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好夫妻财产制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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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的婚姻家庭立法与妇女权益保障杨大文Yang Dawe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China 100872【专题名称】妇女研究【专 题 号】D423【复印期号】2009年02期【原文出处】《中华女子学院学报》(京)2008年6期第11～15页【英文标题】Legislations of Marriage and Family Law and the Safeguarding of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作者简介】杨大文，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婚姻家庭法学研究所所长，曾任1980年婚姻法、1992年妇女权益保障法起草组成员。在修改婚姻法的前期工作中，任专家试拟稿起草组召集人。（北京 100872）【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之初，1980年婚姻法正式颁行。这部婚姻法是在195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根据实践经验和当时婚姻家庭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修订的。2001年这部婚姻法再次得到修正。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工作取得了长足进步。对此立法进程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加审慎而理性地把握未来。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marriage law was formally issued and executed in 1980. This marriage law was established on the foundation of marriage law in 1950, according to the experience and new problems which appeared in the family domain. In 2001, this marriage law was revised once more. It can be said tha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 our country's legislation in marriage law has made great progresses. Research on the legislation of this law is helpful for us to face the future carefully but rationally.【日 期】2008-10-25【关 键 词】改革开放/婚姻法/妇女权益th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marriage law/women's fights and interests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08)06-0011-05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我国的法制建设和妇女权益保障事业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妇女权益的保障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就法律层面而言，涉及各有其特定调整对象的相关法律。本文仅就改革开放以来的婚姻家庭立法(1980年婚姻法和2001年婚姻法的修正)对妇女婚姻家庭权益保障问题，做一些简略的回顾和评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应当在现行法的基础上，探索进一步完善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法律机制的途径和方案。一1980年婚姻法的起草始于改革开放前夕的1978年冬，该法是在1980年9月10日通过，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的。这部法律的颁行，是巩固和发展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需要，是保障公民婚姻家庭权益的需要，也是促进安定团结、妇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拨乱反正的历史背景下，它的问世，使在“文革”十年中遭到严重破坏的婚姻家庭法制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二部婚姻法，1980年婚姻法的制定是全国妇联率先倡议和推动的。在1978年7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上，来自各地的代表共商新时期的妇女发展和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大计。关于婚姻家庭领域的情况、问题和对策，是这次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代表们提出的修改婚姻法、制定新婚姻法的建议，反映了广大妇女的共同愿望。会后，以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同志的名义，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再度建议修改婚姻法向中央的请示报告》①，根据中央的批示，同年11月成立了由全国妇联牵头，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修改婚姻法小组，下设办公室，随即启动了修改婚姻法、起草新婚姻法的前期工作，在修改婚姻法小组的领导下，起草了六次新婚姻法的草案，后期工作则是由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完成的。1980年婚姻法对1950年婚姻法的修改和补充，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关于总则、结婚制度、家庭关系、离婚制度等方面的修改和补充，此处不拟评述。关于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保障问题，该法是通过几种不同的方式加以规定的。一是有关男女两性平等共享的婚姻家庭权益的规定。二是有关对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予以特殊保护的规定。三是某些规定虽然同样地适用于男女两性，但就其实际针对性而言则有利于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规定。笔者认为，1980年婚姻法对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保障，可以通过以下数例加以评析。1、关于男女平等原则1980年婚姻法重申了1950年婚姻法中的原则性的规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法将原法中所称的男女权利平等，改称为男女平等。这个看来似乎很细小的提法上的差别，过去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两字之差，其中实有深意存焉。男女权利平等是指两性法律地位平等或机会平等，立法的价值取向，应当是在法律地位平等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两性在实际生活中的平等或结果的平等。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不仅要有两性在法律上的平等的规定，还要有根据实际情况促进两性在事实上平等的规定。男女权利平等和男女平等这两个提法，前者不能包容后者，后者则是可以包容前者的。这个提法上的修改，是对男女平等在认识上的深化，对保护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乃至其他权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2、关于传统习俗的改革1980年婚姻法规定，登记结婚后，根据男女双方约定，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男方也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这一规定有利于破除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家庭观念和妇从夫居的旧俗，有利于消除有女无儿户的思想顾虑，克服此类家庭特别是农村地区此类家庭的实际困难，对推动计划生育和保障妇女权益也是十分有利的。②与1995年婚姻法相比较，1980年婚姻法扩大了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除夫妻、父母子女外，祖孙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均被纳入调整范围。在祖孙间的抚养问题上，祖父与孙子女、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的权利义务是一律平等，并无区别的。我国的传统家庭历来是重父系亲、轻母系亲，重男系亲、轻女系亲的。代之以父母双系并重，男系女系一视同仁的规定，是实行男女平等的亲属制度的必然要求。3、关于夫妻财产制1980年婚姻法以婚后所得共同制为我国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关于法定夫妻财产制的规定虽然过于概括、过于原则，却比1950年婚姻法中的相应规定更明确，尤为重要的是，法律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财产的归属，为构建约定夫妻财产制作了立法上的尝试和准备。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采用婚后所得共同制，并以夫妻财产约定作为必要的补充，是有利于保障已婚妇女财产权益的。4、关于离婚的法定理由对男女一方要求离婚，另一方不同意离婚的纠纷。1950年婚姻法中仅有程序性的规定，而无有关离婚法定理由的实体性的规定，准予或不准离婚的原则界限，实践中是以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为依据的。1980年婚姻法规定，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概括性的离婚法定理由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离婚问题的基本观点，是我国人民法院处理离婚案件的长期经验的总结，有利于保障离婚自由，防止轻率离婚。后来，最高人民法院又就如何适用这一概括性的规定，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等作过多次司法解释，使其在适用中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现实生活中，出于种种原因，要求离婚的妇女遇到的困难或阻力，往往大于男方，关于离婚法定理由的规定和相关的司法解释，是有助于妇女行使离婚自由的权利的。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活和广大人民的婚姻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1980年婚姻法的原规定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在新的形势下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实际需要。婚姻家庭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必须通过立法措施制定相应的有效的对策。我们应当充分肯定1980年婚姻法的历史功绩，包括它在保护妇女婚姻家庭权益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但是，这部法律的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首先，该法本身原来就存在较多的立法空白，对某些应当具备的制度未作规定。其次，该法的若干规定已经滞后于现实。这些缺陷，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化逐渐显现的。结婚法中仅有婚姻成立要件的规定，欠缺有关无效婚和可撤销婚的规定；原有的夫妻财产制，与已经多元化、复杂化的婚姻家庭财产关系不相适应；面对离婚率的增长和离婚原因的变化，需要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离婚制度，凡此种种，都充分表明了修改婚姻法的必要性。从1996年10月30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将修改婚姻法补充列入该届人大的立法规划，到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历时5年有余。婚姻法的修改，是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的重要步骤，上述决定的内容多达33项，与妇女婚姻家庭权益密切相关的立法重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关于总则章中的禁止性条款和导向性规范为了保障婚姻法各项原则的贯彻实施，修正后的婚姻法在禁止性条款中增设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在现实生活中，上述违法行为的受害人以女性为多，增设这些规定，加强了对妇女人身权利的保护，在新增设的第4条中规定了婚姻双方和家庭成员的共同责任，即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这项导向性的规定，集中地体现了婚姻法的立法宗旨，反映了包括女性在内的家庭成员建设和谐家庭的共同愿望。2、关于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修正后的婚姻法在结婚章中增设了有关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其内容包括婚姻无效的原因，婚姻撤销的原因、程序、请求权人和请求权行使的期间，以及婚姻无效和被撤销的法律后果等。在出于某些原因导致的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等违法婚姻中，妇女深受其害。有了关于婚姻无效和撤销的规定，可使她们摆脱违法婚姻的困境，并可使她们在违法婚姻终止时的人身和财产权益得到法律的保障。3、关于法定夫妻财产制和夫妻财产约定与1980年婚姻法颁行时相比较，现实生活中的夫妻财产关系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表现在客体范围、发生途径、财产价值、权利形态以及涉外婚姻、区际婚姻中的财产关系等诸多方面，经过婚姻法的修正，改进了原有的法定夫妻财产制，规范了夫妻财产约定，对法定夫妻财产制，分别规定了婚后所得共同制中双方共同财产和一方个人财产的范围，在共同财产制的前提下，为一方个人的财产权利提供了适度的空间。对夫妻财产约定，规定了约定的内容、形式以及约定的对内和对外的效力。在约定的对外效力问题上，兼顾了夫妻双方的财产权益和第三人的财产权益，有利于保护社会交易的安全。上述各种规定，当然适用于婚姻双方，对增强已婚妇女在财产权利上的主体性和独立性，也是有其积极意义的。4、关于离婚法定理由的具体化修正后的婚姻法在肯定和保留原法中的概括性、原则性规定的同时，还为离婚的法定理由增设了若干列举性、例示性的规定。符合法定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法条中列举和例示的情形，包括一方有重婚，有配偶且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恶习屡教不改等违法行为。在现实生活中，此类行为的实施者往往是男性多于女性的。离婚法定理由具体化的后果之一，是妇女行使离婚自由的权利得到了更加有效的法律保障。此外，夫妻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有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调解无效的，也应依法准予离婚。关于一方为失踪者的离婚问题，修正后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应准予离婚。失踪与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无关，此类案件是不可能进行调解的。除上述各点外，修正后的婚姻法还有若干有利于保障妇女权益的规定，包括在法定期间对男方离婚请求权的限制；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如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可不适用须得军人同意的规定等。此类规定在离婚妇女的财产权益方面更为具体详明。例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应当照顾女方的权益；关于离婚时的经济补偿、生活帮助、损害赔偿等规定，在适用中实际上多以女方为受益人。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章中的许多规定，更是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必要措施。三新中国成立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婚姻家庭法经历了从与民法分离到向民法回归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行，标志着婚姻家庭法在立法体制上已经向民法回归。民法的法典化，将婚姻家庭法规范体系纳入法典化的民法，作为其中的一编(婚姻家庭编或亲属编)，将进一步实现婚姻家庭法在体系结构、编制方法上向民法的回归。民法的法典化是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的大好时机，在婚姻家庭编或亲属编中增设若干保障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规定，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完全可行的。鉴于2001年对婚姻法已作修正，起草民法婚姻家庭编时似不可能有大幅度的修改和补充。本文仅就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法律保障问题，提出以下数项具体的立法建议。一是增设有关亲属制度的通则性规定。婚姻双方和家庭成员间的权利和义务，都是以亲属身份关系为其客观依据的。这些通则性规定，必须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某些与此原则不符的亲属称谓，也要在法律用语上予以更正。例如，目前仍将父之父母称为祖父母，母之父母称为外祖父母，子之子女称为孙子女，女之子女称为外孙子女，这显然是以男子为中心的宗法家族制度的历史孑遗。沿用这些称谓，会给人们带来内外有别，重男轻女的消极影响。笔者建议将父之父母和母之父母统称为祖父母，将子之子女和女之子女统称为孙子女。这种亲属称谓的改革并非小事一桩，会对消除性别歧视，保障妇女的婚姻家庭权益具有潜移默化的积极作用。二是将有关配偶权的规定纳入婚姻家庭法的规范体系。这里所说的配偶权，是夫妻人身关系方面各种权利和义务的集中概括，也是夫妻财产关系方面各种权利和义务借以发生的根据。将配偶权作为夫妻关系法中的一个上位概念，在法理上并无不妥之处。为什么在亲子法、监护法中可以有亲权、监护权等规范，而不可以在夫妻关系法中有配偶权的规定呢？在修改婚姻法的过程中，配偶权问题曾屡受质疑，那种将配偶权仅仅归结为性的独占权的说法，显然是对配偶权的严重误解。在法律上肯定配偶权，并通过必要的立法措施防止对配偶权的侵害，可以使那些往往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方的权益，得到更加有效的法律保障。三是进一步完善约定夫妻财产制。现行法中有关夫妻财产约定的规定，是以财产归属问题为其主要内容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与对财产关系的静态调整相比较，对财产关系的动态调整更加重要。因此，应当将财产的经营、管理等问题纳入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夫妻，一方将财产委托另一方经营、管理时，应当适用有关委托代理的规定。显然，进一步完善约定夫妻财产制，对保障已婚妇女的财产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四是增补有关离婚法定理由的列举性、例示性规定。现行法中有关规定并不到位，具体地列举和例示的仅有四项。哪些情形属于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尚需进一步作出必要的解释。为了加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增补若干列举性、例示性的规定是十分必要的。规定的增补应当从实际出发，过去的某些司法解释可供参考。笔者认为，一方患精神病久治不愈；一方有生理缺陷，无性行为能力；乙方被判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其犯罪行为严重影响夫妻感情；一方有杀害或严重伤害另一方的意图(有犯意表示或预备行为即可认定，不以杀害未遂或者伤害未遂、既遂为必要条件)等，均可纳入上述列举性、例示性规定，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增补这些规定，对女方婚姻权利的行使来说是利大于弊的。五是扩大离婚时经济补偿和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现行法中有关离婚时经济补偿的规定，其适用范围仅仅限于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夫妻。在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夫妻均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即婚后所得共同制，约定采用分别财产制的并不普遍，或者可以说是并不多见。因此，这种规定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其实，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的亦可适用这种经济补偿制度，只要符合法定情形，付出义务较多的一方，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要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将离婚时经济补偿的适用范围扩及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夫妻，在具体操作上并无困难，可在离婚时的财产清算中与共同财产的分割一并处理。有人说，采用法定夫妻财产制的，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可对付出较多义务的一方予以适当的照顾，并无适用经济补偿的必要。这种说法是有失偏颇的。行使经济补偿请求权和受到照顾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问题。两者的区别是泾渭分明的，现行法中有关离婚时损害赔偿的规定，对赔偿请求权的发生依据作了严格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满足无过错方的合理要求。建议在已有的规定外，增设关于赔偿理由的概括性、补充性的规定。因其他严重违反婚姻义务的事由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也有权要求过错方予以赔偿。在现实生活中，离婚时的经济补偿和损害赔偿，权利人以女方居多，义务人以男方居多。扩大这两种制度的适用范围，是保障离婚妇女合法权益的必然要求。注释：①早在第四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召开前的1978年8月，全国妇联已向中央报送过关于修改婚姻法的请示报告。②经2001年对婚姻法的修正，已将这一规定中的“也”字删去，进一步突显了男女平等的立法精神和已婚妇女的主体性。

论夫妻财产中无形财产的有形化——以离婚时夫妻财产分割为视论文关键词：夫妻财产 无形财产 有形化论文摘要：现行《婚姻法》突出了夫妻财产制度的立法地位。现行夫妻财产制所规定的夫妻财产形式以现实的有形财产为主，无形财产被忽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的牺牲、付出应当作为一种财产形式的可期待利益而存在，在离婚时对其进行量化。夫妻离婚时，知识产权的可期待利益、因夫妻一方作出牺牲而导致的人力资本的变化及其所产生的预期利益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在夫妻之间进行公平的分割。在我国婚姻法的理论和实践中，夫妻财产制历来都是学者研究和探讨的重要问题。为适应日益纷繁复杂的夫妻财产关系，满足不同社会阶层对夫妻财产制度的要求，2001年《婚姻法》进一步发展我国夫妻财产制度。从整体上来看，现行《婚姻法》加重r对夫妻财产制度的调整，突出了夫妻财产制度的立法地位。从具体内容上来看，现行《婚姻法》将夫妻个人财产从夫妻共同财产中单列出来，并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夫妻共同财产和夫妻个人财产的范围，同时，对夫妻离婚时的财产分割作出了更周详的规定，更加有力地保障了婚姻双方当事人的财产权利。在制度设计上，体现了男女平等、保护弱者、增进家庭职能的原则，也显示出婚前财产、婚后共同财产、个人特有财产、约定财产、约定不明财产、未列举的模糊财产等多元财产形式，反映了夫妻财产构成和动态运行的复杂性。这些都是现行《婚姻法》中关于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值得肯定的地方。但是，现行《婚姻法》在是否立足圈情并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否具有一一定的前瞩性和合理的内在结构等方面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夫妻财产权利形式单一，缺乏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无形财产的保护，离婚时损害了夫妻一方的合法权益。就夫妻财产制而言，其核心是夫妻财产本身。现代意义上的财产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实物形式现实存在的有形财产，一类则是主要以权利方式存在的无形财产。现行夫妻财产制中所规定的夫妻财产形式以现实的有形财产为主，无形财产被忽略，从而导致夫妻离婚时，一方利用法律上的漏洞侵害另一方的财产利益，造成财产分割的不平等。在一个知识经济和无形资产已经日益并且可能成为最为重要财产的社会中，如果婚姻财产的分割还仅仅局限于有形财产，那显然是一个时代的错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相当一部分的夫妻共同财产是以无形财产的形式出现的，如：知识产权，经济补偿权，或者由于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进行的民事活动使得原有的有形财产转变为无形财产，如果法律对这些无形财产不加以调整的话，就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生活中常见的情形是，夫妻一方用共同财产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甚至个人财产来支持配偶一方的工作、学习，如进修深造、出国留学、完成学业、学习手艺等，并以牺牲自己的个人发展为代价来承担了大部分甚至全部的家务劳动。当双方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中可供分割的已不多，更多的是转换成配偶一方的技能、地位、成就。而这些技能、地位、成就能在离婚后为其拥有者带来财产上的丰厚收益，另一方却已无法分享，并且丧失了自我发展的机会。而依据离婚财产分割中的均等分割、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等原则是很难保护作出牺牲一方的财产利益的。因此，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的牺牲、付出应当作为一种财产形式的可期待利益而存在，在离婚时对其进行量化，在当事人之间进行公平分割。一、夫妻财产中的知识产权问题知识产卡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知识产权可以包括一切人类智力创造的成果；狭义的知识产权则仅包括工业产权与版权(即著作权)两部分。其中，工业产权又包含专利权、商标权、禁止不正当竞争权等，版权中则包括作者权与传播者权(即邻接权)等。【根据世界贸易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简称Trips协议)的规定，知识产权包括版权、邻接权、商标权、地理标志权、工业品外观设计权、专利权、集成电路设计权、未披露信息专有权。知识产权是民事权利，但它与物权、债权、继承权、人身权又有所不同，物权、债权、继承权表现为单一的财产权利特征，人身权仅为单一的人身权利，而知识产权则具有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双重属性。其财产权是指知识产权的权利人依法享有的通过使用、许可他人使用、转让等获得物质报酬和物质奖励的权利，其人身权则表现为与权利人的人身密不可分的关系，如署名权、发表权等，这些权利是不能转让、赠予、继承的。正因为这种双重性导致了知识产权在夫妻财产分割中的复杂性。《婚姻法》第17条中规定了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知识产权的收益”归夫妻共同所有，对于知识产权本身所有权的归属以及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未得”但“将得”(可期待)的收益未有涉及。知识产权所有权的归属的认定离不开特定的创造人的人身权益，知识产权由夫妻一方创造时，是创造人智慧的结晶，其本身的所有权只能归创造人这一方所有而不能由夫妻共有，无论知识产权的创造完成时间是在婚前还是在婚后。但知识产权的财产权性质又决定了对其收益进行分割成为可能。知识产权的收益可分成现实的已得收益及可期待的未得收益两种情形，其中，现实的已得利益又可分成婚前完成创造婚后收益和婚后完成创造婚后收益两种情形。婚后完成创造的知识产权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带来的收益当属夫妻共同财产，人们对这一点容易达成共识，但对于婚前完成创造的知识产权在婚后所带来的收益是否归夫妻共同财产就有着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是产生于人身权的基础之上的，法律之所以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共有是基于夫妻关系的特殊性，而一方婚前智力成果的完成与对方根本不存在这种特殊性，不存在其他人有与知识产权所有人共享其知识产权所带来的利益的权利，因此，婚前完成的智力成果所带来的收益应为特有财产，归知识产权所有人个人所有，而不应归为夫妻共同财产。3l另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实行的夫妻财产制度是婚后所得共同制，这种婚后所得共同制所强调的是财产“所得”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至于财产“所得”的原因或依据一般在所不问，因此，婚前完成创造的知识产权婚后收益为夫妻共同财产。_4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因为知识产权一旦创造完成，其财产权便可相对独立于人身权，从而具有现实的可分性，这也符合婚后所得共同制的精神实质，更何况，婚后收益的获得有时也需要付出一定的劳动和时间，如专利权的实施许可等，这些付出同样也离不开夫妻另一方的配合与支持。现实生活中，知识产权的创造完成到其转化为财产收益需要一个过程，即有一个时间差，因此便出现知识产权的收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问未实际取得，有可能在夫妻离婚后取得，成为可期待利益，这种利益是未曾实现的财产利益，体现出一种不确定性和复杂性，能否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一直是有争议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个问题，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l5条的规定是：“离婚时一方尚未取得经济利益的知识产权，归一方所有。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对另一方给予适当照顾。”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知识产权中的已得收益可以分割，而可期待利益是不可分割的，配偶只能在分割财产时被“照顾”，这样的规定就会给创造一方以可乘之机，故意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创造的知识产权不转化为经济利益，待离婚后再转化，或者非创造一方为了能分割到财产利益而拖着不离婚甚至阻挠对方进行创造，这既不利于把知识产权转化为生产力，促进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保护非创造一方的财产利益。相反，如果将知识产权的可期待利益作为夫妻共同财产，可以防止夫妻一方利用他方的人力、物力、财力达到目的后提出离婚，恶意抛弃对方，有利于婚姻、家庭的稳定。2003年《婚姻法解释(二)》第12条的规定对此作出了调整：知识产权的收益，是指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取得或者已经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对于什么是“明确可以取得的财产性收益”，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举例解释为：创作人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问已和出版社签订了合同，关于稿酬的约定也是明确的，只是尚未拿到这笔稿酬。_5_(P123)因此，知识产权的收益，既包括已经取得的收益，也包括将要取得的收益，夫妻离婚时，应将尚末实现的将得的利益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知识产权中已经实现的利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未实现的将得利益如何分割则是难题。有学者提出离婚时可以通过估价评定的办法，由得到知识产权一方给予他方一半价值补偿。【刮但问题是：如何评估?评估的标准何在?应该说，知识产权本身的价值与它能带来的收益之间并不一定成正比，在一定程度上由市场环境、社会需求、工艺水平等多方面的因素决定，某一知识产权某时某地可能一文不值，某时某地也可能价值连城，知识产权的评估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一旦一方拥有的在离婚时经过评估的知识产权在离婚后极大地升值或贬值时，对另一方或自己是很不公平的，因此，应当有适当的救济途径对这一不公平进行补救，可允许当事人在离婚后若千年内针对知识产午义的升值或贬值另行起诉，要求重新分割，但负举汪责任。在现实生活中对夫妻财产中的知识产权进行分割时，有一种情形是立法上的空白，那就是：创造一方虽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内完成但未取得知识产权，在离婚后取得知识产权及其收益。比如：专利权，从完成发明到申请到专利往往需要几年的时间，如果双方在一方完成发明后，还未申请到专利之前就离婚，一方在离婚后取得了专利权并进行使用、许可他人使用或转让从而获得收益，另一方如不能对此收益请求分割，是很不公平的。因此，法律应允许其在离婚后的一定期限内请求对此收益进行分割。另外，还经常有人侵犯知识产权以及知识产权人侵犯他人权利的情形存在，这些情形常会引起知识产权人与侵权人之问、知识产权人与被侵权人之问的纠纷，双方因此会获得一定的赔偿，该赔偿的权利与义务的归属为夫妻一方个人所有或承手H，还是归双方所有l或承担，法律对此未有规定。笔者认为，对该赔偿的权利和义务的归属应以侵犯知识产权的时间是否发生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问为标准来确定。如发牛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则该赔偿的权利和义务为夫妻共同财产或共同债务，反之，则归夫妻个人所有或承担，这样可防止夫妻一方的知识产权人故意将本应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提起的知识产权侵权之诉拖延止离婚后才提起。二、离婚时的经济补偿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第40条首次对家务补偿作出了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清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这一规定具有极其秉要的意义，意味着我国法律对家务劳动做出了价值肯定的评判。在家庭生活中，日常家务、抚育子女、照顾老人等家务劳动是维持共同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家务劳动虽然不能直接增加家庭的经济收入，但一方通过承担较多的家务劳动，使另一方能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工作中，其在工作中创造的财富包含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贡献；另一方面，一方较多地承担了家务劳动，也减少了家庭开支，从而间接增加了家庭财富。如果法律对家务劳动不予以价值上的肯定评价，那么夫妻一方可以无偿地剥削另一方的劳动，不利于对承担家务劳动一方利益的保护，不利于家庭的稳定和社会的发展。现行《婚姻法》中作出的家务补偿规定是法律进步的表现，但这一进步还有值得思考的空间。这一规定只能适用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归各自所有的情形，也就是说，夫妻双方书面约定采用分别财产制时，才适用家务补偿。笔者认为，家务补偿只适用于分别财产制而不适用于共同财产制，其适用范围有点窄，这对共同财产制下承担家务劳动一方利益的保护力度不够大。因为我国实行的夫妻财产制是婚后所得共同制，这意味着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夫妻离婚不能适用家务补偿的规定，根据中国的传统习惯，在实际生活中，夫妻用书面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的还并不是很多，因此，这一规定的现实操作性还不是很强，法律应当允许在共同财产制下也能适用家务补偿的规定。《婚姻法》虽对家务补偿作出了规定，但对如何补偿却未作出规定，笔者认为，应当对家务劳动货币化，可以夫妻住所地的家政市场的月工资标准作参照进行补偿。事实上，在很多实行夫妻共同财产制的圈家都对家务劳动给予了与职业劳动等同价值的评价，无论犬妻双方是否均外出工作，是否有经济收入，对家庭所作的贡献视为相同。在我国，依照现行《媚：姻法>的相关规定，夫妻离婚时的财产分割适用男女平等、双方均等分割原则，以及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照顾无过错方等原则，这些离婚财产分割原则隐含着保护无社会工作、承担主要家务劳动一方的利益(主要是妻子一方)，即无工作一方即使没有收入来源，也Xq"X,j"方所得的财产享有共同所有权，表面上看，这样保护了无工作一方的利益，但仔细分析，承担家务劳动的一方从工作的另一方获得的财产只是对其过去从事家务劳动付出的回报，而对其从事家务劳动所损失的人力资本却得不到补偿，也无法分享因其贡献而增加了人力资本这一方的预期利益。所谓人力资本，是指工作机会、劳动技能等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能力，足一种无形财产。一方之所以牺牲自己参加社会工作、提高劳动技能从增加人力资本这样的机会为对方增加人力资本作出了贡献，是因为其相信在婚姻生活中，自己n以分享因对方增加人力资本而带来的利益，这种现实的或可期待的将来的利益是促使其作出牺牲的一个强大动力。因为婚姻一经形成，如何分配婚姻资源的问题便在夫妻之问出现，而婚姻资源的共享有利于实现史夫和妻子的共收益的最大化，妻子在劳动力市场和家庭之问分配她的时间，以实现家庭总收益的最大化，婚姻的最佳状态，对她及其配偶而言，意味着她将时间花费在家务上，所导致的劳动力市场收入和收益能力的减少正好被更多的家庭产出和丈夫更高的劳动力市场收入所弥补。_8](PI96)如果夫：妻一方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将求两人不太可能离婚或者就算离婚两人在财产分割方面达成合约不存在较大障碍，自己的利益能够得到实现的话，那他(她)就很有可能去作出牺牲。反之，如果因这些牺牲而导致自己的人力资本损失，而对方基于自己的牺牲而增加的人力资本的预期利益在离婚时得不到肯定和合理的分配的话，那么夫妻任何一方都不会愿意为家庭利益而作出牺牲。因此，离婚时，因夫妻一方作出牺牲而导致的人力资本的变化及其所产生的预期利益应作为夫妻共同财产的一种形式在夫妻之间进行公平的分割，只有这样，夫妻一方才有可能为家庭作出更多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