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论语礼的论文题目

《论语》是孔子弟子及后人记述孔子言行的语录体著作，写成于战国初期（公元前475年前后）。《论语》记述了孔子的社会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教育思想等各方面，甚至记载了他的生活习惯和细节。全书大体是孔子弟子及其后人所记，是研究孔子的基本资料。 历代研究《论语》的书籍很多，现存的主要有三国何晏的《论语集解》，南宋朱熹的《论语集注》是儒家学派对《论语》的代表作。 清代刘宝楠写《论语正义》，吸收了汉、宋、清各代观点，为何晏的集解作了进一步阐述。近代学者程树德汇集古今书籍两百余种，编成了《论语集释》，很有参考价值。 《论语》许多篇幅谈及君子，但这里的君子是一个广义概念，重在强调一种人格的追求，教人做一个不同于平凡的人。为实现这一目的，《论语》提出了君子的言行标准及道德修养要求。 其一，“君子不器”。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必须具备多种才能，不能只像器具一样，而应“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卫灵公》）也就是说，君子应以道义作为做人的根本，按礼仪来实行，用谦逊来表达它，用忠诚来完成它，否则就谈不上君子。 其二，君子要重视自我修养。孔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在孔子看来，作为君子就必须重视仁德修养，不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离开仁德。同时曾子认为，君子重视仁德修养还必须注意三个方面的规范：一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二是“正颜色，斯近信矣”；三是，“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也就是说，君子要严肃自己的容貌，端正自己的脸色，注意自己的言辞。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对你尊敬，信任，温和。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泰而不骄”（《子路》）；“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亡不已知也。”“君子疾得世而名不称焉。”“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即作为君子应心境安宁而不傲慢，态度庄重而不与人争吵，能合群而不结党营私；君子要重视提高自己，在有生之年对社会多做贡献。只有这样才能称得上君子的修养。 其三，君子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孔子认为，君子除了自我修养，还要重视用“戒、畏、思”几项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季氏》）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对君子的要求，概括起来有三点：一是要随时注意戒除个人的欲念；二是处事中要有敬畏之心，防止肆无忌惮；三是认真处理，随时严格要求自己。 其四，君子要重义避利，追求道义。孔子认为，君子和小人之间的差别还在于具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不同的人生追求。他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里仁》）也就是说，作为君子只有重视道义，追求道义，才能与小人区别，才能真正体现君子的精神。同时，孔子还认为，君子必须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即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四、关于学习的态度、方法和目的 《论语》中关于学习的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值得今人借鉴。这些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关于学习的态度。孔子认为，追求学问首先在于爱学、乐学，这是关键。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雍也》）即真正爱好它的人，为它而快乐的人才能真正学好它。孔子赞扬的颜渊就有这种发愤好学的乐观精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雍也》）其次，要“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述而》）即学习要有踏踏实实的精神，默默地记住学到的知识，努力学习而不满足。第三，专心致志，知难而进。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读书的人要立志于追求道义、真理，要专心致志，不要为 世俗所累。同时，他还认为追求学问是一个艰难的过程，要敢于知难而进，“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雍也》）针对冉求在学习问题上认为自己能力不够的思想，孔子认为所谓能力不够的人，是走在中途就停止下来，你现在以能力不够划地自限，实际上是没有坚持到底的缘故。在这里孔子勉励冉求要知难而进，只有这样才能得道。事实上孔子自己就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述而》）。第四，要虚心求教，不耻下问。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这说明学无常师，作为人应随时随地注意向他人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孔子提倡和赞扬“敏而好学，不耻下问”的学习精神，“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里仁》）体现了孔子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二，关于学习的方法。孔子在和弟子的交谈中多处提及学习方法问题，最著名的莫过于“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与此同时，孔子还特别强调学思结合，勇于实践。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只读书而不思考就会感到迷惑，只是空想而不读书就会精神疲殆。要求人们把学习积累和钻研思考相结合，不能偏废。另外，孔子还非常重视精益求精，“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反对一知半解，浅尝辄止。 其三，关于学习的内容。孔子主张学习要博，要广，不能偏颇、单一。他提出要用四种东西作为自己的学习纲要，这就是“文，行，忠，信”（《述而》）。即文化知识，品德修养，忠诚笃厚，坚守信约。这四项内容对于自己和别人都具有重要意义。孔子在重视博学的同时，也强调学习要抓根本的东西，孔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这里孔子在回答子贡的问题时，说明自己的“多学”是相对的，在多学的基础上，我是用一个道理来贯穿自己的学说的，这个道理就是学习的根本，学习重在抓住根本。这里孔子间接地说明了博与精的关系，值得借鉴。 其四，关于学习的目的。孔子认为，学习必须有明确的目的，但重点在于“学以致用”。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路》）也就是说，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治任务，却办不成；派他出使到外国，又不能独立作主应对；这样，虽然书读得很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又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述而》）也就是说，品德不去修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正义的事不能去做，有错误不能改正，也就是理论和实际不能结合，这才是我们忧虑的。由此可见，读书的目的，不在于死记书本，而在于应用，在于实践，在于“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知识。关于这一思想，在孔子的学生子夏的思想中也表现出来。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路》）也就是说当官时有余力就应该学习，学习后有余力就可以做官。这一思想实质上也体现了学与用的关系，要想当好官必须学习，学习的目的应是更好地当官，体现了学习与应用的关系，也体现了孔子办私学的目的，即通过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让他们直接登上政治舞台或作教师培养政治人才，当然在孔子看来，学习的目的也在于对道义、真理的追求，“士志于道”，“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 五、《论语》书中的教育思想 孔子作为我国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从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在教育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经验，《论语》一书对此有较多的概括。 其一，关于教育指导思想。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卫灵公》），即受教育者不应分贵贱、贤愚，应该机会均等。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扩大了教育对象，使教育扩及于广大平民，这在当时无疑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其二，关于教育的基本方法。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以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为贯彻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了解，诸如“由也果”、“赐也达 ”、“求也艺”（《雍也》），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办事畏怯，所以要鼓励他；子路胆大过人，自以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孔子还重视诱导式的启发教育，不要求学生死读书，而贵在触类旁通，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子夏谈诗“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从而体会到“礼”应该以忠信仁义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称赞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与信《诗》已矣。”（《八佾》）能启发我的人是子夏啊！现在我可以与你谈论《诗经》了。颜渊听老师讲学后“亦足以发”（《为政》），子贡也说他“闻一以知十”（《公冶长》），所以孔子特别称赞颜渊的聪明好学。这正是启发诱导式教育的必然结果。孔子特别强调“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时，我不去启发他，不到他想讲而讲不明白时，我不去开导他。例举一个道理而他不能类推出三个道理，我就不再教诲他了。孔子还强调在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必须注意循序渐进，即：“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罕》）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循循善诱启发教育的写照，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三，关于教育的基本内容。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内容十分广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贵族学校所用的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由此可见，孔子是以诗、书、礼、乐为普通教材教育学生的。至于“易、春秋”只是在孔子的晚年才进行研究并付诸教学的内容，所以孔子说：“五十以学《易》”（《述而》）。也可能因为《易》、《春秋》是比较精深的学科，只有少数高材生才能学习，所以说“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那么，在这些教学内容中孔子最为重视的是什么呢？从《论语》的许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诗》、《礼》是孔子教学的主要课程。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季氏》）“诵《诗》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又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这些思想说明，孔子不仅重视《诗》《礼》的教育，而且重视这些内容的总结挖掘与研究，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内容的丰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其四，关于教育的培养目标。在孔子看来，进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协调人们的社会行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这就是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子张》）。正因如此，当季康子问他的弟子仲由、子贡、冉求能否“从政”的时候，孔子满口答应可以“从政”（《雍也》）。事实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门生中，从政者为数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对参政。这说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当时的社会需要是相统一的，体现了教育的社会价值。当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体现着阶级属性，但作为社会的人，孔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倡导的许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类共性的成分，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应予以辩证地分析和扬弃。 六、关于务政的思想及其价值 《论语》中关于务政的思想是“学以致用”思想的具体体现，对此，《论语》中对务政的标准也作了具体说明。 其一，关于务政的对象。孔子认为只要懂礼、有道、正直，并具备一定的从政才能的人就可以务政。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孔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问：“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问：“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也就是说，只要人具备一定的参政素质，诸如果断、达理、多艺就可以参政。 其二，关于务政的基本要求和标准。从政者必须勤勉忠诚。孔子曰：“居之无倦，行之以忠。”（《颜渊》）“先之劳之”，“无倦”（《子路》）。也就是说在位不松驰懈怠，执行政令要忠心，要带头、勤勉，办事不要松懈。从政者必须温良恭俭让。陈子禽向子贡问道，“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学而》）也就是说孔子来到一国就一定会知道这里的政事，就是因为先生有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五种美德。而这五种美德也间接地说明参与国政的道理。有一次，孔子在谈论郑国贤相子产时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正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正是由于子产的这种庄重、恭敬、恩惠、道义和美德，才能使他处于郑国的贤相位置。 第三，要言行一致，举止端庄。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夫然后行。”（《卫灵公》）也就是说要想使自己的思想主张为他人接受，必须心意诚恳，行为端庄，这样你的主张就可以行得通了。 第四，要眼光远大，依次而进。子夏当了莒父的县长，向孔子请教怎样理政。孔子说：“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子路》）即要求人们处理政务不要图快，贪图眼前利益，图快反而不能达到预期目的，贪图小利反而办不成大事。而应眼光放远，依次而进。另外，孔子还认为在处理政务时应当慎重，要深入实际，多听多见，了解实情，以免犯错误。即所谓“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为政》） 七、关于治国与安邦的道理 孔子作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其有关治国的道理在《论语》中也有重要的位置。概括起来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其一，治国的根本在于“人伦纲常”。齐景公问孔子怎样治国，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即要治理好国家，君主必须像个君主，臣子必须像个臣子，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这一思想虽然反映了孔子的宗法伦理观念，但在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伦理纲常确实起到了治理国家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在阶级社会里，不论处于什么时代都需要各在其位，各司其职。否则国将不国，政将不政，社会将混乱不堪。那么孔子为什么强调以“人伦纲常”治国呢？孔子回答子路的问题时作了说明，子路问孔子：“卫国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当然孔子也认为，重视伦理纲常的作用也不能脱离礼让。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里仁》）即用礼让的精神治理国家，国家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人伦纲常的礼才能得以保证。在这里礼让成为维系人伦纲常的精神纽带。 其二，治国的前提在于君子主要严于律己。孔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即君主要治理好国家，必须端正自己本身，严于要求自己。如果己正，管理国政就不会有什么困难，如果自己不端正，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就不可能去端正别人，其国家也无法治理。孔子还 以舜为例说明君主严于律己的重要性。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己矣。”在孔子看来，真正能从容安静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那么他做了些什么呢？也不过是庄严端正地坐在朝廷上罢了。这里舜的庄严端正行为正是他实现太平世道的关键所在。 当然，孔子还认为君主治国除了行为端庄之外，还应重视才智礼仪仁德的关系，这些都是治国不可偏废的条件。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涖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涖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即靠聪明取得了地位，不能用仁德去保持它，虽然得到了地位，也一定会失去的。靠聪明取得地位，能用仁德保持它，假若不用严肃的态度来治理百姓，那么百姓就不会尊敬他。靠聪明取得地位，能用仁德保护它，能用严肃的态度治理百姓，而不用礼义教化人民，那也算不得完善。可见治理好国家对君主的要求应是全方位多方面的。另外，孔子还总结了历代圣明君主治国的道理，重在宽厚、诚信、勤敏、公允。即：“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有功，公则说。”（《尧曰》） 其三，治国的基本方法，“选才、富国、育人，立法”。孔子认为君主管理国家大事，要处处从大局着眼，重视选拔优秀人才。孔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子路》）同时要重视富国，教育民众。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去，冉有给他驾车，孔子说：卫国的人口真多啊！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这里孔子强调在卫国这样一个众多人口的国家，要治理好它，首先要让他们富起来，然后使他们再受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另外，孔子也特别重视法制对国家的治理作用。有一次颜渊请教老师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借鉴夏、商、周三代的古德，取其精华，舍其糟粕。在这里孔子不仅强调了法制对治国的重要作用，而且他的古为今用的思想方法也值得今人学习。 其四，治国的基本原则，讲究信用，爱护人民。孔子认为治理好国家，君主一定要重视人品、道德，要讲究信用，爱护民众，这是治国的基本原则。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而》）即治理一个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就要认真对待政事，并讲究信用，取信于民。同时还要节省俭用，爱护人民，役使人民要不违背农时。只有这这样才能处理好君主与人民的关系。 总之，《论语》从多种角度反映了孔子的思想特征，在学习研究《论语》的过程中，很有必要把《论语》的思想体系化，科学化，更好地理解《论语》中的思想精神。要做到“古为今用”，就要研究《论语》思想的时代价值，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事实上，作为两千多年前的著名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我们今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其中的许多思想是当代人的精神和楷模。这说明古代的思想家与我们今天的思想非常接近。当然孔子是人不是神，孔子也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这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但是，研究孔子重在吸收孔子思想精华，而不是简单地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9日上午，孔子故里山东省曲阜市的杏坛剧场内传出朗朗的诵读声。2000多名少年儿童齐声诵读《论语》中的经典名句和中国历代名篇佳作明月高悬，孤灯一盏。橙黄色的灯光笼罩着周遭的一切。我正襟危坐于桌旁，在这样一个宁静而又安详的初春的夜晚，仔细背诵着一本蓝色仿线装的，薄薄的小书——论语。 说它是薄薄的一本小书，实在不假。虽然字印的斗大，再加上注释，翻译，总共也不过220页。想想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如此的一本小书。若是摆在那些厚似馒头， 重似砖头，印刷精美似绣花枕头的大部头巨著之中。实在是不起眼之极了。何以想象，就是如此的一个薄薄的小书，却统治了中国近二十个世纪，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历史呢？ 从辩论的角度看，孔子肯定是输了，而且输得心服口服。可是如果从生活的角度看。孔子又是赢家，是大赢家。这是历史证明了的，不是我说的。也许，真理本不是辩出的，而是做出的。 孔子何以获胜，辩论为何不出这样的道理，我不知道，天资太差，脑子太笨。但我知道孔子说了些什么，他说的是做人的道理，生活的道理，生存的哲学！如果你是人，你生活在一个群体中，不论你做什么：你去干革命，做领导，开公司，或是你去当土匪，做强盗，当恶霸。如果你想做强，作大，你就必须相信孔子说的，从这个角度说，孔子的道理，是永恒的真理！ 说起生活的道理，生存哲学。我们中国人可是不会陌生。因为我们有五千年的等级社会的生活经验，世界上哪个国家也比不上。比如说：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争权夺利，互相倾扎，落井下石，背后捅刀，见利忘义，过河拆桥，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说的一套，做的一套，损人利己，假公济私，猜疑嫉妒，暗地造谣，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个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还有什么，大家补充。 总之，我们中国人最不缺的就是智慧，尤其是生存智慧。中国人是适应力最强的生物，在任何的环境里都可以生存。并且还有一整套自我娱乐的方式，我们是最喜欢内耗，窝里斗，最容易忘记过去，最经常变得麻木不仁，最喜欢隔岸观火，充当看客的民族。好了，不说了，鲁迅先生比我说的强多了，不敢班门弄斧。 鲁迅先生原以为可以用笔做刀剑，用激烈的言词，大声得呼喊惊醒沉睡的中国人。可是她错了，文学的力量微乎其微，鲁迅本人也似乎被我们遗忘了。是毛主席率领的，手握着真正的枪杆子的百万雄师，彻底改变了中国，用政治和经济的力量改变了中国人。可是很遗憾，毛主席也犯了一个错误，以为单单依靠唯物主义，辩证法，就可以改变人的精神。于是，他打倒了孔子。于是，有了今天的局面。 不论是孔子，毛泽东，还是鲁迅，他们对人性善和恶的两面都有着自己的认识，解决的方法也因自身的特质和所处时代而不同，至于结果，只有历史去评说了。我在这里说的，不过是发一点牢骚罢了。 随着我这并不聪明的脑子的一点小小的进步，我越来越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其说一场经济和政治革命，不如说是一场人性的革命。如何能让劳动者联合起来，不是仅为自己的一点私利，团结一心，为捍卫胜利果实而奋斗。如何保证那些代表人民掌权的人真正的为人民谋利益，而不是为了一己的私利，更不是做剥削，欺压人民的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 更重要的是，究竟这种出自于公心，而非私心的推动力有多强大呢，真的可以代替私心成为推动历史的发展的动力吗？从历史看，至少目前为止，所有的努力都失败了。人们的私利显然要比公心有着更为强大的推动力，确切的说，真的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所以，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还是具有其合理性的，生命力的。战胜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战胜人类自己自私，自利的道路，是异常艰难的。但是，我相信，由于人的自私，自利而造成的对抉择的失衡，也就是对中庸之道得丢失——诸如此类的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是否知道有这么回事，大家都知道的。而是如何去做到这件事，这是大家不知道的，为了真正做到平衡，不极端，除了要摆正物质和精神之间的根本关系外，恐怕真正需要的是“吾日三省乎己“和“非礼毋视，非礼毋听，非礼毋闻“的毅力和信念，是坚决的信仰和执行，而非理论的探讨。但我知道信念和毅力，这正是当今世界所缺少的（抛开对金钱的毅力和信念不算）——必会造成“群体短视“，也就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落泪。注定了我们只有在一次大规模的毁灭之后，才会在废墟上建立这样一种共识。 从这个角度看孔子，其意义有了极大的不同。孔子其实是最早的社会主义的倡导人，是第一从实践上去探索的学者，只是方向有些不同——他的学说是对人性善恶的理解和把握，和各种实践的操作方法。这同样是儒家现代复兴的基点所在！ 孔子和毛泽东，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伟人。他们的思想境界高的超乎想象。他们一个用温文尔雅的情感力量，一个用躬身亲为的实干家力量。改变了中国。所以，我喜欢《论语》，喜欢《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因为这些道理，不是辩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另外，本人工作学习很忙，实在没时间去把我的文章总结发展了，还望见谅。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我的首要任务是了解社会，适应社会，而后才是改变社会，所以，不论是人性的善和恶，我都要潇洒走一回了，不论这水多混，我都要摸一回的。也许有一天，我会出淤泥而不染，那时，我也许会写出更有分量的文章吧！（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笑！）

论孔子的仁与礼论文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大家都写过论文吧，通过论文写作可以提高我们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相信很多朋友都对写论文感到非常苦恼吧，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论孔子的仁与礼论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摘要：

孔子思想是由“礼”到“仁”的演变路径。孔子在吸收和损益周礼德性原则的基础上，吸纳前人"爱亲之谓仁，利国之谓仁"的观点，把它同礼的基本原则联系起来，但又不囿于礼，坚持在更为广阔的人际关系中弘扬仁爱精神，并以此影响礼改造礼，最终形成了自己由 "孝悌为仁之本"到"爱人"至"克己复礼"的仁论思想。

关键词：仁 礼 克己复礼 爱亲 爱人

一、孔子之前的周礼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是在原始宗教礼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基本的特征是融宗教、音乐、诗歌、舞蹈、伦理于一体，其内容形式，自夏而周经历了由鬼神崇拜逐步转变为重视德性伦理，由粗糙变为日趋文雅，由不完备到逐渐完备的过程。

周礼有别于商礼和夏礼，区别的重点在于周公“以德治礼”，他为礼注入了道德理性精神。《左传》文公十八年季文子引周公之语说：“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

①“则”，即礼之基本原则，它是考察人们德行的标准（“则以观德”），而德行又是办事的基础（“德以处事”），并且可以直接地影响办事的效果和评价（“事以度功，功以食民”）。对于“则”，杨伯峻先生解释说：“六年传云‘导之礼则’，此‘则’字亦礼则之义。以礼则观人之德。德有凶有吉，合则为吉德，不合则为凶德。”

②德有凶有吉，遵从礼的基本原则即为有德，违背礼的基本原则的就是无德，这样就引德入礼，使周礼蕴含了具有指导和规范德行作用的道德理性。

以道德理性为特征的周礼是对礼的一次变革。周礼由对虚幻世界的追求，转为对人伦的重视，这对于人们摆脱宗教蒙昧，发展理性活动，起了重大促进作用。然而这种作用亦是有限的。周礼中有大量的宗法内容存在，理性原则往往依附于宗法关系，为血缘所包裹。在理论上对此有所突破并展现出个体人格的独立性始于孔子时代，而且这些是以孔子“仁”的思想的提出为标志的。

二、孔子对“礼”的改造即由“礼”到“仁”的演变

孔子尚礼，他通过考察三代之礼发现了两点：其一，三代的礼乐是因袭承接而发展的；其二，这种发展是有所损益的，尤其在两代礼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周礼十分的丰富多彩，因此他十分惊叹地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八佾》）

周礼的道德理性原则是“尊尊亲亲”。所谓“尊尊”，即在氏族内部强调下对上的尊崇；“亲亲”，则是氏族内部依亲疏关系不同而表现出的爱有差等，血缘愈近，则所爱愈亲。这种讲究血缘关系的爱是以父母子女之爱为核心的，并借此而派生出忠、孝、悌、直等道德观念。古人把这种亲亲之爱及其派生出来的德行，称之为“仁”。《国语晋语》记载郦姬言：“为仁与为国不同，为仁者，爱亲之谓仁；为国者，利国之谓仁。”

③所以她在“爱亲之谓仁”的基础上又添加了一层更高的层次，即“利国之谓仁”。这种构想对孔子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也有重大的启示意义。孔子正是以“爱亲为仁”为基础，把它同礼的基本原则联系起来，将周礼演变为仁。

（一）孝悌。在孔子及其弟子看来，孝悌是行仁的基本要求。孔子说：“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泰伯》）孔子的弟子有若说过：“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孔子对孝悌提出了很多具体的要求，他要求人们做到“事父母，能竭其力” （《学而》），“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无怨。”（《里仁》），“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里仁》），“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里仁》）。他不仅强调要赡养父母，更为重要的是要求子女做到“敬”，他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孔子要求子女既在物质上，更要在精神上关爱自己的父母。《论语阳货》篇记载了一段孔子与宰我关于居丧的讨论，最后孔子评价宰我说：“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孔子对宰予对待居丧的轻慢态度给予了“不仁”的评价，可见孔子对“爱亲”的看重和“爱亲之谓仁”思想对孔子的影响。

（二）爱人。《论语颜渊》记载樊迟向孔子请教什么是“仁”，孔子回答他说：“爱人”。孔子释“仁”为“爱人”，试图把“爱人”作为维护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谐融洽，进而达到促使整个社会形成友爱互助氛围的目的。他要求青少年们做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这一句话清晰地展示了由孝悌而走向仁的逻辑进程，“泛而众而亲仁”也说明了“泛爱众”与仁在内涵上的联系，在孔子看来，如果把孝悌之爱推行到血缘关系以外的人群中去，做到“爱众”，那是十分高尚的，那就不仅是仁，甚至可以说是“圣”。孔子论仁过程中由“孝悌”到“爱众”的推进，也足见孔子对“爱亲之谓仁，利国之谓仁”这一观点的吸收和继承。

（三）克己复礼为仁。孔子自身德行的培育是从克己复礼中开始的。当颜渊向孔子请教该如何培育仁时，孔子回答他说：“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具体要求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即要求在日常生活中做到视、听、言、动之间皆合于礼。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仁不是表现为某种具体的德行，而是抽象的德性，是忠、恕、恭、宽、信、敏、惠、直、勇等诸多美好德行的统称。礼则是人与人之间相处在的规范和评判标准，抽象意义上的仁在指导具体行动的过程中，人们正是通过礼来判定他们的行为是否符合某种德行的要求的。因此，孔子特别强调礼对这些具体德行的限定和影响，他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孔子正是在不断地克己复礼的过程中一步步深化，由礼领悟到仁的。

三、仁与礼的关系

（一）仁是本质，礼是表现。在孔子这里，“仁”是核心是本质，而“礼”则是“仁”的本质的外化。“仁”与“礼”的关系是内在与外在的关系，“合礼”是“仁”的外在规范和表现，受“仁”支配，“仁”才是最终的内在标准。他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认为礼是立身的标准，也就是说礼具有一种外在规范性的特征，它反映的是仁的内涵。因此，我们在看待孔子“礼”的思想时，应该看重的是那种“礼”的规范精神。

（二）孔子在强调仁是礼之本的同时，亦强调礼对仁的辅益作用。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卫灵公》）孔子强调礼对仁的作用，其原因在于，仁要在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而这种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正是礼所反映的对象，从这一点上说，仁要通过礼来实现自己。正因为如此，所以孔子在倡导仁的同时，始终坚持礼。

总而言之，孔子思想的形成是在继承和损益周礼的基础上，通过吸收前人“爱亲之谓仁，利国之谓仁”的观点而发展起来的。孔子首先强调“爱亲”，“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然后从父母亲情扩大开来，鼓励做到“仁者爱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最后说到具体方法时强调正身，“克己复礼为仁”。这一思想正是对周礼“亲亲尊尊”德性原则的继承和拓展。由此可知，孔子仁论思想路线是由礼逐步深化到仁的路线。

扩展资料：

孔子（孔夫子，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夏邑），出生于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被后尊为孔圣人、至圣、至圣先师等，“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他开创私人讲学的风气，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四年，晚年修订《诗》《书》《礼》《乐》《易传》《春秋》六经。孔子去世后，后人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语》。

人物生平

贵族出身

孔子的祖上是宋国的贵族，先祖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周初三监之乱后，为了安抚商朝的贵族及后裔，周公以

圣人降世

叔梁纥的正妻施氏，生了九个女儿却没有一个儿子，小妾为他生了长子孟皮，孟皮有足疾，叔梁纥很不满意。于是叔梁纥请求颜氏让她三个女儿之中的一个立为妾，颜氏念叔梁年老且性情急躁，于是征求三个女儿的意见。长女和次女都不同意，只有小女儿颜徵在愿嫁叔梁纥。

颜徵在时年不满二十岁，而叔梁纥已经六十六岁，年龄相差悬殊，两人为婚于礼不合，夫妻在尼山居住并且怀孕，故谓之“野合”。孔子在鲁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儒略历公元前551年；格里历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关于孔子出生年月有两种记载，相差一年，一般依《史记·孔子世家》说。）申时于陬邑昌平乡诞生。

孔子生而七漏，头上圩顶（意为头顶凹陷），而又因其母曾祷于尼丘山，故名“丘”，字“仲尼”。

早年经历

鲁襄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49年），孔子三岁的时候，叔梁纥病逝，葬于防。叔梁纥死后，颜徵在失去庇佑，被叔梁纥正妻施氏所逐，于是带孔子庶兄孟皮与孔子至曲阜阙里，过着清贫的生活。

鲁昭公五年（公元前537年），孔子日见其长，已意识到要努力学习做人与生活之本领，所以称自己虽然已经十五岁了，但志向在于做学问。

鲁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孔子的母亲颜征在去世。这一年，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去赴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

鲁昭公九年（公元前533年），孔子已经十九岁了，为了能够经常回到祖籍地宋国祭拜祖先，便迎娶了宋国人丌官氏之女为妻。

步入仕途

鲁昭公十年（公元前532年），亓官氏生子。据传此时正好赶上鲁昭公赐鲤鱼于孔子，故给其子起名为鲤，字伯鱼。孔子自20多岁起，就想走仕途，所以对天下大事非常关注，对治理国家的诸种问题，经常进行思考，也常发表一些见解。是年孔子开始为委吏，管理仓库。

鲁昭公十一年（公元前531年），孔子改作乘田，管理畜牧。孔子小时候生活艰难，所以会干一些粗活。

鲁昭公十七年（公元前525年），郯子来到鲁国朝见，孔子向郯子询问郯国古代官制。孔子开办私人学校，当在此前后。

鲁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孔子到30岁时，已有些名气，所以自称三十岁前后有所成就。这一年，齐景公与晏婴来出访鲁国时召见了孔子，与他讨论秦穆公称霸的问题，孔子由此结识了齐景公。

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学礼于孔子。相传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

鲁国内乱

鲁昭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16年），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说君王要像个君王，臣下要像个臣下，父亲要像个父亲，儿子要像个儿子。孔子得到了齐景公的赏识，景公欲以尼溪之田封孔子，被晏子阻止。孔子在齐闻《韶》乐，如醉如痴，三月不知肉味。

鲁昭公二十七年（公元前515年），齐国的大夫想加害孔子，孔子听说后向齐景公求救，齐景公说自己老了，不能用了。孔子只好仓皇逃回鲁国。

鲁昭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14年），晋魏献子执政，举贤才不论亲疏。孔子认为这是义举，在近处不会埋没与自己亲近而有贤德的人，在远处不会埋没受人推举而有贤德的人，这可以说是仁义了。

鲁昭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13年）冬天，晋国铸刑鼎。孔子认为晋国的灭亡，主要是因为统治者没有好的制度和法度。

鲁昭公三十年（公元前512年），孔子已经40岁了，孔子经过几十年的磨练，对人生各种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认识，所以自称四十岁不疑惑。

出仕修经

鲁定公六年（公元前504年），季氏家臣阳虎擅权日重。孔子称之为家臣掌政。所以孔子不上任，退隐而修著《诗》、《书》、《礼》、《乐》，众多弟子跟着孔子走遍各国，跟随他学习。阳虎想要见孔子，而孔子却不想见到阳虎，后来两人在路上相遇。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没有明确表态，随后孔子被升为小司空。

鲁定公十一年（公元前499年），孔子升为鲁国大司寇，摄相事，七日而诛少正卯，曝尸三日，鲁国大治。

离开鲁国

鲁定公十三年（公元前497年）春天，齐国送80名美女到鲁国。季桓子接受了女乐，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孔子与季氏出现不和。孔子非常失望。不久鲁国举行郊祭，祭祀后按惯例送祭肉给大夫们时并没有送给孔子，这表明季氏不想再任用他了，孔子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离开鲁国，到外国去寻找出路，开始了周游列国的旅程，这一年，孔子55岁。

周游列国

孔子带弟子先到了卫国，卫灵公开始非常尊重孔子，按照鲁国的俸禄标准发给孔子俸粟6万，但并没给他什么官职，没让他参与政事。孔子在卫国住了约10个月，因有人在卫灵公面前进谗言，卫灵公对孔子起了疑心，派人公开监视孔子的行动，因此孔子带弟子离开卫国，打算去陈国。

孔子路过匡城（今河南睢县）时，因误会被人围困了5日，逃离匡城，到了蒲地，又碰上卫国贵族公叔氏发动叛乱，再次被围。逃脱后，孔子又返回了卫国，卫灵公听说孔子师徒从蒲地返回，非常高兴，亲自出城迎接。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这一方面是由于卫灵公对孔子时好时坏，另一方面是孔子离开卫国后，没有去处，只好又返回卫国。

鲁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5年），孔子离开卫国回到鲁国。

鲁哀公元年（公元前494年），吴国使人聘鲁国，就“骨节专车”一事问于孔子。

鲁哀公二年（公元前493年），孔子由鲁国来到卫国。卫灵公问阵于孔子，孔子婉言拒绝了卫灵公。孔子在卫国住不下去，离开卫国西行。经过曹国到宋国。宋司马桓魋讨厌孔子，扬言要加害孔子，孔子微服而行。

鲁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孔子六十岁，称自己这时候，能正确对待各种言论，不觉得不顺。孔子过郑到陈国，在郑国都城与弟子失散独自在东门等候弟子来寻找，被人嘲笑，称自己颓丧的样子如同丧家之犬。

鲁哀公四年（公元前491年），孔子离开陈国，来到了蔡国。

鲁哀公五年（公元前490年），孔子从蔡国来到叶国。叶国君主叶公向孔子问政，并与孔子讨论有关正直的道德问题。在离开叶国返回蔡国的途中，孔子遇到一位隐者。

鲁哀公七年（公元前488年），孔子又回到卫国，主张在卫国为政先要正名。

鲁哀公八年（公元前487年），吴国讨伐鲁国，吴国战败。孔子的弟子有若参战有功。

鲁哀公十年（公元前485年），孔子在卫国，孔子的夫人亓官氏去世了。

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齐国派师讨伐鲁国，孔子弟子冉求率鲁师与齐战，获胜。季康子问冉有指挥才能从何而来，冉有说是向孔子学来的。68岁的孔子在其弟子冉求的努力下，季康子派人以币迎孔子归鲁国。孔子周游列国14年，至此结束。孔子仍有心从政，但仍是被敬而不用。季康子欲施行田赋，孔子反对。对冉有说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不是君子的行为，应该用他的礼数来判断。施舍的时候，会从重付出。做事的时候，会中庸而行之。死的时候，会对自己薄葬。

回到鲁国

鲁哀公十三年（公元前482年），孔子已经70岁了，称自己这时候随心行事也可以不逾越规矩了。

身处乱世的孔子所主张的仁政没有施展的空间，但在治理鲁国的三个月中，使强大的齐国也畏惧孔子的才能，足见孔子无愧于杰出政治家的称号。政治上的不得意，使孔子将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教育事业上。孔子曾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入东周向老子请教。最终返回鲁国，专心执教。孔子打破了教育垄断，开创了私学先驱，弟子多达三千人，其中贤人七十二，便是著名的七十二贤士。七十二人中有很多为各国高官栋梁，又为儒家学派延续了辉煌。这“七十二贤士”中，又数颜回是孔子最爱的弟子。

这一年，颜回先他而死，孔子十分悲伤，感慨到昔日曾跟随自己从陈国到蔡国去的学生，此时却都不在身边受教了。

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春天，西狩获麟。孔子认为这不是好征兆，说吾道穷矣。于是停止修《春秋》。同年六月，齐国陈恒弑齐简公，孔子斋戒沐浴三天，孔子见鲁哀公，请求鲁国出兵讨伐陈恒，没有得到支持。孔子又向季孙请求出兵，结果遭到拒绝。

驾鹤西归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初四日（公元前479年4月4日），子贡来见孔子，孔子柱杖依于门前遥遥相望。他责问子贡为何那么晚来见自己。于是叹息说泰山将要坍塌了，梁柱将要腐朽折断了，哲人将要如同草木一样枯萎腐烂了。孔子流下了眼泪，讲到天下无道已经很久很久了，没有人肯采纳自己的主张。自己的主张不可能实现了。夏朝的人死时在东阶殡殓，周朝的人死时在西阶殡殓，殷商的人死时在两个楹柱之间。昨天黄昏梦见自己坐在两楹之间祭奠，自己的祖先就是殷商人啊。

鲁哀公十六年二月十一日（公元前479年4月11日），孔子患病不愈而卒，终年七十三岁，葬于鲁城北泗水岸边。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唯独子贡为孔子守墓六年。弟子及鲁国人从墓而家者上百家，得名孔里。孔子的故居改为庙堂，孔子受到人们的奉祀。

浅谈《论语》的交友观 一、 朋友的作用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为政)子曰:“德不孤，必有邻。”(里仁)人在社会中不可能是孤立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从外部看，考察一个人所结交的朋友，就可以推断出这个人属于哪种类型。从内部看，人只有在朋友中间才能找到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不同于家的感觉。除了情感的寄托以外，“家”还有天然的血亲关系加以维系。朋友圈则不同，友情不仅可以满足情感表达交流的需要，还可以使人获得价值上的认同。纯粹的友情总是靠共同的取向得以维系的。一方面，我们通过朋友这面镜子，了解自己是谁;另一方面，我们在与朋友的交往中产生共鸣。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子曰:“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季氏)纯粹的友情带来的是超脱功利的快乐。 当然，朋友还可以满足我们工具性的需求。“工具性”的说法很不好听，但却是现实的。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将工具需要和情感需要完完全全剥离开来。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学而)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乡党)孔子的行动好象就是有子的话的注释。安葬无可归的朋友，看似普通却体现了孔子对朋友朴实深厚的感情。人生道路上的相互关照，一点一滴往往最能透出友情的珍贵。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子贡问何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贤者，友其士之仁者。”(卫灵公)这两段话是结交朋友工具性目的和价值性目的交织并存的最好体现。朋友有时也是良师，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自己的品德修养。当我们要实现某种崇高的价值或理想时，志同道合的朋友的帮助更是不可缺少的，于是我们就要有意去结交。就其交友的目的来说是工具性的，就其内容而言是高尚的。 朋友的作用大致粗分至此，因为牵扯到朋友的种类，很多话不及细说，下文再谈。 二、 结交朋友的标准 《论语》有关结交朋友之标准的论述很有意思，其中既有对朋友的要求，又有对自己的要求。不同的地方，看上去还有矛盾之处。 首先，孔子认为，交友必须交优秀的人，德才兼备的人。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学而)只有这样才能见贤思齐，有道而正。这一点颇合上述交友的目的。 其次，我们要同正直的人、信实的人和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不同谄媚的人、背后毁谤的人和夸夸其谈的人交朋友。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季氏)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公冶长)我将孔子这六类人的对举看作是对第一条标准的具体化，也是交朋友的道德底线。我觉得以上这两条标准非常符合孔子对“仁”的追求。从“恭、宽、信、敏、惠”这些“仁”的细目来看，“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道德品质的高度概括。孔子一生努力实践“仁”德，在交友方面也渗入了他的这一标准。直、谅和多闻分别从立身、对人和学识三个方面对选择朋友提出了一个简明而又完备的要求。 第三，孔子中庸的思想在交友观上也有体现。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我们要尽可能地与言行合乎中庸的人相交，可这毕竟非常理想化，反映在现实中我们既要结交激进者，也要结交狷介者，优势互补。这样，我们就可避免偏执。 另外，《论语》中还有另两处相关的记载，我觉得更为重要。一处是: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颜渊)这里的兄弟可以做“朋友”理解。我觉得，这一段语录对我们自身提出了要求。友谊是需要双方共同建立的，我们不能只要求对方符合自己的要求，还要使自己能群，能让人接受。要做到这一点，恭敬有礼是基本的条件。此外，这段话还扩大了选择朋友的范围，提出了与人交往应有的气度。我觉得子夏是相当有胸襟的。当一个人能够自立于天地之间，视野已达到一定境界时，什么人不能容我成为他的朋友?同样，当一个人能够自立于天地之间，视野已达到一定境界时，什么人不能成为我的朋友?只要不超越道德底线，“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一点可以和另一处对读:子夏之门人问交友于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于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张) 既然我们可以有这么多朋友，那么朋友有没有种类之分呢?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可视为开放与包容，“同”可视为封闭与单一。从人际交往来说，“和”指与不同类型的人交往，“同”是指只与气息相投的人交朋友。不同类型指得又是什么呢?我觉得“朋友”这个词事实上很难定义，在很多场合，“朋友”只是“有用的熟人”的代名词。勉强加以分类，可以以一个个体为中心，从他的主观角度出发，以工具性目的和价值或情感认同性目的各自所占比例为尺度，画圈。围绕个体最紧的是主要以纯粹价值认同为纽带的朋友，越外围的朋友，工具性越重。当然，所谓工具性和认同性只是为了划分方便，在实际中，两者搀杂在一起，很难一刀切。不过，也会有极端情况，如果我们对于一个人毫无感情可言，与他相交只剩利用价值了，我想我们即使称之为朋友，其内涵也变味儿了。这还仅仅是主观的划分，客观的现实生活常常让我们与工具性朋友保持最密切的关系，而认同性朋友可能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但两个人的心还是相通的，客观不能，主观也无须见面。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可能指的就是这种情况。但是这种划分仍不严密，只考虑了常态、共时的情况。在人生的各个阶段，我们都会结交上述两种朋友。有的朋友相伴一生，有的朋友只解燃眉之急，有的朋友只在人生旅途中同路一段。最值得珍惜的是老朋友，最难忘的是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出现的，又不能永远在一起的朋友。这虽然是人生憾事，话又说回来，我们也不必刻意去保持联系。因为情感的相投、价值的认同往往只在某一情境、某一机缘下才产生。执着地追求全面的了解可能会使刹那的美感烟消云散。所谓距离产生美，我和他不可能在每一方面都取得一种和谐，该散就散，回忆有时更加美好。所以子曰:“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子罕)再进一步说，如果我们能欣赏他人异于己的地方，那和他们交朋友也不是件困难的事。这一点与认同感并不矛盾。接受甚至欣赏异己，便意味着从反面认同了对方的“异”，从“异”中求得了“同”，达到“和合”的境界。这或许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和而不同”的基础。如果说俞伯牙之于钟子期是一种同质的认同，那么庄子之于惠施就是一种异质的认同。好比矛盾的双方，缺少任何一方，另一方都将失去存在的价值。 三、 与朋友交往时的准则 首先，朋友相交重在一个“信”字。曾子曰:“……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子夏曰:“……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学而)我觉得这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前提，没有“信”根本不能交往，何来朋友。不过有时越是基本的道德规范越难以做到，越难以做到这要求就变得越高。当一个人真正做到最基本的要求时他所达到的价值层面是最高的。 第二，对朋友要宽容，在朋友有难或犯错时要帮助朋友。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过，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微子)“君子周急不继富。”(雍也)朋友的价值在关键时刻最能显现出来。我想，这也是“信”所要求的。一个忠诚的朋友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抛弃对方。 第三，要把握好与朋友的距离。“朋友之馈，虽车马，非祭肉，不拜”(乡党)。朋友关系是一种非常亲密的关系。真正的朋友之间用不了太多客套。但那并不是亲密无间。子游曰:“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里仁)子曰:“晏平仲善与人交，久而敬之。”(公冶长)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颜渊)从个体的角度看，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再怎么认同，两个人总还是不同的个体。人与人之间不可能没有摩擦。两个人挨得越近矛盾就可能越大，就好像挤公共汽车。我们都需要一定的属于自己的空间。从朋友间的交往来看，稍微疏远一点给双方都留出了余地。一方面，我们可以利用这种距离保持一定的新鲜感，另一方面，我们还可利用这种空间交更多的各种类型的朋友。把握好与朋友的距离就能把握好交友的质和量。有的人只有泛泛之交却没有知心朋友，有的人只有少数几个知心朋友，交友面却很小。他们都没有处理好交友的距离感。 《论语》的交友观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挖掘，但有一点好像没有涉及到--如何处理一个朋友群的关系。即，几个人彼此都是朋友，三五成群。这里面就不仅存在单纯的两两交往的问题，还包含更复杂的一对多，多对多的问题。 四、孔子和他的两个学生 说了这么多《论语》中的交友观，由于《论语》主要记载的是孔子的思想，我倒对孔子的朋友产生了兴趣。我想孔子应该有很多朋友。单就《论语》来看，我却只找到两处。一处是“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以杖叩其胫。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另一处就是上面提到过的“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后者不知从何考证，前者看来只是孔子所“和”之人，并非所“同”之人。孔子有没有纯乎价值认同的“知己”呢?仅看《论语》，似乎没有。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贡曰:“何为其莫如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宪问)退而求其次，孔子的学生中有没有人能充当这一角色呢?有时，师生关系也可到达一种朋友关系。我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了颜回和曾参。 关于颜回，《论语》有以下记载: 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公冶长: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知也。”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 雍也: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子罕: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 先进: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 颜渊: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从以上的内容可以看出，颜回是一个勤勉好学，学有所成，品行高尚，一生兢兢业业努力实践孔子学说的人。对他的记载有几处很值得玩味。一是孔子说他“不愚”。孔子并没用“敏”、“惠”等字眼，而用“不愚”，说明颜回资质并不特别高。二是说他对自己并没什么帮助，无论自己说什么，颜回都感到高兴。另一方面，孔子还是很看重这个学生的，颜回死时，孔子极度伤心，大呼“天丧予”。颜回也对孔子充满了感情，孔子受困时，他对孔子说，您还没死我怎么敢死。我觉得，对于孔子来说，颜回就是自己的翻版。他眼见自己的学生一步一步跟自己越来越象。面对这种情景，我想孔子的心情是极为复杂的。除了“天”以外，最知道自己的就是颜回了。颜回即使并不意识到自己了解孔子，他的行为也体现了他已把握了孔子思想的精髓。和这样一个学生在一起，孔子应有一种知己的感觉，但孔子并没有过明显的表达，甚至还嫌不足，“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这可能是因为颜回太像自己了。只有在颜回死后，孔子才意识到失去颜回意味着什么，叹息道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并对学生说我不为颜回哭为谁哭?孔子是否觉得颜回之死意味着自己理想人格之死，意味着镜中自己的死呢?再也没有人可以像颜回那样勾起孔子的共鸣了。 关于曾参，《论语》有以下相关记载: 里仁: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先进: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喭。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与颜回比起来，我觉得曾点更透出一股灵气，一语道出孔子一以贯之的东西。但“先进”的“参也鲁”似乎与之又有矛盾。我不知应做何理解。这且不说，最后孔子的“吾与点也”颇有意思。我觉得如果说面对颜回，孔子感到的是同质的认同，那么，面对曾点，孔子感到的则是一种异质的认同。有人认为“吾与点也”道出了孔子退隐的心声。我觉得这种理解自有他的依据。曾点异于他人的理想恰恰从反面填补了颜回“非助我者”的空缺，给孔子一个异质的启示和选择。

论语中的礼与祖先崇拜儒家对以人或人文为基本关怀的道德价值观念的界定，总是用人在特定的环境中的行为来解释，以避免对事物的内涵、性质以及特征下抽象的定义。《论语》中有关礼的表述采取的就是这样的方式。儒家的礼看起来是实现道的具体行动，通过多种演示。礼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支柱，起上通下达的作用。因为礼的观念早就出现在论语之前的典籍里，所以当论语引进并重构这一价值观时，积淀的意义底蕴已经非常深厚，这必然导致在解释上的错综复杂与难以系定。而在另一方面，礼又是不断充实的社会交流行为的“日常用语”，源于俗而还之于俗，具有广泛的实用性和普遍性。因此，无论在表面还是深层，礼的内容都相当纷繁。礼包括下面几个主要类别。其一，厘是人与人在社会中互相交往的方式，并且与各人在社会上所处的地位相适应的行为，同时礼又使社会等级观念投射到家族与家庭中，以使国家、社会、家庭之间关系和谐，结构近似，发展同步。其二，对个人来说，礼也是修身，平衡心态与增强道德观念的精神机制。其三，礼作为祭祀典仪，涉及上列的各类方式。祭祀本身也是社会交往的一种环境，其中如祖宗崇拜，国家的祭奠仪式和家庭宗法和国家治理有直接的关联。祭祀作为一项带有宗教性影响的活动对一个人的内心亦起一定程度的净化作用。除此之外，祭祀礼仪还沟通人作为一个社会整体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也就是为了追求儒家所提倡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礼作为调整社会的力量表现出束缚与释放两个特点。当礼成为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的方式时，它胁迫人按自己的社会等级和地位行动，不得越轨。山川祭祀，神庙祈祷，鬼神各有层天，各归其位，人类社会与此相对应，也等级深严。作为社会缩影的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亲子手足之间的关系也以社会等级观念为规范。在这种情况下，礼是对人的束缚力。通过血缘、人伦、以及祖宗崇拜等意识，礼的束缚力使人逐步习惯君臣父子、上下尊卑、长幼有序的等级关系。在封建家庭里雪原关系被礼束缚，成为国家政体结构的投影。判断家庭人伦道德基于国家社会的等级秩序和法律准则。孝悌就被相媲与社会关系的忠顺观念。所以《论语&S226;学而篇》里就有这样的论定：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亦。（《学而》）忠顺而不违忤权威便成为在家循规蹈矩，演戏父慈子孝、兄和弟敬之礼的目的。家庭人伦被约化为适合社会准则，然后为没有血缘联系的社会化的、政治化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服务。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学而》）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为政》）家庭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超逾了自然血缘关系，被纳入政治社会的大机器运转之中。因此“事父母，能竭其力”不再是出自下意识或者本能的行为（“是为能养”），而是被转换为社会政治训练的一部分，在原始感情“养”的基础上提高到理性的“敬”这一礼的范畴，从而对“事君，能致其身”（《学而》）予以模拟，检验并实施。但是社会和家庭的关系在礼制下是互惠互动的。家庭通过温和得多的诱导方式对人管束，为社会政治作准备，又为社会结构奠定最原始因此也最稳定的可退可守的基地。反过来，社会政体通过各方面的疏导与高压来维持并不断强化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结构，使之同步发展。在同步发展的双轨上，当家与国政或社会的人伦道德观发生矛盾时，两个相交的系统便绕着人性这个中心互相妥协，以达到协调。在特定的情况下，理性向感性让步。因此，父子相隐虽然与当时的忠君思想抵触，与大义灭亲向背，却被儒家视为合乎礼仪：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攮羊，而子为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亦。”（《子路》）父亲偷了人家的羊，儿子是否该去官府举报？在遵循社会道德与家庭人伦出现对立矛盾时，取舍其一成为左右为难的决定。在《韩非子&S226;五蠹》里，官府依据家庭人伦与最基本的礼的准则孝父，判告发者（直躬）有罪。这说明家庭伦理是社会道德的根据，具有优先权。有趣的是，在《吕氏春秋》仲冬纪第十一，当务篇中，判决结果与上列记载相反，由于儿子的举报，父亲被判死罪，这时候，儿子又请求带他父亲去受死刑。这市一个危险的死亡游戏。最后，正因为儿子直躬强调了他愿替父一死的孝道，才得以逃生。很明显，告父者以对社会的责任为准而违背更基本的人伦，并没有受到作者的嘉许，让他替父一死这个有肯呢感发生的现实本身就是故事叙述者对他违反家庭人伦的惩罚。《论语》中的礼表现在祖宗崇拜上，产生超越使用价值的文化、精神力量。在祭祀中，礼仪既是出场人物之间的社会交往方式（实体性关系），又是对象不存在的，单方面精神上的交往，或个人内心的对话。如果说祭祀仪典使人演习必诚必信，恪守其职的具有社会实用意义的行为，那么貌似以超自然力量为中心的礼仪实际上仍然是以人为本的社会活动。此外，祭祀还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群体）逐步过度到个人修德习性，使个人作为礼的实施者同时有成为接受者。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八佾》）慎终，追远，民德归厚亦。（《学而》）与其说被祭的鬼神是实施者的对象，毋宁说这对象根本没有出场，真正的因素与目的都集中在人的本身。古字“鬼”是一个假面具的象形。在假面具的后面自然是人。因此，祭礼凸现了人内在的理性的反省，自我意识的增进，会产生精神释放力。《论语》中表述的礼的价值观念系统不仅仅基于人们社会性的交往关系，它同时也是个人内向化的行为。根据礼的涵盖面与深层内容，可以说礼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独立存在的道德系统。它与儒家其他道德系统（如“仁德”）互相牵制，互相影响，甚至于互相交叠，但他并不需要寄居于其他系统的壳子里，也不可能是为了其他系统而存在的。礼是外在的手段，又是内在的人伦道德。所以，孔子对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礼，无以立”。礼是立之本，而知礼、学礼在儒家的思想里是人走向社会最基本的要求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