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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01-12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访问研究。中国昆虫学会(ESC)及美国昆虫学会会员(ESA)。国家科学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评审专家。主讲本科生《动物行为学》(双语)、研究生《专业英语》和《生物文献学》。从事鳞翅目昆虫系统学研究工作,涉及鳞翅目广义织蛾科(织蛾科、木蛾科、列蛾科等)和宽蛾科、草蛾科、祝蛾科、螟蛾科、巢蛾科等系统分类,系统发育和动物地理学的研究。近年主持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7项。建立多个科学上的新属,命名发表新种200多个。出版专著、译著以及参编著作多部,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30多篇。
星虫动物繁殖生物学研究进展星虫(Sipunculida)是一小类不分节、蠕虫状的海产体腔动物。目前,世界上已记录星虫共约16属250多种,我国已发现2科8属36种。星虫动物门下只设立一个星虫纲一个星虫目,其下分为4科,分别为Golfingiidae科,Phascolosomatidae科,Sipunculidae科和Aspidosiphonidae科。其中Golfingiidae科的种类最多,占总种数近半。星虫动物主要栖息于潮间带至浅海的沙、泥沙底质及岩礁、珊瑚礁、藻场的沉积沙泥环境中,营埋栖生活,温带至热带海域均有分布。绝大多星虫种类具有经济价值,不仅是底栖经济鱼类和甲壳类优质的天然饵料,不少种类还是海珍食品。光裸方格星虫(Sipunculusnudus)加工成干品,俗称“沙虫子”、“海肠子”,是名贵的海产珍品。可口革囊星虫(Phascolosomaesculenta)可熟制成胶冻小食品,俗称“土笋冻”,是闽南特有的传统风味小吃,美名远扬。在印度洋~太平洋的热带部分地区,广泛分布有可食用的星虫动物[1]。经济价值较大的星虫动物由于其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有着广阔的人工养殖开发前景。目前国内外在星虫的分类、形态、组织学及繁殖生物学方面已有不少研究工作,但其人工育苗技术迄今未见报道。作者综述星虫繁殖生物学的研究进展,以期为星虫动物的人工育苗和增养殖开发提供参考资料。1星虫的繁殖过程星虫动物的繁殖过程可以归纳如下:大多数星虫种类为雌雄异体,但雌性和雄性的外形很相似。星虫的性腺不显著,位于吻部收缩肌的基部,其配子早期从性腺释放出来,靠从体腔液中吸取营养液得以发育。发育成熟的配子经肾管围食膜从体腔进入肾管中,在肾管内停留一段时间后,产到海水里,进行体外受精。星虫的受精卵发育形式为螺旋卵裂,其胚胎以内陷方式或外包方式发育成原肠胚,此后有的种类可直接发育成幼星虫,如Phascolion cryptus等,而大部分种类须经历营卵黄营养的自由游动的担轮幼虫(trochophore larvae)阶段,之后再经历第二个幼体阶段,一般称为漂浮幼体(pelagosphaera larvae)。漂浮幼体由担轮幼虫发育而来(只有一个种例外),通常以浮游生物为食物,一般个体较大(几毫米长),历时较长,能够远距离地漂浮生活。漂浮幼体以发达的后纤毛环取代了前期担轮幼体的前纤毛环,进行漂浮和摄食。漂浮幼体的头部和后纤毛环能够缩回躯干内,此时星虫幼体的体形为球状,因此有的学者也将漂浮幼体称为海球幼体。漂浮幼体变态为幼星虫的形体变化包括躯干伸长,尾器消失,头部伸长形成吻部和触手。此后稚星虫转为底栖生活。2星虫的繁殖季节关于星虫动物繁殖季节的调查研究,目前已报道三属五种,即Sipunculus nudus L,Phascdosomavulgare,Golfingia pugettensis,Phascolosoma agassizii,[2~6]。法国Roscoff海域的产卵季节是6~9月份。在美国华盛顿州太平洋沿岸的San Juan群岛产卵季节为10~12月份。同样位于San Juan群岛的种群的产卵季节在6~8月份,而在加洲Monterey海的种群其产卵季节是3~5月份。澳大利亚昆士兰的产卵时间为12月至翌年2月份。产自我国厦门市鳌冠沿岸的光裸方格星虫于每年5~9月份产卵,而产自中国广西北海市白虎头和高德海区潮间带的光裸方格星虫种群则于4~9月份产卵。上述表明,星虫的繁殖季节不仅与种类有关,亦与分布纬度有关。3星虫的雌雄性比绝大多数星虫为雌雄异体,但外形无明显的分辨特征。通常通过解剖检查体腔液中的精子和卵子来确认雄性和雌性。关于星虫的雌雄性比研究报道不多。目前只报道中国厦门鳌冠沿岸的光裸方格星虫8月份的性比为1:1[7]。此外,作者对厦门同安湾海区产的光裸方格星虫和可口革囊星虫两种星虫繁殖季节的6月份标本进行解剖,取体腔液区分雌雄,得出前者的性比为1:,后者为1:1。同种星虫性比测定的差异可能与不同繁殖月份有关。4星虫的生殖细胞星虫是一种变异性较大的海洋底栖生物,地理环境的不同,同种的成体大小也有明显差异。因此,成熟卵细胞的大小也是有差别的。例如美国佛罗里达坦帕湾(Tampa Bay)的光裸方格星虫成熟卵细胞的平均直径为120μm[8],而中国厦门鳌冠沿岸的为155μm[7],在广西北海市白虎头和高德海区潮间带的为170μm[2]。无论哪一种星虫,其体腔卵细胞的卵黄膜变化都是很明显的,因为卵黄膜储存有足够的营养物质,以供未来胚胎和幼体发育所需。Rice[8]将的卵黄膜分为外、中、内3层,而Sawada[9]则将的卵黄膜分为内、外两层,并注意到在成熟期内层卵黄膜和质膜之间填充有扩散物质。郭学武[7]则认为卵黄膜在初期有2层,随着卵细胞的生长,外层卵黄膜通过卵黄膜微孔转移到内层卵黄膜和质膜之间,形成3层卵黄膜。至卵细胞成熟时,卵黄膜又复为两层,这是由于原来的外层卵黄膜,完全转移而成为内层卵黄膜的缘故。关于星虫动物雌性生殖细胞的发育阶段,Gonse[10]曾对此在光镜观察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他将戈芬星虫(Golfingia vulgaris)体腔中的卵细胞分为6个不同的发育阶段。而Sawada[9]根据电镜研究的结果,将体腔卵细胞分为5个不同的发育阶段。吴斌[2]在切片染色后显微镜观察的结果,将光裸方格星虫的体腔卵细胞分为5个不同的发育阶段。上述研究结果主要依据组织学特征得出。也有一些学者根据卵细胞的其它特征,如细胞的形状、卵黄密度等来划分卵细胞的发育期,如Phascolosoma lurco[5],[11]。而关于雄性生殖细胞的结构和发育,目前研究得还不够深入,基本上局限于光镜的水平上。Rice[11]、Gonse[10]、Green[4]等学者认为,星虫动物雄性生殖细胞,是在初级精母细胞期被排出精巢的,精母细胞在体腔液中进行两次分裂,变成精细胞,精细胞分化为精子,并以精子团的形式存在于体腔液中。星虫的精子团可能和其它许多具有精子团的体腔动物一样,是一种被寄在细胞,即cytephore[12]。吴斌[2]研究我国北部湾产的光裸方格星虫,指出雄性生殖细胞是以精细胞团的形式存在于体腔中,全年都有精细胞团存在,在非繁殖季节精细胞团较小,只有60~100μm,精细胞结合紧密。在繁殖季节精细胞团较大,有150~200μm,精细胞结合松散。精细胞从精细胞团上脱落后游离于体腔中分化为成熟的精子,精子头部3~5μm,尾长约30μm。体腔内的精子不能游动,不具受精能力。这些情况与郭学武[7]对厦门产的光裸方格星虫的研究报道一致。上述关于星虫体腔液中精子是以团聚形式存在或以散在形式存在是否与种类有关,尚待进一步深入研究。5星虫动物胚胎学及发生学星虫动物胚胎学的研究应追朔到Gerould[13]的工作,他早在1907年就对受精卵卵裂的细胞谱系进行研究,指出的受精卵从第三次卵裂开始,即表现为螺旋式分裂,而且发现在48细胞期出现环节动物式交叉,即动物极有4个细胞形成玫瑰花形,另有4个交叉细胞(cross cell)与其形成间辅式排列。每个玫瑰细胞(rosette cell)各有两个中间细胞(intermediate cell)与其相接排列成一线,而其余32个细胞以2圈形成一环带,是未来顶极及前担轮的基细胞。星虫卵裂的螺旋现象,是从第四次分裂才开始出现的。其后Rice[14]的研究也有与此一致的报道。至于48细胞期的环节动物式交叉的遗传学基础,尚待深入研究。星虫卵裂时,还出现一种特殊现象,即四细胞之后小分裂球可能会大于大分裂球,这种现象在6种星虫中被发现,即:,Phascolopsis gouldi,Themiste lageniformis,,Phascolioncryptus和[11,13,15~18]。6星虫早期幼体发育及组织学曾经以来漂浮幼体被认为是自由游动的成体星虫,并被归为现已不存在的Pelagosphaera属。而关于星虫动物早期幼体发育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之后才开始有了较大进展。这一时期,一些学者以活的浮游幼体为材料,纠正了过去不少分类学的谬误,并对漂浮幼体的形态、发育过程与生态习性有了准确的描述和解释[19~21]。Hall和Scheltema[19]根据漂浮幼体的形态结构,把它们分成了10个不同的类型,分别为A,B,C,E,F,J,L,O,P,S型。星虫的漂浮幼体是海洋浮游生物的组成部分。近年来不少学者在研究浮游生物时也对漂浮幼体的形态、分布和分类等进行了研究。野外如果采集到星虫的一种漂浮幼体,却不易鉴别其成体归属哪一种星虫,因此很有必要通过漂浮幼体培养变态为稚星虫的实验观察来确认星虫动物的漂浮幼体类型。70年代以来,美国学者Rice[11]在星虫动物胚胎学,幼体形态学,行为、组织学及发生学等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先后报道了15种星虫的研究成果,总结出星虫的早期幼体发生模式,即4条途径:(1)直接发生,不经过具纤毛的幼虫阶段;(2)间接发生,营卵黄营养的担轮幼虫直接发育为蠕虫状星虫(vermiform stage);(3)间接发生,营卵黄营养的担轮幼虫变态为营卵黄营养的漂浮幼体,后者再发育为蠕虫状星虫;(4)间接发生,营卵黄营养的担轮幼虫变态为营浮游生物营养的漂浮幼体,后者经过较长时间的浮游生活后,身体长大,经过第二次变态成为幼星虫(juvenile form)。蠕虫状星虫还需经过一段时间的发育,才成为幼星虫。这4个不同途径,反映了星虫动物进化过程中的不同方向。Rice[22]认为,星虫祖先是含有高卵黄的卵子,并有着一个短暂的营卵黄营养和底层浮游习性的幼体期。由这种初级的发育方式,逐渐向二个方向分化,即增加卵黄而成为直接发育,或减少卵黄而延长浮游生物性营养期,即所谓间接发育。不同星虫种类的担轮幼虫具有不同的形态和生活习性。对于光裸方格星虫,由于其发育成为前担轮的基细胞沿卵黄膜内面极度扩张的结果,形成了光裸方格星虫担轮幼虫的独特结构,即前担轮纤毛布满整个幼体表面[7]。而其它星虫的担轮幼虫,则在幼虫的某一部位形成担轮带,环绕幼虫一圈,如,Golfingia elongata,等[13,16]。担轮幼虫的特征是顶上的一簇毛以及一个由带纤毛的前毛轮细胞的突出的赤道带。担轮幼虫的变态导致第二期幼体形成,即漂浮幼体。在漂浮幼体阶段,后担轮作为主要的运动器官代替了前担轮,口和肛门开口完成消化道,体腔扩大,尾部附着器官形成。一些星虫动物的被膜(卵黄膜)在胚胎发育及担轮幼虫生长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作为营养膜几乎完全被吸收,剩余的少部分参与了漂浮幼体腹沟的形成[3]。这和软体动物担轮幼虫的变化情况明显不同。但有些星虫种类在发育过程中由于营养物质过剩,被膜消失。如Phascolion cryptus的被膜后部形成幼体的部分表皮,前部则消失[11],和的被膜在担轮幼虫变态时消失[13],而的被膜,变成漂浮幼体的表皮(cuticle)[23]。7星虫人工繁殖及其展望有关星虫的人工繁殖,目前国外尚未见报道。国内有见于郭学武[7]使用升温法和干湿法进行人工催产获得幼体,吴斌[2]用解剖肾管取得精卵混合受精的方法获得漂浮幼体等报道。近年作者致力于我国常见的两种经济价值较大的星虫——可口革囊星虫和光裸方格星虫的人工育苗技术研究,已取得催产受精、胚胎发育、担轮幼虫及漂浮幼虫发育等人工培育的初步成果,同时还与泉州市东石种苗场合作开展可口革囊星虫的土池人工育苗,获得稚星虫并进行养殖试验。我国近年来,由于过度采捕、环境变迁和环境污染,光裸方格星虫和可口革囊星虫资源明显衰退。为此,继续深入开展星虫繁殖生物学及人工育苗技术研究不仅可以填补这方面的空白,还可以为星虫增养殖开辟产业前景。参考文献:[1]Barnes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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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二同学 我叫你自己去找资料去写 你怎么跑的百度上来叫别人给你写 你是不是想让我挂你 那样可不好哟 自己写就算你写的不好 我也会考虑让你过的 但是你这样不劳尔获 我就看不下去啦.
跨文化传播与跨文化传播学 什么是跨文化传播?跨文化传播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对于不少读者来者来说,跨文化传播是依然一个非常陌生的词语,不过实际上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我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玄奘取经、郑和下西洋等都是跨文化传播的典范。在交通和通讯工具日新月异,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跨文化传播对于我们来说不再是稀罕的事情。而因特网的快速发展以及普及,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进行跨文化传播了。在因特网上,人们完全可以通过文字、声音、图像等形式与来自境内外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聊天、游戏。如果说传播是一种生活方式,跨文化传播则是“地球村”中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随着跨文化传播活动的不断增多,不少跨文化传播的实践者便开始关注这一现象。很早已前,佛教、基督教的宗教领袖,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以及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便注意到“说对方的语言,根据听众来调整传播技巧”的重要性 (Sitaram & Cogdell, 1976, 第六页) 。然而,系统地研究跨文化传播活动第一人则是爱德华•霍尔,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霍尔在美国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SI)工作时第一次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概念。 什么是跨文化传播学呢?跨文化传播学是由美国人类学家、跨文化研究学者爱德华•霍尔在20世纪50年代建立的一门学科,其英文表达为“Intercultrual Communication 或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在我国也翻译为“跨文化交际学”或者“跨文化交流学”。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流以及研究如何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跨文化传播学是一门跨领域的学科,融合了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跨文化传播的主要理论见诸于有关文化差异(文化维度)的著作中,特别是吉尔特•••••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哈里• C. 特兰狄斯(Harry C. Triandis)、方斯•特龙皮纳尔斯(Fons Trompenaars)、沙龙•施瓦兹(ShalomSchwartz)及克里佛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等人的著作中。目前,这些学者的相关理论已经广泛地运用到传播理论和传播情景中,特别是商务、管理和市场营销之中。 二、 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时代背景及爱德华•霍尔其人 (一)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时代背景 跨文化传播学始创于美国并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在发现新大陆之前,美国的土著居民是印第安人,后来各大洲的移民都相继涌入美国,于是美国便逐渐成为一个移民大国,一个文化多元社会。在这个宗教、文化多元的社会中,白人占统治地位,印第安人、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以及东欧的移民便自然处于被支配地位。于是,种族矛盾和文化冲突开始蔓延。 二战使得不少欧洲的美国同盟变成了废墟,为了冷战的需要,为了跟苏联抗衡,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大力扶植欧洲经济发展,于是大量的专家、学者、企业员工被派往欧洲;同时,美国经济并未受到二战的太大影响,美国在政治和经济上成为了一个超级大国繁荣,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留学生和移民。美国政府发现,许多由美国政府和企业外派的工作人员都因文化差异,无法适应派往国生活,最终无功而返。美国的外来移民及留学生中经历着这种“文化震撼”的也大有人在。可以说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外来移民、留学生、旅游者剧增,外派工作人员不断,多元文化社会的形成,客观上需要一门崭新的学科——跨文化传播学来研究相关的跨文化冲突问题。 (二)爱德华•霍尔的生平 爱德华•霍尔正好处于这个时代,他的生活经历和专业背景使他成为了承担这一使命的人。爱德华•霍尔1914年5月16日出生于美国的密苏里州,先后获得人类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从事过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后研究。1933-1937年曾经在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庄工作并研究,写成自传《三十年代的西部》。二战期间,爱德华•霍尔曾经在欧洲和菲律宾服役,并在这些地方从事不同文化中的空间概念研究。20世纪50年代,爱德华•霍尔在美国美国政府部门的外派人员培训学院(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任教,对外派出国人员进行跨文化技能培训。期间,他提出了“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并撰写了几部非常畅销的有关跨文化传播的著作。 爱德华•霍尔生平和事业主要事件 时间 事件 1914年 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Webster Groves 1918-1932年 在新墨西哥长大 1933-1937年 在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庄工作 1936年 获丹佛大学人类学学士学位 1938年 获亚利桑那州大学人类学硕士学位 1942年 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 1942-1945年 二战其间,被派往欧洲和菲律宾服役 1946年 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后研究并在美国军队机关府特鲁克岛管理处从事研究 1946-1948年 任丹佛大学人类学系主席并从事丹佛的种族关系研究 1948-1950年 与Eric Fromm一起在佛蒙特州的本宁顿学院教书 1950-1955年 华盛顿特区外派人员培训学院第四课程体系主任 1952-1956年 在华盛顿特区精神病治疗学校任教 1955年 在《美洲科学》杂志中发表了发表《礼节人类学》一文 1959年 《无声的语言》一书发表 1960-1963年 又在华盛顿特区精神病治疗学校任教 1963-1967年 成为伊利诺斯州理工学院(芝加哥)人类学教授;由美国国立精神卫生研究院(NIMH)资助进行空间关系学和不同种族交往的研究 1966年 《隐藏的维度》一书发表 1967-1977年 成为西北大学人类学教授,直到退休 1976年 出席在日本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主办的跨文化传播会议 1976年 《超越文化》一书发表 1977年 在柏林国际传播协议会议上宣读了一篇论文 1977至今 退休后居住在新墨西哥的圣达菲;偶尔在国际跨文化教育、训练与研究协会(SIETAR)的会议中及暑期跨文化传播学院讲学;在新墨西哥大学任教 1983年 《生活的舞蹈——时间的另一个维度》一书发表 1983年 《隐性差异:国际传播研究》一书发表 1987年 《隐性差异:与日本人做生意》一书发表 1990年 《理解文化差异:德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一书发表 (三)爱德华•霍尔的跨文化经历和专业背景 前面我们提到,跨文化传播学是一门跨领域的学科,融合了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爱德华•霍尔能够开创跨文化传播这一崭新的学术领域与他的生活经历和专业背景是分不开的。 爱德华•霍尔是个土生土长的美国白人,自己所属“文化身份”是来自北欧的美国白人文化。从在他的生活经历中可以发现,他前后跟印第安文化、非洲文化和菲律宾文化有过较深的接触。这些经历使得他对各种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好奇,也为他从事跨文化研究积累的第一手资料。 爱德华•霍尔四岁时,举家搬迁到El Paso(在美国和墨西哥交界处,属于德克萨斯州),家里雇佣了一位来自Juarez(德克萨斯州的一个镇)的保姆,后来他们又搬迁回了圣路易丝。到了这里,保姆和她的两个女儿便不能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五岁时,霍尔和一群西班牙小孩同在一个幼儿园,后来在法国也住过一段时间。可以说霍尔从小就生活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环境里。“我小时候经常碰到这类事情。我对此非常感兴趣。” 1933-1937年,霍尔在美国西南部的纳瓦霍和霍皮印第安村庄工作。他的工作主要是用金钱来激励当地的印第安人修建大坝,以便改善那里的生存环境,提高印第安人的生活水平。与印第安人交往了一段时间后,霍尔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敏感,“我在保留地的时候,常常考虑如何才能跟瓦霍人和霍皮人共事,在这里我发现他们完全不同。要把我的思维方式强加给他们根本就不管用。” 这段期间的接触让霍尔知晓了“世界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跨文化关系的第一手资料及其复杂性。” (Hall, 1992, 第76页) 1942-1945年,二战期间,霍尔被派往欧洲和菲律宾服役,期间领导了一个非裔美籍士兵组成的军团。他认为自己的领导工作非常具有创造性,“我非常自己的工作具有创造性,因为我和黑人士兵一道工作。我非常尊敬他们,并且常设身处地的考虑他们的利益。” 霍尔的跨文化生活经历使得他对跨文化传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注意到了跨文化传播中的问题,获得了跨文化传播第一手的资料,从此对跨文化传播获得了感性认识;而真正引领他进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应该是受到的学术影响。霍尔先后获得人类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并在哥伦比亚大学从事过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博士后研究,也曾在外派人员培训学院中工作过。这些学习和研究使得他能接触到相关方面的学者,最后形成了跨文化传播这个概念。后来,霍尔把他受到的专业影响分成四个部分:(1) 文化人类学;(2) 语言学;(3) 动物行为学;(4) 弗罗依德的精神分析理论。(Hall, 1992; Sorrells, 1998) 三、爱德华•霍尔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贡献 施拉姆曾经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传播学的建立。他说拉斯韦尔、勒温、拉扎丝菲尔德、霍夫德都从各自的研究领域来到传播学这片沙漠中的绿洲,当他们为传播学领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后便像游牧民族一样离开了这片绿洲,继续其他领域的研究。施拉姆是传播学的创始人,因为他来到这片沙漠中的绿洲后,跟其他游牧学者相反,他留下来了并建立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Rogers, 1994) 。 海默借用了施拉姆的比喻来描绘跨文化传播学的建立。二战后,来自人类学、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学者,如马格丽特•••米德,卢丝•••贝尼迪克特,格里果力•贝特森离开各自的研究领域,短暂地涉足这块人类当时很陌生的领域:有关文化与人类互动关系的交叉领域。这些人后来都离开了,霍尔却留下来了,在这块文化与人类互动的交叉领域安家,并把这块领域叫做 “跨文化传播学”。 霍尔首先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相关概念。到20世纪50年代,霍尔的跨文化生活和工作经历已经让他产生了“跨文化” 这一概念,在外派人员培训学院进行跨文化技能培训教学工作期间,他就提出了“高语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和“低语境文化” (low context culture)概念,他把这些思想进行了梳理后于1959年出版的《无声的语言》一书。该书已经包含了我们理解文化和传播的基本问题,如“什么是文化” ,“文化就是传播”,“时间会说话” ,“空间会说话” 。霍尔非常重视非言语传播问题,该书花了将近20%的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这本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1961-1969年间便发行了505000册,还被众多著作、杂志和其他出版物转摘,前后被翻译成6种文字。 ( Masao Kunihiro )可以说该书的出版标志着跨文化传播学这一学科的诞生。在霍尔的努力耕耘下,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跨文化传播学诞生了,霍尔成为了跨文化传播学的创立者。 自跨文化传播学创建以后,这门学科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美国不少大学的传播学院(系)相继开设了跨文化传播学课程,我国外语教学、国际关系等涉外专业中也开设了跨文化交际课程。1970年,国际传播协会中还下设了跨文化传播分会;1972年,第一届跨文化传播学国际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 1974年,国际跨文化教育、训练与研究协会(SIETAR)在美国马里兰州正式宣布成立;1998年国际跨文化传播学会成立。跨文化方面的著作、杂志也相继出版,如《跨文化传播读本》(Larry A. Samovar and Richard E. Porter ,1972年)、《跨文化传播学》(. Harms ,1973年)、《跨文化传播学入门》(John C. Condon and Fathi Yousef,1975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不少大学都开设了传播学课程。从大量的跨文化传播著作和文章来看,霍尔依然在该学科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他的著作的引用率依然最高。 我国学者大概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注意到跨文化传播学这一领域,研究重点为外语教学与文化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大学也相继开设了传播学课程,在我国有关跨文化传播(交际)的著作和外文的影印和翻译文本也相继出版,如关世杰著的《跨文化交流学》,胡文仲著的《跨文化交际学概论》和《跨越文化的屏障——胡文仲比较文化论集》,郭镇之主编的《全球化与文化间传播》;Larry A. Samovar 和 Richard E. Porter合著的Communication Across Cultures:A Reading的影印版本已经在我国发行,并被麻争奇等译翻译并命名为《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 1995年,我国还召开了第一届跨文化交际研讨会,会议成立了中国跨文化交际研究会,2005年5月举办了第六次会议。可以说,霍尔在文化和传播之间拓展的这一领域已经跨越了太平洋,在我国不断的影响日益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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