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三农论文

关于“三农”问题的调查报告【目录】一．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增收二．进行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是解决农民增收的新模式三．以工补农激活了特色农业的发展，拓宽了农民增收的路子四．以工业反哺农业，农民得到实惠五.结论 【摘要】 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农民增收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直接为解决“三农”问题创造了良好条件，其中以聊城市的时风集团为代表的工业化企业解决了农民的就业问题，而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凤祥集团则带动了农民普遍的增收，这两者均是实施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解决“三农”问题的代表性企业。本文以这两个例子为主要对象调查研究了农民的增收问题。【关键词】三农 农民增收 农业产业化 以工补农【正文】一．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于农民增收“无农不稳，无工不富”。众所周知，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因为不但农业所生产的粮食和其他食物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农业更是发展工业的原始资金积累的主要来源；是轻工业原料的重要来源和工业品的广大市场；是稳定社会、支撑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离开农业这个基础，什么事业都不可能发展，这在哪个国家都是如此。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所以国家更是把“三农”问题放在了重要位置上，而“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关键又是农民。因为农民是农村社会的主体，也是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的主体，农民的地位决定着农村的稳定和农业的兴衰。而且农民以占中国大多数人口来算，其收入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GDP水平的高低，所以农民的问题又体现在增加其收入上，特别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农业的进一步向国外开放，给外国农产品以“国民待遇”，会给中国农业带来很强的冲击，影响农民收入。如何增加农民收入成为现阶段国家经济的重中之重。二．进行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是解决农民增收的新模式我家所在的城市——聊城，地处鲁西三省交界处，工业起点低，加上区位、人才、技术等制约因素，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市，560万人口中近80%的人在农村，所以解决“三农”问题在聊城显得尤为重要。聊城“三农”问题正是集中表现在农民收入增长不上去，也就是说解决“三农”问题就是解决如何使农民实现增收的问题。与其他产业相比，农业是一个弱势产业，在解决农民就业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单纯依靠农业是不行的，所以近些年，聊城通过进行实施农业产业化和工业化战略两种途径的探索，做大做强了一批农村的龙头企业，来突破“三农”问题的瓶颈。聊城工业在全市GDP中的比重由前几年的只有30%多，到2001年达到43%左右，2002年达到，再到2006年达到50,3%。与此相反，农业在全市GDP比重则每年降两到三个百分点，2002年是，2006年是。企业发展，农民富裕，这是突破三农困境的一种新的模式，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直接为解决“三农”问题创造了良好条件，其中以聊城市的时风集团为代表的工业化企业解决了农民的就业问题，而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凤祥集团则带动了农民普遍的增收，这两者均是实施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解决“三农”问题的代表性企业。⒈ 工业化促使农民增收目前，时风集团的30000多工人，大部分来自农村，一年发放工资3个多亿，按照其所在县—高唐的30万农业人口计算，每个人增收1000元，而且农业机械行业主要是面向农村的，他们的很多配件厂都在农村里，不在城市，因此他们解决的都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安置和更多的农民的增收。工业对农民的带动作用比农业本身要大的多。时风去年生产万辆发动机，万辆农用车，万台拖拉机，实现销售收入亿元，利税亿元。在高唐，近300家大小企业给时风提供配件，有2000辆运输车从事时风产品物流，从业人员达10000余人，加上提供配件、运输的外地人共有十多万人，极大地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进程，为农民增收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⒉ 农业产业化促进了农民就业聊城市阳谷县的凤祥集团是我国排名第三的鸡肉供应商，是集分鸡肉、熟制品、调味品、保健品等于一体的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是中国肉类食品企业50强之一。2006年实现销售收入亿元，利税10073万元。近年来，凤祥集团以“公司+合作社+农场”的基本运行模式，大刀阔斧地走出贸工农一体化、养加销一条龙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新路子,他们建起了1800个规模的鸡舍,投入近1亿元。6000多户农民利用这些养殖场进行肉鸡饲养，凤祥采取统一管理、统一提供技术指导、统一提供饲料、统一对外运输等五统一措施，为农民提供免费技术指导、免费送饲料、免费运输等服务，涉及三省12县的农民为其提供了6000万只鸡的产量，占其总产量的80%。安排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达到12000人，带动山东、河南、河北省数十万农民走上脱贫致富之路，而且禽流感时，顶着风险以高于市场价格的正常价格收购农民10000吨鸡，养鸡户受到了很大的实惠。同时凤祥还发动农民调整种植业结构，通过加工转化玉米和牧草，带动种植面积达到10万亩，同时由此影响到的运输业和第三产业等，每年创造经济效益接近4个亿。从凤祥的经验来看，发展农业产业化，是目前解决“三农”问题的一种有效模式。三．以工补农激活了特色农业的发展，拓宽了农民增收的路子，以工补农更是激活了特色农业的发展，进一步拓宽了农民增收的路子，位于中原油田采油三厂的莘县古云镇依靠自身区位优势，倾力加大措施改善投资环境，使全镇民营企业迅猛发展。到去年底，全镇累计固定资产投资达6亿元，年晚场工商税收2300万元，形成了以化工、玻璃制品、纸制品、塑料编织等四大支柱产业，成功地安排了大批农村劳动力，更是用政府资金反哺以工补农，先后发放了大量资金来补贴镇上的养蚕户；修村级路；减收清淤款等，有力扶持了农村特色经济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四．以工业反哺农业，农民得到实惠⒈ 农业产业化的快速发展，解决了农民增收的问题，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则实实在在地充实了政府的钱袋。为什么有的地方老是侵害农民的利益，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地方手里没钱，没有实力就解决不了农村里的问题。以时风集团所在县—高唐为例，其原来就三四万人，现在几个大企业一发展，高唐有钱了，把乡镇干部工资与县里的拉平了，教师工资由县级财政直接统一发放，过去老是靠乡镇养，所谓乡镇养就是向农民伸手，现在真正减轻了农民负担了。像去年停征了农业特产税，停收了公益事业金。⒉ 财政的充盈使得政府在农村的投资有足够的支撑，老百姓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实惠。⑴ 从2006年开始，实施三年村村通油路工程，去年投资亿元。修了3480公里的油路。涉及1801个村。2007年计划投资5个多亿，修4000公里，通2000多个村，资金由各级财政和国债及地方自筹，不向农民摊派一分钱。⑵ 2006年投资5500万，解决人畜吃水困难。聊城地处黄河滩区，地表水质比较差，水咸。去年提前完成了吃水攻坚计划，解决了43万农民吃水难题。⑶ 集中改造农村中小学危房，使乡村孩子上学有了良好的学习环境。⑷ 通过整合教育资源，切实加强了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技术培训，有组织地开展农村劳动力的对外输出工作，近1/3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产业。⑸ 发展农村卫生事业，非典之后，加强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建立乡镇两级公共卫生疾病控制和传染病救治机制，重点改造乡镇中心卫生院。从2007年开始，准备用三年时间，改造30所中心卫生院，推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试点，已完成6个乡镇试点，即将直接在县试点。⑹ 重点开发的“名、特、优、新”的支柱产品,进行工商注册登记，使优质产品取得专用标志。品牌是进入市场的钥匙，强化品牌意识，发挥品牌优势和品牌效益。⑺ 强化产品的市场营销观念和营销手段，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开拓名优产品国内外市场。如壮大农民经纪人队伍，举办或参加各种类型产品展销会、博览会；开设产品专营点、专卖店等，扩大产品的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五.结论总之，工业的发展，扩大了税源，为广大农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通过实施农业产业化，大范围地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了农民脱贫致富，提高了农民生活的质量。而两者的共同发展又使政府财政日渐充盈，使政府有足够的实力去反哺农业、农村和农民，支持农业，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民收入，从而更好地统筹城乡发展。虽然“三农”问题是一个发展和长期的问题，现在农民问题依然复杂，但随着政府政策和农村经济改革与社会的发展，相信会有一个很好的出路的。

一、 从GDP增长看农村社会发展的政策依赖性 中国经济持续了二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但是，通过对农业部门的分析我们能发现，农业部门始终存在着较总体经济更加不稳定的增长结构，无论农业部门GDP的总量还是其增长率，都能印证这一点，而增长的时序变化则与相应时期农业政策的变革力度息息相关。 1982—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发布了中央1号文件，把每年的首要工作布局均放在了三农领域，通过大胆的谋篇布局，切实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村的生产关系更加符合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持续不断地进行了深化调整工作。正是这几年的大动作，使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直接体现在GDP上就是农业GDP增长率迅速提高，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度提高，城乡收入差距明显降低，生活水平显著改善，一个例证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是农村居民住宅建设的一个高峰，这一时期的政策效果一直持续到20世纪的80年代末。 20世纪80年代末，农村经济进入了平台期，增长幅度逐渐趋缓。自1993年开始，农业GDP又进入了一个快速上升时期，但是，结合当时的经济背景来看，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快速的通货膨胀引起的名义GDP的大幅提高，二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处于粮食保护价政策的发力期。1995—1996年，我国开始全面实施保护价收购政策，由于粮食价格较高，1995年农户家庭当年从粮食作物获得纯收入比1990年增加了1448元，占同期农民家庭纯收入增加值3776元的，占同期农民家庭全年纯收入增加值5635元的。这说明在保护价政策实施的初期，保护价政策对于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但是随着其后粮食价格的不断下滑，农户家庭粮食作物纯收入由1995年的2436元减少到2000年的元，减少元，粮食作物减少值占种植业纯收入减少值的。对于家庭经营中非农产业不发达，种植业结构单一的粮食生产农户来说，粮食价格的不断下降成为农户收入水平增加的主要制约因素[ 2 ]。由此可以看出，在保护价实施初期，由于政府维持了较高的收购价格，使得这一政策对农民收入增加的推动作用十分明显。但其后随着政府不断下调保护价标准，同样又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以粮食保护价政策为中心的农村经济政策与农民收入之间的因果关系十分明确。 1997年以后，农村经济再次进入平台期，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连续多年的负增长。期间，中央虽多次出台农业新政，但均未能扭转发展乏力的局面。究其原因，可以说一是因为农业内部缺少内生增长的有效机制，二是庞大的冗余农业劳动力和二元制的社会结构限制、消耗了农业自身发展的有限资源，而同时又缺少外部资源的注入。 2004—2005年，中央连续出台了两个1号文件，直接将农民增收问题作为政策运作的目标。2004年采取“两减免、三补贴”等更为直接的政策措施，全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达到创纪录的2600多亿元。2005年中央一号文件着力于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直接带有资金支持的政策占到相当大的比例。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进一步把“提高农业综合生产力”作为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重心。从2004年的政策效果来看，2004年度仅“两减免”、“三补贴”就使农民直接得到实惠451亿元。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934元，比2003年增加314元，增长12%，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打破了1997年以来的低速增长局面，粮食总产量达到9390亿斤，超过预期的9100亿斤，增产9%，实现了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双重政策目标[ 4 ]。 再回过头来对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农业领域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进行审视，足以看出政策导向式的发展特征伴随了农业经济的每一个高潮与低谷。比较前后两个时期的1号文件，以前的重点是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可以说是在农村经济的内部进行的成功变革，这一基于体制自身的变革基本上已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达到了其效力的极限；而后两次均把政策目标直接指向了农民增收上。虽然2005年度的中央政策更进一步提出了要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标，但无论是从政策本身的功能还是从农业领域的现状来说，政策性依赖仍是目前农村经济中最为突出的发展特征。 二、 当前“三农”问题的困境 总的来说，农业经济的最大困境还是其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的不足。仅就2005年与2004年作一个对比，2004年“增收”效果可谓满意，但从2005年的上半年情况来看，同样的政策力度若想取得与2004年相似的目标的难度已明显加大。一方面2004年农产品价格较之2003年有很大的提高，农产品产量达到历史新高，加之自然灾害较少以及减免农业税、增加直接补贴等措施均能对农业的生产生活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而2005年一季度，农产品价格已有所回落，同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扬，而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却难以有新的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市场制约机制将使农业产出效益在现有的生产率水平上迅速达到封顶状态。长期的发展轨迹说明，政策成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惟一有效的依赖，而这一依赖同时又是不可靠的、难以持久的。 当前“三农”的困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描述。 1. 人口压力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 2003年底，全国农业人口有9亿3千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其中农业劳动力3亿1千万，占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农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农村非农产业从业人员占社会从业人员的比例为％；而农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仅为％，农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比重仅为％，城乡消费水平比为︰1[ 3 ]。 据有关方面统计，2002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指数为，大大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小于的水平；如果考虑城镇居民享受各种福利和补贴的因素，我国这一指数还会更高一些。2002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为，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指数为，而美国、加拿大、意大利和印度同期的地区收入差距指数分别为，，和。据世界银行测算，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占全国总体收入差距的份额达到80％以上。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一方面，农业经济总量很低，仅占全国经济总量的％，另一方面，农业人口却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而2004年之前，这14％的农业经济总量不但要维持占总人口70％的全部农业人口自身的生存、发展的需求，还在很大程度上供养了以地方财政为基础的数量巨大的各类财政供养人员。从每百万美元GDP的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来看，美国为人／百万美元GDP，法国为人／百万美元GDP，日本为人／百万美元GDP，英国为人／百万美元GDP，而中国则为39人／百万美元GDP[ 5 ]。既使按全国平均水平来衡量农村人口的人均财政负担，比例也相当之高。 与此同时，几乎全部的乡村建设、教育、卫生资源建设等关系生产发展和劳动力资源再生的各项投入，绝大部分都落在了农业人口自己身上，换句话说，农业人口的生老病死花费基本上都依靠其自身的收入，低收入也就意味着低投入。以卫生事业为例，我国卫生财政支出约整个财政的2%，而全部投入资源的80%分布在城市，只有20%分布在农村。 农业社会几乎自始至终都没有离开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而建国后几十年的“抽农补工”政策以及“两种户籍”造成的农业人口的大量积淀，演变成今天似乎回天乏力的局面，几乎任何异乎寻常的大举措在根深蒂固的“三农”问题面前都像是花拳绣腿，人口压力与当前农村经济的现状之间存在着强大的离心力量，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凝结了层次复杂的各种矛盾。 由于农业经济先天的脆弱性以及其长期以来薄弱的基础，农业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低，在市场化进程中几乎没有任何主动权、话语权，而农业经济和农村社会一直都在低产出、高负担的恶性环境中艰难地发展，在这其中，人口的压力又处于一个绝对中心的位置。 2. 社会资源压力与内在发展动力的不足 在人口压力不断增大的条件下，农村社会的自然资源供应总量也已接近其潜在的最大值，在现有条件下，农村社会赖以发展的自然资源基础已出现瓶颈效应。从最基本的耕地资源和水资源来看，形势均不容乐观[ 6 ]。而在社会再发展资源（如金融资源、人力资源、科技资源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同样面临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从表1中可以看出，多年以来，年末实有耕地面积的绝对数量都是减少的，其中生态退耕所占比例最大。在以后的几十年里，一方面，要还对自然的“过度索取”之债，大力进行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工作，另一方面，城镇化建设也将有新的发展高峰，伴随着城镇化加速，相应的建设用地比重也会提高，这些都必然以牺牲耕地为代价，耕地形势将更为严峻。 表1 1998—2003年中国耕地面积变化[ 7 ] 单位：千公顷 年末实有 年内新增 年内减少 年内净减 年份 地区 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 建设占用 灾毁耕地 生态退耕 农业结构调整 耕地面积 1998 129, 1999 129, 2000 128, 1, 2001 127, 2002 125, 2, 1, 2003 123, 2, 2, 2, 在人力资源方面，表2列出了2003年农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的统计情况，同样能看到，对三农发展最具有长远价值的人力资源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局面。“三农”内部人力资源的积累与再生机制已经大大落后于经济发展所需，人力、科技资源的积累能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和阻碍。 表2 2003年农户家庭人口与劳动力情况[ 8 ] （每个农村居民户） 指标名称 单位 全国 东部 中部 西部 被调查户数 户 20283 家庭常住人口 人 农村人口 人 家庭劳动力 人 其中：农村劳动力 人 在农村劳动力中： 1.文盲、半文盲 人 2.小学文化程度 人 3.初中文化程度 人 4.高中文化程度 人 在农村劳动力中： 有专业技术职称人数 人 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人数 人 在家庭劳动力中： 1.从事农业家庭经营劳动力 人 2.从事非农业家庭经营劳动力 人 ……………… 全家劳动力外出从业时间 天 205 195 204 216 全家外出从业劳动力数 人 ……………… 注：…表示省略了部分内容。 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中有在外出务工，而专职从事农业经营的家庭劳动力只占。以北京市为例，2004年全市万外来农民工中，的人年龄在15岁至49岁之间。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的人数为万人，占全市农民工的比重为，其中初中文化程度的占。在全部农民工中男女比例相差较大，男性万人，女性万人[ 9 ]。可见，农村中最富有生产力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为城市的发展服务，在未来的几十年里，这一趋势会更为明显。这也就意味着，在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农村经济已经釜底抽薪，所投入的单位人力资本价值日趋降低。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农村家庭劳动力的负担比是，从事农业家庭经营的劳动力占农村人口的比例是，按现有的从事农业经营的劳动力数量并把的人口负担比计算进去，农村户均人口应为，与现有的相比，即使按现状计算，农村人口中完全属于冗余的人口比例也达到了，而这些人口的生存与发展并不能得到多少基于社会的外部给养。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人力资本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医疗卫生以及社会保障等基础性资源的缺失仍将限制农业人口的发展，即使农村人力资本的产出能够有很大突破，农村经济的弱质性也将阻碍其自身的受益能力，内在发展动力的缺失是三农问题的根本性障碍，任何投入都会像雨水一样迅速渗漏，发展资源的不足与发展动力的缺失将形成三农问题中一个长期的且互为因果的根本性矛盾。

去屎 热屎我了 就差中暑了

对三农问题的思考论文

在学习、工作生活中，大家都写过论文，肯定对各类论文都很熟悉吧，论文写作的过程是人们获得直接经验的过程。一篇什么样的论文才能称为优秀论文呢？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对三农问题的思考论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一、“三农”问题怎么了

“三农”是当今我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好“三农”问题，才能使我国经济正常发展。要解决好“三农”问题，弄清“三农”问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弄明白“三农”问题的关键,在解决“三农”问题的过程中，才能抓住重点,事半功倍。

“三农”是指农业、农村、农民，因为这三个名词或三种事物间都有一定的关系，或者是说它们前面都有一个“农”字，所以，人们把它合起来称为“三农”。但是,详细考虑一下，“三农”问题虽然相互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又不是属于一个大问题中的三个小问题,没有办法把它们合并在一起,它们又是各自独立的。

“三农”之所以成为“三农”问题，不是说它们现在的情况非常良好，而是说它们都存在着不能不重视和不得不尽快加以解决并且如果不重视和不尽快加以解决就会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的问题。“三农”问题到底已经怎么样了？有些人用一个判断词和一个形容词和它们分别组合在一起说:农业真危险、农村真穷、农民真苦,说明“三农”问题现在的境况,说明“三农”问题的严重程度。如果这种形容是贴切的话,解决“三农”问题对我们来说,确实已经是迫在眉睫和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但是，“三农”问题是怎样出现的昵？在三个问题中，是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各自单独出现昵，还是互为因果先后出现的昵？如果是前者，每一个“三农”问题中的重要问题或者是关键问题是什么昵T如果是后者,又是谁先影响了谁，关键的原因是什么昵？是农村真穷导致了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农业真危险导致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还是农民真苦导致了他们不想干农业,导致了农业危险和农村真穷昵？

二、农村在“三农”问题中是个不是问题的问题

农村为什么穷？是因为它是农村吗？是因为它是搞农业的人住的村子而穷了吗？详细分析起来,农村在农业和农民二者中，只是结果而不是原因。农村所以成为农村,是因为是农民住的村子，才叫做农村。农民所以成为农民,是因为他从事了农业生产。如果他们不从事农业生产,而是从事了商业,那他就只能是商人而不能是农民；或者他从事了工业生产，那就只能是工人,也不是农民。农村只是一个居住着什么性质的人的地方的名词，而它本身不对任何一个个人起限制作用，所以,我们不能说居住在农村的人都一定是真实地进行农业生产的农民。不但他们可以不进行农业生产，可以进行其他的工作（那样的话，他们就不是实际的农民，而是名不副实的农民，而且，还可以从农村走出去，到城市里去居住，成为城市市民。农村真穷，其实也只不过还是说农民真穷的。农民真苦,也可以说是农村真苦,但是,还是说农民苦的。再者,如果农民富起来了,农村自然也就不穷了。在事关经济的问题上,“农民”和“农村”说的是同一个问题，只不过是着眼点不同罢了。因此，“三农”问题之所以会成为“三农”问题,只不过是加了一个“农村”问题，以此概括地全面一点。但是,在实际上，却没有说出更多的问题，而只是说了两个问题，是农业问题和农民问题,而农村只不过是一个陪衬。农村问题,并非“三农”问题要说的主要问题，所以，“三农”问题就只是两个问题了，我们只用说农业问题与农民问题就可以了。

因此,上面假设第一个因果关系问题,是农村真穷导致了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假设，是不存在的,农村真穷不是导致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重要原因或者关键问题。

三、中国农业在正常发展着,不存在根本上的危险性

我们再来看农业。

“农业真危险”是不是农业生产本身的原因导致的昵？农业生产发展本身的因素有许多，比如土地的多少、科学技术的应用、生产工具的先进与落后，是不是有足够的就业者在进行农业生产等等其他的一些因素。但是,这四个方面是起着最关键或者最重要的作用。

说到土地，中国同其他国家比起来,不是绝对的多。但是,从改革开放以来的现实看,我国的土地可以基本供应我国人民生活和生产的需要，粮食生产基本上是安全的。1980年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之后,不但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经常面临卖粮难的问题。只要政策得当，结构合理,在不断发展中，粮食及其他农产品的自满自足是没有困难的。

说到科学技术，自从建国以后，在农业方面，发展也非常迅速，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一天比一天得到了更加广泛的应用，粮食亩产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种子得到了改良，化肥、农药、灭草剂等得到更加广泛的使用，粮食单产由解放初期的x、二百斤到五百斤，再由五百斤到一千斤，并且还在不断上升着。虽然，同发达国家比起来,还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发展的速度是不慢的,并且,还在迅速发展着。可以断定,在不久的将来,赶上发达国家是没有问题的。

我们再来看农业的生产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农业生产机器在农业生产中基本上代替了人力和畜力。拖拉机、收割机、水泵等在绝大部分地区成为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工具，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如果条件允许,一个农民驾驶着拖拉机或者收割机在一天8个小时的劳动中至少可以耕种50亩以上的土地或者收割50亩以上的庄稼。农业生产力还在飞速发展。

最后，我们来看有没有足够的劳动者在农业生产中就业。

建国以后，虽然我们准备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以农业为基础是我们的基本国策。后来,一度要求全民大搞农业,农业生产有着充足的劳动力。改革开放以后,农业人口的比例有所减少,但是还是相当多，占了总人口的2/3以上。农业生产中有着足够的劳动力。我们只是看农业生产这一个方面，这不能是“农业真危险”的原因，只要科学技术和农业生产力在发展，不管在已经只需要1个人就足以种植得非常好的500亩土地上有1个劳动者，有10个劳动者还是有100个劳动者，劳动者过多只能是劳动者的劳动繁重了与轻松了的差别,但不能产生土地效益的差别。如果有土地生产效益差别的话,也是微不足道的。至于农民本身所产生的问题，只能是在分析农民问题时的事情。

通过以上分析,在当前并没有农业危险的迹象。虽然,我们在以后的分析中，会看到农民真苦导致农民没有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甚至抛荒土地,但是，这种现象不是因为在农业生产上就业的人数不足，反而是因为在农业生产上就业的人数太多了。所以,不属于我们在这里研究的重要问题，而是要放到研究“农民真苦”的时候再研究。所以,农业生产本身是不存在“农业真危险”的基本原因。

至于农业与农村、农民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是存在的。农业怎么样了,就决定了农村和农民是怎么样了，这是一个正比例关系的问题。农业生产正常发展,决定了农村和农民的景象非常正常。所以,“农业真危险导致了农村真穷、农民真苦”的推论是不能成立的。

四、“农民真苦”是农民自身的问题

我们再来看农民。我们先从农民本身来研究。导致农民贫穷和富裕的`内在因素有哪些昵？有劳动对象也即耕地的多少与肥沃程度问题，有使用的生产力问题,有科学技术的问题,有农民的劳动生产素质问题。

我们先来看耕地问题。

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里，虽然因为荒芜和开垦能够减少和增加耕地的数量,但是，因为总土地面积有限,增加不是无限的。再加上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限制,就决定了即使能够无限量的开发,也只能是在满足需求的数量上，多余的土地就会自动退出耕地而荒芜。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农产品的数量剧增，产生了卖粮难的问题,在“退耕还林”之前，有一些劣等土地就退出了耕地而荒芜了。因此,耕地面积不是可以随意增加的。但是,这不影响农民的耕地多了，农民的收入就高经济就相对富裕;耕地少了，农民的收入就少经济就相对的贫困。耕地的肥沃程度也是如此。当前中国农民的耕地数量虽然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而不同，但是，在现有的农业生产力下，耕地同农民所使用的生产力比较起来，相差相当的远，因此,农民的收入虽然有着差别,但是,他们的农业生产收入同他们使用的生产力相比起来，差距非常大,只有1%-2%。所以,从整体来看,农民是非常穷的。

在农业生产力问题上，我们在上面已经有所分析。同科学技术一样,都在迅速地发展着。其实,科学技术的应用同样也是生产力的增加。生产力的增长,可以使农民在单位的耕地上和单位的劳动时间中增加效益。因而,生产力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应用，如果没有其他的原因起作用，我们就只能得出结论,农民也会富裕起来。所以,我们可以说,农民的贫穷与生产力有关,也与生产力无关。说与生产力有关,一是说在生产力的增长中，农民的生产活动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经济也有所变化;二是说生产力的增长还远远不够。说与生产力无关,是因为农民的收入同生产力的增长远远不成比例,农民没有得到应该得到的效果。

科学技术问题也是如此。但是,科学技术在另一方面也就是农民的劳动生产的素质问题。同样,从一般情况上说,农民的生产劳动素质越高,则农民收入越多、经济越富；反之,则农民收入越少、经济越穷。这只是一般情况,是说在耕地相当的情况下。在耕地太少的情况下,甚至还有可能减少农民的收入。在用人力畜力的情况下,农民有足以满足自己耕种的30余亩土地,有耕牛和简单的生产工具,农民耕种一亩地不投入任何资金可以收获粮食300斤,每斤按元计,有元x300斤=180元的收入。在使用拖拉机、收割机、优良种子、化肥、农药的情况下，因为农民只有3~5亩土地,没有办法用拖拉机与收割机等，只好请他人为自己耕种收割。所以,耕种一亩地需要耕种和收割费用60元,优良种子、化肥、农药等240元的情况下，可以收获800斤粮食，有元x800斤=480元的毛收入。如果减去投入部分，还有480元-60元-240元=180元，和过去的人力、畜力时的情况一样。但是，由于土地太少,在过去需要投入3~5天就可以耕种好一亩土地的情况下，现在就得用30天左右。所以,实际的效益减少了,农民就更加贫穷了,不得不靠为他人打工来维持生活。

这样看来,“农民真苦”与农业的关系不大,关键的问题是农民自身的问题。

五、农民自身的问题在于农民太多了农民自身的关键问题在什么地方？

在农民自身的内在因素里,有土地问题,有生产力问题,有科学技术问题,有农民的生产劳动的素质问题。现在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农民的收入过少而经济贫穷？

在前面,从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没有什么另外的原因，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农民的生产劳动素质都和农民的收入或者富裕程度是正比例关系,即，它们愈提高,农民的收入就愈提高,农民就愈经济富裕。现在就只有土地问题在这几个问题中起到了左右它们的作用。虽然说,土地数量多了，农民的收入就多,就富裕,但是,土地少了,不但使农民的收入少了，富裕程度减少了，而且也降低了生产力、科学技术、以及农民的生产劳动素质的效果，因而也抑制了这几个方面的发展,所以,土地问题又可以起相反的作用，因而,土地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简单地分析一下。因为土地太少,不但农民买拖拉机和收割机供自己生产不合算，而且也使拖拉机、收割机的工作效率降低了。在小块土地上耕种、收割回头多，机器空转多，行驶和操作都放慢了，特别是在地块之间的频繁移动,更是浪费时间与劳动力。在土地非常之少时,农民使用科学技术和提高自己的农业生产劳动素质都会形成收益小于投入,是不合算的。所以,土地数量问题在这里起了巨大的作用。

因此,要解决好“三农”问题,重要的是农民所能耕种的土地数量问题。

但是,我们在前面谈到土地问题时曾经说到，可以供农民耕种的土地的数量不但受到土地面积限制，而且也受到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限制。如果农民耕种的土地过多,农产品自己消费不了，而又没有足够的国际市场,不但会成为农民收入的障碍,而且，也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现在,美国给农业以大量的扶持和补贴,表面上是解决了就业问题,在实际上是美国经济的一个包袱。在中国,对农产品的需求基本上已经饱和，而全体农民的耕地距满足的数量相差很远。假定说我国能够满足全体农民的耕地需求，农产品过量供给将会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场灾难。

那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昵？

其实，解决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不是只有一种办法，而是根据不同的情况要有不同的办法。如果农民和土地都没有任何限制,可以自由缩减和膨胀,那么,如果土地多了，可以增加农民洳果农民多了，可以增加土地。这是可以自由选择的。如果在既定的生产力下,需要的农民一定,土地可以自由增加，那么,就只有增加土地;反之,如果土地x定，农民少了,就只有增加农民,农民多了，就只有减少农民。土地的多少是一个相对的量。100万亩土地怎么样？是多还是少？如果面对的是一个农民,就是绝对的多洳果面对1000万农民,就是绝对的少。在中国目前情况下，在现有土地上生产的农产品基本满足了需求,所以,即使真的需要增加和能够增加土地,也不会有多大余地。如果满足现有农民生产的需求,需要增加百倍上下土地数量。这样,不管从哪一个方面来讲,都是行不通的。所以,根据现实各方面的情况，不能说是土地太少了，只能说是农民太多了。所以,农民太多才是“三农”问题的关键问题。

六、农民太多致使农民贫困

中国直到现在还是一个小农国家。“三十亩地一犋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对过去的小农生产的形象写照。新中国在建立之后,就开始建立了东方红第一拖拉机厂。以后,农业机械厂、化肥厂、农药厂等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在大集体时代,如果说拖拉机、收割机的使用还不普遍、还不配套的话，那么,在改革开放30余年后的今天，拖拉机、收割机、优良种子、化肥、农药就已经普遍使用了，中国农业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生产。

或许有人说，我国90%以上的农户还没有自己的农业机器，所以，还不能说农业生产已实现机械化,他们所据有的生产力还是非常低的。

但是，由于中国农业生产的特殊情况,我们不能根据农户占有的农业机械的比重来断定农业的生产力。因为单个农民所有的土地太少,有农业机械的农民在自己土地上的使用率非常之低，这就使有农业机械的农民把为其他农户耕作作为主要任务，因而也使没有农业机械的农户都使用农业机器耕作。因而，除去条件恶劣,不适宜使用农业机器的地区，大部分可以使用的土地都使用了。农民自己没有,就雇用他人的农业机器使用。所以,可以说，中国农业的生产力是拖拉机耕种、收割机收割、用化肥施加肥料、用农药消灭害虫的生产力。

我们只假定,一个农民,开一台收割机一天可以收割50亩庄稼,开一台拖拉机,在一天也可以耕50亩土地。在10天收割500亩庄稼之后，再用10天时间,就可以把这500土地耕一遍。那么,剩下的10天时间可以作一些其他的工作,如平整土地、扒畦播种等。其他的事情如中耕、除草、灭害虫，甚而灌溉等等,可以用2~3个月时间。这样,每季耕种护理收割就是4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全部任务。一年两次种植，轮番作业,500亩土地，用8个月的劳动时间可以完成。

根据北方的情况,种一亩地,所需要种子在秋季种麦时要多一些,在夏季种秋时要少一些,平均每亩按25元算,两季需要50元左右。所施用的化肥每亩地每季需要一百多元,两季按250元。每季每亩使用农药,灭草齐等约为50元,两季共100元。这样,两季共需投入种子、化肥，农药等共计为50元+250元+100元=400元。我们再拿出80元予付浇地灌溉以及集体提留的开支。这样,一亩地在一年两季的耕作中共计投入480元左右。

在这样的生产力下，每亩地的收获就大大提高了。在南方,水稻高产,每亩每季可收水稻在1000斤以上。在北方,现在每亩收小麦也可达到1000斤左右。我们算的低一点,按每亩麦子收800斤计算。如果是大米,价格比较高，可以达到元以上。但我们不按大米算,按北方的小麦和玉米的价格计。在有些时候,玉米每斤的价格不低于小麦的价格。我们折中算,均按每斤元计,那么,每亩季可收获800斤粮食,这样,元x800=480元。

这样，我们在一年的耕作中怡好投入了一季收获的粮食的价值。剩下了一季收获的粮食为整整一年耕作的纯收入,正好也是元x800=480元。一个农民，一年的纯收入是480元x500=240000元=24万元。

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能贫穷吗？

但是,我国人均土地占有量在亩。在一般情况下，一个农户5口人，占有土地的总数就是亩x5=亩。这只是平均数。大多数地区只有一亩土地甚至只有5分土地。这样一个5口之家就只有5亩地或亩土地。如果每亩收入480元,这三类不同的5口之家的总收入，依次为3600元、2400元、1200元。

农民在收割、耕种时，x季得用1个月的时间。一年耕种、收割两季,就需要用去两个月的时间。这里,7亩和5亩土地没有多大差别。因为他们自己并不实际进行收割、耕种的操作，只是在进行查看庄稼成熟与否以及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等方面的事情,所需要的次数是相同的。但在实际上,这种劳动完全可以不要。在种500亩土地的农民那里,都是供应商直接送去的，并且由于数量大，所以价格也低。其余就是寻找、等待、侍侯有拖拉机、收割机的农民为自己耕种收割的非耕作空忙。农民用两个月的忙碌完成了请有农机的农民为自己一年两季的耕作。

有拖拉机、收割机的农民为他干了多长时间昵？如果我们按拖拉机每小时耕种5亩土地，收割机每小时收割5亩庄稼算，那么,给有亩土地的农民收割了小时时间的庄稼,耕种了小时时间的地,共3小时的时间，两季6小时;给有5亩土地的农民收割了1个小时时间,耕种了1个小时时间,共2个小时时间，两季4小时;给有亩土地的农民收割了个小时时间，耕种了个小时，共1个小时间,两季2小时。收割一亩小麦和耕一亩地都需30元至35元。我们按30元计,每亩一季需付出30元+30元=60元,一年两季，就要付出60元x2=120元。这样,有亩土地的农户得每年为耕种收割付出900元；有5亩土地的农户得每年为耕种收割付出600元；有亩土地的农户得每年为耕种收割付出300元。

农民耕种的土地太少，所以不能用卖粮的钱来付这笔费用，只有靠打工。在一般情况下,每月除去住宿吃饭能余下300元。如果按这样算，那么,900元就需要打工3个月，600元需要2个月，300元需要1个月。这样算起来,加上耕种收割所忙碌的2个月，种亩土地的农户用了2个月+3个月=5个月的劳动完成了一年两季的农业耕作任务，实际是用5个月劳动进行了6个小时的农业劳动；种5亩土地的农户用了2个月+2个月=4个月的劳动进行了一年两季的农业耕作，实际上是用4个月的劳动完成了4小时的农业劳动；而种亩土地的农户则是用2个月+1个月=3个月的劳动完成了2个小时的农耕劳动。这种劳动的实际效率是非常低的。可以说,只在1%左右。种亩土地的农户的劳动效率最高，收入是3600元+5个月=720元/月；种5亩土地的农户的劳动效率次之，是2400元+4个月=600元/月；而种亩土地的农户的劳动效率最低，是1200元+3个月=400元/月。从平均的角度来看,农民当前的实际收入只是他们使用的生产力应该得到的收入的1%左右。如果按全年普及,月收入则更少。不足人均亩土地的5口之家或者没有5口人的农民之家的收入就更加少了。这样,农民的生活就不能不贫苦。

由于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的实际收入太少，不足于顺利进行农业生产和满足自己的基本生活需要，所以不能不依靠出去打工取得收入来弥补不足部分;另x方面,打工的工资虽然比起在工业、商业、服务业等就业的非农业人口要低许多倍,但是，比起进行农业生产的收入要高得多,所以,有的农民就宁愿抛荒土地也要去打工。但是,不是因为农民文化和技术的缺失（而这个方面只能是一个次要的原因)，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刚刚进入城市并且是一个在城市中没有可靠的地方立足的人，他们必须尽快找到工作才可以在城市中生活下去（虽然说只是城市需要他们作为劳动的后备补充力量才能够暂时在城市中存在,如果不是如此,他们是不能在城市中立足的),所以,他们和用人者比起来就更加不对等，再加上他们的农业生产收入太少,工资的底线要求太低,这些条件决定了他们打工收入(工资非常低下。他们虽然收入不高,还得从中付出住房费（由于他们大量涌入城市,城市的房租也飞涨了、城市暂住费(名曰办暂住证成本费或者手续费）、交通花费等等，能够剩下的就更加少了。当然,他们也可以不去打工,而是搞养殖、搞手工业、搞多种经营、搞特产种植等等。一方面，虽然在这方面种类不少,但是，比起亿农民来说,就显得特别的少了。所以,竞争激烈,很难长久赢利而不亏损。在全体农民都只有3~5亩土地的情况下,就非常容易因为搞特产种植、多种经营激发粮食安全问题。另一方面，由于农民资金少,还有几亩土地必须照料,不能池有不敢的因素)专营,所以成本高、收入低。因此，虽然农民进城打工、搞养殖、搞手工业、搞多种经营、搞特产种植等在顺利的情况下，比不搞要好,但是,正是他们的这种“半抱琵琶半掩面”的不能专营的处境，使得他们的收入非常低下,他们非常贫穷。

农民有“业”吗？有。但是,他们的“业”太少了,不能满足他们劳动的需要。所以人们不把农民的劳动看作工作,看作职业，因而他们的劳动没有高低，没有区别,也没有人考虑他们的职称。因为“不”需要。农业是“业”吗？是也不是，闹不清楚。没有人把去进行农业生产看作就业,但是，还是把没有“业”可从的或者已经失去“从业”资格的人塞到农业上来，或者用以后的好工作、高收入作为筹码吸引人们暂时到农业生产中去。农民永远不会失业,尽管农业只是满足了农民1%左右的劳动需要。农业有科学吗洧。但是,是硬塞进去的,所以,它在不科学中旋转。特别是在农业中缺少了经济科学，使资金浪费了生命,难以变成生龙活虎的资本，因而也枉费了劳动,使劳动的效率非常低。农民就是在这样的几乎是冰冷的没有生气的一潭死水中拼命挣扎,争取生存的契机,越来越同现代化拉开了距离,被边缘化,成为本来不应该贫穷的贫穷人。

七、“三农”提法的不良后果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中国确实存在着“三农”但是,不存在什么“三农”问题。当然,如果我们细致地去考察,在“三农”中，不只是“农民”存在着贫穷问题,“农业”也存在着发展问题,或者说存在着赶上发达国家的农业现代化生产的问题;而“农村”昵,虽然贫穷可以说和“农民”的贫穷是统一的,但是,不是还存在诸如民主问题、社会和谐问题、文化教育问题、医疗卫生问题,优化环境问题等等问题吗？为什么说不存在“三农”问题昵？事实虽然如此,但是,我们认为，关于“农业”“农村”问题,是和其他许许多多方面的问题一样，不是应该提到重要地位必须下大力气作为非常重要的亟待解决问题。就象城市,难道我们不能总结出诸如城市建设、城市市民收入等等几个城市问题吗？但是，这些问题,是日常的需要解决的正常工作问题，不是国家发展的当前最为有重大影响的问题,所以,我们没有像提出“三农”问题那样提出“X城市”问题、“X文化”问题,“X工业”问题、“X服务业”问题、X等等其他问题。况且,在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知道,即使“农村”“农业”真正存在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也是“农民太穷”引起的。例如医疗问题吧,如果农民的收入和市民的收入一样,那么,问题还会有那么严重吗？虽然说,我们在医疗问题上需要尽可能多给农民以帮助,但是,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要解决根本问题只有提高农民收入一个办法。所以,“三农”问题归结起来只是一个问题,就是“农民太穷”的问题。其实,在我们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农民太穷”只是问题的表象,而不是问题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只是农民太多了。解决农民贫穷的办法有许多个,但是,我们的救济、反哺、免税、普惠等等只能或多或少地缓和一下农民的眼前困境,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解决农民和土地之间的关系问题才是最为根本的办法。

把“三农”和“三农”问题等同起来,就含糊了事物的本来面目。使人们难以分清主次不能抓住重点,而把人们的认识约定到邪路上去。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用错力量,因而不是事半功倍而是事倍功半。“三农”问题的提法使人们紧紧地把农民、农村、农业结合在一起,难以使农民脱离农业、农村的约束。如果我们只是提出“农民”问题,就非常容易看到是农民的经济贫穷问题,就非常容易看到农民太多了,就会把解决农民太多的问题放在第一位，从而抓住问题的要害,把主要力量放在问题的要害上,就能事半功倍而不是事倍功半,从而加速了解决“三农”问题的进程。

提出“三农”问题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是对“农民”问题的初步认识。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对“三农”问题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以更加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