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审计案例研究论文

给你一篇完好的论文,按上面的结构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修改吧会计毕业论文：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法律责任研究 [摘要]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日益成为证券市场各方面关注的热点问题，鉴于界定有关各方法律责任对治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本文拟分别公司及管理当局，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以及其他法律主体，剖析应如何认定其法律责任以及应由何者来认定，并分析了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的优劣，提出了有关的政策建议。最后简要探讨了对财务报告粉饰可能采取的法律制裁措施。 [关键词]财务报告粉饰 法律责任 法律 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是一种公共产品，使用者为数众多，包括政府部门、大量的投资者等。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将可能产生严重的经济后果，进而引发诸多法律责任问题。近年来，这一问题呈愈演愈烈之势。以1998年为例，该年因财务报告粉饰，投资者先后状告山东渤海公司和红光实业公司；琼民源公司董事长及财务主管“开创”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承担刑事责任的“先河”；东方锅炉公司的前任董事长、总经理亦受到刑事制裁。这些案例昭示着研究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的法律责任问题已经非常迫切了。本文拟不揣冒昧，对此作一粗浅的探讨。 一、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法律责任的认定及认定机构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涉及的法律主体除上市公司及管理当局外，还可能包括为其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为其进行资产评估的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等机构和人员。 (一)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当局法律责任的认定及认定机构 我国《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明确规定上市公司及其管理当局要对提供虚假财务报告承担法律责任。然而如何认定虚假财务报告以及由谁来认定，却没有明确规定。 首先，判断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虚假的标准不统一。对于虚假财务报告的判断标准，在会计专业人士看来，通常以会计准则为依据，即只要符合会计准则，不管财务报告所反映的内容与事实是否有出入，都不能认定为虚假财务报告；非会计专业人士对虚假财务报告的认定则比较直观，即只要财务报告所反映的内容与事实有所出入，就认定其是虚假的。显然，这两种认定标准存在重大差异，会计专业人士强调的是会计的过程，非会计专业人士强调的是会计结果。然而，从各自的角度看又都有道理。这种分歧势必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的困难。为此，一方面应该加强对会计准则的宣传，让社会各界增加了解;另一方面，在制定会计准则时，必须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尽量缩小会计专业人士与非专业人士的认识差距，便会计准则真正具有公认性，真正成为“公认会计准则”，只有这样，依据会计准则来认定虚假财务报告才可能被社会各界所接受。 第二，如何认定虚假财务报告产生的原因，是故意还是过失，是一般过失还是重大过失，也是追究公司及其管理当局法律责任必须慎重考虑的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公司管理当局对故意、一般过失、重大过失三种情况所承担的法律责任是不同的。但有关法规没有对此做出具体规定。这必然给实际认定工作造成困难，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在某些情况下，是很难在故意与过失，尤其在一般过失与重大过失之间作出明确区分的。为便于准确认定法律责任，必须提供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认定指南。 第三，有关法规对虚假财务报告应由谁负责判定留有空白。这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财政部门、证券监管部门、审计部门均在各自业务范围内对虚假财务报告进行认定的混乱现象，这对治理财务报告粉饰问题是很不利的。在虚假财务报告的判定机构上，应该予以适当统一。 (二)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认定及认定机构 上市公司粉饰财务报告时，为其出具审计报告的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应否承担法律责任呢?按有关法规规定，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是出具了虚假审计报告，但是，何为虚假的审计报告?如何认定虚假的审计报告?虚假审计报告由谁来进行认定呢?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的澄清。 1．虚假审计报告的认定 首先分析一下会计界是如何认定虚假审计报告的。按照《注册会计师法》第21条的规定，判断虚假审计报告的关键在于是否遵循了有关执业准则。该法第35条规定: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依法拟订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依据这一规定制定了独立审计准则。《独立审计基本准则》第8和9条以及《审计报告准则》的有关规定表明:会计界对审计报告的真实与虚假是从审计过程的角度来进行认定的。这一点在《错误与舞弊准则》第7条中体现得最为明显，它规定:由于审计测试及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制度的固有限制，注册会计师依照独立审计准则进行审计，并不能保证发现所有的错误与舞弊。由于现代审计本身的特点，以及抽样审计及制度基础审计或风险导向审计的运用，使得注册会计师即使恪守审计准则，也不能保证发现公司所编制财务报告中的虚假或隐瞒之处，从而可能导致其出具的审计报告与事实不符。从重要性原则来看，即使财务报告有失实之处，如果不重要，也不影响审计意见。 然而在非会计专业人士眼中，尤其在司法实践中，对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包括虚假验资报告、审计报告等)的会计师事务所或直接责任人员处罚时，应如何认定证明文件属虚假文件，常常引起争议。这些法律规定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很难断定其重视的是过程的真实还是结果的真实。一些法律界人士将其解释为结果的真实。例如法律专家刘燕认为：“这些条款充分揭示立法者在使用‘虚假报告’等概念时所希望表达的意思，即‘虚假报告’是指。‘内容不真实的报告’。因此，法律上关于‘'注册会计师出具虚假验资报告’中的‘虚假’一词，应该是指验资报告的内容和结论与出资人实际的出资情况不相符。”她是从验资报告来论述这一命题的，因为审计报告与验资报告是类似的，其论述应同样适用于审计报告。她还更进一步阐明：“在法律界以及公众看来，如果说只要注册会计师的工作满足了审计准则的。真实性'要求，就不能认为其工作的结果是‘虚假’的，其逻辑是很荒唐的。”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分歧的实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注册会计师职业执业状况与社会公众对注册会计师的期望存在较大差距。二是现行的独立审计准则尚不是“一般公认审计准则”，缺乏足够的权威性。为了注册会计师行业的生存和满足社会公众的需要，注册会计师行业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来逐步缩小期望差距，其关键在于使独立审计准则成为“一般公认审计准则”。 2．虚假审计报告产生原因的认定 有关法规也末对虚假审计报告产生原因做出详细的规定。我们不妨借助国外的经验来对此进行详细分析。在国外的司法实践申产生虚假审计报告的原因可分为三类，即过失、重大过失、欺诈。 评价注册会计师的过失，是以其他合格注册会计师在相同条件下可做到的谨慎为标准的。当过失给他人造成损害时，注册会计师应负过失责任。通常将过失按其程度不同分为普通过失和重大过失，普通过失(ordinary negligence)是指注册会计师没有完全遵循专业准则的要求；重大过失（gross negligence)则是指注册会计师没有按专业准则的主要要求执行审计。首先，如果上市公司财务报告中存在重大错报事项，注册会计师运用标准审计程序通常应予发现，因工作疏忽未能将重大错报事项查出来，就很可能在法律诉讼中被解释为重大过失。其次，注册会计师对公司财务报告项目的证实审计是以其内部控制结构的研究与评价为基础的。如果内部控制结构不太健全，注册会计师应当扩大抽样范围，这样，一般都能揭示出由此产生的错报，否则，就具有重大过失的性质。如果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本身非常健全，但由于职工串通舞弊，导致内部控制制度失效，由于注册会计师查出这种错报事项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因而法院一般会认为注册会计师对此没有过失或只具有普通过失。 对于注册会计师而言，欺诈就是为了达到欺他人的目的，明知公司的财务报告有重大错报，却加以虚伪的陈述，例如出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作案具有不良动机是欺诈的重要特征，也是欺诈与普通过失和重大过失的主要区别之一。与欺诈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推定欺诈”(constructive fraud)，是指虽无故意欺诈或坑害他人的动机，但却存在极端或异常的过失。推定欺诈和重大过失这两个概念的界限往往很难划定，美国许多法院将注册会计师的重大过失解释为推定欺诈，特别是近年来有些法院放宽了“欺诈”一词的范围，使得推定欺诈和欺诈在法律上成为等效的概念。这样，具有重大过失的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就进一步加大了。 3．虚假审计报告的认定机构 在实际工作中，对虚假审计报告的认定机构也包括多个部门，这种状况必然带来了一些混乱，从而对治理财务报告粉饰问题造成不利影响，应予以适当统一。 (三)其他法律主体法律责任的认定及认定机构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的法律责任还可能涉及其他法律主体，如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等。对他们的法律责任如何认定以及由谁来进行认定，亦是解决财务报告粉饰中有关法律问题的重要方面。 对于资产评估人员，根据《资产评估管理办法》其承担法律责任的前提是“作弊或者玩忽职守，致使资产评估结果失实”。其他有关法规也作了类似的规定。然而，何为资产评估结果失实呢?在原来的资产评估管理体制下，资产评估机构提供的资产评估结果需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加以确认，通常不大可能发生失实的资产评估结果。但在资产评估管理体制改革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不再确认资产评估结果，仅确认资产评估确认方法；与此同时，陆续出现了非国有上市公司收购非国有资产等所进行的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无关的资产评估。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就可能发生失实的资产评估结果。 由于资产评估这项工作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即使两家水平相当、非常注重质量的资产评估机构对同一项资产进行评估 ，也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换言之，要想认定一项资产评估结果失实，从技术的角度看非常困难。或许正因如此，实务中才会出现“公司上市前的资产评估是‘财务包装’的一项重要内容”，上市公司利用资产评估——进行“利润包装”的案例也才会屡见不鲜。至于资产评估结果失实的认定机构，有关法规也没有给出明确的规定。由此，我们认为应该重新审视有关法规，采取某种类似"釜底抽薪"的做法。例如，在公司改组上市时，严禁按照资产评估结果调账。 二、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法律责任的种类 (一)现行规定描述 1．上市公司及管理当局承担法律责任的种类 现行的许多法规，包括《刑法》、《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会计法》等都对上市公司及管理当局因粉饰财务报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做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具有如下特征： (1)相关法规的规定间存在着一定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具体如下表所示)：一是对公司本身要不要进行处罚，有的法规做出了规定，有的没有；二是这些法规对直接负责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给予哪些处罚的规定不尽相同；三是这些法规对罚款数额的规定不一致。显然，这种状况下，在具体对某一公司或某人进行处罚时，到底依据哪一个法规便成为一个大问题。为此，应尽快统一相关法规的规定。(2)有关法规对公司管理当局因粉饰财务报告应否承担民事责任，或是没有规定，或是仅仅作了原则性规定。例如《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对此仅作了原则性规定《证券法》则末作规定。也许这是要我们援引《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但《民法通则》第106条也只是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一规定本身亦十分原则。 2．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承担法律责任的种类 会计师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因出具虚假审计报告应该承担的法律责任同样包括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刑法》《公司法》《证券法》以及《注册会计师法》等法规均对此作了规定。 根据这些规定，会计师事务所因提供虚假审计报告所受到的处罚可能包括:(1)行政责任，即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暂停全部或部分经营业务、吊销有关执业许可证、撤销事务所等。(2)民事责任，即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注册会计师因出具虚假审计报告而可能受到的处罚包括:(1)行政责任，即警告、没收非法所得、罚款、暂停执行全部或部分业务、吊销有关执业许可证、吊销注册会计师资格证书等。(2)刑事责任，即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3．其他法律责任主体承担法律责任的种类 其他法律责任主体在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问题上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也分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三类，我们不再加以详述。 (二)行政责任 由以上叙述可见，因财务报告粉饰问题而受到行政处分是当前追究法律责任的主要形式。并且，行政处分的形式也多种多样。然而，行政处分真的那么有效吗?对行政处分作简单的分析后，我们就会发现其不少弊端。 首先，行政处分的威慑作用不够。警告处分不疼不痒，因为警告是建立在人们十分珍惜荣誉的基础上，但在实际工作中，许多人不以受到警告处分为耻;撤职或开除处分，由于上市公司等通常没有主管部门，其管理当局无所谓来自主管部门的撤职、处分，只可能受到来自证券监管部门的处分，对许多人来说，这并不能形成一种威慑力，因为在实际工作中，这种处分往往演变成调离原工作岗位，或许还有可能得到提升；没收违法所得的处分是理所当然的，但要知道，查到的违法收人在实际违法收人中所占的比重往往不是很高，对一些人来说，也许还是“有利可图”的；罚款处分时，为数不多的罚款也不能形成威慑力，因为这点罚款往往早在、或以后会在其他事项中得到补偿；吊销资格证书的处分理应具有较高的威力，但在实际中没有资格证书的可以从前台走同后台，工作照样千，薪酬福利照样拿。由此看来，行政处分的威力并没有立法者所想象的那么大。 其次从行政处分的时效性来看。《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两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这在客观上给行政处罚的运用造成了很木的限制，不少人也因此萌发了侥幸之心。 从上述分析知，行政责任虽然是追究财务报告粉饰法律主体法律责任的一种重要形式，但由于其存在上述弊端，我们不应对其过于看重。 (三)刑事责任 尽管相关法规中己经明确规定了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问题上相关法律主体的刑事责任，可遗憾的是： 第一，因粉饰财务报告被处以刑事责任的案例并不多见，就是被处以刑事处罚，处罚也不是十分严厉。就拿轰动一时的琼民源案来说，最后判决的结果是两人分别被处以两年和三年徒刑，与该案件本身的恶劣程度相比，严厉与否不言自明。导致这一情况的根本原因何在?一来可能与我国这种只有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才定罪量刑的刑事制度有关，许多案件难以寻找到确凿的证据;二来可能与财务报告粉饰问题较为严重，以至法不责众有关。然而，“规定了刑事处罚，执行时不得不稀稀拉拉，这就象狗光叫不咬人，久而久之，人们就不把它当作回事了。” 第二，对某些人来说，刑事责任并不会让其“望而却步”。对他们来说，“如果通过内幕交易等非法行动能够狠狠‘发它一笔’，坐两三年牢快活后半生，也是值得考虑的买卖。” 第三，对法人犯罪，刑事责任无用武之地。纵然法人犯罪，可以追究法人代表和有关人员的刑事责任，但这可能无法对法人犯罪形成威慑力。追究某些个人的刑事责任，则有可能出现“替死鬼”的现象。 以上的分析表明，针对当前状况和刑事责任本身的特点，一方面需要加强刑事处罚的力度；另一方面，在追究有关法律责任主体法律责任时，也需要考虑刑事处罚效力的局限性。 (四)民事责任 现有法规就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相关法律责任所体现出的重视行政及刑事的法律处罚，轻视民事法律调节的倾向，与市场经济是不相适应的。因为"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各经济主体之间具有自主性和平等性并且承认其各自物质利益基础之上的，而各经济主体之间的矛盾绝大部分又都属于民事责任的范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民事法律来规范、引导、制约、保障各主体的经济利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民事赔偿具有调动有关利害关系人起诉的积极性，提高对财务报告粉饰者的威慑力等方面的优势。大量的案件告诉我们，多数刑事案件的受害者没有报案的积极性，但对于民事案件，如果受害者知道惩罚侵害者可望得到赔偿，他们就有了举报违法行为、协助政府部门调查以及起诉的积极性。“这不但是较低成本的执法行动，而且通过提高违规者被发现和处罚的可能性，大大提高制裁的威慑效果。”同鉴于此，应尽快建立健全民事赔偿制度，充分发挥民事赔偿制度的作用。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要充分发挥民事赔偿制度的作用，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要建立“信赖假定制度”。在一投资者起诉红光实业案中，法院以原告无法证明其损失与被告虚假陈述的因果关系为由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显然，在民事诉讼中，我们不希望这种情况经常出现。但要证明损失与虚假陈述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建议引入国外的“信赖假定制度”，即假定原告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已经信赖了被告提供的虚假陈述。 第二，要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由于个别投资者的利益有限，他们往往不愿意去起诉大公司、大机构。原因是告倒大公司、大机构费时费力，告倒它们的难度大。这一问题不解决，势必难以充分发挥民事赔偿制度的作用。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以发挥集团诉讼的作用。 第三，要对民事赔偿金额的确定方式做出详细的规定，这既是起诉人在起诉时需要了解的，也是实施民事赔偿制度的关健。但迄今为止，如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应赔偿哪些经济损失，在法律上还是一个非常模糊的问题。 (五)法律责任的分担 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中可能涉及的法律主体很多，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进行法律责任的分担便显得十分重要。就刑事责任而言，《刑法》第25条到29条已经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然而。就民事责任来说，如何确定有关法律主体的民事赔偿责任则是十分棘手的问题。本文结合红光实业案来剖析这一问题。该案中被告除了红光实业原董事外，还包括为红光实业上市提供服务的主承销商、财务顾问、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上市推荐人的法人代表和负责人。假定原告胜诉，那么，有关各方如何承担赔偿责任呢? 首先，我们来分析有关各方的归责原则。就发行人红光实业来说，我国《证券法》规定了发行人的无过失责任。只要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发行人就要承担赔偿责任。因此，红光实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在所难免。但原告并没有起诉红光实业。 对发行人的董事、监事、经理，根据《证券法》的规定，仅是“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负有连带赔偿责任，这里实行的是推定过错责任。同样，根据《证券法》的规定，主承销商与发行人一样承担无过错责任，主承销商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负有推定过错责任。对于其他法律责任主体而言，《证券法》规定：“为证券的发行、上市或者证券交易活动出具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就其所负责的内容弄虚作假的，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此规定，我们只能理解为这些机构承担的也是推定过错责任。 对于法律责任的分担问题，若任何一项法规均末予以规定，其结果往往是引用“深口袋理论”(Deep Pockets Theory)，即采取谁最有能力承担经济赔偿责任就由谁来承担的原则。这种分担方式使得法律责任转移到有经济能力承担的一方，由此将导致过失与法律责任的不相匹配，同时又怂恿了那些没有经济能力者去粉饰财务报告。在这一间题上，建议借鉴美国《私有证券诉讼改革法令》中的做法，即根据被告错误程度承担相应比例的赔偿责任。 三、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法律责任的确定性与严厉程度 面对愈演愈烈的财务报告粉饰问题，我们必须做好一件事:强化有关的法律制裁。从犯罪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决定制裁的威慑效果取决于两个变量——法律责任的确定性程度和法律责任的严厉程度。法律责任愈严厉，承担法律责任的可能性愈大，威慑效果就愈强，反之就愈差。因而，制裁的威慑效果取决于这两个变量的最佳组合。要提高威慑效果，就必须提高法律责任的确定性程度或严厉程度，或者同时提高这二者。应该说，在我国目前情况下，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粉饰问题的严重性与财务报告粉饰法律责任的威慑效果低下有着极大的关系。因此，要解决这一间题，就必须设法提高财务报告粉饰法律责任的威慑效果，而其具体措施只能是在提高法律责任的确定性程度与严厉程度两个方面想办法。 就提高法律责任的严厉程度来讲，加强行政处罚和充分利用民事赔偿制度是理所应当之举。诚如前述，某些行政处罚本身的威慑效果十分有限，但我们可以从其他方面予以弥补，例如提高罚款的金额等。对于民事赔偿，这一方面更是大有空间的。 在现阶段，仅仅通过提高法律责任的严厉程度难以有效地治理财务报告粉饰问题，我们还应在提高法律责任的确定性程度上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对于提高法律责任的确定程度，需要采用这样两项举措:一是在相关法律上充分明确有关法律主体法律责任的认定问题；二是改革现行的司法制度，让应承担法律责任者确实受到应有的处罚。

要：本文利用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年和2008年两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内部控制与审计费用之间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有助于降低审计费用，但这种关系仅在审计质量较低（非四大审计）的情况下成立，而在审计质量较高（四大审计）的情况下明显减弱，这说明审计质量对内部控制与审计费用二者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还发现，过度竞争是导致国内所审计质量较低的重要原因。为提高国内所的审计质量，建议尽快培育寡占型的审计市场。关键词：内部控制审计质量审计费用一、引言2001年12月24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6号---支付会计师事务所报酬及其披露》，明确要求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中将支付给会计师事务所的报酬（审计费用）予以披露，这为与审计费用相关的研究提供了数据来源，使关于审计费用方面的实证研究成为可能。我国关于审计费用方面的已有研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直接研究审计费用的影响因素，另一类则分别研究公司治理、盈余管理、审计师变更、客户风险以及会计师事务所特征对审计费用的影响。对于到底哪些因素会影响审计费用，已有的研究已经足够，即使再运用不同的样本得出相同的结论也没有实质性的意义，因此，应深入研究某一因素对审计费用的影响。而国内鲜有研究考察内部控制与审计费用的关系，本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7年和2008年两年的经验数据，以研究审计质量对二者关系的影响。二、文献回顾（一）国外文献公司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需求来自于经理人员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及代理成本（Healy和Palepu，2001）。财务报告使用者认为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能促进公司完善内部控制系统，加强对内部控制系统的监督，为投资者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Hermanson，2000）。由于管理层和公司有责任保证信息披露的真实性，而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往往含有内部控制有效性的陈述，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增加了管理层和公司的法律责任，但可以向外部使用者发送信号，使本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与其他公司区别开来。公司规模越大、净利润增长越快、销售增长越慢、审计委员越勤勉、机构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可能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Bronson，2006）。根据信号传递理论，高质量公司的管理层有动机将公司高品质的信号（如较好的业绩、较好的内控及风险防范信息）及时传递给投资者，并采用如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等策略增加信息披露的可信度，以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最终使公司股价上涨。（二）国内文献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公司，越可能基于信号传递的目的披露由审计师提供的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林斌、饶静，2009）。在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披露过程中，存在明显的“报喜不报忧”的披露管理行为，凡是公司董事会承认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司，均未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凡是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公司，其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均认可了董事会的自我评价报告。这些都表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公司，越有可能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林斌、饶静，2009）。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信息的披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内部控制质量的高低（杨德明，2009）。纵观以上国内外已有的研究，他们一致认为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往往意味着公司实际的内部控制质量较高。因此，本文以是否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代表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高低，将内部控制变量设计为二元哑变量，披露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取1，未披露的取0。三、研究设计（一）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理论上质量较低的内部控制从两个方面导致较高的审计费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时审计师需要增加审计投入，包括测试和改变审计程序；合伙人花费时间与客户管理层讨论；花费精力决定一项内控缺陷应划分为重大缺陷还是重要缺陷，因此审计师会收取更高的审计费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时，内部控制风险较大，这往往意味着公司整体风险水平较高，从而审计业务的诉讼风险也较高，审计师会因此加收一部分风险溢价（Raghunandan和Rama，2006；Hogan和Wilkins，2008）。公司存在的内部控制问题越严重，审计费用增加得越多。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假设：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审计费用越低由于近些年国内发生了一系列审计失败的案例，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对审计行业的监管。因此，在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情况下，审计师面临较高的审计风险，这时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在执业过程中比较谨慎，不会减少审计程序和实质性测试范围，审计时间花费较多，因而审计费用较高；在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情况下，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较低，因而有减少审计程序和实质性测试范围从而降低审计费用的动机。而国际四大长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享有较高的声誉，这为其创造了声誉溢价。因此，国际四大十分注重维护长期以来在审计市场上树立的良好形象，另外，国际四大在国内审计市场中面临的竞争激烈程度远低于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因而更加注重控制和防范审计风险，即使当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时也不会减少审计程序和实质性测试范围，仍然会严格按照审计准则和相应的工作规范去执行审计业务。因此，审计质量对内部控制与审计费用之间的关系会产生显著性影响。（二）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本文关于上市公司是否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控股子公司数量、公司所在区域的数据均来自于上市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而年度报告主要来自巨潮资讯网，在巨潮资讯网找不到的年度报告则来自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余数据从国泰安数据库获取。本文以2007年和2008年两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在此基础上，删除了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以及两年内有任何一年未披露或未区分支付给境内和境外事务所审计费用的上市公司，最后剩余1749个样本数据。（三）模型建立及变量定义本文通过构建以下模型来检验假设：InFee= 1Control+ 2Control*Big4+ 3InAsset+ 4ROA+ 5inventory+ 6receivable+ 7Subcom+ 8year+ 9D1+ 10D2+ 11D3+ 12D4+迥P椭杏泄乇淞慷ㄒ寮ū 1）。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上市公司的规模越大，其经济业务和会计事项也越多，其固有风险和控制风险的水平也可能越高，相应地注册会计师就需要扩大审计测试的范围，增加审计时间；同时，注册会计师所面临的审计调整事项也越多，因此，上市公司的规模越大，审计费用也就越高（伍丽娜，2003）。经济业务复杂程度越高，审计费用也越高，一般将控股子公司数量作为经济业务复杂程度的替代变量，它与审计费用显著正相关（朱小平、余谦，2004）。客户经营风险越大，审计师所承担的诉讼风险就高，因而审计费用也越高，应收账款及存货占总资产的比例、总资产收益率可作为审计师风险的替代变量，应收账款及存货占总资产的比例与审计费用正相关。会计师事务所规模越大，品牌越好，其所具有的敬业精神、专业素质和职业声誉也越高，其审计质量也越高，随之而来的审计费用也越高，因此，国际“四大”收取的审计费用相对更高。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地区的物价水平较不发达地区高，因此按物价水平制定的审计费用标准同样是经济发达地区高于不发达地区。为了研究地区因素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本文利用卢遵华等的研究结论将全国各地区分为五类:（1）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2）福建、江苏、山东、辽宁；（3）黑龙江、吉林、新疆、海南、湖北、河北；（4）安徽、四川、广西、重庆、湖南、江西、内蒙、河南、山西、云南、西藏；（5）贵州、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因此，本文选择InAsse（t公司规模），ROA、inventory、receivable（审计师风险），Subcom（经济业务复杂程度），yea（r年度变量），D1、D2、D3、D4（地区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四、实证结果分析（一）描述性统计从（表2）来看，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披露有待进一步加强。如Control均值为，这反映了仅有17%的上市公司披露了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绝大部分上市公司不愿意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统计中还发现与林斌、饶静一致的结论，上市公司在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时，存在着明显的“报喜不报忧”的披露管理行为。这体现在：凡是公司董事会承认内部控制存在重大缺陷的公司，均未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凡是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公司，其内部控制鉴证报告均认可了董事会的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在2007年和2008年两年的样本数据中，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差别较大，ROA最大的是ST炎黄，在2008年达到，最小的是ST丹化，在2007年是。存货和应收账款占总资产的比例在各上市公司中差异也非常大，存货占总资产比例最大的是荣盛发展，在2007年达到，而有35家公司的存货几乎为0，通过查找他们的年报发现，这些公司要么是电力、交通、软件等行业的企业，由于行业本身性质而使得拥有的存货几乎为0；要么是因为公司正处于重组、停产状态，较长时间没有生产经营活动。应收账款占总资产比例在各上市公司中差异也非常大，样本最大值为中江地产的94%，而有29个样本公司在该比例上为0，其原因也是这些公司大部分处于停产或重组状态，较长时间没有生产经营活动，其余公司则是因为发生大规模的资产置换，将应收账款较多的资产置换出去了，或是将应收账款全部转让给专门的应收账款催收公司。控股子公司数量最多的是保利地产，拥有66家控股子公司，而有68个样本公司没有任何控股子公司。由四大提供审计服务的公司占样本总数的5%，虽然这一比例较低，但四大审计服务的对象基本上为资产规模非常大的客户。有37%的样本公司注册地在上海、北京、天津、广东、浙江五个省、直辖市，18%分布在福建、江苏、山东、辽宁四省，12%分布在黑龙江、吉林、新疆、海南、湖北、河北，23%分布在安徽、四川、广西、重庆、湖南、江西、内蒙、河南、山西、云南、西藏，其余10%则分布于贵州、青海、甘肃、宁夏、陕西。（表3）是主要变量相关系数矩阵。从（表3）来看，模型解释变量与各个控制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不超过，说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二）回归分析（表4）给出了模型的回归结果。从（表4）来看，内部控制与审计费用存在一定的负相关关系，而审计质量（Big4）对内部控制与审计费用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产生了显著性影响。在审计质量较低的情况下（非四大审计），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相应的审计费用越低（内部控制的系数 1显著为负）；在审计质量较高的情况下（四大审计），内部控制与审计费用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明显减弱（交叉项系数 2显著为正）。这说明审计质量对内部控制与审计费用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产生了显著性影响，随着审计质量的提高，内部控制与审计费用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被弱化。从理论上分析，目前我国审计市场竞争激烈，尤其是对于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来说更是如此。所以，国内会计师事务所都希望通过降低审计费用来赢得客户，这主要通过减少审计程序和实质性测试范围来实现。由于近年来国内发生了一系列审计失败的案例，如中天勤审计失败案，这又使得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比较注重控制审计风险。因此，在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情况下，审计师面临较高的审计风险，这时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在执业过程中比较谨慎，不会减少审计程序和实质性测试范围，因而审计费用较高；在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情况下，审计师面临的审计风险较低，因而有减少审计程序和实质性测试范围从而降低审计费用的动机。而国际四大长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享有较高的声誉，其提供的审计服务被认为是高质量审计服务的象征，良好的声誉为其创造了声誉溢价。因此，国际四大十分注重维护长期以来在审计市场上树立的良好形象，另外，国际四大在国内审计市场中面临的竞争激烈程度远低于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因而非常注重控制和防范审计风险，即使当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时也不会减少审计程序和实质性测试范围，仍然会严格按照审计准则和相应的工作规范执业。目前，国内一些研究（刘峰、周福源，2007）并不认为国际四大能提供相对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认为合资和外资事务所在中国可能有降低审计质量的倾向（原红旗、李海建，2003）。而本文的回归结果恰恰说明，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在被审计单位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时有减少审计程序和实质性测试范围的倾向，但并没有发现国际四大存在这种倾向。可以说，国际四大相对于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来讲提供了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五、结论本文利用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2007年和2008年两年的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揭示了内部控制与审计费用二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有助于减少会计师事务所收取的审计费用，但审计质量对二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有显著性影响。审计质量越高，内部控制与审计费用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越弱。验证了国际四大相对国内会计师事务所提供更高质量的审计服务，而国内审计市场的过度竞争是造成国内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质量较低的重要原因。为了进一步发展和繁荣我国审计事业，提高国内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质量，就必须解决国内审计市场过度竞争的问题。由此，本文建议我国应尽快培育寡占型的审计市场，减少会计师事务所的数量，避免过度竞争。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本文的局限性，由于国泰安数据库中很多上市公司年度审计费用数据缺失，导致这部分样本数据被排除，这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本文结论的信服力。参考文献：［1］林斌、饶静：《上市公司为什么自愿披露内部控制鉴证报告？》，《会计研究》2009年第2期。［2］朱小平、余谦：《我国审计收费影响因素之实证分析》，《中国会计评论》2004年第2期。［3］刘峰、周福源：《国际四大意味着高审计质量吗》，《会计研究》2007年第3期。［4］Healy，.，and Palepu，Information Asymmetry，Corporate Disclosure，and the Capital Markets:A Review of the EmpiricalDisclosure Literature，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01.［5］Hermanson，Heather M.，An Analysis ofthe Demand for Reportingon Internal Control，AccountingHorizons，2000.［6］Bronson，Scott N.，Joseph ，and Kannan Raghunandan，Firm Characteristics and Voluntary Management Reports onInternal Control，Auditing:A Journal of Practical&Theory，2006.［7］Raghunandan， Dasaratha ，SOX Section 404 Material Weakness Disclosure and Audit Fees，Auditing:A Journal ofPractical&Theory，2006.［8］Hogan，Chris E.，and Michael ，Evidence on the Audit Risk Model:Do Auditors Increase Audit Fees in the Presence of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08.【文献出处】：《财会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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