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自《格兰奇·科普兰的第三次生命》起,艾丽斯·沃克由于对黑人男人的过激描写而一直受到非美作家群体的强烈指责。在动荡的60年代后期,伴随着民权运动,女权运动也空前高涨。1970年米利特的《性的政治》这一女权主义经典作品的问世,激发了一批反映女性意识觉醒的作品。女权主义小说在高峰期主要以妇女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的各种见解为“内容”,因而,出现了大量描写妇女的性生活和受虐待的日常事务小说,其表现比过去更为袒露,更富有同情意味,但手法上并无新颖之处,某些小说只是成功地公开了一般属隐私的妇女生活的某些方面。在70年代中后期,女权运动开始出现分裂,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排斥一切男性,主张以同性恋来解决妇女问题,但另外一些女权主义者则迅速而清醒地意识到妇女树立新的自我来改变她们的社会形象与地位的必要性。黑人与女性作家的双重身份,使艾丽斯·沃克和其他黑人女作家一样,既要表现一个白人中心社会中的黑人意识,又要表现一个男性中心社会中女性意识的觉醒。艾丽斯·沃克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在处理黑人男女之间的矛盾冲突时,深刻地剖析了他们的思想意识和心理状态,塑造出的黑人形象既有普遍共性又富有独特个性,并从不把黑人理想化,而是站在一种超越种族的高度。她描写的黑人男人充满在白人社会的价值标准与理想幻灭的扭曲下失去理性、绝望、痛苦的个性,而他们的绝望与愤怒往往会转化为对妇女的残酷粗暴。艾丽斯·沃克鼓励女性通过争取自由平等的斗争和寻求真正的自我而获得独立和充分的人性。或许《紫色》可能让女性更能认同之处也在于它所表达出来的、女性特有的与“上帝”(上帝其实是一个不确定也无须确定的对象)对话的愿望,尤其是在发现与男性的对话的不可能实现之后(由于男女在感受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