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农民起义最后鲜有成功者,多数是被地主或官僚阶级摘了果实,李自成和洪秀全是两个特别的例子。洪秀全以妖术取得局部胜利,李自成好歹结束了一个王朝,取得全局性胜利,但两人都没有治理天下的本事,农民起义一直在政治上是盲目的、没有远见的。中国古代历史少有靠农民起义而推动社会发展的情形,世界上也少有靠农民起义成功的例子,农民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底层,这个阶层缺少真正的领袖。因此,中国的发展应该以安抚农民为第一要务,而在城市化后,应该是"农民和城市下层平民"。这个层面挑起的激烈行动,不会对历史进程产生实质的影响,反而会造成社会不必要的动荡,这是对农民起义从根本上进行否定。更进一步,社会的进步如果到了必须靠革命才得以推动的话,是社会成本相当大的非最优选择,也是最后不得以的选择,社会治理结构必须进行再造,不仅要避免群众革命性激烈行为,而且应使社会前进的力量通过正常的社会成本小的渠道释放出来。 目前的人民民主专政模式是否具备这样的疏导释放能力,是个很大的问题。改良还是更激烈的改革,需要衡量这种能力释放造成的影响,固然,过于缓慢的改良有可能引爆社会矛盾的炸弹,使改良未成身先死在路上;太激烈的改革也可能会使瞬间释放能量过大,而对社会稳定的基础结构造成不可修复的损失,从而蹈入剧烈社会动荡路径而在相当一段长时间内不能达到均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