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冈石窟的研究论文

云冈石窟是我国最大的石窟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依山而凿，东西绵延约一公里，气势恢弘，内容丰富。

现存主要洞窟51个，造像5100余尊，最高的17米，最小的仅有几厘米，各类造像形象生动活泼，姿态飘逸隽秀。2001年，云冈石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五华洞雕饰绮丽，丰富多彩，是研究北魏历史、艺术、音乐、舞蹈、书法和建筑的珍贵资料。

扩展资料：

说明文三要素

1、内容的严密性

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把握事物的特征、本质和规律，给读者以正确无误的认识。

2、说明的条理性

按时间顺序写和记叙文相似；按空间顺序写需注意观察点，注意事物的表里、大小、上下、前后、左右、东南、西北等的位置和方向；按逻辑顺序写要注意摸清各部分的内在联系，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由现象到本质。

3、语言的准确性

表示时间、空间、数量、范围、程度、特征、性质、程序等，都要求准确无误。语言简明，说明严密，拥有科学性和严谨性。

云冈石窟是我国最大的石窟之一，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和麦积山石窟并称为中国四大石窟艺术宝库。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以西16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依山而凿，东西绵延约一公里，气势恢弘，内容丰富。现存主要洞窟45个，大小窟龛252个，造像5万1千余尊，代表了公元5至6世纪时中国杰出的佛教石窟艺术。其中的昙曜五窟，布局设计严谨统一，是中国佛教艺术第一个巅峰时期的经典杰作。

学术界对其开凿的年代一直说法不一。

如目前主要是“和平说”，其次是“神瑞说”和“兴安说”。

作为中国的国宝、世界文化遗产的云冈石窟，很有必要探讨其准确的开凿年代。

“神瑞说”——唐代文献有误 神瑞年间（公元414年—415年）开凿云冈石窟的说法，主要依据出自《大唐内典录·后魏元氏翻传佛经录》的记载： “道武帝，魏之太祖也，改号神瑞元年，当晋孝武太元元年也。

……生知信佛，兴建大寺。

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高十余丈，东西三十里，栉比相连，其数众矣。” 其后历代都有一些典藉引此为据，沿用此说：“始于神瑞，终于正光。”此说存在着严重的年代差错，同时也与史实不符： 首先北魏道武帝在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后，只有天兴和天赐两个年号，根本就没有神瑞这个年号。

这个年号是北魏明元帝的年号。

从公元398年迁都平城到神瑞元年 （公元414年），前后相差16年。

神瑞元年（公元414年）也不是晋孝武帝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后者早前者38年。

也就是说：在晋孝武帝太元元年时，道武帝还没有迁都平城，显然也不是晋孝武帝的太元元年。

在《魏书·释老志》里，提到有关神瑞年间的佛事活动时，仅说：“太宗践位，遵太祖之业，亦好黄老，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并没有提到“恒安郊西大谷石壁，皆凿为窟”，这一佛教界的盛事。

其二，太武帝（公元424年—451年）“灭佛”是件大事，更是北魏京城佛教界的一道劫难门坎。

即使是灭佛前曾经开凿了佛窟，在灭佛中也会遭到大规模的毁坏，尤其是在京城近郊开凿的佛窟，更是难逃毁灭之灾。

但是，这些在当时佛教界占有重要位置的石窟寺被毁情况，《魏书》却对此没有一点记载。

就是北魏以后各代，直至近代的正史或野记中，也均未见灭佛时云冈石窟被毁坏的记述。

其三，在云冈石窟保存至今的现状中，历代研究者很多，特别是到了近、现代，中外有志于研究云冈的学者，都对云冈石窟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考察研究，或测绘拍照，也均未发现大规模的明显的“灭佛”痕迹。

以上这些，也说明“神瑞说”是很难成立的。

近代学者陈垣先生在《记大同武州山石窟寺》一文中，就对“神瑞说”提出了质疑：“魏太祖天兴元年（公元398年），始自云中徙都平城，即今大同县，所谓恒安之都也。

《魏书·释老志》天兴元年，下诏敕有司于京城始作五级佛图。

太宗践位，始于京邑四方，建立图像。

曰京城五级佛图，则郊西石窟寺，必非建于太祖天兴之世也。

曰京邑四方建立图像，则谓郊西石窟寺建于太宗神瑞之世，亦非绝无影响。

然未有确切不疑之据。” 学者宿白先生在《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校注》中，也以陈垣先生之文为据，对“神瑞说”的观点提出了质疑。

再从神瑞年代的历史条件的现实看： 在 《魏书·帝纪》中看到：从道武帝迁都平城（公元398年）到明元帝的神瑞初年 （公元414年），仅16年的时间。

刚刚迁都时的平城十分荒凉。

要在这种基础上建造一座都城：宫殿、住宅、城池等牞尚属草创时期。

其工程之浩繁，耗费之巨大，这对一个游牧的马背民族来说，其艰难的程度是可以想象的。

“和平说”——理解文献有偏差 和平年间（公元460年—465年）始凿云冈石窟，并完成“昙曜五窟”的说法，在国内外影响较大，似乎已成为主要说法。

其依据是《魏书·释老志》： “和平初，师贤卒。

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

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见于路，御马前衔曜衣，时以为马识善人。

帝后奉以师礼。

昙曜白帝，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

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 上述引文叙述了在两个年号期间所发生的事。

第一个年号：和平初（公元460年）发生的事，道人统师贤去世了。

由昙曜接替道人统一职，同时更名为沙门统。

第二个年号：在提到昙曜接任沙门统时，追述了“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公元453年）发生的事：集中介绍了昙曜其人和作为。

即昙曜在兴安二年赴京，受到文成帝的信任，“奉以师礼”，昙曜建议并开凿武州山石窟等作为，因而受到了文成帝的赏识而被重用。

这第二个年号所追述昙曜的这些经历和作为，都是为了说明昙曜不仅机遇好——马识善人，而且有能力有作为——开窟造像，所以在和平初才被文成帝委以重任——沙门统，顺利接了师贤的班。

这就解释清了昙曜之所以能够接任沙门统的原因，以免读者唐突生疑。

这是《魏书》作者以果追因的插叙笔法。

这个插叙所交待的是“复佛法之明年”，至和平初之前的九年间的事情。

这与和平初是两码事，是不能张冠李戴的。

“和平说”则正是把这九年间昙曜的作为，都简单地算到了和平初。

再从现存石窟的规模和雕饰现状看：“和平说”认为仅用和平年间的五年时间就完成了“昙曜五窟”。

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以目前所被认为的“昙曜五窟”，真的是“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

整个工程浩繁艰巨，造型雄伟壮丽，雕刻细腻优美。

在1500多年前的北魏，生产力十分低下落后，雕凿条件原始简陋。

开山时大兵团参与还可以，但开凿五窟时人再多拥挤着也用不上，而雕凿佛像时能用之力则少之更少。

这要在和平时期 （公元460年—465年）的短暂时间，去完成如此五个大窟（按目前认定的第16窟—第20窟）的巨大工作量，以及其高超的艺术水平来看，是不可能完成的。

“兴安说”——与文献记述较符合 “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是被“和平说”所忽略的一个重要年号。

前段引文中，在“和平初”昙曜任沙门统后，插叙了一个重要的年号——“初昙曜以复佛法之明年”，即兴安二年（公元453年），以及在其后九年里所发生的一些有关昙曜的重要事情：昙曜在兴安二年来到京城——平城，虽然此时师贤还是道人统，但昙曜仍然受到了文成帝的信任和尊重，被“奉以师礼”。

昙曜这时也就有了“白帝”的有利条件和机会，便建议并“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

但一些学者可能只注意了这段文字最前面的“和平初”这个年号，而忽略了其后的“复佛法之明年”（兴安二年）这一年号，自然就将“白帝”和“开窟五所”，都前移到了引文开头的“和平初”了。

使“复佛法之明年”发生的事情，也就张冠李戴到了“和平初”。

其二，上述引文中的“白帝”的“白”字，在此处不同于引文后面的 “奏”字：兴安二年昙曜被文成帝“奉以师礼”后，并没有任何官职，自然是不能在朝堂上与大臣们同朝列班议事的。

但他能利用文成帝对自己的尊重，在朝堂下进行交谈。

《魏书》作者在此处用“白”字，而不用“奏”字，是很有用心的：这既从侧面有区别地标明了昙曜的民间性质的身份，也说明了这是在朝堂下的谈话或建议、请示，以及此后的行动。

引文后面用“奏”字，而没有跟着也用“白”字，则是为了区别于前者，说明这时已是在“和平初”，昙曜就任了沙门统，有了在朝堂上议事的官职地位后，这是在朝堂上的正式表章或建议、请示。

“於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像各一”，这正是昙曜被文成帝“奉以师礼”后，利用文成帝对自己的尊重和信任，在朝堂下与文成帝的交谈中提出的建议和此后的行动。

其三，“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是《魏书》的作者魏收，对昙曜主持开凿五窟这一业绩的记述和评价。

如果有人说这四句话也是昙曜说的，那么“雕饰奇伟，冠于一世”这两句，显然是对自己这一业绩的自我表扬，甚至成了自我吹嘘！佛教徒的戒律中就有一条是：戒“妄语”。

作为得道高僧昙曜是绝对不会口出这样的“妄语”的。

但作为后世的魏收，在完成《魏书》时，已相去百年。

当他在写到昙曜向文成帝请示建议，并开凿了石窟的时候，他对昙曜开窟造像的成功与否，以及世人的看法评价，已经有了与同类事物作出客观比较鉴别的时间与空间。

便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和高度评价，用“雕饰奇伟，冠于一世”来评价五窟，则是用语贴切，评价准确。

《续高僧传·昙曜传》也可以做个旁证： （昙曜）“以元魏和平年……住恒安石窟通乐寺，即魏帝之所建也。

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镌之，建立佛寺，名曰灵岩。

龛之大者，举高二十余丈，可受三千许人。

面别镌像，穷诸巧丽；龛别异状，骇动人神。

栉比相连，三十余里。

东头僧寺，恒供千人……。” 在上述这段文字中，既说是恒安石窟通乐寺，它就不是一座砖砌木搭的普通寺院，也不是一个可供暂时栖身的小洞穴。

而是已开凿成功的石窟寺。

“住恒安石窟通乐寺”的“住”字，值得研究。

通过这个“住”字，说明“和平年”恒安石窟（云冈石窟）通乐寺已经完工，这样才能让这位被文成帝“奉以师礼”的沙门统高僧昙曜居住。

再者，如此浩大的工程，如果按“和平说”的五年工期算，即使动工三年的施工 *** 期间，也无法让昙曜这个沙门统居住的。

这也反证如果按兴安二年开工，到“和平初”，已施工十来年，通乐寺先大体完工可以住人，也在情理之中。

可能有人怀疑《续高僧传》不能为昙曜作证。

其实两书的作者相距并不太远：《魏书》的作者魏收在北齐天保五年（公元554年）才撰写完成。

其后，在作者生前死后，各修订过两次，始成定本。

《续高僧传》的作者道宣，据载他是唐贞观之初 （公元627年）收集整理资料，于贞观十九年完成此书。

即使不按《魏书》四次的修订来算，从脱稿到道宣的开始收集整理资料，只相距73年。

也就是说二人虽不是同时代的人，但相距不远。

所以，唐代道宣的记述，是从侧面提供了昙曜活动年限的依据，也应是可信的。

从上述《魏书》的“复佛法之明年”的“白帝”……到《续高僧传》昙曜“和平年……住恒安石窟通乐寺……”这些记述文字前后联贯在一起看：云冈石窟的开创年代应当是兴安二年。

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市西16公里的武周山麓，武州川的北岸。石窟依山开凿，东西绵延一公里。现存主要洞窟45个，计1100多个小龛，大小造像 51000余尊，它是我国规模最大的石窟群之一，也是世界闻名的艺术宝库。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云冈石窟是在北魏中期齐凿的。北魏经历了“太武灭佛”、“文成复法”。文成帝和平年间（460——465）云冈石窟开始大规模营造，到孝明帝正光五年（ 524）建成，前后计60多年。初由著名的高僧昙曜主持，“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现第16至20窟就是“昙曜五窟”。现存洞窟大部分凿于太和十八年（ 494）迁洛前。据《水经注》记载，当时“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日新眺”。云冈石窟雕刻在我国三大石窟中以造像气魄雄伟、内容丰富多彩见称。最小的佛像 2公分。最大的高达17米，多为神态各异的宗教人物形象。石窟有形制多样的仿木构建筑物，有主题突出的佛传浮雕，有精雕细刻的装饰纹样，还有栩栩如生的乐舞雕刻，生动活泼，琳琅满目。其雕刻艺术继承并发展了秦汉雕刻艺术传统，吸收和融合了佛教艺术的精华，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对后来隋唐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是中国与亚洲国家友好往来、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云冈第五、六窟在云冈石窟群中部，为孝文帝迁洛前约465——494年开凿的一组双窟。庙前有清顺治八年（1651）建造的五间四层木楼阁，朱红柱栏，琉璃瓦顶，颇为壮观。第五窟开作椭圆形草庐形式，分前后室。后室北壁本尊为释迦牟尼坐像，高17米，为云冈最大的佛像，外部经唐代泥塑重装。窟内满雕佛龛造像。窟西侧刻有两佛对坐在菩提树下，顶部浮雕飞天，线条优美。第 6窟平面近方形，中央是一个连接窟顶的二层方形塔往，高约14米，塔柱上雕有四方佛，上面四角各有一座九层出檐小塔，驮于象背上。窟四壁满雕佛、菩萨、罗汉、飞天等造像。窟顶有三十三诸天及各种骑乘，令人目不暇接。环绕塔柱四面和东南西三壁的中下部，刻有33幅描写释迦牟尼从诞生到成道的佛传故事浮雕，内容连贯，构图精巧。此窟规模宏伟，雕饰富丽，内容丰富，技法精炼，是云冈石窟中有代表性的一窟，也是中期造像艺术汇集的大检阅。云冈第七、八窟位于云冈石窟的中部，为一组双窟，是云冈石窟第二期开凿较早的石窟。七窟前现存的木构建筑，是清顺治八年（1651）修建。七、八窟平面均为长方形，窟内布局上下分层，左右分段。七窟后室北壁上层天幕龛的中央，雕一交脚弥勒菩萨像，坐于狮子座上，左右备一倚坐佛像，边为二胁侍菩萨。内容仍为三世佛，且出现了造像组合。下龛为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壁与窟顶相接处雕一排伎乐人像，各执乐器演奏。东西两壁对称开凿，壁与顶部相接处雕一排千佛。下分四层雕有八个不同的佛龛。南壁凿有一门一窗，左右两侧各雕四个佛龛。门窗间有六个供养人和伎乐天人像。明窗内雕菩萨和禅定比丘。内拱内雕力上、护法天王和飞天。顶部分格雕平棋，中为团莲，周雕飞天，把整个窟顶装饰得花团锦簇。第七、八窟与前期窟群比，在形制、内容、造像构成、题材等方面出现了诸多变化，从中折射出北魏社会变革的洪流。昙曜五窟现编号第16——20窟，是由昙曜和尚主持开凿的第一期窟洞，也是云冈石窟最引人注目的部分之一。据《魏书·释老志》载：“和平初，……昙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凿山石壁，开窟五所，镌建佛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饰奇伟，冠于一世。”以道武、明元、太武、景穆、文成五帝为楷模，雕刻五尊大像。这五窟规模宏大，气魄雄伟。形制上共同特点是外壁满雕千佛，大体上都摹拟椭圆形的草庐形式，无后室。造像主要是三世佛（过去、未来、现在），主佛形体高大，占窟内主要位置。第16窟本尊释迦立像高米，而相清秀，英俊潇洒。第17窟正中为菩萨装的交脚弥勒坐像，高米，窟小像大，咄咄逼人。第18窟本尊为身披千佛袈裟的释迦立像，高米，气势磅礴；东壁上层的众弟子造像造型奇特，技法娴熟。第19窟本尊为释迦坐像，高16．8米，为云冈第二大造像。第20窟为露天造像，正中为释迦坐像，高米，为云冈石窟的代表作，面都半圆，深目高鼻，眼大唇薄。大耳垂肩，两肩齐挺，造型雄伟，气势浑厚。云冈五华洞位于云冈石窟中部的第 9——13窟。这五窟因请代施泥彩绘而得名。第 9、10窟为一组前后室结构的双窟，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484），太和十三年竣工，辽代曾在此兴建崇福寺。两窟平面近方形。前定南壁凿成八角列柱，东西壁上部雕出三间访木构建筑的佛龛，余壁满雕佛像、飞天。后室窟门上雕有明窗，北壁主佛是释迦佛。第10窟主像是弥勒。后室门拱内外两面有精雕图案花纹，结构严谨，富于变化。第11——13窟是一组，具有前后窟的第12窟为中心窟。11窟中立方塔柱，塔柱四面上下开龛造像，除南面上龛为弥勒外，均为释迦立像。东壁上部有北魏太和七年（ 483）造像题记，是研究云冈开凿史的重要资料。窟东北有太和二十年（ 496）铭龛和七佛立像。第12窟前正室和东西壁上部均雕出三间仿木构建筑屋形佛龛，前列两柱，洞开三门，窟顶雕有伎乐天，手持排箫、琵琶、横笛、束腰鼓等乐器，是研究音乐史的重要资料。第13窟本尊是交脚弥勒菩萨，高约13米，右臂下雕一力士托扛，既产生了力学作用，又兼具装饰效果。南壁上层的七佛立像和东壁下层的供养天人，皆为窟中精品。东壁佛龛形制各异。五华洞雕饰绮丽，丰富多彩，是研究北魏历史、艺术、音乐、舞蹈、书法和建筑的珍贵资料，为云冈石窟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云冈东部窟群，指云冈石窟东端1——4，均为塔洞。第1、2窟为同期开的一组，凿于孝文帝迁洛前，窟内中央雕造方形塔柱，四面开龛造像。第一窟主像是弥勒，塔南面下层雕释迦多宝像，上层雕释迦像。浮雕五层小塔，是研究北魏建筑的形象资料。第二窟是释迦像，塔南面下层雕释迦多宝像，上层雕三世佛。两窟南壁窟门两侧都雕有维摩、文殊。第三窟为云冈石窟中规模最大的洞窟，前立壁高约25米，传为昙曜译经楼。窟分前后两室。前室上部左右各雕一塔，中雕方形窟室，主像为弥勒，壁面满雕千佛。后室南面两侧雕刻有面貌圆润、肌肉丰满、农纹流畅的一佛三菩萨。坐像高约10米，二菩萨立像高米。从风格和雕刻手法上看，很可能是初唐时的作品。第四窟风化水蚀严重，南壁窟门上方有北魏正光年间铭记，是云冈石窟现存最晚的铭记。云冈西部窟群包括云冈石窟西部第21至45窟，以及一些未编号的小窟小龛。大多属于北魏太和十八年（ 494）以后的作品。其特点是不成组的窟多，中小窟多，作为补刻的小龛多。造像多为瘦骨清相，衣纹下部褶纹重叠，神态文雅秀丽，藻井中飞天飘逸洒脱，具有浓厚的汉化风格，与“龙门期”雕刻十分接近。其中第38窟北壁“幢倒乐神”浮雕，是研究北魏杂伎的形象资料。第39窟中心五层塔柱，塔身每面作五间，六柱，柱头上斗拱承托出檐，天平座，每层间阔高度皆小于下层，稳重隽秀，是研究早期造塔的重要资料。第40窟整体布局巧妙地运用装饰艺术，使洞窟格式、构图既有规律，又有变化，提高了石窟艺术的格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