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思政相结合的论文

分析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及结合研究论文

从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乃至工作，大家都写过论文吧，论文写作的过程是人们获得直接经验的过程。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论文很难写吧，下面是我整理的分析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及结合研究论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摘要： 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属于经济学的两大分支，虽然它们有着本质不同之处，但是也有着统一的一面。从使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成本问题、定价与利润问题、垄断问题四个方面入手，分析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对立与统一，从而寻找二者结合的可行性，为解决经济问题提供更广泛的思路。

关键词 ：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比较；

继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后，现代经济学逐渐分支成两大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根据其研究角度又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以社会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揭示经济运行规律，以劳动二重性为核心。而西方经济学以人和社会的选择方式作为研究对象，宏观经济学以国民收入决定理论为核心，微观经济学以均衡价格论为核心。本文通过比较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两种不同经济研究思想的异同，为二者结合提供必要性支持。

1、使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比较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倡使用价值论，西方经济学主张效用价值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商品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使用价值是指物的有用性。根据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二重性，抽象劳动形成了商品价值，而具体劳动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决定了商品属性，具有明显的客观性。因此，商品是以其使用价值来满足人民需要的。而在效用价值论中，商品的效用是指商品满足人欲望的能力，衡量方是个人主观感受，而非客观劳动，所以具有明显的主观性。

虽然二者有不同之处，但二者仍具有统一性。使用价值和效用是一个事物两个方面，它们都具备有用性的特征。不同的定义视角下，使用价值以物的有用性为特征，而效用价值论中商品之所以可以满足人们需要，正是由商品的本身有用性，即使用价值。由于效用具有有用性、稀缺性两大特征，而使用价值是指有用性，所以不能将二者简单等同，但是二者的同一性的确存在。因此，使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的统一，为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结合奠定基础。

2、成本问题比较

人们要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或达到一定的目的，就必须耗费一定的资源，其所费资源的货币表现及其对象化称之为成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针对成本提出生产资本概念，生产资本的价格表达是成本价格，用K表示，而K又等于c+v.其中c是指固定资本，v是指流动资本。固定资本是指投入到厂房、机器、设备等劳动资料上的那一部分成本，在一次生产过程中价值逐步转移一定比例。在多次生产过程中，价值才能转移完毕。流动资本是指在生产成本中，全部一次投入生产过程，并在一次生产过程中价值全部转移的那部分资本，具体来说，是指投入到原料、燃料、辅料的那一部分资本。西方经济学中，将成本分为不变成本（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固定成本是当产出为零，必须支付的开支总额，且固定成本不受任何产出量的影响；而可变成本是指随着产出变化而变化的开支，指原料、燃料、工资以及非固定的所有成本。

通过分析，可以看到，虽然定义存在差异，但是固定资本与不变成本、流动资本与可变成本有着高度相似性。投入到原料、燃料、辅料等那一部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属于可变资本范畴，而在西方经济学中成为可变成本范畴。而投入到厂房、机器等那一部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属于不变资本范畴，而在西方经济学中成为不变成本（固定成本）范畴。

3、定价与利润问题比较

针对价格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价值决定价格。劳动二重性认为，劳动分为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无差别、同质化的抽象劳动量决定商品的价值，而商品价值又决定了商品价格。但是，在西方经济学中，在市场其他因素不变时，商品的均衡价格P0是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即供给和需求决定了商品价格。

虽然二者对于价格的决定因素不同，但是通过价值定律，可以看到二者融合性。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定律认为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之间进行等价交换。而它的表现形式是市场受供求关系影响，价格以价值为中心上下波动。因此，虽然二者认为价格决定因素不同，但是价格确定是无法离开价值和供求任何一方的。

利润取得二者仍是对立统一。政治经济学中，必要劳动时间生产价值完成后，继续劳动则创造剩余劳动价值，从而得到价值增值部分，即利润。而西方经济学中，利润等于价格减去成本。二者含义看似不同，实则本质相同。因为此时，必要劳动时间所耗费资本即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和，其恰好为成本价格（成本），所以政治经济学中的利润也可表达为价格减去成本。

4、垄断问题比较

在市场中，人们常常提到垄断。究其成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认为，科技水平进步导致生产日益集中，生产集中到适当阶段就形成垄断。而西方经济学中。垄断成因则是由自然垄断、资源垄断、行政性垄断等因素形成的。然而虽然成因不同，二者都承认"竞争-垄断"的演变。在自由竞争中各行业逐渐形成垄断，从而获得更高利润。两方经济观点虽然不同，但存在交叉之处，所以我们在考虑分析垄断成因时或许应将二者结合。

在垄断与竞争关系中，二者也有相合之处。马克思认为"垄断是好东西，应为它是经济范畴……竞争是好东西，因为它也是经济范畴……"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承认垄断与竞争在市场同时存在。垄断与竞争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并呈现对立统一的关系。而在西方经济学中，它也承认垄断与竞争并存的关系。在市场划分中，它将市场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通过充分考虑垄断与竞争不同占比的市场类别，凸显垄断与竞争相互融合、相互依存的关系。

5、结论

通过以上使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成本、定价与利润和垄断问题四方面问题分析，虽然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属于两大分支领域，但是二者很多方面都有一定联系。在有些基本原理上，二者存在对立与统一的关系。所以我们应该科学的看待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不应随意舍弃其中一方，或只极端强调另一方。集历代优秀学者智慧形成的两大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这两大经济体系，我们不可否认它们都或多或少存在不足之处，但我们不可轻易否认任何一方。在二者本质不同基础上，我们应当积极寻找恰当联系点，将二者结合，结合当下经济实际，从而更全面的分析解决问题。

6、参考文献

[1]姜宪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联系的分析[J].教育理论研究,2016,(02):7.

[2]郝鑫.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微观层面的相融性[J].中国集体经济,2018,(08):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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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玉.断裂与融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比较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10,(0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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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霍忻.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垄断理论的区别.宏观经济,2012,(03):267-269.

[7]李丽群.试析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异同[J].教育时空,2014:133.

[8]刘晓业.断裂与融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J].现代商业,2016,(26):92-93.

新经济时代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探究论文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社会中，大家总少不了接触论文吧，论文写作的过程是人们获得直接经验的过程。怎么写论文才能避免踩雷呢？以下是我精心整理的新经济时代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探究论文，欢迎大家分享。

摘要 ：贫困大学生作为高校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整体上表现出一定的特点，特别是随着大学阶段消费需求的增加，他们的思想和心理上与其他大学生相比都会表现出一些问题。本文重点探讨新经济时代高校贫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分析贫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状、困境及其原因，并对贫困大学生的思想教育路径进行探讨。

关键词 ：新经济时代；贫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随着我国进入新经济时代，社会各个阶层也出现了新的变化，特别是脱贫攻坚工作的顺利完成，基本消除贫困人口，但在经济社会当中，社会收入的差距仍然普遍存在。贫困学生进入大学阶段后，他们的消费需求进一步提升，这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生活压力。针对这样的问题，我国政府也采取了相应的帮扶措施，在2007年6月，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认真做好高等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决定对生活上确实存在困难的大学生进行认定和帮扶，并相继出台了贫困大学生帮扶政策。其中指出，“贫困大学生是指那些无力支付或者不能完全支付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生活基本费用的大学生”，对他们进行帮扶的主要方式是为他们提供助学金和助学贷款等，帮助他们顺利完成学业。高校贫困大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与其他大学生相比，处于弱势地位，特别是在新经济时代，社会需要更多的沟通与合作，而他们却很难与其他大学生融为一体，这也导致了他们思想出现了一定的变化，甚至会导致一些心理问题。为了能够帮助贫困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做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显得尤为必要。

1、高校贫困大学生思想特点

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的说法，来自于贫困家庭的学生他们的自主意识和实践能力都比较强，进入高校后，他们会寻找更多的机会去进行勤工俭学为家庭减轻负担，许多学生都能够做到学习打工两不误，不但课内成绩优秀，而且能够使自己的综合素质得到锻炼。因此，从总体上来看，贫困大学生群体的思想行为是积极向上的。但由于社会赋予他们一种特殊的地位，也会对他们的思想行为造成一些消极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他们的思想观点、行为举止、人际交往以及应对就业等一些方面。

思想方面

从思想方面来看，由于贫困大学生的经济压力比较大，对他们正常的生活和学习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他们无法和其他大学生一样，享受美好的大学生活，而是需要承担较大的经济负担和生活压力，时间一长，他们的心理就会发生一定的变化，特别是当今社会存在着金钱至上的社会文化，他们有时候会感到受到了歧视和嘲讽，他们不愿意和其他人交往，使他们形成了比较狭隘的思想，影响了他们的健康成长与发展。在这样的思想带动下，他们有时候会失去对学习的兴趣，对一些不公平现象表现得非常敏感，甚至驱使着他们做出一些错事、傻事。

心理方面

贫困大学生大部分都来自偏远的农村和城市贫困人群。在这些家庭中，孩子们从小就缺少优越的生活环境，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因此，他们对大学的期望值非常高，在进入大学之后，他们也会更加努力的学习，希望能够取得更加优异的成绩。但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他们会感觉到并没占多大的优势，甚至有些地方还不如人，再加之经济压力，他们的心理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最突出的是产生自卑感，导致他们焦躁不安，对现实失去信心。这也让其心理变得特别敏感，会把一些人的正常举动看作是嘲笑和讽刺，有时候可能会做出一些过激的行为，使他们与其他大学生群体割裂开来，这是高校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要重视的。

人际关系

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上，由于经济和家庭方面的原因，贫困大学生在进入高校之前，他们的交往面就比较狭窄，对社会的认识比较肤浅，缺乏人际交往方面的经验。在进入高校后，换了新的环境，所以他们一时无法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另外，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贫困大学生不愿意参加班级和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也对一些学生社团有所抵触，长期下去他们就会与大学生群体相割裂，这对他们走向社会设置了较大的障碍。

社会责任方面

由于贫困大学生表现出自尊、好强，他们有时候会认为社会的帮助是歧视和侮辱，作为贫困大学生，他们在同学中没面子，特别是有一些大型活动，会让他们成为焦点，这也加重了其心理上的负担，让一部分贫困大学生不能坦然地接受社会与政府的资助。也有一部分大学生在进入高校之前就已受到各种资助，他们独立意识淡薄、依赖心理较强。贫困成为他们的资本，他们利用国家政策，形成了等、靠、要的依赖心理，逐渐失去了靠自己双手来创造人生价值的意识。甚至有一些大学生在贫困生认定当中弄虚作假，得到资助后，不能把资金运用到学习和生活当中。另外，随着社会就业成本的加大，贫困生在择业和就业方面的压力也不断增强，迫于生活上的压力，他们往往会选择更加务实的职业，有时候甚至会造成人才的浪费。

2、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贫困生发展的作用

贫困生群体在思想心理和意识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而对于贫困家庭来说，供一个大学生非常不容易，经济困难给他们带来了心理压力，引发了一系列的心理问题，特别是近些年来就业压力的加大，许多大学生无法正确进行人生定位。而且当前高校大学生的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大学生群体中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贫困大学生问题也表现得越来越复杂。因此，要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端正贫困生的心态，帮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样才能使贫困生的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1）在思想政治教育当中，应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引导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变生活状态，在学习与实践当中，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与别人在学习能力以及未来发展方面相比较，而不是从经济方面做比较。面对政府和社会的资助，要学会感恩，并倍加珍惜学习时光，能够把个人的发展与回报社会，较好地结合起来。

（2）针对贫困大学生的思想与心理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帮助他们摆脱心理危机，正确认识经济方面的差距，从而达到正确认识自己的目的。

（3）在就业方面，要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帮助贫困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职业观，把个人理想与就业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去实现社会价值，能够让他们认识到就业并不只是解决经济方面的问题，而是与他们的未来发展息息相关的问题。

3、新经济时代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

随着社会的发展，贫困大学生问题也表现得越来越突出，原因也越来越复杂。目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还存在诸多问题，在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未能真正发挥出作用，具体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思想政治教育针对性不强

贫困生出现问题的原因很复杂，要想真正取得教育成果，就要对其原因进行深入的剖析，从现状来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不强，无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还是方式，仍停留在书面化、形式化阶段，无法针对贫困生的内在需求，为他们提供思想动力。贫困生思想和心理问题，其根源都是生活方面的压力，如果只是一味地进行励志教育，就无法抓住问题的本质，最终只能让他们越发反感。贫困生问题表现形式多样，一味地进行救济并不是好的方法。高校贫困生问题表现多种多样，学校要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教育方案，并积极地落实到实践当中去，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教育效果。

没有形成教育合力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不是某个部门的专项任务，而是需要多个部门的配合。从教学方面来看，要把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与其他课程结合起来，在每一个学科当中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帮助贫困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和价值观。学校的学生资助部门、就业指导部门以及宣传部门更要密切地关注贫困生问题。但从现状来看，这些工作在高校尚缺乏系统性，各部门各自为政，以完成本部门任务为根本，这就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这也是高校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问题。

贫困生思想教育缺乏时代性

目前我国已进入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特别是脱贫攻坚工作的顺利完成，贫困人口的数量在大幅度减少，但目前高校贫困生资助政策并没有变，这也表现出党和政府对大学生的关爱。新时期贫困大学生的问题也变得异常复杂，在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革，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方法上都要进行积极的探索，这样才能取得较好的教育效果。而从高校贫困生教育的现状来看，学校并没有真正重视新经济时代的背景，没能够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关注贫困生的成长，使他们能够完善自己，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4、新经济时代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困境

在新经济时代，要想使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在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必须正确对待贫困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应做好如下工作。

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针对性

随着时代的变化，高校的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从而使思想政治教育更具有针对性。贫困大学生在高校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心理问题应得到各方面的重视，但从该群体内部来看，贫困生的心理问题也表现得千差万别。高校需建立专门心理辅导和咨询机构，配备专业心理辅导教师，对贫困大学生进行全面的心理健康教育，密切关注贫困大学生群体的动向，及时为他们提供帮助。引导他们正确看待社会不公平现象，让他们懂得贫富差距存在的历史性和必然性，而作为经济上的弱势群体，还需要在思想上强大起来，以正确地对待人生，形成自立、自强、自尊的良好品质。把暂时的贫困作为人生发展的动力，用成功人士的人生经历来激励他们，让他们变得更加勇敢和坚强。

建立贫困生思想教育体系

解决贫困生思想问题，首先要从物质上入手，适当增加物质资助，保证他们能够顺利完成学业。在现有国家资助体系基础上，学校还要探索更适合本校贫困生的资助体系，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生的经济问题。学校需把思想政治教育课与其他课程结合起来，渗透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让学生真切地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关爱。要把物质资助与精神培养很好地结合起来，引导他们走出思想误区，让他们变得更有社会责任感和爱心。对于那些不愿接受资助的贫困生，学校要建立勤工俭学体制，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勤工俭学机会，让他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获得经济收入，使他们心理能够得到满足。同时，对那些非贫困生进行教育，让他们能以正确的态度来看待贫困生资助问题，多与贫困生交往和贫困生成为知心朋友。

以发展的态度对待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

时代在发展，贫困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也在时刻发生着变化。高校要以发展的眼光对待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提高贫困生的思想认识，让他们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来看待人的发展问题，贫困是暂时的，它同样可以成为发展的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贫困生应该正确对待社会资助，努力发展自己，坚定理想信念，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就业观，把人生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结合起来，为社会做出贡献。

5、参考文献

[1]徐勃.高校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西部素质教育,2016,(11):124－125.

[2]惠慧.高校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问题与对策[J].智库时代,2018,(46):87.

[3]肖杨.高校贫困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与解决措施[J].法制博览,2020,(18):235－236.

自1995年樊纲与崔之元、吴易风的“范式之争”以来,“中国经济学”及其建立或重建的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学界近年来的一个热门话题。围绕中国经济学的界定、历史、现在、未来以及怎样看待中国经济学,学者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和发展方向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中国经济学的界定 也许是出于对以前过度概念之争的逆反,现在很多论文没有明确界定“中国经济学”的定义,但也有少数文章有所界定。何炼成、丁文峰认为:“所谓中国经济学,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国经济学是指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经济学,即中国经济学科;广义的中国经济学则是指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它应是中国经济学科、中国经济学人、中国经济学派、中国经济学工具与方法等范畴的有机统一和总称。(1)”刘诗白认为,正在形成中的中国经济学是“以马克思主义和小平同志的理论为指导,以中国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为源泉,科学地反映和深入揭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批判地吸取西方经济学的积极要素和继承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学优秀遗产,这样具有中国的理论特色、风格和气概的新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新发展。”(2) 也有学者不认为将有“中国经济学”,在行文中常出现“经济学的中国化”、“经济学的本土化”、“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等。盛洪是代表之一。盛洪认为是否有一个与西方经济学的不同的中国经济学的问题,类似于我们要与西方人共建一座大厦,还是另起炉灶的问题。现在看来,答案很清楚,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应该是同建一座大厦(3)。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将出现新的经典、新的定义、新的理论,但这只是对经济学这座共同大厦的贡献,是“经济学的中国学派”。 有的学者引用科学哲学家库恩的观点,从范式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李义平认为,要建立“中国经济学”,作为一次经济学的革命,必须对中国经济生活领域“能够提出崭新的理论,这种理论由一套范畴、概念、定律、方法组成”,对中国经济问题做出“为学界公认的、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崭新的说明”(4)。宋冬林进一步认为“范式是人们对实践活动的理论认识”。经济学理论的创新“包括这样几个内容:范畴的创新、分析方法的创新和理论体系的创新。”因此,他认为古老悠久的传统文化与现行制度使中国人对本国的经济活动有自己的认识和理解,“外来文化必须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形成自己的范畴、思想和理论,才有“中国经济学”。(5) 还有的学者从历史考证的角度来看“中国经济学”,指出中国经济学或中国政治经济学这个概念并不是新近才出现的时髦名词,它可以追溯到数十年以前。王亚南于1946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就曾试图“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它区别于泊来政治经济学之处,在于“特别有利于中国人阅读,特别能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或者说,它的内容“比较更切实用”,意在“创立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6)。谈敏指出,王亚南的上述解释,大致给中国经济学这个概念从理论上划定了一个范围,其侧重点是要求在理论体系、论断结论、案例材料、性质内容等方面,努力形成一种全然不同于现行泊来的政治经济学、而特别适用于中国自身情况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读本”(7)。王亚南自己撰写这部《中国经济原论》,就是在实践着这一努力。此书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以研究“中国原有的经济形态”为其宗旨,分别从导论,即论述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形成发展及其研究上的两种基本对立见解开始,随之相继考察了中国社会的商品与商品价值形态、货币形态、资本形态、利息与利润形态、工资形态、地租形态、经济恐慌形态,最后在结论中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生产关系下的诸经济倾向进行了总考察;此外,书中还以附论的形式,补充考察了政治经济学在中国、中国经济学界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中国商业资本论、中国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间的流通问题、中国官僚资本之理论的分析等论题。显然,这是一部道地的中国式政治经济学读本,所以有人揣测说,“大概这部名著就是他自己所设想‘中国经济学’的初步尝试”(8)。由此可见,早在50多年前,我国学者中就已明确提出了创立中国经济学的命题,而且关于这个命题的解释,在不少方面,与今天讨论中国经济学中的许多观点,也是相通的。 二、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误区 (一)教条主义 这一倾向突出表现为传统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论述的生搬硬套和神圣化。过去不少人“僵化”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说过的话。遇到理论和实际问题时,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研究,而是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找答案。表现在理论研究中,误把一般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所有制联系在一起,误把商品经济的一般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特殊范畴,误把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当作普遍真理,误把经典作家的规范判断当作实证分析的基础,误把实现目的的手段当作目的本身。这是教条主义倾向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的突出表现。改革开放以后,有一部分学者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了同样的教条主义态度。 (二)急功近利 理论研究需要艰苦细致的工作和持之以恒的努力,经济学也不例外。然而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学研究却似乎充满了躁动和急功近利,其表现有多种:研究题目的选择侧重于当前的需要,较多的是对策性的研究,对策性研究算不算经济学研究。可以讨论,即使算恐怕也只能是它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按理说,经济学研究的成果要经过社会较长时期的检验,才能评价它的价值,可是我们的做法却相反,下年评上年,下月评上月,这种评奖方式屡见不鲜。再比如说,当前中国经济学还存在着经济研究“政治化”、“长官意志化”的倾向。本来经济与政治是不可分的,经济研究也要表达长官的意志,但如果仅拘泥于这一方面,完全受这样的约束就不妥当了。 (三)本末倒置 众所周知,经济活动是以人为主体的行为,经济实践也是人们的社会实践。这是一般的经济常识。经济学就是研究“人”这个主体的科学,它要深入分析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利益满足的程度,参与经济活动的态度、情绪,以及新的愿望和要求,从而促进经济活动一切依靠人、一切服从人、一切为了人。离开对“人”这个主体的分析,将人游离于经济学之外,不仅使整个经济活动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经济学本身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可是,在现行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论著中,却充斥着见物不见人的现象。似乎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与“人”这个主体本身关系不大,或者把“人”这个主体当作已经解决的问题。比如,人们研究发展生产力,谈得较多的都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诚然,这些也很重要,但却忽视了“人”是生产力的主体要素,“人”既是生产力的物质承担者,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受益者。现在我们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强调物质财富的增长必须与“人”自身的发展相一致,要服从于“人”的目的。我们平时研究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都不能回避生产总是以人为主体的生产,分配也是以人为主体的分配,交换、消费亦如是。经济学不仅要研究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更重要的是深入研究“谁”来生产、为“谁”生产的问题。经济活动是否顺利,当然有技术性问题,但是更多的、带根本性的,还是“人”本身的问题。经济学研究,首先应该研究人们在经济过程中的情绪和愿望,分析人们的劳动能力是否得到充分发挥,是否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要通过经济活动出现的问题,仔细寻找隐藏在“人”背后的原因和答案。我们坚信,经济学突出了人的主体性,不再从现象到现象,而是从发现人的问题入手,解决人的问题,实现人的愿望和要求,中国经济学就一定能抓往这门科学的根本,从而推动这门科学为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 与忽略对“人”的问题的研究相联系,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出现了对生产关系理论的轻视。其实,生产关系即人们的经济利益关系,是基本的经济关系。在现实经济生活,这种利益关系几乎无处不在,并且客观上总是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的作用。可是十分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常识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许多人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经济学界就对把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表现出比较普遍的怀疑,有提出把生产方式作为研究对象的,也有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共同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有人提出干脆将生产力放在首要地位。甚至在政治经济学(也有叫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给人一种印象,即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弊端与研究生产关系有关,似乎继续研究生产关系理论是“左”的思想表现,是理论上的僵化。因此,许多搞了多年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的学者将兴趣移至生产力经济学、部门经济学等方面;年轻学者几乎都迷恋起西方经济学。现在广泛流行的,除了各种各样的西方经济学译著,以及根据西方经济学编写的教材和阐述的文章外,现行的政治经济学也基本上是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等的大杂烩。有关生产关系的理论,即使在那些仍将生产关系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教科书中,分析论述也相当肤浅,有关生产关系的论著则如凤毛麟角。不过,生产关系作为人们之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利益关系,既不会因人们在理论上的轻视而消失,更不会因人们误解和偏见而丧失其功能作用。其实,传统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因为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受“左”的思想影响,满足于教条化的理论推演,对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利益关系矛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愿作深入的分析探讨。当经济发展遇到困难和挫折时,又夸大利益矛盾,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利益矛盾,结果搞得人人自危。这些不仅不能作为轻视和放弃生产关系研究的原因,相反恰恰说明对生产关系研究不够,过于狭隘和肤浅。 (四)形式主义 这在数学方法的运用上表现得最为突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经济学的引进,经济学领域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许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研究中比较偏重于采用数学方法,而且是相当艰深的高等数学方法和模型。不仅西方经济学书籍和杂志是满篇满纸的公式,就是在国内一些早就出名的经济刊物,也改弦易辙,刊载起大量的布满数学公式和符号的经济学文章。一批经济学者沾沾自喜于数学方法的运用。这种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经济学研究领域出现的新气象,为经济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传统经济学的创新,中国经济学的创立,是否主要依靠数学方法的推广和运用?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其质和量的规定性,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在经济学研究中,也有定性和定量的问题,并且经济学从定性向定量的发展,也是经济学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不过,我们感到,定性分析为体,定量分析为用,定量分析要服从和服务于定性分析,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必须建立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经济学数学方法的运用必须以准确的定性分析为前提,如果定性不准,定量分析很可能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甚至南辕北辙。现在有些运用数学方法撰写的经济学文章,往往为了表述上的方便,常常追求数学技巧而抛弃经济学原则,好像根本不准备让别人读懂,或者主要是为西方经济学者写的。有些文章滥用数学方法,结果最后说明的理论简单而肤浅,许多本来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的问题,却运用了一大串的数学公式推导,给人一种故弄玄虚、华而不实之感。 因此,对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而这主要不是依赖于数学方法的运用。当然,如果真有谁能用数学方法说清楚和解决好中国的基本经济问题,那也是最好不过的事情。 (五)时空绝对 1.中国经济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泛时空观。经济体制改革在当代中国的进展,使中国的经济运行大体上纳入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之中。可是,由于旧的理论、旧的思维方式的惯性等方面的原因,指导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经济学体系的构建,显然处于较为明显的滞后状态。这方面最有力的例证是,在中国流行的各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大体上都是由极不协调的三大板块组成:(1)马克思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2)列宁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理论;(3)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作浅层次描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相对稳定的第一、第二板块与急骤变化的第三板块,共处于同一教科书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国经济学演进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经济学家尴尬处境的生动写照。 在我们看来,任何经济学理论都是时空相对的,西方经济学如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不例外。从斯密到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逊,西方经济学每一重要的发展阶段,都使经济学体系产生基本上是“面目全非”的变化。而中国流行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板块,则大体上是数十年一贯制;较之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人们几乎找不到实质内容上的不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确实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但它肯定不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可以永远定格不变的。 然而,由于某种思维定势,人们基本上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否可作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的分析框架这一问题也不作考虑,似乎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分析框架,来探讨中国市场经济运行可能存在的问题及各层面对策。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这不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学的尴尬,中国经济学家的尴尬,也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尴尬。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坚持,只会使我们距离马克思思想体系的本质内容更为遥远。可以说,泛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时空界限,是中国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 2.中国经济学对待西方经济学的狭隘时空观。当人们讨论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借鉴意义时,尤其是在较为庄重的场合,大多采取的是这样的评价:西方经济学在总体上是庸俗的(非科学的),但其中亦有一些观点或见解可供参考或借鉴。 其实,理性地分析,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之后,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对以考察市场经济运行或发展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具有较为系统性的启发作用。这并不仅仅是因为西方经济学较之人类文明同一大道上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多“修炼”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更不是立足于西方经济学可能比马克思经济学包容了更多的真理性成份,而是在于现代西方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处在同一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经济学所研究的市场经济具有许多相似之处。一句话,中国经济学之所以应当而且可以系统地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在于二者之间有一定的时空相似性。 3.中国经济学对待中国现实经济的绝对时空观。中国经济学当然要以中国现实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在现实的研究活动中,却时常可以看到将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绝对化理解的现象。其一,过分夸大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与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相似性,以为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不过是或最终不过是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的翻版,表现在理论上,绝对照搬和套用现代西方经济学来解释中国现实经济。推崇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和私有化,否认研究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学术”意义,即是明证。其二,过分渲染中国现实经济运行的特殊性,否认中国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将中国经济学演变为诠释现行制度和现行政策合理性的理论工具,从而使得中国经济学带有明显的随意性、动荡性和不确定性,失去了一般理论研究所应具有的规范性、稳定性和相对确定性。其三,忽略中国现实经济的发展特性,拘泥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现实水平,不理解中国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演变的迅捷性和复杂性,不注意中国市场经济也在面临知识经济的挑战,因而在理论研究中缺乏前瞻性和预见性,失去了理论对现实的指导意义。 三、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一)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 何炼成、丁文锋曾指出,中国经济学的真正的“根”,实际上是指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依据。因此,“这个‘根’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是西方经济学,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只能是中国经济活动。其理由有三,一是与认识论的一般原理相符合。中国经济学的建立和发展毕竟不是经济思想史,而是关于中国改革和发展的学问。二是有利于防止崇古主义对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的误导。三是还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本来面目,以保证中国经济学建立和发展能够健康进行。”(9) 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历史表明,经济学的发展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发展有极强的同步性。近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并且不断地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种结合一方面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或科学体系,更重要的则在于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的文化传统与经济传统,或者说是适应了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现实国,情,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历史、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在当前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只有通过对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准确、全面理解,才能建立真正“全新的”中国经济学。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学的发展经历了两个大的阶段。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总的思路是对“经典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探索,但是更多地停留在对马克思经济学的理论注释上;另一个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实现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方法,使得经济学开始探讨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规律。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西方的科技、管理、学说不断地引入,使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然而,中国经济学在与西方经济学融合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某种盲目引进、机械嫁接甚至全面接受的倾向。这表现在滥用西方经济学的概念、范畴来剪裁中国经济发展实际。一些理论完全无视中国的实际,“言必称希腊”,导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混乱。理论的混乱必然导致实践的盲目,政策变动频繁,改革成本加大。从中国经济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呈现出对过去的过多的定性分析的“矫枉过正”的现象,要么过于追求经济模型的形式上的完美,忽视其实践指导性,要么以晦涩的理论来片面地提出改革方案。中国经济学的“贵族化”倾向明显加大,经济理论与经济发展实践的背离越来越大。对此如无清醒的认识,必将把中国经济学引入歧途。因此,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必须立足于中国现时的基本国情,在中国经济传统与现代经济相结合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二)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和时代需求所组成的三维空间中把握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1.注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经济学发展的导向作用。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揭示了经济运行(包括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正像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耦合关系的原理对以改革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可以发挥重要的导向作用一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社会生产均衡发展的原理等也必将对以市场经济运行为考察对象、以经济发展问题为主旋律的中国经济学产生重要的导向作用。 2.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作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现代西方经济学之所以能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基本框架的重要方面,主要是因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较为贴近我们这个时代经济生活的实际;作为寻求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资源配置机理以及优化各层面对策的经济学,与我们要构建的经济学大体上属同一类别,在研究对象、基本使命、基本方法等方面均有大体的同构性。 3.顺应时代要求,实现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跨越式发展。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经济学正孕育着一场新的革命,其意义可能会远远超出经济学的边际革命和凯恩斯革命。其主要诱因是因为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变迁(10)。古典经济学家生活的时代,主要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以再生资源为主体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面临的则是以机器大工业为基础、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资源中占有较大比重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今天,科技革命一方面是显著放大了经济运行中经济能量的流量,另一方面则是,较之边际革命时代,非再生资源在经济能量流动模式中占有更大的比重,从而使非再生资源的枯竭化前景以极为引人注目的形式凸现出来。如果说边际革命时代的经济学家对他们那个时代的、与古典经济学家面临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具有基本异质性的、新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的深切反思,导致了经济学的边际革命,那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深切反思,也就必将会产生能回应我们这个时代的经济能量流动模式深刻变迁的新的经济学革命。 中国市场经济的后起性,使中国没有能产生与古典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也没有能产生与边际革命及其之后的西方经济学相对应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当然没有必要像西方经济学那样,经过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国经济学家可以也应该在以西方经济学尤其是边际革命后的西方经济学为基本构件或分析框架的同时,顺应时代需求,走一条非常规的发展路径,在某些方面超越西方现代经济学,以相当一部分资源具枯竭前景假设为中国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起点,从而使中国的经济学家在新一轮的经济学革命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11) (三)时空相对地把握中国经济学 首先,中国经济学必须以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演进为基础,以这一过程中出现的和将要面临的问题为导向,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时代特色。其次,中国经济学必须广泛吸取古今中外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的精华,用之于分析中国经济发展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在此基础上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特色。第三,中国经济学必须摒弃西方主流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在既定制度下研究人们行为关系的做法,回应中国现实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合理兼顾制度分析和行为分析,体现中国经济学的方法特色。第四,中国经济学必须正视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不规范性,比如说,国有经济战略调整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城乡不对称二元结构问题,商品市场化与要素市场化不同步问题,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区域经济保护问题,经济、科技、社会、政治体制改革不协调问题,等等,既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比较规范的问题,也要用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还要用“有规范”的方法分析不规范的问题,体现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特色。第五,中国经济学必须考虑知识经济的挑战问题,这不仅在于中国迟早也将进入知识经济时代,而且在于知识经济正在全面冲击着现有的经济学理论,因此,在我们接受并从现代经济学中吸取养分的时候,就不能不有所鉴别,有所取舍,从而对知识经济可能对中国经济学的冲击早做准备。比如说,关于作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基本假定和理论基础的经济人理性行为假定,且不谈众多学者对其颇有微辞,也不谈这一假定与中国传统观念是否融合,即便是着眼于中国经济的长远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所激发的个人、组织和地方的自利倾向对于生态、环境和社会、政治等方面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以及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我们也有必要考虑这样一个价值判断问题:尽管我们不能回避人的自利倾向,但是,我们是否有充足的理由以此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借以进一步渲染和扩张这种自利倾向,而不是以同样无法回避的人的合作倾向和多目标导向作为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注释: (1)(9)何炼成、丁文锋:《中国经济学从何处来》,《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7期。 (2)刘诗白:《中国经济学构建的若干问题》,《经济学家》1997年第3期。 (3)盛洪:《会有经济学的中国流派吗》,《南方周末》1997年10月10日。 (4)参见欧阳文和、周成名:《’97“中国经济学”研究动态》,《财经研究》1998年第3期。 (5)宋冬林:《从范式危机看经济学的发展》,《当代经济研究》1997年第2期。 (6)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附论——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广东经济出版社1998年9月版,第296-325页。 (7)谈敏:《中国经济学的过去与未来——从王亚南先生的“中国经济学”主张所想到的》,《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 (8)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4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