而造成很大的风险。(2006 年等年份股票市如一场疾风暴雨大起大落,就是因为政府政策、政府干预、市场消息等人为因素的影响,引起股价上蹿下跳,股价并没有体现出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状况与财务指标等非系统因素的影响,其结果是中小股民受到最大的损失。从股市过去走势与经济发展不协调也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也是有关人士为什么说我国的股票市场是典型的、封闭的政策市场的原因)。 证券市场的功能定位加大了系统风险 一般而言, 证券市场有资源配置、企业融资、对资本资产的风险收益进行合理定价等基本功能,其中最重要的是资源配置功能。在我国由于证券市场不发达,对证券市场功能定位主要局限在帮助国有企业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国有企业筹资解困等。 正是过于强调了证券市场的筹资功能,忽略了证券市场的其它功能,导致部分上市公司不思进取,考虑更多的是怎样索取,通过发新股、配股、增发新股和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方式,变着法向投资者圈钱,把股市圈来的钱当作免费大餐,投资者长期持有,不仅赚不到钱,还要接受上市公司的不断盘剥圈钱。上市公司的短期行为虽然解决了资金不足的燃眉之急,但却为日后再筹资以及股市的健康发展带来了巨大的隐患,也加大了系统性风险。这就客观上加大了系统风险。 退出机制不到位导致过度投机 近年来,在证券市场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投资绩优股赚不了钱,而投机垃圾股能赚到钱。原因在于大搞资产重组,实实在在出现了一些“乌鸦变凤凰”的案例。正是在这种诱惑下,两市大炒重组股,不管真真假假,只要有重组的可能就大炒特炒。然而,真正能重组成功的案例数量却非常少,比例相当低。但暴炒的结果却给投资者造成一种错误的理念,投资绩优股赚不了钱,投机垃圾股能赚大钱。 正是因为退出机制不到位, 才使常年亏损的上市公司具有所谓的“壳资源” 价值,于是市场中很多早应摘牌的企业,不但没有被市场淘汰,反而总能屡屡起死回生,成了“庄家的宠儿”。在新规定的退市和恢复上市办法中,可以说宽松得不能再宽松了。 管理层不但给了亏损公司一年的宽限期, 而且同时又规定只要公司重组后盈利,就可以摘掉亏损的帽子,获得重新筹资能力。正是新规定的出台,使奄奄一息的亏损一族大涨,其原因是投资者认为既然获得宽限期,那么必然能重组成功,所以寄希望在“资产重组”上大赌一把,因此忽视了市场风险的存在。这其中的投机成分足可见一斑。这在客观上损害了理性投资者的利益,打击了他们的积极性,使他们不再相信所谓的正确的投资理念,客观上也误导了人们对政府政策的理解。 购买垃圾股能赚钱的财富效应,使投资者认识趋同,纷纷转向垃圾股,使股市的系统风险越积越大。因此,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尽快实施退出机制,对大幅亏损股票要坚决摘牌,不搞“起死回生”,真正作到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才能为股票市场朝着健康、理性的方向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查处不力,加剧了系统风险。 有关部门监管不严,尽管我们制定了不少的法律、法规和管理条例,这对维护二十多年来股票市场的发展秩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现行的法律和法规在实际贯彻执行方面还存在不足,执法力度还很不够。主要表现在:现行的法律对于约束上市公司恪守投资承诺软弱无力,使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的行为基本上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 如大庆联谊利用财务公告误导投资者,至今没有受处罚;深华源公开违反会计准则做假帐,至今没有被立案审查;亿安科技、水仙股东起诉上交所和证监会,操纵股价造成投资者损失,管理层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的态度等等。在此我们不讨论责任的归属问题,而是分析产生这种结果的根源,这就是监管不严,查处不力。这样,无论是上市公司, 还是投资者都无法在一个市场游戏规则健全,能够完全实现公开、公平、公正原则的环境中参与交易,其结果不仅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也损害了资本市场的发展,加剧了系统风险。 因此, 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上重视资本市场的法制建设问题。企业资金入市助长了股市过度上涨,1993 年证券市场资金准入的制度创新步伐明显加快,允许国有企业、国有控股公司、上市公司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入市, 允许保险公司资金入市,允许券商的增资扩股资金、股票抵押贷款资金和从银行拆借市场获得资金入市,对于沟通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推动股市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但应看到,允许企业资金入市,可 以使资金面变得宽松,但如此宽松的一个负面效果在于投资者忽视股市的基本面风险,上市公司增加股票投资的同时也增加了股市泡沫风险,不仅损害了大众投资者的利益,而且也将自己的业绩风险暴露在股市泡沫风险面前。 在实业投资前景不好、实际税负较重、企业边际利润很小,而证券市场投资一级市场的投资收益率高达200%, 又几乎没有风险,二级市场投资风险目前也并不大的情况下,使证券投资对资金的吸引力远远大于实业投资。允许企业资金入市,为资金名正言顺流入股市打开了方便之门。于是,很多贷款特别是一些大企业的贷款,只在企业内走上一圈,很快就进入市盈率可观的股市。贷款资金用于“炒股” 虽金额并不太大, 但发生额却不小。据测算,股票抵押贴现,券商透支,银行融资,放大了系统风险数倍。一些上市公司收1益的来自战略投资人,一些上市的实业公司甚至转向资本运营公司,从价值创造者变成了价值评估者, 就是这种情况的最好证明。 由于受目前各种市场和市场因素的潜在影响,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在客观上会导致新股发行市盈率过高,使上市公司获得超额认购资金,这又使发行价走高成为必然趋势。再就是更多的上市公司为了获得较多的募集资金,在招股说明书中空列项目,在得到资金后,又变更募集资金投向,更多的上市公司则直接将 钱交给券商炒股票,助长了股市泡沫。三是部分上市公司由于难以处理超过计划的那部分资金,出现募集资金被闲置浪费的现象,违背了新股发行定价市场化的初衷,也不利于充分发挥证券市场对社会资源进行优化配置的功能。四是目前股权结构非流通股居多,流通股发行价越高,与非流通股的成本价相差越大,将来 国有股按市场价减持的阻力就越大。五是当市场机制不灵时,市场化就成了无政府化的代名词。其结果是: 发行价高、上市首日开盘价高、上市首日换手率高的三高现象,使上市公司圈钱之风愈演愈烈, 二级市场失血状况越来越严重。造成信息不对称,加大了系统风险。 市场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 信息披露制度已成为证券市场制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证券法规都在信息披露方面做出了相应的规定,我们国家也不例外。目前我国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框架已基本形成,并逐步走向规范化、法制化和国际化,极大地促进了证券市场的发展。但相对于迅速发展起来的证券市场而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管理相对滞后,存在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这主要表现在:信息披露的非主动性;信息披露的随意性;信息披露的滞后性和不连惯性;信息披露的虚假性、信息披露的不规范性。由此造成投资者和投资者之间以及投资者和上市公司之间因掌握信息量的多少、内容的真假、时间上的先后不同对同一上市公司的股票价值做出不同的反映和判断。由于对新信息的产生及其客观性、真实性和有效性很难预期,买卖双方对证券产品的价值变化的判断就很不确定,双方信息的不对称状况十分容易引起价格操纵,导致证券产品价格的严重扭曲,由此造成证券市场上供求双方大量的非理性投机。 这一方面直接损害了投资者的利益, 另一方面也加大了证券市场的风险。 加大了系统风险。 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 资本市场对上市公司最基本的要求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要求上市公司是一个有国家法律保护的、制度严谨的分权——制衡体系,通过一系列委托代理关系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机制,维系公司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平衡。从目前情况来看,部分企业改制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换个形式罢了。主要表现在:所有权与经营权不分,国有资产所有者严重缺位,和由此产生的代理问题, 作为公司代理人的经理人员缺乏长期的激励机制;股权结构畸形,难以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由于在我国的国有企业中,股东大会、董事会及经理人员三者之间的责、权、利制度安排难以规范和统一,其结果是,董事会形同虚设,起不到应有的作用;董事长和总经理一肩挑,行为不受监督和约束,甚至凌驾于董事会之上,独断专行等等。 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 上市公司与原有母体之间形分实合,在人员、资产、财务方面难分彼此,界限模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是两个独立的经济实体,但在经营管理过程中,由于其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资产、财务不分彼此, 完全是一笔糊涂帐,这就给了某些别有用心的大股东以可趁之机。如幸福实业 20亿多万元资产被集团私自拿去抵押,三年来公司居然不知情。更奇怪的是绝大多数担保不要说没经过董事会讨论,甚至连董事会也不知道。然而,即使上市公司与集团明明白白地实行了“三分开”,部分上市公司也难逃“摇钱树 ”的下 场。因为在多数公司仍然是“一股独大”。 在这种特殊的股权结构情况下,容易出现内部人控制,难以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将中小股东玩弄于鼓掌之间也就不足为奇了。 分析中国证券市场的种种系统性风险,我们不难发现,股票市场最大风险,不是庄家做市炒股票,而是市场交易规则不健全,政策不完善,是管理层重大政策出台时不能确保投资者同一时间获知,导致上市公司与庄家相互勾结进行内幕交易,而监管部门不及时查处违规、涉嫌犯罪的行为所带来的风险。投资者在一个 交易规则不健全的市场参与没有完全实现公开、公平、公正的游戏, 其系统性风险有多大是可想而知的。 当然, 我国证券市场的系 统风险是在特定时期和环境条件下产生的,是不可避免的,但我 们不能因此说存在的就是合理的, 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 事实上, 我国证券市场的系统风险是可以控制和化解的。
1.什么事金融危机?这次的金融危机时如何产生的?2.分析中国股票市场与世界股市的联动性3.股市价格波动的溢出效应4.宏观经济政策对我国股市的影响5.结论和建议,如何应对?方法:ARCH GARCH VAR SVAR ....
中国证券市场,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绩,成长为全世界最大的新兴市场。但是,与支撑中国经济起飞的战略目标相比仍然有很大差距,尤其是把中国证券市场放在全球竞争背景下,挑战则更为严峻。近年来,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更强调于经济晴雨表的宏观意义,忽视了促进企业成长、发展壮大的微观意义,这种导向会使政策市长期困扰中国证券市场,延误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建设的步伐。因此,当前有必要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功能与定位进行重新思考。晴雨表还是企业成长的孵化器作为比较成熟、完善的证券市场,美国股市的走势与其实体经济一直体现出高度的相关性,证券市场有着强“晴雨表”功效。但从我国的股市走势与经济走势的关系来看,这一关联难以得到有效的实证。如果把证券市场的效率定义为其与宏观经济的相关程度的话,我们的结论是,中国证券市场在此意义上基本上是一个缺乏效率的市场。这种低效率集中体现为股市晴雨表功能的丧失,即中国股市目前还无法正确及时地反映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状况。这种功能定位会从两条渠道造成证券市场的巨大波动:第一,从监管层来说,中国证券市场从创建之初就带有明显的政府直接干预色彩,有所谓“政策市”之说。监管层对上市公司、投资者和市场习惯采用行政干预手段,容易引起市场跳跃式波动,带来异常冲击,不利于稳定市场预期,干扰市场调节和配置机制,造成股票市场无法按经济信号的指引运行;第二,证券市场周期与经济周期发展不同步,于是,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市场(投资者)与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和“依赖”关系。市场(投资者)始终保持着对政策的警惕性,揣摩着政策意图,这样更加剧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发展缺乏整体性、长期性和稳定性的预期,增加了短期投机的程度。从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进程来看,政策周期与证券市场周期高度相关。国家的宏观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证券市场运行。在对中国证券市场“政策效应”具体表现的研究上,人们发现政策对股指的波动有显著影响,一个政策的发布导致的短期日平均超额指数收益为正常水平倍;政策对股指的影响幅度呈收敛趋势;股市效率低下,股市对利好、利空政策反应不一致并且存在明显的预期政策反应。中国证券市场角色定位、发展目标等方面的缺陷是困扰当前证券市场发展的根源。由于一直把证券市场定位于宏观经济的“晴雨表”,监管层承受救市之压,特别是随着近年来股市“非理性繁荣”加剧,监管层表现出对指数特别关注。使证券市场患上了“数据综合征”:每到相关经济、金融数据公布前,市场的运行往往会失去方向感。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宏观经济政策要考虑对证券市场的影响,而不敢出台紧缩政策,而且针对证券市场的一系列制度创新也迟迟不敢出台。如果管理层不把“晴雨表”的负担从肩上卸下,中国证券市场的根本性制度变革很难顺利推进。因此,当前有必要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定位进行重新思考。中国证券市场到底是为谁服务的?我们认为,中国证券市场应该首先定位于企业成长的“孵化器”。依靠证券市场着力培育一批业绩优良、具有高成长潜力和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公司,增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后劲,更好地参与国际竞争,这样在中国证券市场这个平台上,优质企业将实现对于发达国家高科技领域的追赶,并购和重组等市场筛选机制将创造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级企业,证券市场的制度化改革才更少地受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宏观经济运行指标的影响,走出困扰中国多年的“政策市”怪圈,这才是证券市场最基本的定位。中国证券市场必须实现“价值发现”的功能回归证券市场的效率与功能紧密相连。包括投融资功能、资本定价和资源配置功能以及风险分担与管理功能:另一类则侧重于证券市场运行方面的内部功能,主要指公司治理功能。可见,证券市场效率是证券市场整体功能的实现效率,如果证券市场仅仅发挥了某一方面功能,比如筹集了大量资金,而并没有实现其整体功能,这样的市场仅仅在融资功能方面是有效的,但就证券市场整体而言,显然是低效率甚至是无效率的。我国证券市场功能错位所引发的一系列制度缺陷是造成市场低效率的根本原因。中国证券市场从1990年设立以来,一直主要担当着为国有企业改制、融资、脱困的服务功能,始终将支持国有经济作为其制度安排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在这种功能定位下会产生两个重大误区:一是把市场融资规模作为主要的衡量标志,认为融资规模越大,市场功能越强,成绩越大。事实上,筹融资规模只具有表征意义,而不能说明更深层次的资本使用效率,反而恰恰是一种低效率或无效率的表现;二是把股价指数增幅作为一个衡量标志,认为股价指数增幅越大,市场的作用和成绩越大。股价指数与作为指数计算依据的采样股票的数量、价格等因素有关,并不直接反映上市公司手中的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中国需要构建一个现代的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的核心元素就是发达的健康的资本证券市场。这个金融体系应该具有完善的价值发现、资源配置功能等。要达到这些功能,显然只有证券市场才能完成。如果构建现代的金融体系这个战略目标是确定的,那么这些年来我们关于证券市场的有关政策就不应该反复波动。但目前这些政策经常在反复波动,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证券市场的功能目标还很模糊。尽快向质量提高型市场转变首先中国证券市场发展战略的转变。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战略目标是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证券市场总体发展战略上,应从数量扩张型向质量提高型转变,树立可持续发展战略。上市公司是证券市场的基石,细胞生命力旺盛,证券市场才能健康发展。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很快,但效益质量不高,美国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大概是7%左右,中国上市公司最低的时候是%、%,因此,引导大规模组织社会资金和引导资本有序流动;进一步优化上市公司治理和股权结构,形成对企业的有效激励与约束机制,通过促进技术进步、降低经营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其次,中国证券市场定位的转变。目前是证券市场重新定位的最佳契机。过去,我们一直致力于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然而,当前现代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主战场应该是证券市场。只有在成熟的证券市场基础上重构现代金融体系,资源配置才能进入到更高阶段。“十一五”时期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起步时期,为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重要机遇,要利用和发挥证券市场的优势,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使资本、技术等高端生产要素,向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流动。通过建立一整套新技术、新产品的发现和孵化、筛选的创新机制,推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促使宏观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型。再次,是中国证券市场功能的转变。中国证券市场当前的重要功能应该是价值发现功能,但这也是证券市场最大的瓶颈。对于价值发现问题,现在的困难就是估值标准紊乱。股票估值体系与定价机制的重大缺陷。中国证券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还不具备,并没有形成市场运行效率——市场定价效率——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上市公司估值标准不够规范和稳定。成熟市场上股票定价标准是比较明确的,市盈率在15~20倍左右,新兴市场高一点,市盈率在35倍左右。反观中国证券市场,对股票估值一直缺乏稳定而明确的标准,扭曲股价信号导致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低效配置。股价是金融资源配置的“指示器”。只有在市场公平竞争基础上形成的公正合理的股价,才能有效指导增量金融资源的分配和存量金融资源的调整,使金融资源真正流向业绩优良,成长性好的公司。缺乏科学、自主的估值定价体系一方面造成了股市价值虚高、资产泡沫膨胀,另一方面又被动接受发达国家标准的转嫁,这也是当前证券市场缺乏价值发现的基本制度缺陷。应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的目标,准确定位证券市场功能,淡化短期行为及融资功能,突出“优化资源配置和实现投资回报”的功能,要由单纯的筹融资功能,向培育蓝筹公司、价值发现、产权复合、优化资源配置等多方面的功能组合转变。只有坚定证券市场长期制度建设的信念,才不会被眼前的涨涨跌跌毁掉信心。
在爱里抢点一样,那样的光鲜动人。不要说不然的话,你尽管胡思乱想,
当购买利息很重时,做市商可以用他不拥有的股票来填写买单。他卖空了股票。做市商必须通过稍后购买股票来支付这些销售额,但他并不介意,因为概率表明当股票足够超买时股票将会降低价格。谢和皮脂腺分泌。经常梳头不仅有改善头部
金融危机是由一部分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制造的,这帮人都是具有很强的理科背景,数学功夫、想象力都相当的了得,吃饱了整天没事就开始捣鼓怎么样制造出复杂的、让人很难以理解的金融衍生产品来,从博弈论的角度上来说,这些产品很多都是零和博弈产品,但是在金融分析师的改造下具备了存在的价值,有近几年在中国股票市场上风生水起的Warrant,还有最近因为巨亏事件浮出水面的Zero Cost Collar以及Accumulator(音译:I kill you later),从一个哲学的角度分析,存在即合理,这些金融衍生产品的存在经过金融工程的改进在某个角度上具有一定的价值,但是正如巴菲特在本世纪初语言的“大规模杀伤性的金融武器”,市场需要它们,但只是在它们正确发挥本来的设计原则的前提下需要,比如期货的功能主要是价格发现和套期保值。应对危机,中国面临四大问题:第一,中国虽然出台了四万亿计划,有“国十条”、“金融九条”、“国三十条”一系列的措施,现在的关键是2009年特别是上半年,以总需求拉动和扩张的宏观经济政策,能不能迅速地生效?从第一季度公布的数据来看,GDP增长率,主要是因为四万亿投资的刺激。由于一季度投资额已经很多,如果要想保8%下半年投资额必须加大,全年投资额必将超过四万亿。第二,结构调整能不能切实融于这次反危机行动中,能否到位?如果不到位,总需求的拉动可能不困难,能拉上去,但是最后还是重复过去的故事,还在干粗活,中国的制造业还在大量的生产过去那些低附加值的产品。中国的结构调整能否像奥巴马那样出台明确的东西,以结构调整作为拉动内需的主要推动力量,这是一个关键问题。第三,中国危机可能碰到的问题。中国在反危机措施下面临的形势与美国正好相反。美国是经济体系影响实体经济部门,中国是由于外需问题,由于新《劳动合同法》问题,甚至可能也由于我们2008年9月之前宏观经济政策的问题,中国是实体经济部门先出问题,金融部门除了股市之外,其他的部门情况都很好。所以中国碰到的问题与美国相反,实体经济可能影响金融体系。第四,商业银行的积极性问题。多年前,中国搞西部大开发,后来是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这两次大战略的成效很不理想,其实责任不在中央,中央政府有积极性,地方政府也有积极性,但是这两次大开发背后的东西要看到。掌握全国绝大多数货币金融资源的工、农、中、建、交五大银行系统,在内部评级中把西部地区划在末尾,把东北好多地区划为信用的D类和E类地区,有钱就往江浙投。因此,中国扩张内需的关键在于怎样让掌握大部分货币资源的银行行动起来。随着中央振兴老东北工业基地政策的出台,势必会有大量资金投向东北,有了资金的刺激股市应该会有一个很好的涨幅。目前全球金融体系正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从2007年4月爆发以来的次贷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花旗认为2009年全球经济会进入收缩状态。金融行业调整与恢复的深度、范围和速度仍然是影响市场的不确定因素。“即使到2009年下半年,经济收缩的速度有可能放缓,在2010年经济如预期恢复之后,经济增长率可能仍会在低位徘徊。”显然,花旗对于全球经济的态势较悲观。对于全球经济增长率与通胀率的预测,花旗认为2009年全球GDP增长率在%,到2010年恢复到%;2009年的全球通胀率在%、2010年的通胀率为%。其中,2009年GDP出现负增长的地区为美国、欧洲、日本、新加坡。2009年GDP增长率保持领先地位的依然是中国,花旗投资研究部认为不仅保八没问题,而且会略高,达%。花旗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认为:“我们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实现其目标增长”,他表示,“财政收入和国企利润在GDP中所占比重居高不下,而大部分固定资产投资和银行资产仍由国家控制,可见,尽管经济改革已有数十年,但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并未削弱。”尽管中国GDP能够保八,但是企业利润下滑无法避免,也就是说GDP可能软着陆,但企业盈利只有硬着陆。中国在1998-1999年间和2002年遭遇了两次通缩问题,通缩的原因在于出口疲软、生产过剩。而现在外需的疲软态势比过去10年中任何时候更为严重,所以出口减少造成的产能过剩和通缩问题在当前的经济低迷时期,挑战更为严峻。而通缩对企业盈利而言是利空消息。对于中国股市的判断,股价涨跌的因素更为复杂。尽管肯定会受收入不佳等负面影响,但流动性相对充足、经济增长超出预期、估值便宜及风险偏好趋稳等将可能是重大利好因素,市场或在今年上半年就开始复苏。尽管受到宏观经济调控和次贷危机的双重影响,2008年中国A股市场延续了2007年末的下行走势,但依然保持相对活跃并从11月份开始回暖。随着各项扩张性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及其效果的显现,投资者信心逐步恢复,市场有望在2009年展开震荡上行走势。2008年A股市场运行的基本特点纵观2008年中国A股市场走势,可以清晰地看到如下一些重要特点:第一,股指大幅下调并于年末企稳。2007年10月16日上证指数达到创纪录的6124点以后,中国股市即进入下行阶段,2008年这一趋势进一步延伸。但这一时期影响市场下行的因素更加复杂,除了市场自身调整要求之外,政府为防止经济过热而采取的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使投资者产生了未来经济降温的预期,同时,监管部门也采取了一系列抑制股市走高的措施。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2008年A股市场总体下行。上证指数从2007年底的5261点跌至2008年底的点,跌幅达到。此间,2008年10月28日,上证指数曾探底到1625点的年度最低点。2008年在全球主要股市的跌幅排位中,上证指数跌幅仅次于俄罗斯的MICEX指数,位于第二,远高于金融危机震荡中的美国和深受金融危机影响的英、法、德、日等国,因此,此轮A股市场的下跌,仅仅用国际金融危机是不能完全解释的。如果以美国道琼斯指数下跌的幅度为据来估算,假定2008年上证指数在5261点的基础上也下跌同等幅度,那么,其下跌的绝对数为点,上证指数的年末收盘点应当在3700点以上。因此,可以说,2008年的A股市场属于严重超跌范畴。受A股市场下跌影响,与2007年相比,中国证券市场的融资和交易也跌幅下落。2008年境内融资减少了亿元,跌幅高达;其中,A股IPO的融资额从2007年的亿元减少到2008年的亿元,减少了亿元,降幅高达。与2007年相比,2008年的交易日增加了2天,但股票成交金额却从亿元下落到亿元(降幅达到42%),股票成交数量从亿股减少到亿股(跌幅达到),这些下落幅度都超过了2000年以来的任何1年。2008年总体下行的市场行情给投资者带来了比较严重的投资损失,但此轮的市场走势与2001-2004年的持续阴跌行情有较大不同。首先,2008年行情在一定程度上带有对2006-2007年将爆发性行情的理性修正色彩。2007年前10个月上证指数上涨126%,最高超过6000点,这种上涨速度在全球股市都非常罕见,在中国股市历史上也不多见。虽然当年国内外经济景气状况较佳,股权分置改革基本结束,市场流动性充裕,但无论基本面发生如何重大变化,都不足以支撑股市以如此速度上升,更难以支撑股指继续上涨,股市向下调整是必然的。其次,2008年市场下行并没有引致成交量的历史新低,市场仍然保持一定活跃度。2008年上交所周均成交量亿股,低于2007年的亿股,但高于2005年(亿股)和2006年(亿股),是中国股市历史上周均成交量第二高的年份。交投活跃表明市场调整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投资者信心,场内仍然存在大量买盘承接风险厌恶型投资者的抛售,这是日后股市回暖的重要原因。第三,2008年股市调整的低点接近于2006年年末的水平,并没有严重损失掉2006年股市上涨的成果。如果舍去2007年股市爆发性行情所造成的指数虚高,那么2008年11月市场调整结束后,可以看作是承接2006年牛市的进一步发展。第二,A股市场的走势受到欧美股市的明显影响。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股市动荡在2008年下半年对于中国股市的影响日益明显。2008年欧美股市的走势对中国A股市场走势的影响有着加大的效应(这种影响的内在机理和机制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随着次贷危机的深化和欧美各国政府救市措施陆续出台,欧美股市的波动幅度加大。次贷危机及其引发经济衰退的预期对于股市投资者的心理影响逐步加强。自2008年9月份起,A股市场紧跟欧美股市的趋势逐渐形成,这成为A股自年初以来股指跌去60%以后继续下探的重要原因。跟随走势持续到年末后才逐步发生改变。事实上在A股市场提前进行了幅度远大于欧美市场的调整以后,部分上市公司的估值已经偏低,这个时候市场继续跟随欧美股市下探,缺乏基本面依据。第三,市场规模持续扩大。2008年中国股市的上市公司数量和股本规模均有不同程度增加。上市公司从2007年的1530家增加到1604家,市场总股本从万亿股增长至万亿股,其中,已上市流通股从4946亿股增加至7000亿股。年末股市总市值万亿元,流通市值万亿元。虽然低于2007年水平,但仍高于2006年水平,这是继2007年之后中国股市第二大融资年份。另一方面,股权分置改革所产生的限售股解禁和2007年新股上市锁定的逐步解除,使市场中的上市流通股本总量有所增加。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统计,到2008年年末股改产生的限售股份共4682亿股,其中1364亿股已经解禁,占比达。未来限售股份还会逐步解禁,从而增加上市流通股数量。股本结构的变化不仅扩大股市流通盘规模,而且将对上市公司股价产生进一步影响。第四,市场平均市盈率下探至历史低点。股指迅速回调挤除了2007年市场大涨的虚高成分,股票平均市盈率在2008年10月末降至倍,是1996年以来的最低点。此后,随着市场回暖,市盈率有所回升,到2009年2月16日,市场平均市盈率达到了倍。市盈率不是股票估值的惟一可靠依据,但从这一指标可以发现,股市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预期比较消极。但是,如果认真审视和对比分析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很难得出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将全面陷入极度恶化的结论。暴跌之后,股价有可能被低估了。市场平均市盈率从66倍跌到13倍,只用了1年的时间,这种非同寻常的变化原因何在?难道在这1年中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以至于投资者必须大幅调低全部上市公司盈利预期吗?通过分析最近3年的上市公司财务状况,我们发现上市公司财务状况并没有发生普遍恶化的现象。2006年,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为万亿元,同比增长19%。2007年由于大盘股集中上市的原因,这一指标迅速达到万亿元,同比增长。2008年各季度上市公司主营收入保持基本稳定,表明市场总量指标受新股发行影响较小,各季度主营收入介于万亿元之间。营业利润逐季有所下降,从一季度的3028亿元降至三季度的2440亿元,表明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确实出现了下降趋势,但上市公司利润的下降幅度有限,而且总体来看各项财务指标相较2007年仍有一定增长。2008年前三季度的主营收入、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已经超过或者接近于2007年全年水平,可以肯定2008年上市公司利润总额将超过2007年,只不过增长幅度有所收窄。因此,可以说,上市公司基本面的变化并不支持市盈率大幅调降,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股价可能处于被严重低估状态。第五,投资者信心保持稳定。2008年的股市大幅下滑,尽管对投资者信心产生了较大冲击,同时也有一部分投资者作出了离场的选择,但与前一轮熊市不同的是,此次市场回落并没有完全抑制新投资者的进场热情。2008年新开A股、B股和基金账户数合计达到1664万户,虽然低于2007年水平,但仍相当于2006年的3倍。从历史上看,新开账户数量与股指的变化存在跟随关系。在股指回落年份,新开账户数量会减少,在股指上涨的年份,新账户会增加,这一跟随效应在2007年表现得尤为明显。该年度上证指数上涨,新开账户数也从2006年的538万户,暴涨至6057万户。可见,新账户数量与股指之间的这种跟随关系在2008年依然存在。随着股指的逐步回落,新开账户数量也稳步减少,但仍然维持了一个相对较高的绝对水平。11月份股市启稳之后,12月新开账户数量又迅速从11月份的万户增加到万户。当然,投资者新开账户数量并不一定意味着进入股市的资金总量净增长。在股市回落阶段,新投资者进场的同时,可能会有大量老投资者离场。虽然缺少直接数据说明2008年股市资金流入和流出的真实情况,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发布的月度投资者持仓报告,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这一走势。从图7中可见,根据该公司统计,A股持仓账户从2007年6月的3432万户,稳步增长至2008年7月的4789万户,此后持仓账户数量有所回落,但一直维持在4700万户以上,持仓账户占全部账户的比例保持在40%左右。持仓账户数量的增加虽然不能说明进场资金量绝对增加,但至少可以说明进入股市的投资者数量是增长的,而且持仓投资者仍然具有相当的资金实力,2008年11月和12月的股市回暖之际,持仓投资者总量没有明显增加,表明本轮反弹行情主要是现有投资者继续增加投资而形成的,行情初期基本可以界定为“自我解围”式反弹行情。投资者的损失承受力和再生能力是考察一个市场成熟度的重要指标,而下半年中国A股市场投资者人数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出现市场回暖的事实说明,A股市场现有投资者群体的投资能力已经可以支撑市场在回落期稳定运行,投资者群体正日益走向成熟。2009年股票市场走势展望2009年是中国经济克服国际金融危机不利影响、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关键一年。发达经济体短期内不太可能从危机中恢复,面对不利经济形势,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有力举措,为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创造条件。今年的宏观经济走势将对资本市场产生比以往更大的影响,同时,尚存的制度性缺陷和新的改革措施也将继续从不同着力点影响市场运行。宏观经济因素。国际经济方面,金融危机对于发达经济体的实体经济已经产生深远影响,2008年美国GDP累计值同比下降;3季度欧盟GDP同比增长,日本GDP同比下降。12月,美国工业产值同比下降,欧盟下降,代表发达经济体经济景气度的OECD综合领先指标延续了年初以来的持续下跌走势,降至,较上月回落,较上年同期回落。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降,截至2009年2月13日,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近月期货价格已降至每桶美元,铜、钢材等原材料价格也在低位徘徊。世界银行预计2009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将为,2010年可恢复至2%;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则分别为和,其中,中国为和。中国经济也受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速逐季回落,到四季度经济增长率低至,全年经济同比增长。工业全年增长,其中11月和12月份仅增长了和。前11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万亿元,同比仅增长。2009年1月,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显示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出现萎缩迹象。宏观经济增速回落态势将直接影响到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预计2008年四季度将有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出现利润下滑甚至亏损,从而拖累全年盈利水平。2008年年末开始,国家刺激经济的4万亿投资计划陆续启动,钢铁、汽车、纺织、装备制造业等支柱行业的国家振兴计划出台,为2009年保持经济继续稳定增长创造了条件。积极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助于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但总体上应适当调低2009年上市公司的盈利增长预期。关于资金面因素。由于对中国来说,国际金融危机和宏观紧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实体经济上,对银行体系的冲击比较小,因此,2008年中国的银行体系仍然表现出较强的信贷投放能力。2008年金融机构本外币信贷余额从年初的万亿元增长至年末的32万亿元。与此同时,企业存款、居民储蓄存款也保持了一定幅度的增长。年末企业存款余额万亿元,增长,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亿元,增长。在发达国家银行体系大规模去杠杆化和收缩信贷的形势下,中国银行体系能够保证信贷规模具有一定幅度增长,缓解企业在不利条件下的财务困难,体现了中国银行体系长期稳健经营和国家宏观调控的实际效果,同时,企业和居民存款的增长,为二者顺利度过经济调整期储备了资金。当然,一般来说过于宽松的资金面有可能催生资产价格泡沫,但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已经预先进入调整期的情况下,今年国内资产价格再次飙升的可能性不大。关于政策因素。克服金融危机影响,全力扩内需、保增长是2009年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目标,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就资本市场而言,保证市场稳定运行应是2009年管理层的主要目标,各种改革措施和新金融产品的推出都必须与此目标保持一致。在这一大背景下,管理层对于创业板、股指期货和融资融券制度的推出将持更加谨慎的态度,从而使得2009年资本市场在制度层面出现重大调整的可能性降低。2009年A股市场的可能走势。2008年的中国股市跌幅远远超过了欧美等严重遭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同时,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由此,可以判断,A股市场属于严重超跌状态。在2008年9月以后,随着存贷款基准利率的不断下调,在A股市场中存在的几百只市盈率5倍左右的股票,其年收益率大致是1年期存款的8-10倍。这意味着,A股市场已具有重要的投资价值。曾几何时,在2006年(尤其是2007年)股市大幅上扬以后,一些人后悔不已地感叹,2005年入市的好时机已今生不再,但面对2008年后期的行情,可以发现,在最好的投资时机来临之时,许多投资者还在观望,等待着所谓底部的出现。实际上,所谓的股市下跌底部,常常只能在股市上行之后、回过头来看才能发现;即便在股市运行中底部形成,在此底部能够成交的股票也极为有限,并非人人可以买到,因此,希冀于底部购股,即便是机构投资者也往往不能如愿,更不要说,个人投资者了。既然A股市场属于“严重超跌”,在宏观政策放松和股市政策从松的背景下,2009年它就有着超跌“补涨”的内在要求。如果在2009年下半年,实体经济走势能够比较回升,那么,这种“补涨”还可能继续展开新一轮的上行行情。因此,2009年A股市场总体走势是上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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