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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高职院校政治思想 教育 的核心课程。提高教学实效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建设的重要问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大学思修课程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提升公民道德素质的路径选择》

摘要： 报告 中，明确提出“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要求，指出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公民道德素质的高低显示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关乎着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提升公民道德素质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前提，在此，笔者以公共交通为视角，从规范道德体系、利用车载媒体、营造积极社会舆论、奖惩并行和树立身边典范五个方面来谈提升公民道德素质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道德素质;媒体;舆论;奖惩;典范

胡锦涛同志讲过：“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由此可见，公民道德素质是社会生活不可缺失的重要部分。然而在物质文明稳步上升的阶段，道德却出现了滑坡，一再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问题，在此，笔者将以公共交通为视角，探讨如何有效提升公民的道德素质。

一、建立健全公共交通道德体系，引导人们以“德”参与其中

在新形势下建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相协调的社会主义公共交通道德体系是一项重大而必要的任务。提升公民公共交通道德素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建立健全与现代文明所

提倡的、与公共交通要求相符的道德规范体系。该体系一经确立实施，便可以向公民提供正确的、积极的引导，确保公民在公共交通生活中“有法可依”。制定切实可行的具体行为准则，其目的是为了将公共交通生活中所建立起来的道德规范自觉地转化为人们的实践活动，将道德规范细则如同其他各项法律条文一样公之于众，使广大公民熟知其具体要求，知晓在公共交通生活领域内，有明确的道德要求来规范人们的 言行举止 ，这样做不仅没有限制单个公民的自由，反而确保了多数公民的权利，同时也保证了公共交通生活的有序进行。建立公共交通道德规范体系时既要考虑到公共交通的自身特点，又要同相应的法律法规相统一。建立健全公共交通道德体系的过程也是引导广大交通参与者自觉遵守、努力践行交通道德的过程。

二、充分利用公共交通在提升公民道德素质过程中的特殊优势

公共交通对于公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它对方便公民生活，改善人居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同时，作为重要的社会公共事业，它对公民道德教育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公共交通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通过公交从业人员的言行可以方便地对公民的日常行为习惯养成、道德素质提升、社会风气净化发挥道德宣传、道德教育、道德感染的功能。

公共交通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它在对公民进行道德影响过程中具有明显优势。一方面，公交作为公民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具有联系的紧密性和经常性特点，公共交通可以在日常生活接触中“润物无声”地实现对公民的道德影响;另一方面，公共交通具有丰富、独特的提升公民道德素质的资源优势。

公共交通从业人员在对公民进行道德教育和影响过程中具有天然优势。公交司机与乘客有着最直接、最频繁的接触，他们在工作时间内的言行举止都会对广大乘客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公交车是一个流动的小社会，在公交车上，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乘客，他们的道德素质基础不同、 文化 程度不同、职业性别年龄不同，公交司机可以利用“从众心理”，给予乘客积极的道德引导，一个人做到，两个人模仿，三个人就形成一股风气，推而广之，大家就会将习惯内化为道德准则来时刻要求自己。

车载媒体同样也是进行道德教育的有效宣传形式，其作用不容被忽视，我们应该有计划的加以利用。公共交通作为公共事业，其公益性的比重应多于利益性，因此，公交 广告 在招商时，应避免纯商业化，要有所选择，要考虑大众对出现在公交载体上的广告的需求和接受度，在内容形式上要注意将商业广告与公益广告结合。同时也要注意区分乘客群体，如青少年学生是公共交通主要乘客群体之一，他们的道德正处于可塑期，因此，在上学和放学的时间段，应尽量播出适合学生身心健康成长的节目、广告和宣传教育片，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

三、加强社会舆论的正面引导力量

所谓舆论，是指公众对共同关心而又有争议的问题所持的意见。它对人们的行为有支持、约束的影响，其形成过程一般为：个人意见、公开争论、社会反应、支配行动四个阶段。①社会舆论是舆论的一种，它的主体是社会大众。社会舆论主要是指普通报刊、电台、电视、网络等宣传媒体对人的行为和某种社会现象进行的一定评价和议论。

媒体是制造和传播舆论信息的主要 渠道 ，是公众获取信息、储备知识、建立和完善道德行为自身评价标准的重要载体，承担着为公众提供即时消息、答疑解惑、引导舆论的重要使命②。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媒体作为代表公众行使话语权、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重要工具，也逐渐成为公共交通道德的社会舆论的强势引导者。

因为高速的生活节奏，现代社会常被人形容为“快餐社会”，再加上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生活的实际距离虽然没有发生改变，但地域产生的局限作用已经越来越小了，有时甚至已经没有了地域界限，微博、微信等信息工具不再像传统的报刊媒体，当天事隔天报道，现代媒体已经能够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就迅速传播，并能引起广泛关注，也因为网络媒体虚拟化的特点，人们参与、关注的积极性反而更高。

正因如此，媒体应确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强化公共交通道德意识。作为社会舆论的主导力量，媒体有责任正本清源，筛选积极向上的正面内容传播给大众，向大众传播正能量，并传递给大众正确的舆论导向。而不是片面的追求收视率、发行量，采用低俗性、功利性的新闻来取悦大众，漠视大众内心的道德诉求，造成混淆视听、扭曲事实的社会负面效应直接导致社会道德缺失。

四、奖惩并行，提升公民道德素质

多数人认为在公共交通生活中他们是绝对自由的，这种自由体现在：我有权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别人无权过问或者是管不着，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当有人随意在大街上乱丢垃圾时，没有人会对他说：注意你的道德素质，请马上捡起来;在公交车上嗑瓜子的人一定觉得无所谓，没有人会阻拦他随地扔瓜子壳，这就是我们在公共交通生活中的不文明习惯，久而久之，就内化为我们的潜意识，表现为我们认为的“规范行为”。那么，如果是在一个很多人都把陋习和不道德当成习惯的环境中，政府仅靠温柔的、软性的道德劝说和宣传教育来改造公民素质、改良社会风尚，基本上效果不会很明显。新加坡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新国的公民道德素质和整体社会风尚一直都很好，这和其严厉的道德立法密切相关。以随地吐痰为例，在我国，这种被一些人看来极为普遍的生活习惯，在新加坡却被视为一种刑法行为，不仅要被处以数百甚至上千新元的罚款，而且要被强制劳动，甚至在电视上曝光。我们不可否认新加坡的道德立法是成功的，短时间内确立与道德相关的法律，是一件极具挑战的事，我们可以先从严厉惩处不文明行为开始，让广大公民树立一个观点：做了不该做的事，就要接受惩罚。相对于惩罚，奖励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教育手段。我们可以通过奖惩 措施 有意识的提升公民在共交通领域内表现出来的道德素质。道德素质是一个人自觉的自我表现行为，它是人们的道德认识和道德行为水平的综合反映，本来无需专人监督，但基于现实状况和人们的从众心理，我们可以通过监督有计划、有目的的强化公民的道德素质，在不断强化的基础上使得公民道德素质有所提升。奖惩手段就是给公民一个正确的示范或者警告，借以告知大家什么是文明社会所倡导的行为，什么是文明社会不应该存在的行为。我们也可以设置专人监督负责，定期检查并汇报 总结 ，表彰在公共交通生活中道德素质高的公民，并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相反地，评选出表现不好的公民，首先给予批评教育，其次要接受一定程度的惩罚，让其体验生活，从内心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不足然后加以改之。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提升公民道德素质不是一天两天的事，这是一项长期工作，我们必须几年如一日的坚持下去，从有意识到自觉实践，从小范围到大范围。

五、树立身边的道德典范，倡导公民树立公共交通生活道德观念

胡锦涛在会见全国道德模范时指出：“道德力量是国家发展，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重要因素。”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道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提升公民道德素质，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风气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近来，社会各界涌现出一股“评选道德先进人物、学习先进人物”的热潮，各行各业的道德模范、先进人物不断的被推举到公众的视线里来，他们的 事迹 一经报道，便迅速引起关注，成为人们争相讨论的话题和模仿的对象，如郭明义、张丽莉、吴斌、孙茂辉等人，他们大多数来自平凡的工作岗位，却能够做出如此不平凡之事，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震撼，他们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道德素质，是我们所欠缺的，甚至是没有的，他们理所应当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道德模范是社会公共道德的人格化体现，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代表着社会主流道德的价值取向，推举身边的榜样，学习这些榜样具备的道德素质是有效提升公民道德素质的途径之一。

以公共交通为例，公交公司可以根据路线联合各企业、单位、居委会，合力组织公民、并以公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评选活动，评选出在日常生活中有较高道德素质的个人，给予一定的表彰和奖励。公民参与评选出身边的“道德模范、文明之星”后，可以在公交车上、公交站台处设立专栏，张贴他们的事迹加以宣传，乘客可以在等车、乘车的过程中浏览，公交车有其自身的特点，有规定的线路，因此同一路线的乘客会反复浏览学习并受到提醒，久而久之自然会形成良好风气。一个人的影响力可以是几个人，也可以是几百个人，当大多数人在遵循规则时，极少数不遵守规则的人便会受到指责和排斥，因此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公民的道德素质都将会有所提升。

中国有句古话：近朱者赤，我们学习道德模范的意义也就在于此，道德模范的崇高精神有利于树立鲜明正确的价值导向，普及基本道德规范，激发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从而起到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通过各类媒体持续不断的推出先进典型，营造和谐的社会舆论氛围，能够帮助人们更多的关注到社会生活中积极的一面，认清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主流，见贤思齐，择善而从，使先进典型的高尚行为逐步成为广大公民的自觉行动，促进全社会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参见报告全文

[2]参见：《第四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2007?中国北京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编，学习出版社，2008年。

[3]参见：__红主编《公民道德素质研究》，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

[4]张开.媒介素养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5]姜维维.和谐交通的社会舆论营造[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0年第24期。

[6]参见：陈丽影.论社会舆论[J].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2月第17卷第1期。

注解

①张开.媒介素养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②姜维维.和谐交通的社会舆论营造[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0年第2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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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理想信念 教育 放在思想建设的首位》

摘 要： 从党章历史沿革的维度来研究党的思想建设，得出的结论是高度重视理想信念教育、着重从思想上建党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建党思想，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精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特别重视和不断加强对中青年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

关键词： 党的建设;思想建设;理想信念

邓小平同志早就讲过：“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苏联、东欧共产党发生政治巨变，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出了问题。纵观中国共产党90年的光辉历史，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教育，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来教育全党。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理想信念教育就是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科学发展观的忠实执行者、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自觉实践者、社会和谐的积极促进者。

通过对中共党章的梳理和研究， 总结 我们党在思想建设，特别是在理想信念教育方面的 经验 教训，为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供历史借鉴。

一、民主革命时期的党章：以崇高的革命理想教育全党

1921年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注：后文中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均用简称)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明确要求所有党员必须承认党的纲领和政策，对党忠诚，并且必须与那些和我们党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2]。这说明，一大的政治纲领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鲜明的战斗性，体现了列宁建党学说的一些重要原则，没有任何机会主义色彩。在当时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922年党的二大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正式的党章。二大党章的中心内容是加强组织建设和建立严明的组织纪律，特别对党员和干部必须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做了严格的规定[3]。二大还通过了一个《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对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作了明确的阐述，进一步丰富和拓展了党章的内容，具有很大政治意义。二大的党章和决议对于健全党内生活、指导党员的政治言行、促进党的组织发展与巩固、提高党的战斗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崇高的革命理想、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格的政治纪律，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特征。

1923年6月召开的三大和1925年1月召开的四大，分别通过了两个《党的修正章程》。党的三大还制定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党的四大制定了《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三大和四大以后，在党的领导下，很快就迎来了中国革命的高潮和北伐战争的伟大胜利，党在组织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从建党初期的50人、二大召开时的190多人、三大召开时的400多人、四大召开时的994人，到1927年五大召开时已经发展到57900多人，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强大政治力量。

1927年4月的五大是在大革命处于危急时刻召开的，会议期间没有制定党章。根据此次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出的原则和具体要求，中央政治局于1927年6月1日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议案》。这个修正章程共计12章85条，除了没有总纲以外，在结构上已经与七大党章很相似，是一部比较完备的党章[4]。大革命失败以后，有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惨遭杀害，但绝大部分共产党人临危不惧，大义凛然，头可断，血可流，也决不背叛自己的共产主义信仰，决不出卖组织机密和革命同志，表现出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坚贞不屈的意志品格，就连国民党阵营中的有识之士也为之感叹不已。这些革命先烈的英勇 事迹 至今仍然激励和鼓舞着当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成为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那些活下来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所吓倒，而是继续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和大批农村根据地，掀起了土地革命的新高潮。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这一时期参加革命的共产党人,大多数都成为我们党的中坚力量和各级领导干部。这些足以证明，从一大到五大，我们党制定的党章是基本正确的，各级党组织依据党章对党员干部进行的理想信念教育也是卓有成效的。

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了六大。由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六大党章存在一些严重缺点。实际上，六大党章没有解决好的一些重大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创建工农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实践过程中已经逐步加以解决了。1929年12月召开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古田会议决议》，提出用无产阶级思想教育党员，通过思想教育克服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首位。《决议》要求支部要建在连上，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各级党委和基层党支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不断克服党内严重存在的小农意识、小资产阶级意识、封建主义思想以及流寇主义和军阀作风。这是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开始形成的重要标志。[5]

1945年4月至6月，党在延安召开了七大。七大党章与六大党章相比较，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色：

1.七大党章增加了总纲部分。在七大党章的总纲部分，开门见山、旗帜鲜明地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成果，是我们党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号召全党要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提高全党的理论和思想水平，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是七大党章最鲜明的政治特色。

2.七大党章具有高度的自主创新意识，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追求真理的思想路线。七大党章从形式到内容都比较彻底地脱离了苏共党章的影响，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3.七大党章充分吸取了一大到六大党章(包括《古田会议决议》)的优点，着重强调从思想上建党。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 报告 》中指出：“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和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因此，一切加入我们党的人，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在入党以前和以后，更须学习，并进行思想上的改造，必须抛弃他们原来的阶级立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克服他们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倾向。没有这种改造，就不能成为很好的党员。而这种改造，又常是一种长期的艰苦的工作，并且是一个痛苦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党的建设上特别重大的问题和重大的特点。”[6]从刘少奇同志的讲话中，我们可以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党的七大修订党章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特别强调思想建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武装全党，抵制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广大党员真正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这一建党思想影响极为深远。

二、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党章：对执政党思想建设的艰辛探索

(一)八大党章：大力加强执政党的思想建设

1956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八大。八大党章在思想建设方面的主要创新点，一是更加强调对党员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并且着重要求党员、干部要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和日益滋长的骄傲自满情绪，把国家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努力避免脱离群众的危险性。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要求“必须在党的教育系统中，在党员的教育材料中，在党的报刊中，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教育。”[7]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的执政意识。二是明确指出要提高党员标准。邓小平对此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党的事业的胜利，党对于人民所负的责任的加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的增长，都要求党对于党员提出更高的标准。而且，如果在以前，一个人决心加入我们的党，往往表示他决心冒着丧失自由和生命的危险，去为群众的利益斗争，去为人类的最高理想斗争;那么在现在，就容易出现这样的人，他们为着取得名誉和地位而入党，他们在入党以后，不去支持群众的利益，反而妨害群众的利益。诚然，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是极少数，但是，我们决不能忽视这个事实。为提高党员的标准而斗争，这是当前党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8]这说明我们党已经开始站在执政党的立场上思考如何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如何加强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教育，从而确保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先进性。

(二)九大、十大党章：党的思想建设出现严重混乱

九大是在“”的高潮中(1969年9月)召开的，九大党章仅有12条，文字表述极为简单，突出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九大党章对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特别是对毛泽东思想)做了错误的、不科学的论述。

1973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十大。十大党章除了对涉及到林彪的文字表述做了必要的修改，其内容和结构都保持了九大党章的原貌。正如邓小平后来说的那样：“九大、十大搞的党章，实际上不大像党章，党员有什么权利和义务，究竟怎么样才算个共产党员，不合条件怎么办，都没有规定好，需要修改。”[9]

总的来说，在““””时期召开的两次党代会及其制定的党章，是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指导下制定出来的，完全背离了毛泽东过去几十年所坚持的正确建党思想。这就必然在全党造成极大的思想混乱和“左”的政治狂热，严重削弱了对党员干部进行科学的、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教育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教训惨痛。

(三)十一大党章：思想建设的进步与徘徊

1977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十一大。十一大党章在总纲部分强调要大力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传统和作风，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任何特权，同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做坚决的斗争;强调“党员不论何时何地都要以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实现党的纲领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10]。在条文部分全面规定了党员的8项义务，贯穿了理想信念教育的基本内容;在第19条党的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中，还明确规定了“领导党员和非党员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路线的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党的基本知识教育”[11]的内容。这些修改无疑都是积极的和正确的。

但是十一大党章在总纲部分继续沿用了九大、十大党章关于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特别是关于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论述;继续沿用了九大、十大党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无产阶级“”的性质以及“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的错误论述;继续沿用了九大、十大党章关于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错误论述等，这些又是错误的。

十一大是在毛主席去世和粉碎“_”以后的特殊历史背景下召开的一次党代会。由于党的领导层还没有实现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在当时还不可能一下子从“”的“左”倾路线和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中觉醒过来，更不可能系统地纠正九大、十大错误的的路线、方针、政策。所以，十一大党章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既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既体现了一种努力向前、稳定团结、共同奋斗的精神面貌，又暴露出对“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路线的迷信与固执。

三、改革开放以后的新党章：不断深化对党的思想建设规律的认识

(一)十二大党章：为改革开放时期的新党章奠基

1982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十二大。十二大党章在加强思想建设方面的主要创新点是：第一，根据七大、八大党章的历史经验，结合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新情况、新特点，系统地科学地阐述了党的性质和最高理想、奋斗目标、党的指导思想、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及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三项基本要求等，形成了一个内容充实的总纲;第二，对党员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对党员的8项义务、8项权利的表述更加严谨科学;第三，专列“党的干部”一章，明确提出了干部的6个基本条件。

十二大党章专门针对加强党的建设提出了三项基本要求，这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其中第二项要求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其主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人要永远为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要制定和实行能够体现人民利益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员、干部在工作中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建国以后30多年的历史一再证明，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搞特权搞腐化、脱离人民群众，对执政党是最大的危险。因此，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必须教育全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二)十三大提出了10条党章修正案

1987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十三大。十三大没有制定新的党章，也没有做修改党章的报告，只是对十二大党章提出了10条修正案，涉及十二大党章中的10个条文，共计有13处增删改动。十三大政治报告提出党要经受住执政和改革开放的考验;提出在党的建设上，要走出一条不搞革命、而主要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这些新提法、新论断实际上充实和发展了党章总纲的内容。[12]

(三)十四大党章：对党章总纲进行重大修改，丰富和发展了思想建设的内容

1992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四大。十四大党章在思想建设方面的突出贡献：一是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进行了系统概括，充分肯定了这一理论在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并把这个理论上升为党的指导思想。二是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正式写进党章，并且表明这是党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长期坚持、绝不能动摇的基本路线。三是把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目标，第一次系统阐述了我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全新的政治命题，这对全党来说又是一次重大的思想变革，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解放思想的作用。四是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基本要求进行了重大修改。

(四)十五大党章：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1997年9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五大。十五大党章最重要的贡献，就是把邓小平理论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十五大政治报告指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毛泽东和邓小平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造新理论的典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把邓小平理论正式写在党章上，确定为党的旗帜，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所得出的一个科学结论，是我们党在思想认识上的一次升华。在十五大党章起草过程中，江泽民就指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我们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就是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在邓小平逝世后，我们全党，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风险，都不动摇。”[13]在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又明确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灵魂，就是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十五大无疑将以这一点为标志载入史册。”[14]现在，邓小平理论已经成为对党员干部和青年学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思想武器。

(五)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的又一次完善

2002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六大。十六大党章最为引人瞩目的修改，是对总纲第一段(关于党的性质和最高理想、最终奋斗目标)的修改;其次是对党的指导思想的补充和完善，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正式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单列一段加以论述[15]。“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其思想内涵极为丰富。邓小平理论主要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命题，它进一步深化了党对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把这个重要思想写进党章，有利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增进党的团结，加强理想信念教育。

(六)十七大党章：总结历史经验，大力倡导理想信念教育

2007年10月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十七大。十七大党章修改的主要亮点：一是在总纲第七段增写了科学发展观，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16]这是对党的指导思想又一次丰富和完善。二是在总纲第八段增写了“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全党同志要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这条道路和这个理论体系”[17]这段文字，这是总结改革开放29年的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政治结论，它旗帜鲜明地回答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回应了党内存在的各种思想疑虑。三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在总纲部分增写了第14段和第17段，同时大幅度修改了第15段和第16段。在先进 文化 建设这一段，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倡导社会主义荣辱观，增强民族自尊、自信、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扫除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努力使我国人民成为有理想、有纪律、有道德、有文化的人民”的重大命题。同时提出“对党员还要进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教育。”[18]四是在党章第三条(党员义务)增加了“学习科学发展观”和“带头实践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内容。在党章第34条(领导干部的基本条件)也增加了“带头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的论述。[19]这实际上是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更高的思想道德和政绩标准。

总之，从十二大到十七大，中国共产党章程经历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这是党的历史上党章结构最稳定、体系最健全、理论创新最活跃的一个时期。党章在十二大奠定的框架结构基本保持稳定的基础上，经过五次党代会的反复修订，现在已经日臻完善，对党的思想建设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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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思修课”教学探索( 一)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思修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主渠道，而思修课教师队伍的能力与水平，决定着思修课教学的说服力、感染力、影响力。近年来，通过有计划地实施思修课教师在职提升学历、外出考察学习、参加学术会议、脱产培训等措施，不断加大思修课教师队伍建设。尽管如此，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一是教师忙于应付教学工作，而无暇顾及自身能力提升。思修课是一门公共课，上课时间基本上集中在新生入学第一学期，加上部分教师在外学习培训，使得教师短期内要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同时，部分教师还要承担一些人文文化素养类选修课、通识课等课程的教学，造成原本就不富裕的师资缺口过大。二是重科研轻教学现象较为普遍。教师职称是教师的综合素质、实际水平的凭证及物化体现。高校教师职称评审均有一些硬性指标，如承担课题、发表论文、出版专著等，正是这些硬指标，教师必须要利用课余时间开展学术科研活动，这种情况下，不难避免地出现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因此使得思修课教师自身能力素质、学历水平提升受到挤压，甚至完全取消。在这种情况下，塔里木大学不断探索吸收党政领导干部、共青团干部、辅导员充实思修课教师队伍。( 二) 教学的方式和内容要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如何将教材内容吸收消化并转变成学生易懂易学的内容，这是考量一个教师教学能力和水平的重要尺度。在教学内容方面教师要吃透教材内容，所选取的案例应尽可能本土化，做到与时俱进。本土化是为了切实让学生感觉这些人，这些事就在身边，而不是遥不可及。用身边人、身边故事更容易引起学生的共鸣，达到良好的教育效果。在教学方式上，可适当运用启发式、专题式讨论式、案例教学法等，教师可根据具体的教学目标、重点及难点、内容等，灵活运用教学方法，尽可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将学生注意力转移到课堂教学中，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和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