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看过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翻开第一页赫然写着“献给许许多多的祭日”,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书的第一页会写着这样令人费解的话,直到将整本书看完。作者用无比细腻伤感的情怀,对生与死进行了诠释——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 书中直子姐姐的死,木月的死,初美的死,绿子父亲的死,最后直子的死无不反映了日本社会的生命逻辑——不为生死问题所束缚,死时要敢于舍弃对生的执著痛痛快快地去死;活着便要每时每刻尽全力彻头彻尾地去活。 这样独特的生死观要追溯到日本置于武士阶级统治之下的时期,那时武士道可是特别受推崇,并成为具有日本特色的武艺。日本也有“武士道,是死亡为等闲之道也”的名句,它启示人们,投身于死,便可以造就完美的生。 当然,恐怕日本的樱花也有同样的精神呢,它们骤然开放骤然凋零,盛开之时,一经风吹,樱花树下便落花缤纷,宛如花瓣的地毯,一夜之间,花儿落尽。要说果断干脆得如此,也不免令人大失所望。樱花雨固然美丽,但这种美丽一定是生命坠落时的那种凄美。短时间之内,花瓣纷纷落地,树枝上仅剩下花心与花梗,粉红色花瓣飘散殆尽,不剩一片…… “花数樱花,人惟武士”,所以日本人才这样喜爱樱花吧。 当武士已成为遥远的过去,日本人那种将希望与梦想寄托于死后世界的生死观,却并没有什么变化。所以日本的自杀事件才层出不穷,死亡人中自杀者的比例居世界首位!! 日本人还嗜好“玉碎”。二战后半期,日本军陷于要么投降要么死亡的孤立无援的境地,当时部队的指挥官竟作出全体自杀的选择。后来,日本人将此看成是崇高的壮举,并用“玉碎”这一词进行美化,所以日本人认为:“无论罪恶多么深重,死后也就没罪了,人死了就都变成了神佛”。在日本,即使是罪大恶极之人或被民众憎恶的历史上人物,也放在神社中祭奠,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许多日本人在做了错事,造成巨大损失时,往往采用以死谢罪,以死换取人们对他的原谅。这也是造成日本人自杀率高的原因之一。 然而,死对于死者来说也许并没有什么可怕,那不过是一死罢了,没什么要紧,也不会感到孤独。但对于活着的人来说,却可能是致命的打击,因为活着的人,感觉得到孤独和痛苦! “我们通过生同时培育了死,但这仅仅是我们必须懂得的哲理的一小部分。而直子的死还使我明白:无论谙熟怎样的哲理,也无意解除所爱之人的死带来的悲哀。无论怎样的哲理,怎样的真诚,怎样的坚韧,怎样的柔情,也无以排遣这种悲哀。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从这片悲哀中挣脱出来,并从中领悟某种哲理。在继之而来的一位悲哀面前,又是那样软弱无力——我形影相吊地倾听这暗夜的涛声和风鸣,日复一日地如此冥思苦索。我喝光了几瓶威士忌,啃着面包,喝着水桶里的水,满头沙子,背负旅行背囊,踏着初秋的海岸不断西行、西行。”题记:日本人喜欢樱花,是因为樱花象征着生命刹那间的美丽,刚刚盛开,倏而凋谢。日本的文学作品很多赞美死亡,现实生活中有很多人集体自杀,因未死亡在此意味着“清洁”,“超脱”,和“干净”。 &日本作家为何对表现“死亡”如此的感兴趣呢?为何有那么多的作家“以身试死”呢?其实,在日本人的观念中,生与死这种人的能力无论如何也无法跨越的截然对立的限界变成了一个变化过程中相互衔接的两和阶段。在这里,死不是通往永恒的沉寂,而是走向了流转的生。日本人最崇拜的观念是“无常”,死在他们眼里也是无常的,没有死的流转,就没有生的勃发。日本人的思想,尤其是“虚无”、“万物如一”、“轮回转生”这样的传统观念对日本作家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正如小松伸六所指出的,在日本作家的传统中似乎有一种透过死亡和黑暗来观察人生的佛教思想。透过死亡和黑暗来思考人生的传统,可以上溯到歌唱“诸行无常,盛者必衰”的《平家物语》、把世俗的人和家庭喻为“河中流水”的《方丈记》、强调“人世无常”的《徒然草》和出家人西行,游吟俳人芭蕉的无常感文学。川端康成在这一方面是一位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的作品始终贯彻着日本文学传统的美的意识,他笃信佛教中的禅宗,对禅宗的教典推崇之极。他在《文学自叙传》中写道,我相信东方的古典,尤其上佛典. 川端康成对“万物如一”.“永生不灭”、“轮回转生”这样的一些传统的佛教思想尤其崇拜。在他看来,人世间万物的生与死是无常的,,生为死之开端,死为生的开始,甚至视死亡为完美,是一种高尚的艺术。日本评论家山本健吉研究川端康成时说, 川端康成面对死者的世界,不知何时产生了生的感情,死中的生、生中的死,总是深深地潜藏在他的作品中。 &徇情——日本人正面歌颂的情死 “殉情”是对日语“情死”的翻译,而“情死”在日语中有一个专门的词“心中”,这是日本大剧作家近松门左卫门将汉字“忠”字分解开,将其上下部首调换一下就成了“心中”,原意为“相爱的男女向对方表露心迹的证据”,有切指甲、文身、断发、断指、情死等。后来,“情死”就成了真正的“心中”,进而“心中”成为专指两人或两人以上的集体自杀。日本人一向对殉情有特殊的迷恋,日本许多电影和文学作品中都有“情死”和“心中”的情节,而不同文本对殉情往往均有正面的歌颂。近年最成功的例子无疑是渡边淳一的小说《失乐园》。一对恋人把情死作为获取“来世”爱情幸福的途径,梦想着借情死使他们的爱情永恒化。他们怀着对生的留恋和对死亡的向往,为情而死,双双自尽以实现最终的结合,这在日本文化传统中是根深蒂固的。对于重人情、重人性的日本民族来说,没有比死亡、比双双情死更能引起人们深切的感动和崇高的审美享受了,情死都在自尽的刹那,心中涌动着寂灭的哀伤,感情得到了升华和宣泄。 &牺牲——武士道提倡的最高境界武士道提倡“轻生死重然诺”。日本人甚至认为“武士道既是死”。日本武士道的开山鼻祖山鹿素行吸收了中国儒教的孔孟思想,认为武士道的最高准则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他的弟子大道寺友山则将这种尚死观念进一步发挥,主张“武士临战场,决不当顾家室。出阵应有战死之心,以生命付诸一掷,方得名誉。与敌骑决胜负,将被取首级之时,敌必正色问我姓名,即应朗报己名,莞尔授颈,不可有懊丧萎缩之态。”据本尼迪科特所著的《菊与刀》记述,出身于武士家庭的日本政要家胜海舟幼时曾被狗咬伤睾丸,当医生为他做手术时,身为武士的父亲用刀戳着他的鼻梁说:“一声也不许哭,要是哭,我就叫你死,要不愧为一个武士。”在日本历史上流传的赤穗四十七浪人(古代把失去主人的武士成为浪人),在为主人成功复仇后,也选择了集体牺牲,并且是剖腹自杀的方式。二战中,日本武士道异变为促使日本侵略军进行对外屠杀的精神武器。看电影《偷袭珍珠港》,一些年轻的士兵,念着忠于天皇的誓言,奋身不顾地钻进轰炸机,以自我牺牲的方式,换取战争的胜利。战后,随着日本政府被迫进行政治改革和人民对侵略战争的反省,日本武士道文化一度成为日本社会的禁忌,除了极少数右翼分子仍念念不忘外,大多数日本人对其嗤之以鼻,长期兴盛的武士道最终走到了穷途末路。但是,作为长期流行于日本社会的武士文化,尤其“轻生死,重然诺”的思想,对日本民族心理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剖腹—— 一种日本人独有的自杀方式剖腹是日本人所独有的自杀方式,日文汉字写作“切腹”。剖腹不同于一般的自杀,有比较正规、严格的方法和程序。有条件的话,往往要先沐浴净身,然后才开始切腹。按体位区别分别为“立腹”、“坐腹”;按方法区别,分为“一字型”、“二字型”、“三字型”切腹和高级的“十字型”切腹,而且一般要由“介错人”“帮忙”从旁边用武士刀斩下自杀者的头颅以实现死亡。历史上的剖腹者中主要是武士和有地位的人。剖腹的原因有的是作为或最后的惩罚和自己引咎自杀,如日本历史上茶道的创始人千利休;有的则是为了表示效忠或徇死,如日本历史上流传的赤穗四十七浪人。也有其他的原因,如日本文学家三岛由纪夫战后曾煽动日本自卫队举行叛乱,以复活军国主义,失败后剖腹自杀。当然剖腹是事关性命的大事,即使作为武士也只在战斗失败、事关自己荣誉或责任的极端情况下选择剖腹自杀。特别是在战败时,由于日本武士把被俘或被敌人杀死视为一种某大德耻辱,往往选择自杀,而剖腹则被看作最为体面的自杀方式。这也是我们在抗战题材的电影、电视上熟悉的场面。但随着历史向前延伸,日本的剖腹自杀数量在经历了二战历史高峰后开始直线下降。由于日本国民对这一充满血腥味的民族自杀习惯开始有所反思,这一行为逐渐减少,最终也必定成为日本文化的历史化石。 剖腹,原本是一种血腥的残忍的自杀方式,却被日本人发展为一种崇尚的死的仪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本人在剖腹自杀这一行为上看到的不是死的血腥、恐怖和残忍,而是尊严、气节和壮美。 &日本生死观: 文化影响着人的观念,而人的观念又推动着文化的发展。那么,尚死的文化又形成了日本人独特的生死观。而日本人独特的生死观又促成了日本人的自杀情节。1、死是生的一部分,从生到死没有绝对的距离。这和日本人的自然观相连。在日本人看来,人与自然之间并没有绝对的距离,认识自然的一部分,一个人从生到死没有绝对的距离,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一个人从生到死不过是自然的简单轮回,就像是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生与死的界限并不像其他民族那样泾渭分明。《挪威的森林》中,木月,直子,初美的死对于他们来说并没有中国人感觉中的不可理喻。他们觉得死亡是生活的一种选择方式,是一种无法摆脱生活痛苦的最后选择。是一种自我的解脱,是生存的另外一种形态。书中反复出现的:“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为生的一部分永存。”就是对日本文化中的那种生死观念的最好注解。2、死是对集体责任的承担和忠诚。这和日本人的集体观念相连。日本人一向把个人的价值维系于其所存在的团体价值之上,为了团体(甚至是国家)的利益,可以抛弃个人的一切,这样为团体而献身就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在古代这种对团体的负责主要表现为对封建藩主的忠心,而现在则表现为对国家和对团体的忠诚,这种以自己的生命为团体乃至国家殉节的精神非常强烈,时至今日虽然有所削弱,但仍顽强地保持着。3、死是一种律己的行为,应该被宽恕。这和日本人的善恶观念相连。日本人认为死亡是道德的自我完善,是一种律己的行为。所以不管生前犯过多少罪行,一旦死了他的罪孽也就消失了。无论他们生前做了什么,死了的人都应该获得平等的尊重和礼遇。所以,日本人认为,一个人不论生前是善还是恶、是是还是非,死后都变成了佛,其牌位也理应放入神社,受后人供奉。在这方面,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石川五右卫门,该人是日本 16 世纪有名的盗贼,按理说是个坏人,但在许多地方的神社中,都有该人的牌位。这也是尽管一再被全世界人民尤其是东亚人民的强烈反对,依然有一些日本政府要人屡次参拜供奉着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原因。日本人的这种生死观,是一种不分善恶、不分是非的世界特有的生死观。这和绝大多数国家有善恶、有是非的生死观不同。也必定会继续遭到全世界人民的抗议和唾弃。 4、自杀是维护个人尊严的一种行为,是个人自由的权利。日本人把“自决的权利”看作“自由的权利”。日本宪法第13条就“尊重个人”规定“任何国民都应该被尊重。关于国民追求生命、自由、幸福的权利,只要不违反公共福祉,在立法和国政上都应该给以最大的尊重”。关于这一点,日本法学界以及日本民众都解释为这是宪法赋予给人“自决的权利”,认为自杀是基于个人自由的意志,是一种权利。时至今日,西方社会仍然把自杀作为一种禁忌,而日本人却还经常在津津乐道剖腹、徇情等自杀行为。 总的来的说,日本人看轻生死、宽容生死、尊重生死。这是一种独特的生死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