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中断小说创作多年的汪曾祺重新提笔写小说,这一阶段他的小说基本上以早年间在故乡高邮的生活为创作素材。汪曾祺少年时为躲战火随父、祖在乡间小庙住过半年多,当时有一户赵姓人家住在庙的附近。经过40多年的人生积累,年过六旬的他回忆起当时的那段生活经历,感到像小英子那样的农村女孩的感情是健康、美好、富有诗意的,于是产生了创作冲动,决定要把那种美好的情感和生活样态写出来。
1.作者简介
汪曾祺(1920-1997),江苏高邮人。毕业于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49年后历任北京市文联、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干部,《北京文艺》、《说说唱唱》、《民间文学》编辑,北京京剧院编剧。北京市剧协理事。1940年开始发表作品。198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短篇小说集《邂逅集》、《羊舍的夜晚》、《汪曾祺短篇小说选》、《晚饭花集》,戏剧剧本《沙家浜》、《大劈棺》,台湾版作品集《茱萸集》、《寂寞与温暖》,文论集《晚翠文谈》,散文集《蒲桥集》、《塔上随笔》等,《汪曾祺文集》(5卷),《汪曾祺全集》(8卷)。
2.主题思想
正如作者在小说结尾所言“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受戒》营造了一个充满自由空气宛若梦境的“桃花源”,通过描写生活在其中的一对小儿女之间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赞颂了尘世间的人情美和人性美,揭示了追求个性解放的主题。
庵赵庄,以赵姓人家多和庄内有座“荸荠庵”而得名。小说通过小和尚明海与村姑小英子纯真的初恋故事,把“一花一世界,三藐三菩提”的佛门净地“荸荠庵”与生气盎然的世俗生活联系在一起,让人间的烟火弥漫在寺宇内外。作品并没有着力于描述宗教对人性的异化过程或结果,而是以幽默的语言风格展示了宗教环境中世俗化的一面:和尚们诸多的人生向往与普通人并无二致,“荸荠庵”里没有神秘玄的气氛,也没有枯寂虔诚的膜拜,更没有道貌岸然的清规戒律。庵内的和尚学会一点做法事的基本功就可以混口饭吃,可以攒钱,可以娶妻,可以斗纸牌、搓麻将、吃水烟。而且和尚们吃肉也不避人,过年时还会在大殿上杀猪。在这里,无所谓清规,甚至连这两个字都无人提起。不独是荸荠庵如此,城里的所谓佛门净地善因寺,也与世俗红尘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而是充满了人间的情趣和生机,比如善因寺住持自己有一个十九岁的老婆;虽然和尚们吃斋时如果发出声音会被监寺惩戒,但其实他并不是真打人,只是做个样子。总之,在这个旧社会的江南水乡,当和尚不过是谋一个“管饭”的地方,在人们心目中与种地、画画、弹棉花等行当并无实质区别,都是平等自由的谋生职业。
作者在这样的背景下,描述了一个温情浓郁的人性世界。佛教中超然出世的生活原则,在作品所营造的特定氛围中,化作了叙述者对宗教人生的善意的嘲讽和戏谑,而积极入世的生活理想,则与作者所提倡的市民意识紧密相联,突出了民间文化中乐观向上的精神底蕴。正是在这种世界中,明海与小英子的爱情才变得顺理成章,没有受到任何外界的阻力。
作品表现他们的爱情时,既没有写如火如荼的情感冲突,也没有写悱恻缠绵的爱情纠葛,而是让人物植根于平凡的生活沃土,明海和小英子一起劳动一起嬉戏,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朦胧的爱情。这种清新纯洁的爱情,呈现出人性中健康、美好、天真的一面。
3.作品影响
上承京派小说文脉的《受戒》,曾获得《北京文学》评选的1980年度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获奖作品”奖(《北京文学》每年评选的获奖作品分为“优秀作品”和“获奖作品”两种) 。尽管由于题材、风格“另类”,在《受戒》问世的当年主流评论界保持沉默,但是它受到读者的欢迎,一个公社书记对汪曾祺说,他们公社开会时有两位大队书记一边开会,一边默写《受戒》中明海和小英子的对话。时间证明,《受戒》及其后汪曾祺发表的一系列作品跳出了1949年以后文学界主流关注“宏大主题”、“宏大叙事”的藩篱,侧重于关注小人物、小事件、小生活,讴歌人情人性之美,开创了20世纪80年代中小说的新格局,对寻根文学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2014年,为纪念汪曾祺诞辰94周年,高邮市委宣传部和市广电台联合推出的微电影《受戒》。
4.作品评价
作家阿城:“中国大陆八十年代开始有世俗之眼的作品,是汪曾祺先生的《受戒》……有一天在朋友处翻旧杂志……忽然翻到80年一本杂志上的《受戒》,看后感觉如玉,心想这姓汪的好像是个坐飞船出去又回来的早年兄弟,不然怎么会只有世俗之眼而没有“工农兵”气?《受戒》没有得到什么评论,是正常的,它是个‘怪物’。”
作家李锐:新时期文学的文体自觉是从《受戒》开始的,《受戒》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先锋小说……是当代汉语的一次语言的自觉,一次文体的 自觉。汪曾祺先生用汉语完美、生动地表达了 丰富深刻的文学命题,他告诉大家,我们不一 定非要托尔斯泰化,不一定非得变成卡夫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