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艺术歌曲论文答辩

古人常以“诗歌”并称，《尚书·尧典》: 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可见诗与歌的紧密契合与不可分离性，因此至今仍将“诗歌”合并来用。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便是诗与歌完美结合的体现。古诗词艺术歌曲不仅是音乐艺术的精华，更是对中华博大精深文化的传承。因此，一向被视为" 阳春白雪" 的艺术歌曲，逐渐受到了社会各界，特别是文学界和音乐界的关注。目前，关于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研究在国内已有很多，一部分是从艺术歌曲在我国的发展历程进行论述，一部分是谈论具有代表性的作曲家及其艺术歌曲创作的研究，还有一部分是谈及古诗词艺术歌曲的演唱风格和审美表现，较少涉及将其艺术特征与具体的作品相关联来进行分析。因此，笔者在这一方面做一些尝试，通过分析《枫桥夜泊》这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从美学的角度了解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的特征。

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是中国古典诗词与音乐相结合的一种声乐体裁，是词作家和曲作家精雕细琢的一类艺术精品，其曲风高雅，内涵深邃，既是现代艺术气息与中国浓郁民族特色的巧妙契合，又是经典文化与高雅艺术表现形式的完美统一，极富感染力。作曲家根据诗词的意境和涵义，将声乐旋律、钢琴织体、力度、速度等音乐因素进行统一的编配，绘制成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更深化、更形象地揭示诗词所蕴含的意义。古诗词艺术歌曲是将中国古代文化再现，用音乐的方式传承下去，因其所具有的独特气质而区别于其它类别的歌曲，在语言审美上和音乐审美上都有其鲜明的特征，这在歌曲《枫桥夜泊》中有具体的体现。

一、《枫桥夜泊》语言审美特征

1. 选取自诗词佳作，意境深远

古诗词艺术歌曲的词大都选自古代诗歌( 古诗、乐府、律诗、绝句等) 、曲子词、散曲、歌谣等多种体裁，《枫桥夜泊》便是唐代诗人张继的一首家喻户晓的名作，由作曲家黎英海根据诗词所刻画的意境进行谱曲而创作的歌曲。这首七言绝句是诗人在进京赶考落第后，路经枫桥镇，秋夜独舟，望江边景色而产生了一种惆怅失落的情绪，为抒发饱尝风霜的感慨，借景抒情而写下的诗作。全诗虽只有二十八字，却能将枫桥夜泊的画面完整生动地展现于眼前，产生落寞、哀愁的情感共鸣。

2. 语言凝练，具有很深的文学功底

“月落乌啼霜满天”，这第一句便暗示了整首诗冷清的笔调，描写了深秋的夜晚乌鸦啼叫划破夜空的情景; “江枫渔火对愁眠”，作者运用拟人的手法刻画“江枫”、“渔火”，使其具有生命力，二者相互对看却又忧愁难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寒山寺并未真正映入诗人眼帘，城外寺庙的描写也是展现了一种冷清、寂寞的画面; “夜半钟声到客船”，“夜半”再一次强调了时间，点出诗人的无眠，此时的钟声更增添了一份空旷、悲凉之感，“到客船”反映出诗人对故乡的思恋，体现了一丝丝的思乡之情。整首诗四句话，便将时间、地点和江边的情景交代的十分清楚，通过对情景的描写也将诗人此时此刻的心境、情感表露的一览无余。

3. 节奏鲜明，具有极强的韵律感

韵律与音乐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唐代诗人白居易在讨论诗歌的音韵时说: “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人。”古诗词语言节奏的抑扬顿挫、音调的平仄关系、语音的律动压韵等因素的完美结合使诗词琅琅上口，令人玩味不尽。《枫桥夜泊》是一首七言绝句，平声、仄声交错有致，在朗诵时以两字为一“顿逗”，每句的划分如下: 月落| 乌啼| 霜满天，江枫| 渔火| 对愁眠，姑苏| 城外| 寒山寺，夜半| 钟声| 到客船。根据吟诵的“顿逗”情况，其节奏也显而易见:，四句诗都是按照这种节奏型进行，音节工整、前后对称、音韵和谐。

二、《枫桥夜泊》音乐审美特征

1.“中西双壁”，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将欧洲作曲技法与民族传统音乐元素相融合，通过离调、转调等手段丰富音乐色彩。古诗词艺术歌曲的这一特征是由其产生的背景决定的。20 世纪20 年代前后，一批留学欧美的音乐家纷纷回国，带回了西方的音乐理论和作曲技术，并将其融合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与民族调式，由此诞生了这类“中西双壁”的艺术歌曲。歌曲《枫桥夜泊》便是以五声民族调式为基础，借鉴西方作曲技法创作而成。调式调性在起承转合的结构中不断发生变化，进行了不间断的'远关系转调: B 宫- E 雅宫- #F 宫- B 雅宫- A 雅宫- G 宫- B 雅宫，这些调性的转换使歌曲在旋律上形成了强烈的色彩反差，更富于感染力。另外作品中还运用了大量的现代音乐元素，如半音行进和旋律半音回旋等，如谱例:这些元素更增添了作品的特色，使其传唱至今。

2. 旋律自然流畅，具有较强的抒情性

追求声调与音调的紧密契合，旋律自然流畅，具有抒情性。旋律的起伏与节奏的快慢均根据诗词的韵律而定，例如，第一句“月落乌啼霜满天”，根据之前所说吟诵时抑扬顿挫的划分是: 月落| 乌啼| 霜满天，演唱时“月落”的“落”字、“乌啼”的“啼”字都稍有拖腔，“霜”字达到了这一句的最高音，而“满天”又峰回路转，重新回到了中音区; 江枫| 渔火| 对愁眠，“江枫”和“渔火”后面都根据诗词的顿挫稍加停顿与拖长，之后的“对”字也是这句的最高音，并保持了一拍半的时长，“愁眠”采用高音的下行方式，从而体现情绪的低落; 姑苏| 城外| 寒山寺，这句是全诗起承转合中“转”的部分，吟诵时也是语气最高昂的一句，因此“姑苏”这两个字的音高陡然上升，达到整首歌曲的最高点，这一句整个都是下行式的行进，到“寒山寺”时又回到中低音区; 夜半| 钟声| 到客船，“夜半”的“半”和“钟声”的“声”也进行了拖腔的处理，旋律起伏与抑扬顿挫感与第一句大致相同，从而实现了诗句的起承转合。演唱与吟诵的韵味十分贴切，如出一辙。总体来说，诗词所表达的情感与韵味直接决定所创作歌曲的音乐形象。《枫桥夜泊》的整个情感基调是以悲凉、孤寂为主，独舟江边思绪万千，因此在旋律上运用了以舒缓为主并兼有大跳和变化音的创作方式，旋律走向每一句都是下行式，从而体现出深夜的空寂和诗人低落的情绪。

3. 注重钢琴伴奏，具有较强的渲染烘托性

注重钢琴伴奏的作用是古诗词艺术歌曲一个很重要的特征。钢琴伴奏在艺术歌曲中承担的不仅是伴奏的角色，它还肩负着烘托气氛、诠释音乐形象、与歌唱者一起展示作品内涵等方面的任务。钢琴伴奏与人声旋律二者相辅相成、有机配合，伴奏对主旋律的模仿与对比交织在一起，将歌曲中的音乐形象刻画的更加淋漓尽致。《枫桥夜泊》是古诗词艺术歌曲中伴奏与人声配合极为成功的作品之一，通过不同的伴奏织体来展示不同的音乐形象，在描绘“钟声”时，左手以低音纯五度音程进行贯穿始终，五度音程的时值均为四拍，均匀缓慢，如谱例所示:这种音效衬托出一种深沉、悠远的氛围，十分逼真形象地刻画了寒山寺钟声空灵的感觉; 在描绘“流水”时，既采用了模仿古筝“流水”刮奏的方法，形象地刻画了潺潺的流水声，又运用了装饰音的短琶音，这种效果好似微风吹动江水泛起的小波浪，又好似船桨划过水面波纹荡漾的水声，十分的动感形象。

如谱例:正是源于古诗词艺术歌曲这些独特的气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演唱者的青睐，也激发了更多作曲家的创作灵感。它细腻的情感，悠远的意境带给人们无限的美感，从而使很多佳作传唱至今。随着曲作家对古诗词艺术歌曲的进一步探究与创作，相信会有更多像《枫桥夜泊》这样的经典之作问世，在声乐百花园中大放异彩。

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鉴赏 推荐一切文学艺术都是诉诸感性的，它们总是借助具体的形象反映生活，通过艺术的感染力量和美感作用影响读者。离开形象就没有文艺；离开对于形象的感受，也就没有文艺的鉴赏。文学本身的特性要求文艺鉴赏必须从作品的形象出发，以形象给人的感受为依据。这是鉴赏活动的一条基本规律。中国古代有些诗歌评论，是重视形象与感受的。它们不仅为诗歌创作总结了可贵的艺术经验，也对诗歌鉴赏的规律作了有益的探索。譬如严羽的“别材”“别趣”说，尊重诗歌本身的特点，尊重形象思维的规律，接触到诗歌创作和诗歌鉴赏的一些核心问题，就颇有可取之处。但是也有一些诗歌评论，完全不顾诗歌的特点，脱离作品的艺术形象和形象给人的感受，根本违背了文艺批评和文艺鉴赏的规律。下边我将举出两种有代表性的评论方法，并加以简单的剖析。附会政治，是古代正统的解释诗歌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从原则、概念出发，比附历史，牵合政治，千方百计地到诗中寻找寄托、象征或影射。用这种方法读诗，无不是词隐语，微言大义，可以任意穿凿附会、深文周纳。汉儒对《诗经》的解说，便是运用这种方法的代表。他们主观地认为，《诗经》是为圣道王功而作的，是先王用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诗大序》)。他们戴着这副有色眼镜看《诗经》，其中许多作品都被曲解了，就连一些民间的情歌也成了政治教化的宣传品。例如，《关雎》明明是一首情歌，他们却硬要说成是政治诗。申培《鲁诗故》说：“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后不然，诗人叹而伤之。”认为这首诗是讽刺康后的。后苍《齐诗传》说：“康王晏起，毕公喟然深思古道，感彼关雎德不双侣，愿得周公妃以窈窕。”薛汉《韩诗章句》说：“诗人言关雎贞洁慎匹，以声相求，必于河之洲，隐蔽于无人之处。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雎、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也。”(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则又认为是讽刺康王的。《毛诗序》曰：“后妃之德也。”则说是赞美后妃的。解释虽不相同，其牵强附会荒谬不通却是完全一样的。随着经学地位的提高，汉儒的诗论也取得了正统诗学的地位，对后世影响很大。清人陈沆的《诗比兴笺》，就是用汉儒解释《诗经》的方法，来笺释两汉至唐代诗歌的。陈沆讲诗注意联系写作背景和诗人的生平思想，有一些独到的见解。但是由于他先抱定了“比兴寄托”的观念，常常离开诗歌形象给人的感受，主观地猜测诗中的寓意，所以也有不少穿凿附会、迂腐可笑的地方。汉乐府铙歌十八曲中的《上邪》和《有所思》本是两首著名的情歌，他却硬要拉扯到政治上去。关于《上邪》，他说：“此忠臣被谗自誓之词欤!”关于《有所思》，他说：“此疑藩国之臣，不遇而去，自抒忧愤之词也。隐语假托，有难言之隐焉。”这两首诗显然都被他曲解了。清朝常州词派的张惠言，以比兴寄托论词，重视作品的现实意义，对词的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但是他编的《词选》以汉儒说诗的方法说词，有些评语也不免牵强附会窒碍难通。如欧阳修的《蝶恋花》：“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显然是写一个深居简出的孤独少妇的迟暮之感，张惠言却评曰：“庭院深深，闺中既以邃远也；楼高不见，哲王又不寤也；乱红飞去，斥逐者非一人而已。殆为韩(琦)、范(仲淹)作乎?”不顾全诗的艺术构思，把诗的意思一句句割裂开来，比附《离骚》，牵合韩、范，根本不能自圆其说。中国古典诗歌确实有寄托象征的传统，美人香草、春兰秋菊各有习惯的寓意。诗人有时不敢或不愿把自己的政治见解明白说出，就用隐晦曲折的手法透露给读者。有时为了使诗歌显得含蓄蕴藉，也故意隐去真意，用其他事物来比兴。那些题为咏怀、咏史、感遇、感怀的作品，尤其多用这种手法。对这类作品的鉴赏，当然应该透过表面的词句揭示其中的深义。但是也必须从诗歌的形象出发，以形象给人的感受为依据。如果离开形象和感受，任意往政治教化的大题目上拉扯，根本不可能理解其中的真意，更谈不到艺术的鉴赏。黄庭坚说得好：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于文。……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虫鱼，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者，则子美之诗委地矣。(《大雅堂记》)不顾诗歌特殊的艺术表现方法，拘泥于生活的细节真实，对诗歌进行纯逻辑的分析，是另一种有代表性的评论诗歌的方法。以这种方法论诗的人，总是拿生活的细节去衡量作品，要求处处落实。一些很有情趣的诗，往往就这样被糟踏了。譬如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是一首富于艺术想像的好诗。杨慎《升庵诗话》却说：“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我看任何一个有鉴赏力的读者都不会同意杨慎这段话的。“千里”本是想像夸张之词，极言千里江南，到处是大好的春色。题目叫“江南春”，正是着眼于整个江南。若改为“十里莺啼绿映红”，既不切诗题，也失去了诗意。宋蔡绦《西清诗话》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王安石写了一首《残菊诗》，诗曰：“黄昏风雨打园林，残菊飘零满地金。折得一枝还好在，可怜公子惜花心。”(见吴景旭《历代诗话》卷五十七所引)欧阳修读后笑道：“百花尽落，独菊枝上枯耳。”于是写了两句诗嘲笑他：“秋英不比春花落，为报诗人子细吟。”王安石闻之曰：“是岂不知《楚辞》：‘夕餐秋菊之落英’?欧九不学之过也。”欧阳修当然不会没有读过《楚辞》，他的文学鉴赏力也一定是很高的。但他对这首诗的评论，恐怕是犯了拘泥执著的毛病。菊花究竟落不落呢?史正志《菊谱后序》说：“菊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花瓣结密者不落，……花瓣扶疏者多落。”由此看来，王安石也许并没有错。退一步说，即使菊花完全不落，写诗也不妨写落英，兴之所至不一定要找出植物学的根据；读者吟咏欣赏之际也不必以科学的眼光在细节上苛求于他。古代的诗人中，写落英的何止一人?屈原、左思、苏轼、陆游，都有诗在。如果用科学的眼光一一落实，还有什么诗歌鉴赏可言呢?又如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欧阳修《六一诗话》说，此诗虽佳而“理有不通”，“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此后，王直方《诗话》、叶梦得《石林诗话》、范温《诗眼》都引了别人的诗句，证明唐代确有半夜打钟之事。《诗眼》还引《南史·文学传》，齐武帝景阳楼有三更钟、五更钟，丘仲孚读书以中宵钟鸣为限，以证明张继的诗无可指摘(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三所引)。明胡应麟更进一步说： 张继“夜半钟声到客船”，谈者纷纷，皆为昔人愚弄。诗流借景立言，惟在声律之调，兴象之合，区区事实，彼岂暇计?无论夜半是非，即钟声闻否，未可知也。(《诗薮》) 胡应麟的话不免有点过分，它的精神却是可取的。诗歌创作固然要符合生活的真实，但不应对生活作机械的模仿。诗人可以对生活本来的形式加以改变，以求反映生活的本质。对于抒情诗，尤其不能以细节的真实来要求它。齐白石说：“作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太似为媚俗，不似为欺世。”这话揭示了艺术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也适用于诗歌创作。一般地说，诗当然不可碍于事理，有时却又允许不合事理。“白发三千丈”(李白《秋浦歌》)，合理吗?但表现诗人乍对明镜看到白发时的惊讶之情，是再传神不过的。“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李白《金乡送韦八之西京》)，合理吗?但表现对远方朋友的思念，是再真切不过的。“思牵今夜肠应直”(李贺《秋来》)，合理吗?但表现那种迷离恍惚的幽思，是再恰切不过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木兰诗》)也不合理，但是合情，真实地表现了木兰准备出征时那种忙忙碌碌的气氛和焦急的心情。以上这些诗，如果仅仅用生活的细节去衡量，用逻辑的方法去推断，而不顾诗歌形象给人的艺术感受，还谈得上诗歌鉴赏吗?从形象出发，鉴赏中国古典诗歌，还应该充分考虑它们创造形象的特点。中国古典诗歌主要是短小的抒情诗，并没有塑造什么典型人物。因此，我们不能用分析戏剧、小说的方法，从诗里寻找典型人物形象。中国古典诗歌的形象，是借助客观物象(如山川草木等等)表现出来的主观的感情形象，我姑且称之为“意象”。鉴赏这类作品，不仅要着眼于它们所描写的客观物象，还应透过它们的外表，看到其中注入的意念和感情；注意主客观两个方面融合的程度。只有抓住诗歌的意象，以及意象所包含的旨趣，意象所体现的情调，意象的社会意义和感染作用，才能真正地鉴赏中国古典诗歌。

杜甫的诗歌同他的生活道路密切相关，希望下面材料能够帮你下。杜甫（712-770），字子美，自称少陵野老、杜陵布衣，京兆杜陵人，生于河南巩县。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著名诗人， 父亲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和奉天县令，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的特权。杜甫的一生可分为四个时期。（1）35岁以前是他的读书和壮游期。杜甫从小就“好学”， 7岁时已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育”地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20岁起，他开始了为时十年的“壮游”，先南游吴越， 后北游齐赵。诗人游山玩水，饮酒赋诗，扩大了视野，开阔了心胸，丰富了生活，结交了许多朋友，李白就是其中之一。杜甫这一时期的诗歌，《望岳》可为代表，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表现了诗人不怕困难、敢于攀登绝顶俯视一切的雄心和气概。（2）从35岁到44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二个时期。人生已进入中 年，可是科举失意，功名未遂。十年困守长安，过的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有《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 怀五百字》等。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关注自身，关注民生，忧国忧民，创作走向了现实主义道路。（3）从45岁至48岁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这是安史之乱 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深重，诗人也历尽艰险。长安城破，诗人陷落贼手，后又只身逃脱，投奔肃宗，被任为左拾遗，不久因言事触怒肃宗而遭贬 斥。这一时期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三吏”、“三别”等诗，记录了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杜 甫的诗歌创作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4）48岁以后是杜甫生活的第四期。这一时期，杜甫弃官到成都，躲避战乱，漂泊西南，居无定所，直到去世。这期间， 他曾被严武表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曾度过6个月的幕府生活。这一时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繁盛期，现存杜甫的大多数诗歌都写于这一时期，杜甫对各种 诗体都进行了尝试和创新，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八首》、《戏为六绝句》等，都写于这一时期。 杜甫的诗歌同他的生活道路密切相关。杜甫经历了唐代的由盛转衰，目睹了安史之乱的全过程，他用诗歌艺术地记录了他的感受，再现了唐代社会的历史。研究杜甫 的生平和创作道路，可以更确深入地认识杜甫各个埋藏作品的思想意义、艺术特色和各个时期不同创作风格的内在联系。

这份开题我帮你写。1.撰写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在毕业前都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任务。申请学位必须提交相应的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学位。可以这么说，毕业论文是结束大学学习生活走向社会的一个中介和桥梁。毕业论文是大学生才华的第一次显露，是向祖国和人民所交的一份有份量的答卷，是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报到书。一篇毕业论文虽然不能全面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才华，也不一定能对社会直接带来巨大的效益，对专业产生开拓性的影响。实践证明，撰写毕业论文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是保证出好人才的重要措施。2.通过撰写毕业论文，提高写作水平是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需要。党中央要求，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领导班子成员应当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四化”的要求，也包含了对干部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的要求。3.提高大学生的写作水平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提高全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和科学管理方法，还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都要求我们的干部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在经济建设中，作为领导人员和机关的办事人员，要写指示、通知、总结、调查报告等应用文；要写说明书、广告、解说词等说明文；还要写科学论文、经济评论等议论文。在当今信息社会中，信息对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写作是以语言文字为信号，是传达信息的方式。信息的来源、信息的收集、信息的储存、整理、传播等等都离不开写作。

长沙码子遵命文学：浅 谈 杜 诗说起古典诗词，人们自然会想到唐诗；而说起唐诗，大家又会自然想到杜甫。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唐代诗人，汉族，河南巩县（今郑州巩义）人(原籍襄阳），世称杜工部、杜拾遗，自号少陵野老，是我国盛唐时期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诗艺精湛，忧国忧民；诗称“诗史”，人称“诗圣”。通过学习，我发现杜诗有如下特点：一、诗品卓越和同时代的许多诗人不同，杜诗跳出了吟花弄月和个人得失的小圈子。他大胆地针砭黑暗的时弊，积极地关怀无辜的百姓，敢为广大穷苦百姓“鼓与呼”。例如：“三吏”、“三别”中的《石壕吏》中的诗句：“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区区十个字，就充分表达了作者对当权恶吏仗势欺人的憎恶和谴责；对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深受压迫的同情和呼号。又如：公元759年所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的诗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简直和1046年北宋名相范仲淹所写的《岳阳楼记》中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而杜诗却比范文几乎要早上300年！二、格律圣手杜甫善于运用古典诗歌的许多体制，并加以创造性地发展。他是新乐府诗体的开路人。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五七古长篇，亦诗亦史，展开铺叙，而又着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复，标志着我国诗歌艺术的高度成就。杜甫在五七律上也表现出显著的创造性，积累了关于声律、对仗、炼字炼句等完整的艺术经验，使这一体裁达到完全成熟的阶段。例如：《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 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 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 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 潦倒新停浊酒杯。诗人移动视线，由高处转向江水洲渚，在水清沙白的背景上，点缀着迎风飞翔、不住回旋的鸟群，真是一幅精美的画图。其中天、风，沙、渚，猿啸。鸟飞，天造地设，自然成对。整篇四联，三联工对。不仅句间对仗，而且句中自对，如上句“天”对“风”；“高”对“急”；下句“沙”对“渚”，“白”对“清”，读来如临仙乐。经过精心提炼，十四个字，字字精当，无一虚设，用字遣辞，“尽谢斧凿”，达到了奇妙难名的境界。难怪胡应麟《诗薮》将该诗推崇为“古今七律之冠”！三、体裁丰富杜甫不仅格律诗堪称圣手，而且乐府诗也写得出神入化。例如：《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道旁过者问行人，行人但云点行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君不闻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关西卒。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首诗是讽世伤时之作，也是杜诗中的名篇，为历代所推崇。诗旨在讽刺唐玄宗穷兵黩武给人民带来莫大的灾难，充满非战色彩。 全诗把唐王朝穷兵黩武的罪恶，揭露得尽致淋漓。诗的开头，用不太多见的三字句，连用两个象声词，“辚辚”和“萧萧”，以蒙太奇的手法，迅速把读者带进一个悲惨的故事情节。寓情于叙事之中，在叙述中张翕变化有序，前后呼应，严谨缜密。诗的字数杂言互见，韵脚平仄互换，声调抑扬顿挫，情意低昂起伏。既井井有条，又曲折多变，真可谓 “新乐府”诗的典范，前呼后应也是这首诗的写作特色之一。该诗的成功固然决定于立意谋篇，但是和格律诗相比，更为活泼的形式，更为丰富的节奏，也是该诗的重要亮点。有理由相信，杜甫的新乐府中的长短句式，肯定对后世包括宋词在内的新兴文体具有深远的积极影响。以上浅谈，纯属管见，失雅之处，深望斧正。学生XXX敬上另附五绝拙作两篇，拙联两幅：※◇※◇※◇※《五绝·叹孔明》祭风烧赤壁，妙计赚荆州。可叹隆中对，祁山恨未休。《五绝·咏范蠡》略施韬晦计，助越胜强吴。名利皆抛却，翩跹泛太湖。※◇※◇※◇※杜句：无边落木萧萧下拙对：不尽扬沙漫漫飞杜句：丛菊两开他日泪拙对：岭梅独放故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