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俗文化研究论文范文

摘要：木有本，水有源，大千世界一切事物皆有其本源，而我们中国人素来自认为“龙子龙孙”、“龙的传人”，自然也有我们对于“龙”这种文献记载中的神物的崇拜的缘由。而本篇文章，就以周秦时代南越程溪浦口龙母豢龙的故事作为依据，通过对历代文献记载的辨析，论述历代南中国人与“龙”的特殊渊源及情结。 一、探寻“南龙”之源 （一） “南龙”何物        所谓“南龙”，就是指中国南方地区传说中的龙，这是相对于北方地区传说中的龙而言的。在今天的中国，各地“龙”的形象大体一致，为集鹿角、驼头、蛇身、龟眼、鱼鳞、虎掌、鹰爪、牛耳、蜥腿于一体的神兽形象，这种龙形象最初源于中原地区，如河南省濮阳市就有距今六千多年的“中华第一龙”图腾文化，后来随着华夏文化圈的不断扩大，这种产自中原的龙形象逐渐传播到全国各地，所以就有了今天中国各地龙形象大体一致的结果。而据笔者考证，古代中国南方地区的龙形象与中国中原地区的龙形象是有所区别的，古代南方地区所说的龙实际上就是鳄鱼一类的生物。西汉《淮南子·原道训》载：“九疑之南，陆事寡而水事众，于是人民断发文身，以象麟虫。”唐朝《史记正义》载：“交趾周时为骆越，秦时曰西瓯，文身断发避龙。”也就是说，在远古时代的南越地区，越人“陆事寡而水事众”，他们生活中很多事都与水有关，而水里又有可以伤人的“麟虫”、“龙”，所以越人就断发、文身，身上纹满“龙”的图像，就像与水中的“龙”一样，“烂然成章以像龙子者，将避水神也”；这里的“麟虫”与“龙”，就是指远古时代鳄鱼一类的生物，因为这类生物大都潜伏于水中、很少在陆上伤人，所以平时经常要涉水的越人就干脆在身上纹出它们的图像，就如它们的儿子一样，以此来获取它们的好感、谋求不受他们的伤害。远古越人敬“龙”而远之、自认为“龙子”的心理，在古代南方地区一直传承，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等到秦朝统一南越后，越人的这种心理收到了来自中原的龙图腾文化的影响，开始发生质的改变，越人逐渐对“龙”产生爱意，并且以自诩“龙子”为荣，这是后来南中国人同样自认为“龙子龙孙”、“龙的传人”现象的重要原因。 （二）“龙母”何人 所谓“龙母”，就是指养育龙的老母亲，“龙母”既是古代中国南方地区越人养龙的第一人，也是古代中国南方地区越人的文化符号。在历史上，最早记载“龙母”的文献是晋朝《广州记》：“程溪浦口有蒲母养龙，列断其尾，因呼掘龙，时人见之，则土境大丰而利涉。”其次是南朝《南越志》：“昔有温氏媪者，端溪人也，居常涧中捕鱼以资日给。忽于水侧遇一卵，大如斗，乃将归，置器中。经十日许，有一物如守宫，长尺余，穿卵而出，因任其去留。稍长尺五，便能入水捕鱼，日得十余头。稍长二尺许，得鱼渐多。常游波中，萦回媪侧。媪后治鱼，误断其尾，遂逡巡而去。数年乃还。媪见其辉色炳耀，谓曰：‘龙子今复来也？’因盘旋游戏，亲驯如初。秦始皇闻之，曰：‘此龙子也，朕德之所致。’留使者以玄珪之礼聘媪。媪恋土，不以为乐，至始兴江，去端溪千余里，龙辄引船还，不逾夕至本所。如此数四，使者惧而止，卒不能召媪。媪殒，瘗于江阴，龙子常为大波至墓侧，策浪转沙以成坟。人谓之掘尾龙。今人为船为龙掘尾，即此也。”这两则文献记载的“蒲母”和“温氏媪”为同一人，相传她居住于程溪浦口，一天在水边拾得一卵，带回家中，一日有状如“守宫”的异物破卵而出，长大后就能为温媪捕鱼，一日异物被温媪误断其尾，于是在水中游离而去，数年才返回，温媪见其身耀光芒，知其是“龙”，于是便问道“龙子今复来也”，温媪与“龙”就这样又重新生活在一起，因为温媪和“龙”的感情深厚如母子，所以温媪也就被时人尊称为“龙母”了，这也是古代中国南方龙传说、龙母传说的最早版本。文献中的“守宫”，就是我们俗称的壁虎、四脚蛇、盐蛇，是蜥蜴的一种，文献云温媪所拾巨卵产“一物如守宫”，也就是后来温媪所称的“龙子”，这也说明文献中龙母温媪的“龙子”形象是由最初的“南龙”鳄鱼类生物形象演变的，由于文献出现于晋朝、南朝，所以这里的“龙”就是南北地区龙图腾文化交媾后的产物，既有其原生态特征，也有北方文化的影子。 （三）人龙传奇        发生在程溪浦口的龙母豢龙的传说，在中国人与龙和谐共处的系列传说中独树一帜，谱写了人与自然共存史上的传奇。首先是该传说起源的地理位置特殊，它起源于周秦时代的南越之地，它是南中国土生土长的传说而不是外来传说，具有开辟南越地区文化的性质，此后南中国人自称为“龙子龙孙”、“龙的传人”也是名正言顺的；其次是该传说起源的时间敏感而特殊，整个龙母系列传说经历了从周末的分崩离析再到秦朝的春秋大一统的历程，它的深刻意义就体现于龙母传说从地方走向中央，只有大一统的时代才能出现大一统的神灵，因而龙母就是民间信仰的出现在秦朝大一统后的神灵，她俨然成为南越地区从混乱走向统一、从草昧走向开化的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最后是该传说还充分彰显了人伦道德、人道主义的精神，它有别于“批逆龙鳞”、“叶公好龙”式的以人、龙为儿戏的龙传说，而用龙母施恩、龙子报恩这样的最朴实无华的事迹来彰显仁道、孝思、良俗的精神，南越的龙母传说如同中原的三皇五帝传说一样，是能够构建一个地域的最初的道德框架的传说，它所彰显出来的精神就是南越地区最初的道德基石。 二、探析龙母文化之源 （一）龙母故里        历史文献如《广州记》、《南越志》等记载龙母为“程溪浦口”、“端溪”人氏，可见这两处有文字记载的地方即是龙母故里，也是南中国最早版本龙传说起源的地方。实际上，文献记载的“程溪”是一条河流的名称，即是指今天广东省云浮市境内的降水河，“程溪浦口”就是指降水河的出水口处，专指降水河与西江汇流的一带地域的名称；而“端溪”，是指西汉时期设的端溪县，该县管辖范围包括今粤西大部分地区，其时程溪流域就在端溪县辖内，因而南朝文献又称龙母为端溪人。后晋《旧唐书》载：“都城，汉端溪县。东百步有程溪，亦名零溪，温妪养龙之溪也。”元朝《孝通庙记》载：“媪死，乡人葬之程之左澨、绛水之滨。”明嘉靖《德庆州志》载：“（州东）八十里曰灵溪水，一名程溪，源出新兴县，北流百余里，经儒林、富禄二里入于江。水口有石崖，高十余丈，水由此下，其势如降，故又名降水。古有温媪者居水口，没后著灵异，因祀之。故〈志〉云龙侧山间黄猿闻钟鼓声则出而取馂余果食之。”又载：“有黄猿，州程溪出。”明嘉靖《广东通志》载：“程溪之水出焉顾微<广州记>:‘程溪浦口有蒲母养龙，列断其尾，因呼掘龙，时人见之，则土境大丰而利涉。’乃古悦城县水曲也，一名灵溪水，水口有崖，高十余丈，水由此下，其势如峰。<州志>误以蒲为温氏。陈献章诗:‘山作旌幢拥，江絣镜面平。舟航乘晓发，云物入冬晴。鼓到江心绝，槎冲石角横。经过悦城曲，无语笑浮生。’”清乾隆《东安县志》载：“青旗山，在城东北六十里，开展若旗，横连蔽日。楚怀王时，龙母寄寓程溪，即其地也。后迁庙悦城，以此为照镜山。树林茂密，有三足鹿驯伏其中，官船至，辄先鸣。康熙癸巳岁，大饥，乡人诣庙乞以山木赈，许之，自是斧斤相寻，遂成濯濯云。”根据历朝历代充分的文献记载，可以准确认定，今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都杨镇降水村即龙母温媪故里无疑，这个区域是龙母毕生活动的地方，也是其豢龙、终老、归葬的地方，这里就是周秦龙母传说、龙母文化的源头。 （二）龙母身世        有关龙母温媪的历史文献记载，均未提及其身世如何，即使偶尔提及也会写明“其先不可考”，文献一般称龙母为“蒲母”、“温媪”、“温妪”、“龙姥”，足见龙母是以一位年龄较大的寡妇的形象出现的，加上其本身又是周秦时代南越地区的普通女子，所以文献未提及其先人也是有道理的。而后世根据历史文献对龙母的不同称呼，就推论出龙母的不同姓氏，有以《广州记》称龙母为“蒲母”而推论龙母为蒲姓者（如明嘉靖《德庆州志》），有以《南越志》称龙母为“温媪”而推论龙母为温姓者（如明嘉靖《广东通志》）；笔者认为，“蒲母”可能只是对在长满蒲草的江溆居住的老妇人的称呼，而“温媪”则是对温姓老妇人的称呼，当然，这些称呼都是后世文学作品的描述，不一定准确，或者历史上的龙母并未有任何姓氏称呼。另外，在后世的诸多文献中，对龙母身世的记载又有了各种形式上的丰富、完善，比如以龙母为孀妇、织布女等等，这些无非是后人对于“龙母”这个文化符号及历史人物形象所产生的臆测；如福建湄洲妈祖林氏一样，从最初的“女巫”形象，到后来的“都巡检季女”形象，到最后的“天上圣母”形象，这些只不过是后人对于先人的各类描述及幻想而已。 （三）龙母遗存        龙母文化是指龙母传说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这包括龙母次生态传说、龙母纪念场所、龙母信仰习俗等等，作为龙母文化起源地的都杨镇降水村，就有着前述的这类文化遗存。在龙母次生态传说方面，降水村有龙母驯鹿、龙母治水、龙母降潜牛、龙母点金鱼、龙母会八仙、龙母浴龙洞、龙母过铁场等传说；在龙母纪念场所方面，降水村有程溪祖庙、龙母墓、程溪河、青旗山、龙脊山等场所；在龙母信仰习俗方面，降水村有过龙母诞、过龙子诞、赛龙舟等习俗。这些与龙母传说息息相关的文化，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征，最初起源于降水地区，后来通过西江水道传播到整个岭南地区乃至于海外，并在不同的地区产生不同的影响，从而形成了庞大的龙母文化圈。 三、探索龙母信仰之源 （一）图腾同异 龙母信仰，归根结底，是一种“母凭子贵，母以子尊”的信仰，该信仰既强调龙母为主神、龙子为次神，又强调龙母的神位及神力源于其豢养的龙子，所以龙母信仰本身是含有古代龙图腾崇拜的影子的。而提到古代龙图腾，又分为佛教龙神、普通蛟龙、纯水神龙、泛水神龙等几方面的龙系图腾。 1.佛教龙神：顾名思义，这类龙是佛教经典中的龙神，这种龙在佛教中的地位并不高，一般是以诸阿罗汉中修行勇猛有最大力者、护法的形象出现的，所以才有“八部天龙”、“八大龙王”、“九龙浴佛”、“龙象”等说法，这类龙神一般为佛陀、菩萨、罗汉的护法，在民间并不会受到重视，更加不会引起一个地区的信仰。 2.普通蛟龙：这类蛟龙一般为传说中江、海、湖、溪居住的生物，这类生物与其他生物无疑，并无什么过人的能力和神力，偶尔还会为祸人间，所以常常会有被人间法力高强者收服的情况，如民间有关禅宗六祖在韶关南华寺收服孽龙并将龙女带回新兴化作龙山温泉、端州知府包拯在龙河边收服孽龙的传说等，凡此种种，皆源于这类生物。 3.纯水神龙：这类龙，为单纯的司水龙神，一般为传说中各地水域的水神，如四海龙王、泾河龙王、井龙王等等，这类龙一般有较规范的宗教编制，在引起一定区域的信仰，但这类信仰的影响力并不大，只能在小范围中发挥影响。 4.泛水神龙：这类龙，为广泛意义的司水龙神，其本身带有神兽的影子，而且兼具呼风唤雨、祈福消灾的各种功能，而且其本身的神力不会局限于一个区域，而是可以出没在任何一个地方，所以这类龙能够在大范围中发挥大影响、形成庞大的信仰圈。 上述四大龙系图腾中，降水村崇拜的龙图腾就属于最后一种，这种图腾崇拜加上龙母传说的神圣光环，自然就衍生出独具特色的龙母信仰，形成了庞大的龙母信仰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离降水村不远的六合村曾发掘出一座汉代墓葬，墓葬中出土的陪葬品带有鲜明的龙图腾崇拜现象，这就说明自秦汉以来都杨地区龙图腾信仰已经形成了，这与周秦时代龙母传说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地缘联系的。 （二）龙母信俗        龙母信俗起源于秦汉年间，之后经过历了朝历代的丰富、完善，历时二千余年，长盛不衰。在每年农历五月初七日和八月十三日的“龙母诞”以及七月廿一日的“龙子诞”期间，西江流域的善男信女都会到程溪祖庙贺诞，贺诞方式各种各样，有行香、舞狮、舞龙、设醮开坛、茶果值神、圣驾巡游、唱酬神歌、演酬神戏、放花炮、放香灯、摆米龙等等，每项活动都带有强烈的祈福祝圣色彩，每一个流程都与龙母信仰有关。两个“龙母诞”和一个“龙子诞”被善信统称为“程溪三诞”，每逢“三诞”期间，程溪祖庙里里外外都是人山人海、香火鼎盛、民俗活动纷呈，就连西江航道上的航船在途经程溪祖庙前的江面上时，也会鸣放鞭炮，以示庆贺，足见龙母信仰对岭南社会影响之深远。龙母信俗，俨然就是云浮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云浮的一张文化名片，岭南文化因为它的传承而更加丰富多彩。 （三）信仰分布        龙母信仰起源地为都杨镇降水村，而在龙母身后两千多年间，龙母信仰早已分布神州大地，在远离降水的他乡落地生根。龙母信仰是水神信仰，因而该信仰分布的地区大多为水乡，如西江流域的南宁、梧州、肇庆、佛山、中山、广州、香港等城市，大多建有龙母庙，并且流传有龙母在当地显灵的传说，而这些传说又大都与水有关，这正是龙母水神信仰的具体体现。而在龙母故里云浮市本地，同样也有龙母信仰的密集分布，如铁场龙母庙、云雾山龙母庙、马王塘龙母庙、春岗山龙母庙、桐岗龙母庙、稔村龙母庙、湾中龙母庙、北区龙母庙、沙朗龙母凤庙、六都白马庙、连滩张公庙等等，这些都是以龙母为主神或次神的庙宇，每到龙母诞期间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民俗活动庆祝。另外，龙母信仰也有走陆路北上的，如韶关扶溪龙母庙、新余昌山庙等等，这两处庙宇均以龙母为主神、均始建于唐代，是目前所知较早的龙母信仰分布地，在传播龙母文化的事业上作出过特殊贡献。以上所列种种，均为降水龙母信仰的传播地，它们同奉都杨镇降水村为文化起源地，奉降水程溪祖庙为祖庭。 四、探讨龙母研究之源 （一）前人追述 对于龙母传说的研究，大概是自近代容肇祖始，此后几十年间，有不少民俗专家、学者也加入到龙母传说研究的行列中，他们对有关龙母传说的历史文献进行了研究，并得出相关结论，于是有大量研究龙母的文章面世；然而，大部分专家、学者研究的资料本身就是存在问题的，他们却以此为正统文献，并最终得出龙母是广西人、龙母是先秦百越女首领之类的结论，在笔者看来，这些结论下得未免为时过早、荒谬虚诞。在前人对龙母传说追述的文献中，以晋朝《广州记》、南朝《南越志》为正统，以后晋《旧唐书》、宋朝《太平寰宇记》为权威，以明嘉靖《德庆州志》及明嘉靖《广东通志》为客观。根据前述，《广州记》、《旧唐书》、《德庆州志》、《广东通志》均明确记载龙母是程溪（即降水）人，而《南越志》载龙母仙逝后葬于江阴，江阴即江南，因程溪在西江之南，故云，又《太平寰宇记》与《南越志》所载无异。由此可以确定，在大量有关龙母传说的历史文献中，龙母的籍贯、生活地、归葬地均在西江中游南岸程溪浦口，所有与此相悖的说法都是宋、明以后某些文人杜撰、曲解出来的谬说。 （二）异音杂说        自宋、明以后，就开始出现有别于传统文献的异音杂说，别有用心地制造龙母是广西人、龙母在德庆悦城长大的谬论，对于这类谬论的出现及其荒谬之处，笔者在此前所撰《正本清源话龙母》一文中已有详细说明，此处不赘，而笔者想进行说明的，是“悦城龙母”一说。或者对龙母传说有所了解的人，都听说过“悦城龙母”，从而误以为龙母是今天肇庆市德庆县悦城镇人，其实这是错误的。唐、宋时期，的确有龙母生活于“悦城”一说，但此“悦城”非彼“悦城”，古人所说的“悦城”是指以“悦城”命名的城邑，而非今人以为的悦城镇，古代的降水地区同样属“悦城”管辖范围之内。唐《阅城君庙记》载：“姥温姓，阅城人也。阅城为秦南越邑，代谓之曰龙母。”可见，秦朝时已有“阅城”之邑，龙母就属于“阅城邑”人；刘宋以后，在西江流域相继设立乐城县、悦城县，当时该县的辖地忽大忽小、忽北忽南，最初县治在今高要区境内，而且有一段时间悦城县管辖范围还不包括今德庆县悦城镇，可见当时的“悦城”并不是仅限于今悦城镇范围，到唐代以后，悦城县的管辖范围还包括了今降水地区，因而唐、宋人追述龙母，偶尔会提到“悦城”。明朝成化年间，岭南大儒陈献章在程溪浦口外的西江上泛舟，写有《渡程溪》一诗，诗中有“经过悦城曲，无语笑浮生”一句，明嘉靖《广东通志》在记载程溪水况时便如此记录道：“程溪之水出焉顾微<广州记>:‘程溪浦口有蒲母养龙，列断其尾，因呼掘龙，时人见之，则土境大丰而利涉。’乃古悦城县水曲也，一名灵溪水，水口有崖，高十余丈，水由此下，其势如峰。<州志>误以蒲为温氏。陈献章诗:‘山作旌幢拥，江絣镜面平。舟航乘晓发，云物入冬晴。鼓到江心绝，槎冲石角横。经过悦城曲，无语笑浮生。”《广东通志》载程溪为“古悦城县水曲”，则说明此地即属古悦城县辖。又唐代《元和郡县图志》载：“程溪水，东去（悦城）县一百步。”此文献虽未注明当时的悦城县治在何地，或者在方位上表述有误，但仍能说明程溪在悦城县辖内。又明末清初《天下郡国利病书》载：“降水埠，在州东七十五里悦城乡，北岸近大河。”实际上降水埠所在地在明朝时已经属晋康乡，但此则文献仍载降水埠在悦城乡，则说明此地历史上曾属悦城管辖，正如同时代的《广东新语》载东安县青旗山属德庆州一样。直至清朝，德庆州官方修《德庆州志》时，仍在《州境总图》中描绘出西江南岸东安县洚水河（降水河），并用文字注明“洚水即程溪”，所以可以确定降水河即程溪、程溪曾属悦城县，因而“悦城龙母”一说实际上是历史的产物，而非今天大部分人所理解的意思。 （三）研究启示        降水村作为龙母文化的起源地，却往往被研究龙母文化的学者们所忽视，这无疑是龙母文化研究事业之殇。最早关注并研究降水村龙母文化的学者应该是中山大学的李文博士，李博士曾在2005年时到降水村考察龙母文化，之后其在发表的《西江流域的人群流动与龙母神话》论文中写道：“在洚水临西江的岸边，有被当地人称为‘程溪庙’的旧址。2005年被村长领着去看的时候还见地基上供着香炉。当地一位宾姓的八十多岁的老人说，程溪庙里供的‘程溪娘娘’是龙母的大姑。”但遗憾的是，李博士并未发现降水村正是龙母文化起源地，反而是以降水村龙母文化作为悦城镇龙母文化的附属进行研究的，当然，其在论文中也并未对两地龙母文化产生时间的先后进行比较，也并未认定悦城镇就是龙母文化起源地。此后，也有不少学者开始陆续加入到研究降水村龙母文化的队伍，但大部分人仍然未能摆脱陈旧论调的阴影，仍然在清朝地方志书的谬说上进行研究、结论，最终得出的结果与真正的龙母文化是相去甚远。笔者认为，研究任何一种文化都必须秉承正本清源、去伪存真的学术精神，目光要长远、胸襟要广阔，要依史不依人，不能明知前人已误但仍在前人的错误上一错再错，用正确的历史观去面对所有的历史问题，只有如此，所得出的结论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结语：西江是一条充满母爱的江流，在西江上游贵州北盘江流域，就有遁水圣母养育竹王的传说，在西江中游广东程溪流域，就有龙母养育掘尾龙的传说，无论是“竹王”还是“掘尾龙”，他们都是无父无母的“江流儿”，都是被人间母亲养育后而成了人格化的存在、为人间做了不少好事，从而与其养母一道被后人尊为祖先神。二千多年前在程溪浦口上演的“人龙情未了”故事，成为此后二千多年间南中国人念念不忘的话题，通过一代代人的口耳相传，逐渐成为一种脍炙人口的传说，并形成独具特色的龙母文化圈。龙母传说的诞生，成功消除了南北信仰文化的隔阂，令到历代南中国人与“龙”之间产生了特殊的渊源和情结，同时也让历代南中国人以自称“龙子龙孙”、“龙的传人”为骄傲。

在世界遗产城市福建泉州，香火鼎盛的通淮关岳庙是闽南最负盛名的民间信仰活动场所之一，分灵远播台港澳地区和东南亚诸国。 近日，泉州通淮关岳庙在例行检查中，发现明万历三十二年(公元1604年)铸造文物大钟一座。从18日召开的新闻通气会得知，该古钟为铁铸钟，通高120厘米，钟口直径70厘米，胎体厚5厘米，重约350公斤，迄今已有418年的历史。 “此前，古钟一直悬挂于通淮关岳庙正门左侧房梁。”泉州通淮关岳庙董事长陈庆元说，古钟正面铭文“在城迎春门”“关王庙钟”“万历三十二年三月吉日立”等字样依然清晰可见。 据介绍，迎春门为泉州古城门之一，位于涂门水关附近。据万历《泉州府志·卷之四·规制志上·地池》记载，明嘉靖三十七年“德济门灾，守熊汝达重建之，改通淮门曰迎春门，南熏门曰通津，余仍旧名”。即1558年，守卫泉州的知府熊汝达在德济门发生火灾后，重建了德济门，并将通淮门改名为迎春门，南熏门改为通津门，其他各门仍旧保留原名。 经泉州多位文物专家考证，彼时通淮关岳庙已存在于现址，称“关王庙”，为此该钟为通淮关岳庙原有无疑。 专家也发现，明代大文学家李光缙在其名著《景璧集》之卷八《碑记》中记载，其曾为关王庙大钟撰写碑文，文中写道，“庙故无钟，万历甲辰岁，里人冶金为钟”。 此外，该古钟与《泉州通淮关岳庙庙志》所载“关壮缪候庙钟”年代信息高度吻合，基本可以确认该钟即为史书中所记载的古钟。 通气会上，泉州师范学院教授、泉州市区民间信仰研究会创会会长吴幼雄，泉州府文庙文物保护所主任何振良，福建省文物鉴定组成员、泉州市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原主任陈鹏鹏分别对泉州通淮关岳庙明代古钟作关帝信俗文化评估，文物表述和文物价值评估。“明代古钟是通淮关岳庙现存已知年代最早的一件珍贵文物。”陈鹏鹏指出，据李光缙碑文记载通淮关岳庙“故无钟”，可知该明代古钟是庙中的第一口钟，且较常见铁钟体量更大。 时光荏苒，古钟与通淮关岳庙一同跨越了四个多世纪，每逢岁时节庆及重要事件都以鸣钟为示，时至今日钟声依然洪亮，余音绕梁。该古钟现收藏于泉州通淮关岳庙通淮文化馆三楼展厅，以同样的面貌、不同的方式供海内外信众瞻仰观赏。 关公信仰在海内外广泛流传，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之一，分布在世界各地的数万座关庙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魂归山西运城、头枕河南洛阳、身卧湖北当阳、神定福建东山、灵应泉州通淮”，一句话串联起历史渊源特殊的中国五大关庙。 为进一步弘扬关公文化，保护和发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关公信俗”，由泉州通淮关岳庙发起、解州关帝祖庙组织的“五大关庙文化朝圣之旅”得到各兄弟关庙的积极响应。首批中国“五大关庙文化朝圣之旅”将于今年11月从泉州启程。“这是国内关庙文旅融合发展的资源整合首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关公信俗在近两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流行、并一脉传承，其最重要的支撑便是人们对关公文化和关公精神的认同与传播。关公信俗可看做关公文化的一部分，关公文化对关公信俗的发展起很大的影响作用。关公文化博大精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公一生所体现出来的“忠、义、仁、勇、义、礼、智、信”，是关公文化的精髓，也是关公精神的核心。为几千年来海内外炎黄子孙所推崇敬仰。在关公故里形成的独特的关公文化与关公信俗息息相关。1、关公故里圣迹文化：山西解州关帝庙名誉“天下武庙之祖”。敕建于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前朝后寝，在国内外数以万计的关帝庙中规格最高，其建筑价值和独特的人为价值是全球任何一座关帝庙所无法替代的。还有与解州关帝庙关称“三关”的常平关公家庙、关帝祖茔，这些弥足珍贵的文物史迹组成一个独一无二的圣迹文化风景线。2、 关公故里习俗文化：六月二十四关帝生辰、四月初八与九月初九的关公古庙会等，每年的这些节日关公故里都会举行盛大的活动，相沿成习。自1989年以来，已连续举办20届“国际关公文化旅游节” ，在文化和经济领域树立了新品牌，在海内外华人中有很大的影响力。3、关公故里旅游文化：当地政府为了充分开发关公故里的旅游资源，先后投资近亿元，对解州关帝庙、常平家庙、祖茔等进行了全面的维修和完善，新建了关帝文化广场、常平关帝影视城等，形成了自成体系、颇具规模的旅游景区。4、关公故里文艺盛典为弘扬关公文化，当地政府和民间组织出版了关公文化书籍20多部（册），拍摄了《关公出世》、《武圣关公》等多部电视连续剧，恢复并上演了《千里走单骑》、《古城会》等传统戏剧目，新编了《关公与貂蝉》、《关公斩子》等数出现代剧目，推出了关公锣鼓、关公歌曲等文艺节目。5、关公故里青铜艺术文化人们敬拜关公，信仰关公精神为也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在关公故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关公艺术品、工艺品市场。其中最有影响力和特色的产品是关公故里解州关公青铜雕像，这已成为宣传山西的一张文化名片。山西宇达集团、魏巍铜工艺研究所等企业已成为这一领域的佼佼者。2010年由山西古瑞特文化艺术有限公司和魏巍铜工艺研究所精心设计制作的关公《夜读春秋》铜像代表山西省参展上海世博会，向全球参观者展示关公信俗文化和博大精深的青铜文化。关公文化和信俗几乎渗透于人们思想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宗教、祭祀、民俗、文艺等，形成了广泛的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现象。“解州关公 ”，已在国家工商总局成功注册，山西著名文化品牌。“解州关公”铜像做为山西的特色文化礼品，在国内外有很高的美誉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