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埃及文明研究的重要著作有两部。第一部是G·E·史密斯的《古代埃及人和文明的起源》,初版于1911年。史密斯原本是解剖学家和人类学家,他把人类学与古埃及文明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发表了多部有关木乃伊和埃及文明史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古代埃及人和文明的起源》。其主要论点有二:一是文明起源于埃及;一是埃及文明的向外传播。在该书中,作者强调:“不再有任何疑问,文明的本质因素的确起源于埃及。”“事实上,埃及是文明的创造者。”“依据她对世界文明的实际贡献,埃及在人类学的殿堂中应该占有特别卓越的地位。”史密斯除了充分肯定文明起源于埃及以及埃及文明的重要地位外,还提出了一个关于埃及文明传播的理论或假说。传播论或扩散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些欧洲人类学家中相当流行。他们认为全世界的文化都是由一个中心或几个中心向外扩散的,但却完全忽略了文化扩散的其他因素。史密斯作为传播论的一个代表,一再强调埃及是最古老的文明,世界上的其他一切文明都是埃及传播或扩散的结果,至少是受到埃及文明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为人类学者,史密斯强调“种族的扩散源于东非”。不论阿拉伯人,南波斯人,或其他任何民族,他们的身体特征都非常类似于原始埃及人。[1]史密斯一再强调,西欧的“新石器文化……直接或间接起源于埃及,这一时期的石头制品模仿于埃及第6王朝以前的纪念物。”[2]在谈到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农业时,他认为,苏美尔人的灌溉农业是从埃及学来的。[3]涉及到人类的风俗习惯和艺术时,作者指出:“埃及作为文明的发明者,在形成信仰,风俗习惯和丧葬艺术中占据了支配地位。”[4]关于埃及文明传播的原因和传播的方式,史密斯认为,“对矿物诸如铜的搜寻变成了文明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对铜的经济价值的承认驱使埃及人到国外去找寻珍贵的矿物,进而变成了一种对矿藏的开发过程,于是埃及文明便被传播到了整个世界。”[5]此外,他还谈到了海员和移民活动在传播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