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札论文范文资料

书写格式

①称呼：顶格，有的还可以加上一定的限定、修饰词。

②问候语：如写“你好”、“近来身体是否安康”等,可以接正文。

③正文：这是信的主体，可以分为若干段来书写。

称呼和祝颂语后半部分的顶格，是对收信人的一种尊重。是古代书信“抬头”传统的延续。古人书信为竖写，行文涉及对方收信人姓名或称呼，为了表示尊重，不论书写到何处，都要把对方的姓名或称呼提到下一行的顶头书写。它的基本做法，为现代书信所吸收。

书信是写给具体收信人的私人通信。除了保护有关的私人秘密外，一般对属于书面作品性质的信件也给予版权保护。

我国历史文化悠久，是有名的礼仪之邦。人们的社会交往和思想感情交流，大多通过一定的礼仪形式和一定的文化活动方式来进行。

参考资料书信＿百度百科

现列举如下18称呼

1、手札：白居易《宿香山寺酬广陵牛相公见寄》诗：“手札八行诗一篇，无由相见但依然。”

2、手翰：韩愈《与鄂州柳中丞书》：“是以前状，辄述鄙诚，眷惠手翰还答，益增欣悚”

3、手启：《三国演义》第三十六：“（程昱）待徐母如亲母，时常馈送物件，必具手启。徐母亦作手启答之。”

4、手柬：明代沈德符《野获编·台省·房心宇侍御》：“房念众咻不止，其势且孤，乃尽出二给事先后托请诸手柬呈上览。”

5、尺墨：《翰苑新书·戴象麓（上赣州周府判启）》：“编摩尺墨，披沥寸丹。”

6、手笔：亲手写的或画的东西叫手笔。因此亲笔信也叫手笔。刘禹锡《上杜司徒启》：“近本州徐使君至，奉手书一函。”

7、手记、手帖：亲自写的文章、书信之类称“手帖”；亲笔写的笔记、日记、书信称“手记”。如明代张居正《与蓟镇督抚书》：“昨偶因赵帅，以李自馨手帖见寄。”鲁迅小说《伤逝》副题为“涓生手记”。

8、家书：宋赵抃（bian音变）《闻岭外寇梗》诗：“家书万倍金难得，远梦干回路不知。”

9、家问：《周书·晋荡公护传》：“不期今日，得通家问，伏纸呜咽，言不宣心。”

10、家报：李渔《蜃中楼·传书》：“奴家还有一封家报，你可差个的当的差役，投到洞庭龙官。”

11、乡书：孙道乾《小螺庵病榻忆语题词·哭舍妹》：“乡书甫启读末终，涕泪藉嫌素中。”

12、乡信：指家乡人或家人的来信，但多指后者。唐刘长卿《同诸公登楼》诗：“北望无乡信，车游滞客行。”

13、竹报平安：唐代段成式《酉阳杂组续集·支植下》说：“卫公（即唐代宰相李德裕）言北都（即太原）惟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长数尺，相传其寺纲维（即主管寺内事务的僧人）每日竹报平安。”后来，就以“竹报平安”代称平安家信，也简称“竹报”。

14、锦字：即用锦织成的字，源于一个凄惋的故事。如范成大《道中》诗：“客愁无锦字，乡信有灯花。”锦字也称“锦字。书”、“锦文”、“锦书”、“锦中书”。

15、锦字书：李白《久别离》诗：“别来几春末还家，玉窗又见樱桃花。况有锦字书，开缄使人磋。

16、锦文：冯梦龙《挂枝儿·耐心》：“锦文织就，薄幸回颜。”薄幸，犹冤家，旧时女子对意中人的呢称。

17、锦书：唐人刘兼《征妇怨》诗：“曾寄锦书无限意，塞鸿何事不归来“

18、锦中书：唐耿湋（wei音围）《古意》诗：“叶下统窗银烛冷，含啼自草锦中书。”

在中国古代书信有别，书指函札，信指使人。

泛称书札为书信是后来的事。换句话说，现代所说的书信古代通称为“书”。

《左传》记载：“叔向使诒子产书。”著名的书信如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在现代汉语中“书”仍保留了“书信”的意思，如“家书”等。现将古代书信的别称介绍如下： 简在没有发明造纸术之前，我国曾用削成狭长的竹片作为书写材料，人们把这种竹片称为简。

用于写信的竹片便称为竹简。 牍古代书写用的薄而小的木片称为牍，汉代对简和牍串起来写字时，诏书律令宽不超过3尺，一般书信宽不过1尺，故将书信称为尺牍。

柬在古代，柬与简通用，是信件、名片、贴子之类的统称，如请柬、贺柬、书柬等。 素古代称白绢为素。

用白绢（或绸）写成的书信称为尺素，后来“素”成为书信的代称。 笺笺原是精美的小竹片，供人们题诗或作画用。

一般信纸也叫笺，后引申为书信的代称。 函函原指信的封套。

古代寄信用木匣子邮递，这种匣子叫函。后来就称信件为函，如函件、来函、公函等。

札札在古代指书信，公私文书。据《文选》“古诗十九首之十七”有这样的诗句：“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

札原意为古代书写用的小木简。现仍通用“信札”一词。

书信的上述别称都和我国古代写信用的材料有关。除了上述别称外，古代书信还有一些别称。

古代传说鸿雁能传书，这个典故出自《汉书·苏武传》：“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所以，后来用鸿雁代称书信。

鲤鱼也代指书信，这个典故出自汉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以鲤鱼代称书信有几种说法，一种称为“双鱼”，如宋人《蝶恋花》词“蝶去莺飞无处问，隔水高楼，望断双鱼信。”

另一种称为“双鲤”，刘禹锡《洛中送崔司业》诗：“相思望淮水，双鲤不应稀。”韩愈《寄卢仝》诗中也有“更遣长须致双鲤”的诗句。

李商隐《寄令狐郎中》诗中有“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有的直接说成“鱼书”，唐代诗人韦杲《忆玉箫》诗：“长江不见鱼书至，为遣相思梦如秦。”

因为常用鲤鱼代替书信，所以古人往往把书信结成鲤鱼形状，汉乐府诗中有“尺素如残雪，结成双鲤鱼，要知心中事，看取幔中书。” 书简也代指书信。

书简原指盛书信的邮筒，古代书信写好后常找一个竹筒或木筒装好再捎寄。李白诗中便有“桃竹书筒绮秀文”之句。

后来书筒也成了书信的代称。如宋赵蕃诗中有这样一句：“但恐衡阳无过雁，书筒不至费人思。”

八行书也是信札的代称。旧时信件每页八行，故称为八行书。

《后汉书·窦章传》李贤注引马融《与窦章书》：“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温庭筠词曰：“八行书，千里梦，雁南飞。”

书：家书即家信，手书即亲笔信。《春望》诗句：“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函：便函即便信，公函即公文信件，函授即通过信件来往授课。 札：大札即重要的信，礼札即送礼的信。

《古诗十九首》诗句：“客从远方来，遗我一书札”。 简：书简即书信，小简即便信，叶圣陶写的关于语文教育的书信，发表时题目为《语文教育书简》。

笺：便笺即便信，锦笺、华笺即书信的美称。 尺牍：即书简，因古代常用一尺长的木简写信。

尺素：即绢书，用一尺长的白绢写信。《饮马长城窟行》诗句：“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中有尺素”。

鸿雁：典出自《汉书》：“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系帛书，言武等在某泽中”。后来，鸿雁就成了信的代称。

1、令：用在名词或形容词前表示对别人亲属的尊敬，有“美好”的意思。如：

令尊、令堂：对别人父母的尊称。

令兄、令妹：对别人兄妹的敬称。

令郎、令爱：对别人儿女的敬称。

令阃：尊称别人的妻子。

令亲：尊称别人的亲人。

2、足下 古代最初用为下对上的敬称，后来书信中多用于同辈之间。

3、膝下 旧时子女致父母的信，多以“父母亲大人膝下”起首。人幼时常依于父母膝旁，家书中用“膝下”，既表敬重，又示出对父母的亲爱、眷依之情。

4、席：道席，多用为学生对师长的尊称。讲席、教席，也是对从事教育、讲学者的敬称，但用于平辈间，写信人与受信人不必有师生关系。撰席、著席、史席，都用作对文士的敬称，文人间也常互用。撰，即著述。史，指有著作传世垂史。

中国人对“信”的称呼有：雁书、（尺素 ）、信札、（书筒 ） 等。

雁书：是汉语词汇，出自 《九日怀封元寂》，解释为书信。

尺素：小幅的丝织物，如绢、帛等。汉乐府诗《饮马长城窟行》有：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信札：是指书信，信件信札。

书筒：书筒基本解释为古代盛书信用的筒，亦指书信。大多为瓷器，也有少量的木器、玉器。可装竹简、字画等。也可解释为信的一种别称。

扩展资料

古代书信别名

1、牍：古代书写用的薄而小的木片称为牍，汉代对简和牍串起来写字时，诏书律令宽不超过三尺，一般书信宽不过一尺，所以将书信称为尺牍。

2、柬：在古代，柬与简通用，是信件、名片、帖子之类的统称，如请柬、贺柬、书柬等。

3、素：古代称白绢为素。用白绢（ 或绸 ）写成的书信称为尺素，后来“素”成为书信的代称。

笺：笺原是精美的小竹片，供人们题诗或作画用。一般信纸也叫笺，后引申为书信的代称。

4、函：函原指信的封套。

5、札：札在古代指书信，公私文书。札原意为古代书写用的小木简。现仍通用“信札”一词。简：在没有发明造纸术之前，我国曾用削成狭长的竹片作为书写材料，人们把这种竹片称为简。用于写信的竹片便称为竹简。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雁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尺素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信札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书筒

绛顿首…匆匆不宣。绛再拜 从事同年兄。十七日。

这句话的意思是，开头是称呼韩绛，中间还有内容的，内容是说谢谢韩绛的，原来的一个事情，现在才谢谢他。这个匆匆不宣，是说当时匆匆忙忙的没来得及说。不宣，就是没有说的意思。绛再拜 从事同年兄。十七日。这是书信的结尾句，就是再称呼一下韩绛，然后时间是十七日。

芾皇恐…不具。芾顿首 司谏台前。这是米芾《惠柑帖》（与司谏台坐书）里面的。

不具的意思我认为应该是不写了的意思。

羲之白：不审，尊体比复何如？这是王羲之的《何如帖》

羲之白：不审尊体比复何如？迟复奉告。羲之中冷无赖。寻复白。羲之白。

意思是王羲之告：不知阁下身体近来又怎样？（此事）等待一段时间再奉告。由于我身体受寒不适而无可奈何，（此事）探究后再告知。羲之告。

白是写信时候一个用法，类似于我们现在写信，王羲之冒号，那个冒号。翻译的话，翻译成告就可以了。

不审的意思是不知道。在不审二字后，还有一个顿号，是表示恭敬的书仪格式，如以空字、提行一样表示恭敬。

这三个都是古人的书信，拜帖之类的，你搜搜原版的图片，看看，主要是欣赏书法的。要知道具体意思，还得结合写信时候的背景，和当时人的写信的习惯。

正文

信的正文，即写信人对收信人说的话，这是书信的主体。

正文从信笺的第二行开始写，前面空两字。如果启辞单独成行，正文可在启辞的下一行空两宇开始书写。

书信的内容各不相同，写法上也无需一律，以表情达意准确为原则。一般

说来，应先谈谈有关对方的事情，表示关切、重视或谢意、敬意，然后再谈自己的事情。

正文写好后，如发现内容有遗漏，可补充写在结尾后面；或写在信右下方空

白处，并在附言之前加上“另”、“又”等字样；或在附言的后面写上“又及”或

“再启”字样。

结语

结语，即信文的结束语，理应属正文的一部分。但与“启辞”相仿，旧

式书信中也形成了一系列常用结语套辞，现时各界文化人士的书简中，仍频见使用。这里不妨胪列若干，供参考。

书短意长，不一一细说。

恕不一一。

曾子杀猪

曾子之妻之市①，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②，顾反，为女杀彘③。

妻适市反⑤，曾子欲捕彘杀之④，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⑥。"

曾子曰："婴儿非与戏耳⑦。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⑧，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⑨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⑩。"

遂烹彘也⑾。

选自《韩非子》，中华书局《诸子集成》本1954年版

注释

①市：集市。

②女还：你回去吧。 女，同“汝”，人称代词，你。

③顾反为女杀彘：等我回来为你杀猪。顾反：我从街上回来。 反，通“返”，返回。彘：读"zhì”，意为猪。

④（曾子欲捕彘杀）之：代词，指猪。

⑤妻适市反：妻子刚从集市回来。适：恰巧。

⑥特与婴儿戏耳：只不过与小孩子开个玩笑罢了。特……耳：不过……罢了。特，不过，只是。 耳，同“尔”，罢了。

⑦非与戏：不可同……开玩笑

⑧今子欺之：现在你欺他。子：你，对对方的称呼。

⑨而：则；就。

⑩成教：教育有效果。

⑾逐烹彘也：于是就杀猪煮肉吃。

译文：

曾子的夫人到集市上去，她的儿子哭着闹着要跟着去。他的母亲对他说：“你回家，等我回来杀猪给你吃。”她刚从集市上回来，曾子就要捉猪杀猪。他的妻子阻止他说：“不过是和孩子开玩笑罢了。”曾子说：“（妻子），小孩是不能和他开玩笑啊！小孩子没有思考和判断能力，等着父母去教他，听从父母亲的教导。今天你欺孩子，就是在教他欺别人。母亲欺孩子，孩子就不会相信他的母亲，这不是用来教育孩子成为正人君子的方法。” 于是（曾子）就杀猪煮肉（给孩子吃）。

鲁迅的传记到90年代末已达27种。其中，半部的4 种，未完稿1种，全部的23种。计有5 人写过2 种，2 人合著1 种，多人合作、一人执笔2 种，总计是23人写出27种鲁迅传。与据说已有200 种传记的印度诗圣泰戈尔相比，尚差得甚远，然而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已属独树一帜，扩大到中国历史人物传记的领域，也罕有能与鲁迅比肩者。因此，认真梳理、评述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科学地评析这27种鲁迅传的得失，从理论上总结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经验，探索新版鲁迅传的写作新路，不仅对鲁迅研究会有所推动，而且对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研究和传记写作以至整个传记学的理论建设都会有所裨益。一、鲁迅生前时期的短篇评传1936年，李霁野建议鲁迅写一部自传或协助许广平写一部鲁迅传。鲁迅在5 月8 日回信中说：“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作传，那么，中国一下子可以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这幽默的语言，表现了鲁迅淡泊自守的谦逊美德，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认为传记写作应该坚持实事求是、不为亲者谀美的科学观点。所以，鲁迅毕生没有写过长篇自传，只是在特别必要时写过三次小传，都写得客观、简约、准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对传记的观念。而面对要为自己写传的人，鲁迅也并不一律阻拦，只是希望能够真实、中肯。增田涉把传记腹稿告诉鲁迅后，鲁迅立刻就写了“搔痒不着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这两句郑板桥的诗送给他，(1) 充分说明了鲁迅对传记有着严格的要求：希望听到“入木三分”的深刻批评，反对“搔痒不着”的浮浅赞谀。据曹聚仁回忆：30年代，当鲁迅问他是不是准备材料替自己写传记时，他承认要写，但表示要把鲁迅写成一个“人”，而不写成一个“神”，鲁迅默许了这一点，并不阻止他写传。(2) 事实也正是这样，鲁迅生前就认真过目和修订过两位外国友人给自己写的传记。一位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1933年，斯诺在上海访问了鲁迅，写了这篇评传。鲁迅看过译文之后，逐段作了细致入微的订正，写了“对于《评传》之意见”，附于同年11月5 日致姚克信后，请姚克转呈作者，予以修改。“意见”对事实审核极严，例如原文说鲁迅“在孩时”父亲死去，鲁迅则指出：“父死我已十六七岁，恐当说是‘少年时’了。”原文称鲁迅为“中国高尔基……”，鲁迅则指出：“当时实无此语，这好像是近来不知何人弄出来的。”说明鲁迅对传记的史实是持何等严格的科学态度。斯诺的这篇评传，1935年1 月以《鲁迅--- 白话大师》为题发表在美国《亚洲》杂志上，同时还登载了1933年5 月26日斯诺专门为鲁迅拍摄的一帧半身照片。斯诺曾把这期杂志寄给鲁迅，查当年1 月17日《鲁迅日记》，有“得施乐君所寄一月份《Asia》一本”的记载。翌年，伦敦出版了斯诺编译的现代中国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其中收有这篇文章第八段以后的文字，题目改为《鲁迅评传》(3) ，文字和内容也稍有删改。斯诺这篇经过鲁迅亲自订正的“评传”，尽管属于短制，一些地方也存在误记，却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因为作者没有预定的框框，是从与鲁迅及其所处环境的直接接触中得出的感受和判断，所以往往比后来的许多煌煌大论更符合实际。例如关于鲁迅“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的观点，一直被当作斯诺的一个错误，其实恰恰是与实际相符的。1930年9 月17日，在史沫特莱和上海左翼文化界为鲁迅举行的庆祝五十诞辰招待会上，鲁迅自己就说过：现在被请出来领导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一些年青朋友要求他当一个无产阶级作家。他要是真的装作一个无产阶级作家的话，那就未免太可笑了。他的根，他的创作生活，是植在半封建的农村中，在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除了自己的故乡和周围一些知识者之外，对于其他任何的知识集团知道得很少。他也不相信中国的知识青年，没有体验过工人和农民的生活、希望与痛苦，便能产生出无产阶级的文学。(4) 大量的史实充分证明斯诺“评传”关于鲁迅“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作家”的观点，不仅不是什么错误，而且是斯诺“评传”中最可贵之处。另外，斯诺对阿Q 的分析很精警，对鲁迅和林语堂眼睛的描写也很有神采，巧妙地把采访鲁迅时的感受与鲁迅生平、著作的评述揉和在一起，既给人以亲切的真实感，又没有脱离以传为主的宗旨，这为与鲁迅有过交往的人写作鲁迅传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另一位是日本学者、鲁迅的私淑子弟增田涉。1931年春天，增田涉来到上海，经内山完造介绍，师事鲁迅。从3 月到12月末的10个月期间，每天午后在鲁迅家度过3 小时至4 小时时间，两人并坐在书桌边，一字一句亲耳聆听鲁迅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和《呐喊》、《彷徨》等著作。时而还转入杂谈，参加对时事的批评。每天又受到许广平夫人点心或茶水的招待。每星期大约有两次在鲁迅家吃饭。这种手把手的个人教授与谆谆教诲，的确是得天独厚，连中国人也不曾得到过的，为传记写作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于是，增田涉在八月间起草了《鲁迅传》的初稿。据他后来所作的《鲁迅的印象》记载，鲁迅看过原稿并进行过修改(5) 。1932年2 月，增田涉又在东京作了进一步修改，发表在《改造》杂志1932年4 月特别号上。后来又由梁成译成中文，刊于1935年《台湾文艺》新年号。由于前言所述创造社压下罗曼×罗兰致鲁迅信一事有误，郭沫若写了《＜鲁迅传＞中谬误》(6) 一文，发表于该刊下一期上，予以申辩。因此，1935年6 月岩波文库出版佐藤春夫与增田涉合译的《鲁迅选集》附录此传时，就删去了前言。然而因为没有署名，被误为佐藤春夫所作。1936年7 月上海当代书店出版的钱浩所编《鲁迅文学讲话》(7) 和1947年2 月上海博览书局出版的邓珂云编、曹聚仁校订的《鲁迅手册》(8) ，都收了此传，也照删了前言并注明佐藤春夫所作。由此以讹传讹达40年之久，直到1976年钟敬文先生翻译、出版《鲁迅的印象》才得以纠正。增田涉的这篇鲁迅传，约有两万字，篇幅比斯诺的长，叙述也较为详细，但是水平却不及斯诺的高，也不及他后来所写的《鲁迅的印象》，记叙过于琐碎，引用鲁迅的话过多。看来对于鲁迅这样巨大的存在，是需要长时间消化过程的，离得过近，看得过碎，反倒不易把握他。然而由于这篇小传是亲访鲁迅之后写的，记录了鲁迅当时的真实谈话，对于认识鲁迅的内心活动和他所处的实际环境很有参考价值。例如关于创造社和太阳社的谈话，鲁迅认为“他们对于历史的认识是不够的，并且没有把握住客观的现实形势。英雄主义的公式主义者，在政冶上是和中国共产党的李立三路线同样陷入于左倾的机会主义的错误。李立三是失败了，他们也失败了。现在的青年大都是幼稚的，攻击我是反动，但他们什么也不懂得，却都好像吃了辣椒似地，因为辣椒一时是会使人兴奋的。”这样的谈话，在鲁迅正式形成的文字里是没有的，但从鲁迅思想实际与当时所处环境来看，却是属实的，反映出了鲁迅对于中国社会实际的深刻认识，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其它还有鲁迅关于革命问题的看法和不能把他五四前后的作品看做是无产阶级的、也不能把他说成是无产阶级作家的谈话，也都异常重要。从传记体例上看，增田涉也同斯诺一样，由访问的感受写起，既增添了亲切感，又保存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有可资借鉴之处。总之，斯诺和增田涉这两位外国友人写的鲁迅传，虽然有失简略，亦有粗疏、失误之处，但是终归为亲访鲁迅之后所作，又经过鲁迅亲自过目和修订，自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鲁迅之所以支持外国友人写传，除了希望扩大中国左翼文学的世界影响之外，还因为有些话在国内不便明言。他在致姚克的那封信中就说过：“评传的译文恐无处登载”。其实，当时国内也出现了短篇的鲁迅传记，虽然不像斯诺、增田涉那样明显涉及中国时政，却也别有一番风味。其中能在鲁迅传记学史上留下光彩一笔的，是著名教育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艺术家王森然教授所作的《周树人评传》(9) 。这篇评传见于1934年6 月北京杏岩书屋出版的《近代二十家评传》一书，虽属短制，但却条理畅达，言简意赅，结尾还插入鲁迅先生事母至孝的轶闻和课上课下都置铅笔于右耳上、与人力车夫共坐一凳、欣然大餐玉菽窝头等细节，使一位人间鲁迅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这种生动程度，是后来的许多传记没有达到的。实质上，传记成功与否的关键，并不在于篇幅的长短，而在于是否能够把握传主的突出特点，并予以生动的凸现。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仅仅两万五千字，却把贝多芬的伟大形象雕塑般地成功凸现出来了，不愧为世界传记史上的大手笔。而在鲁迅传记学史上，以至整个中国历史人物的传记文苑中，都始终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大手笔。二、鲁迅逝世后至40年代末的鲁迅传记鲁迅逝世以后，生前友好曾有过撰写整部鲁迅传记的动议，并商请茅盾执笔。茅盾认为，他只熟悉鲁迅后半段生活，而最了解前半段的是许寿裳。经过郑重考虑，他觉得不能草率从事，后因抗战事起，就搁下了。直到1942年5 月，才有了中国人写的半部鲁迅传出版。这就是欧阳凡海著的《鲁迅的书》。这本书由桂林文献出版社推出，约30万字，分四章十节，从1881年鲁迅诞生写到1927年离开广州。作者在自序中谦虚地说：“我不敢把这本书叫作评传，我对于鲁迅先生的差不多是全部作品的或简或详的分析，也决不能称批评，只能够当作是一种注解。”作者本来打算把鲁迅后十年的生活作为下册写出来，但是由于当时环境所限，不得不放弃，给后世留下了遗憾。不过，称该书为第一本的半部鲁迅评传，还是当之无愧的。欧阳凡海是1936年底开始准备这本书的。鲁迅逝世后，他应茅盾之约写了一篇论文《关于鲁迅先生的几个基本问题的商榷》(10)，茅盾认为很好，鼓励他继续研究，他于是着手写书。由于欧阳凡海写论文时就表现出了很强的理论思辨能力与独立思考精神，所以《鲁迅的书》具有相当厚重的理论份量。该书最突出的理论贡献是准确地把握了鲁迅思想的真谛----奴隶观，并以此为核心结构全书，因而从基本原则上与鲁迅达到了契合。欧阳凡海认为：鲁迅在《灯下漫笔》里把中国历史分成“想做奴隶而不可得”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并且断定，历史的进化法则，决不能是永远循环的，做奴隶而不可得，和做稳奴隶的悲惨时代，可以用奴隶自己的力量来结束”。正是这种奴隶意识奠定了鲁迅以真理武装思想的可能。《鲁迅的书》抓住了这一点，也就从中把握了鲁迅思想和作品的基点。这也正是该书最可贵之处。其次，该书对鲁迅少年时代的描述很有特色，从“自然界的天真与当时人类社会的矛盾的表现”、“迷妄与虚伪的世界”、“个性的表现”、“故事想象的世界”、“神佛的环境”、“从大自然看到了善与美”、“抄书和图画的兴趣之发生”这七个方面概括少年鲁迅的心灵世界与艺术世界，的确是非常全面、深刻、富有诗意的。而这又是鲁迅传记写作史上的首次实验，没有先例可以借鉴，就显得格外难得了。再次，该书注意从中国社会发展史的范畴去看鲁迅，把鲁迅的心态变化与社会环境紧密联系起来考察，从而顺理成章地得出正确的结论。例如第三章“流入冷藏器的热情的变化”，详述了辛亥之后袁世凯的窃国与北洋军阀的混战，就清楚地说明了鲁迅当时寂寞、苦闷、越躲到古书的“冷藏器”中去、压在心之底层的热忱就越火热的心灵锻铸过程，驳斥了所谓鲁迅当时没有起而反对军阀统治的无端指责。第四，该书对《狂人日记》等小说创作手法的分析和前期杂感诗的素质的体悟也有其独到之处。总之，《鲁迅的书》不愧为第一本颇具理论份量和深度的半部鲁迅评传。当然，这半部评传也有明显的不足。例如把《阿Q 正传》局限在一篇不很重要的杂文《知识即罪恶》中，认为《阿Q 正传》仅仅表现了这篇杂文的思想，就不能不大大限制了对阿Q 这一不朽典型的理解。对此，著名文艺理论家邵荃麟曾在《关于< 阿Q 正传> 》一文中予以纠正。但是，邵荃麟最后仍然肯定欧阳凡海的《鲁迅的书》“大体上仍不失是一本研究鲁迅的较好的书，有许多见解，是很卓越的，正确的”。(11)另外，该书对传主的称谓也有不妥之处，一律称发表《狂人日记》以前的鲁迅为“豫才”，虽然作者也申述了他的道理，然而总不大合乎读者的习惯。后来的鲁迅传就不这么做了，开头说明周豫才就是后来的鲁迅，然后就以鲁迅称之，倒比较顺乎自然。《鲁迅的书》之后，又出现了一本不能称为正式传记、但又不能不提的鲁迅传，这就是郑学稼著的《鲁迅正传》。这本书最初由江西的胜利出版社于1942年7 月出版，约10万字，分“假洋鬼子”、“十四年佥事”、“《呐喊》”、“《阿Q 正传》”、“不准革命”、“浪子之王”、“革文学的命”、“传赞”八章，附录1937年登于《青年向导》上的《两个高尔基不愉快的会见》一文。香港亚洲出版社于1953年元月重版，1954年11月又再版。再版本删去了附录，增加了《再版序言》，说这本书大约是于1939年在重庆北碚附近写的，时年32岁。他以当时“单独地一贯地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感到自豪，足见这本书是以.为宗旨，并不是严肃的学术著作。这本所谓“正传”的资料非常粗疏，例如鲁迅少年时因祖父科场案而遭遇到家庭变故，当时已为学术界所知，而“正传”作者竟说“不明白这大变故，究是什么”。并在注中信口说道：“笔者有一位朋友--- 他也是绍兴人。他为着文化的工作，在上海曾和笔者有一次偶然谈到鲁迅--- 似乎是为鲁迅募出版物的经费。他说，鲁迅的父亲(也许是他的祖父，我忘却了。)以家贫，常在考场内抢替，有一次被发觉入狱。周氏因之全家搬到杭州附近，至犯人死亡止。”真是谬误之极！孤陋寡闻，连最起码的资料都没有掌握，就竟然妄作什么传记。然后又道听途说，信口雌黄，谬以千里。仅此一例，就足见郑学稼的学风，足证此所谓“正传”的水平了。该书攻击鲁迅的主要论据之一，是说鲁迅在教育部当了十四年佥事，却没有反对北洋政府。其实这是不足为据的，因为革命的爆发，无论是对时代来说，还是对个人来说，都需要经过一定的酝酿期，时机不到是不会爆发的。鲁迅也从来没有隐讳过自己这一时期的沉闷，他这时实质上是为了五四前的“呐喊”而进行着精神上和哲学、文学及学术上的准备。诚如欧阳凡海在《鲁迅的书》中所说，是将热情“流入冷藏器”中，这恰是鲁迅后来成为坚韧战士和深刻思想家的主要前提条件之一。该书对鲁迅作品的评述也很简陋、浮浅，引一段作品的大意，然后议论几句。从文学评论的写作角度来看，这种写法也是非常稚陋，不入堂室的。这本“正传”给人留下的教训是：从狭隘的政治功利出发，又不掌握翔实的资料，不具备严谨的学风和基本的才力，是不可能正确认识鲁迅，更不可能写好鲁迅传的。不过，这本“正传”也从反面证明了鲁迅不可抹煞的巨大价值。对鲁迅深抱偏见的郑学稼，也不得不承认鲁迅无可比拟的文学天才，认为：“所谓鲁迅的真正价值，就是他以文学家身份，指摘中国旧社会的残渣。他是这工作的优秀者，他又是这工作在文艺上的唯一完成者。我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没有中国的社会发展的混乱情况误了他，他会在写实文学中，占了一个重要的地位。也许会成为我们的福楼拜。”在文学风格上，认为鲁迅的“简洁文体，确有些和契柯夫相肖似”。即使到了晚年，也“靠旧文化教养而取得之超过一般青年的文体”。另外，郑学稼还把当时在上海的有些左翼文化人比作巴黎巴尔札克笔下的“浪子”。这些见解包含一定道理，有的甚至还算深刻。总之，郑学稼的这本“正传”，代表了资产阶级右翼政治派别的一种鲁迅观，即从政治上攻击和否定鲁迅的左翼倾向，又不得不承认鲁迅的文学天才和文化修养。前文说过，动议茅盾撰写鲁迅传时，茅盾认为他只熟悉鲁迅后半段生活，而最了解前半段的是许寿裳。许寿裳后来虽然并没有动笔写作鲁迅传，却努力撰写了许多有关鲁迅前半段生活的回忆文章，并为一本专门记述鲁迅前半段生活的传记作品作了序。这本书就是王冶秋著的《民元前的鲁迅先生》，1943年4 月由重庆峨眉出版社推出。全书约10万字，分为“故乡与童年”、“由困顿走入歧途”、“海外八年”、“归来与出走”四章，记述了鲁迅从出生到辛亥革命后离开绍兴去南京这前半段生活。其特点是条理性强，清新、简洁，列出一个个醒目的小标题，把鲁迅的生平轶事及所处环境眉目清晰地囊括于一本书中，使读者一目了然，诚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可以“减少一些将来写传记的人翻拣上的烦劳”。其中有些章写得很有情趣，例如“胡羊尾巴”一节，写鲁迅幼小时候的聪明灵活，就很生动有趣；“张献忠与永乐皇帝”一节，写少年鲁迅遭受困顿之后，从《立斋闲录》等野史中知道了封建皇帝的凶残，将憎恨从张献忠等流贼身上移到永乐皇帝那里去，通过这种心理变化反映了少年鲁迅困顿后的成熟，并与鲁迅后来所作的“大明一朝，以剥皮始，以剥皮终，可谓始终不变”这一著名历史论断相对照，令人感到作者对鲁迅的理解是很深刻的，抓住了鲁迅思想的一些本质的东西。而这些本质后来却被忽略了，直到80年代以后才重新提起，由此更显现出王冶秋这半部鲁迅传记的可贵之处。但是，从整体来看，这部传记的写法还很不成熟，引文过多过长，段落分得过碎，小标题列得太烦琐，颇有轶事集粹的味道，离正规的传记尚相差较远。总之，直到40年代，中国传记文苑上仍没有出现整部的正规的鲁迅传，足见其之难产了。然而，一位日本学者却很早就进行了尝试，中译本于40年代在中国广为传布。这就是小田岳夫著的《鲁迅传》。小田岳夫20年代曾在日本驻杭州领事馆任职，对中国情况很熟悉，创作过长篇小说《义和团》等中国题材的作品，并从事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的研究与翻译工作，是一位有一定影响的日本汉学家。他的这部鲁迅传，1940年在日本《新潮》杂志刊载过部分章节，1941年3 月由日本筑摩书房社出版。1941年12月，即伪满康德八年，长春艺文书房就出版了单外文的中译本。1945年12月，上海星洲出版社又出版了任鹤鲤译本。1946年12月，北平艺光出版社则印行了夜析译本，改题为《民族导师鲁迅先生的一生》。但是，这三种译本影响都不大，传布最广的是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10月版的范泉译本，当时许多报刊都作了转载和评介。小田岳夫的这部《鲁迅传》，约10万字，共分12章，从幼年记叙到鲁迅在上海病故，是整个一生的传记。书前的序章对鲁迅作了总体性的评价，其中关于鲁迅与孙中山的比较颇有见地，认为“孙文是制造新中国的外表的人。而鲁迅，同他比起来，却是为制造新中国的实质而毕生忍受着苦痛的人。”“和孙文的总是满身洋溢着光辉的英雄不同，鲁迅则是一个寂寞的孤独的时代的受难者。”这一评价颇有见地，而且来自一位外国学者就显得格外可贵。后边12章生平评述，也还清晰有序，生动自然，构成按时间顺序结构鲁迅传的基本框架。但是，由于作者在人事和地域上的隔膜，评述中也常出现失误和疏漏，例如鲁迅13岁时因祖父科场案遭遇家庭变故，作者对科场案一事竟不甚了了；说“鲁迅的父亲，对于孩子们似乎是相当冷淡的人，但祖父却深深地爱着孙子们”，也与事实不完全相符。特别严重的是，作者因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影响，在推崇鲁迅的同时，竟得出鲁迅反对中国统治者、“无怪日本要为民伐罪，深入中国”的荒谬结论，所以必然受到许广平等爱国民主人士的批评。(12)从传记写作上看，这部《鲁迅传》也显得过于单薄，引文过长，内容欠充实。但是，就是这样一部外国人写的单薄、有误的鲁迅传，竟然多次译成中文，在中国报刊上广为转载、评介，就说明中国读者是多么需要鲁迅传，而中国人写的鲁迅传又是多么难产了！早在1942年10月，茅盾就在《关于研究鲁迅的一点感想》(13)中大声疾呼：；“研究工作中，应该包括一本正确而详尽的《鲁迅传》。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和鲁迅先生订交的前辈先生，恐怕以后是要一天一天少起来了，而要写一本《鲁迅传》，一定要依靠他们前辈先生的许多指示和帮助。‘五四’以后，鲁迅先生写的文章今天全部存在，私人信札今亦保留不少，然而‘五四’以前的此种材料，差不多没有了，所以要研究‘五四’以前鲁迅先生的生活和思想，每苦于材料不足，惟有依靠鲁迅先生的老友们回忆，方能弥补这缺憾。有心作专门的鲁迅研究的人，似乎不应放过这可贵的时机了。一部好的传记将为其他严密的分工研究先树立了基础。”但是，愿望总不能成为现实，完整的鲁迅传迟迟不能出现。1945年10月重庆《中学生》月刊复刊后第92期上，曾雄心勃勃地刊登过陈原的传记小说《鲁迅：黑暗中国的明灯》初稿的第一章《鲁迅在故乡》，(14)然而虎头蛇尾，一章刊出后竟再无续作。1947年10月18日，著名现代文学史家丁易在上海大公报上又发表了《我们需要一部鲁迅传记》(15)一文，再次呼唤一部完美的鲁迅传记的出现，说明撰写和出版鲁迅传已成为时代的迫切需要。正是由于时代的催促，第一部完整的鲁迅传记终于出现了。这就是王士菁著的《鲁迅传》，最初由上海新知书店于1948年1月出版，后来又由三联书店于1949年2 月再版并多次重印。全书40余万字，分十章详述了鲁迅从出生到逝世整个一生的历程与著作。许广平在序中喜悦地说：“胜利之后，有机会看到这本真正自国人写的《鲁迅传》。他把中国历史发生的重要事件和鲁迅生平经过，从头正确地、客观地寻找出它的所以然。惟其如此，才能了解鲁迅行文、处世的真意。这正是我多年心里所愿看到的，而希望竟在眼前实现，这一欢欣鼓舞，是不能言语形容的。”是的，在鲁迅逝世后的11年间，人们始终在企盼和呼吁鲁迅传的出现，却迟迟不能如愿，现在终于看到这本完整、厚重的大书摆在眼前，怎能不由衷地感到高兴呢？王著《鲁迅传》的最大特点，是把鲁迅的著作生涯、战斗历程，与中国近代的社会变迁与思想演变紧密结合起来，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审视个人的发展，将鲁迅的生平、著作和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叙述得有条不紊、全面周严。其次，王著把鲁迅前期小说创作宗旨概括为“批判的清醒的现实主义”，是“针对着这一个在数千年专制制度下养成的，落后的蒙昧的自甘做奴隶的奴性，予以清醒的揭露，沉重的鞭策，严厉的批判”。这一论断是非常中肯的，后来的鲁迅小说研究者、包括作者自己，对鲁迅小说思想价值的认识反而比这时倒退了。再次，王著按时间顺序和鲁迅生活的地点安排章节，条理清晰，进展自如，稳定了以时为序的鲁迅传的体例结构，叙述也还从容。总之，在40年代末能出现这样一本大部头的完整的鲁迅传，的确令人欢欣。当然，由于时代环境的限制和作者的年轻、学力的不足，这本鲁迅传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主要是引证过多，引述鲁迅的原话过多，显得冗长、烦琐。另外，对鲁迅生活方面的事迹很少涉及，仅限于对鲁迅的生平、著作资料进行长编，未能升华到融会贯通、把握精神特征的境界，当然更未能进行个性化的艺术表现。由此可见，写作一部真正成功的鲁迅传绝非易事，不经过长期的充分酝酿与惨淡经营是不可能的。王士菁的《鲁迅传》出版以后，写出《鲁迅事迹考》的林辰，于1949年1 、2 月在成都《民讯》月刊第4 、5 期上发表了《鲁迅传》的开头两章：“家世及早年生活”与“无需学费的学校”。(16)林辰对鲁迅事迹的考证颇见功力，这两章也写得较为精熟，本有希望写出更为成功的鲁迅传，(17)但可惜没有继续写下去，铸成鲁迅传记写作史上的一大遗憾。

书写格式

①称呼：顶格，有的还可以加上一定的限定、修饰词。

②问候语：如写“你好”、“近来身体是否安康”等,可以接正文。

③正文：这是信的主体，可以分为若干段来书写。

称呼和祝颂语后半部分的顶格，是对收信人的一种尊重。是古代书信“抬头”传统的延续。古人书信为竖写，行文涉及对方收信人姓名或称呼，

为了表示尊重，不论书写到何处，都要把对方的姓名或称呼提到下一行的顶头书写。它的基本做法，为现代书信所吸收。

书信是写给具体收信人的私人通信。除了保护有关的私人秘密外，一般对属于书面作品性质的信件也给予版权保护。

我国历史文化悠久，是有名的礼仪之邦。人们的社会交往和思想感情交流，大多通过一定的礼仪形式和一定的文化活动方式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