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关键词：罪与囚；现实批判性；反思
一个本硕博连读、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沦为杀人犯，这是姚鄂梅中篇小说《罪与囚》叙述的故事。掩卷之余，我有一种深达灵魂的疼痛。“现代小说，有太多的离奇和缠绵，太多的私人化裸露，太多的牢骚发泄，太多廉价的欢乐和戏弄，就是很少有让人真正疼痛的东西。”①我想作者是怀着怎样的疼痛来著就这篇小说的，不仅仅因为主人公易清曾经是个“好学生”，也不仅仅因为他太年轻。文学作品是作家心灵的抒写，也是对现实的反映。也许文本取源于某个新闻个案，而一旦诉诸作家的笔端，便有了超越现实的深刻性和批判性。随着层层叙述的剥离，在我们走进人物心灵的诉求时，也自觉感悟到，在这个悲剧的后面，带给我们的是“巨无霸”共名下，关于人性、信仰和法理的批判性反思。
一、一个荒原中行走的灵魂
“人其实是很胆小的东西，没有人敢在清醒的状态下杀人，人都是被自己内心深处的波涛掀翻了，才会做出失去理智的事情来。”一个不忍杀鸡之人，怎么会拿刀刺向自己的同学呢？而且有预谋不后悔。文本告诉我们在易清的心里一直有两个解不开的结，它形成了主人公内心亲情与法理的矛盾冲突。一个是举报父亲肇事逃逸；一个是小时候一次意外过失。为他辩护的陈老师说：“举报自己的父亲，这是一颗何等宝贵的正义之心，赤子之心。”检察官说：“向公安机关举报犯罪嫌疑人，本来是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更本不值得拿出来炫耀。”举报父亲是好学生易清良知和道德的自觉行动，但他也触犯了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人伦观念。作为父亲的儿子，他不是没有私心杂念，他也经历了痛苦徘徊的过程。“满头满脸湿漉漉的，像刚刚从水里爬出来。”签完字他突然大哭起来，说：“警官，我错了。 ……求求你们毁了这份笔录吧，这不是真的，我在撒谎，全都是撒谎。”这是文本对他举报前后的描写。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因为这一正义之举，毁了可能升为厂长的父亲，也毁了“蛮兴旺”的家，其中的压力不言而喻，但易清从未后悔过。那么，他的正义的力量来自哪里呢？那是小时候捉蝴蝶踢翻梯子造成弟弟智障，不敢言说的秘密，使他怀着一颗赎罪的心。对弟弟过多的关爱使他成了好哥哥。又在父母要考二百分，分弟弟一半，自己才能得满分的训导下，他从一个好哥哥变成了一个好孩子，好学生。他不仅成绩名列前茅，还是一个善良勤快的好儿子。“总之，我像个正在服刑的劳改犯一样，低着头，一声不吭的做着那些我的同龄人永远不会主动去做的事情。其实，在我内心深处，我认为我自己真的是在服刑，秘密的服刑，为一个别人不知道的过失。”即是说易清在父母、学校、社会的不断刺激下，找到了一个赎罪的栖息地，也筑起了他心中信仰的高地。他的正义感，使他不能逃避一个公民的义务。然而，过失也好，大义也好，都没有带来心灵的敞亮，却让他变得猥琐和痛苦。如果说，易清在穿越寒冷的成长过程中是那么的坚强，而在目睹了社会的阴暗和丑恶后，心灵与社会的对抗凸显出更尖锐的矛盾冲突，使他的坚强坼裂成了碎片，信仰的高地也随之坍塌。
古铜的父亲是国家干部，却违反国家的规定私开小煤窑。以发闭口费为名纵容矿工在井下杀人。这样的人却游离于法律之外过着富足的生活。易清希望在大学的圣殿里找到是非曲直的答案。班导说：“所谓社会万象，就是这个样子，不错，你是白色，但也不要看不惯人家的黑色、红色，以及其他任何一种颜色，全都是白色的话，这世界就不那么热闹了。”被视为路牌的哲学老师认为举报自己的父亲“基本正确”。这个答案如重锤撞击在易清的心上，特别是他问古铜为什么不举报自己的父亲时，古铜像看一个怪物一样看着他说：“我又没疯，如果我去举报自己的父亲，那我还能算是人吗？”“也许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绝对的是非对错，得了便宜的该他走运，没有得到的活该他倒霉。”至此，易清心中一切都颠倒了，这是他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神圣的单纯的往往是不加思辨的盲目信仰，而当这一美梦幻灭时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巨大的失落感，受骗感。并终将导致道德上的虚无主义。”②“我是天底下最自鸣得意的傻子”检举父亲“是我平生所做的最愚蠢的一件事”。这是儿子对父亲的真情忏悔，也是他对自己道德信仰的否定。他彻底放弃了自己的辩护权。他说：“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我的行动就说明了一切，我对这个混乱的世界已经彻底失望了，我无话可说。”这让我想起，19世纪的尼采高喊：“上帝死了”。此时的易清是否也在用青春泣血到“家没了，不如归去”呢？在物质泛滥，欲望泛滥的今天，无家可归，找不到归家的路，正是现代人无法回避的生存焦虑。《罪与囚》让我们看到在物质主义下，信仰的抵抗的脆弱，以及对个人道德立场的动摇。“人心无法管理，人性的恶成为一个真理，人的德性反而成为难以彰显的需要隐藏起来的情感，否则，会被讽侃和嘲笑。”③孤立无援，只身挣扎，这就是易清的宿命。一个荒原中行走的灵魂；一个精神分裂时代的扑火的形象。
二、圣殿里的天使
易清涅槃了，可惜他不是凤凰，他成了杀人犯。在自我救赎的选择中，他的同学古铜成了他的牺牲品。莎士比亚说：“向后退的人，他们的灵魂向黑暗投奔。”易清是善与恶的共同体。在向善到向恶的转变中，谁应该为易清负责呢？他父亲说：“他坏就坏在一个好字上面。这么多年我们天天夸奖他，赞美他，表扬他，他每时每刻都在接受这样的刺激，时间一长，就像被洗了脑一样，他的脑子里只剩下那些好的细胞，坏的一个也没有，所以，他才会忍无可忍，才会大义灭亲。”这是他父亲对易清的总结，意味深长，很有些哲理的味道。孩子出事了，父亲很自责；学生出事了，班主任陈老师迷惑了。高中阶段，陈老师说：“这个易清不仅学习好，难得的是他身上还有一股子正气，这样的孩子将来一定会出息的，而且不是一般的出息，是大出息。”法庭上陈老师说：“易清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好的学生。我在想，为什么像易清这样的好学生走上犯罪道路，而那些成绩不好操行不好的学生却安然无恙，甚至飞黄腾达？到底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社会环境出了问题？”一个家长，一个教师，他们从反思的视角向我们昭示出现代教育的困惑。
（一）等级化教育。即是把学生分成好、中、差（坏）的 教育。尽管它违背了“为了每位学生的
发展”，使学生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的教育理念，但在应试教育的旗帜下仍有着非常厚实的土壤。快慢班就是一个明证。陈绶祥教授说：“我认为快慢班是不正常、不健全的教育制度下的产物，是教育制度中的畸形儿。” 而且好成绩，好品质，选择是前者重于后者的。回到文本看，易清是好学生，是老师汗水的结晶，是学校培养的成果。好学生就是圣殿的天使，父母骄傲，老师爱护 ，学校鞭策，社会应和。有趣的是在文本中，昔日的“坏学生”赖痞子却成了企业的中层干部，被请求为好学生易清作证人。赖痞子对陈老师提意见说：“你们太偏袒那些成绩好的学生了，我想问你，如果是我出了这事，你会千方百计替我出庭作证吗？”他道出了许许多多“坏学生”的心声。而有多少“坏学生”在老师异样的眼光里心灵受到伤害，以致于泯灭了人生之光，这是我们无法估计到的。在这里“好学生”变成了杀人犯，“坏学生”做了中层干部，这是教育的悖论，还是对教育的讽刺呢？尽管易清声称他不能代表一个群体，但一个耳光就足够了。再有就太黑暗了。用整齐划一的标准来美化人或丑化人，就失去了对人的发现和尊重。这是现代教育史上一个需要更正的错误观念。
（二）角色教育。“人生如剧场”，每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可怕的是有一种“角色”不是个人，而是掩盖个人的表演，就像人带了面具。“‘面具’既是适应世界的象征，又是各种无视个性的力量把它们的规律强加于个人的象征。”④易清就是戴着面具走在成长路上的。往面具上涂金的是父母、学校和社会。他就像立在高地的一棵大树，呼吸着蓝天白云纯净的空气，却从未把根须扎进大地。正如他父亲所说的，他那么做也是没有办法呀，我已经把他训练成了一条龙，他又怎么可能再在蛇洞里爬出爬进呢？但这一切并非易清所愿，他感到他在秘密服刑。他“津津有味的观察我跟男人吹牛，跟漂亮女人调情，跟街混子打架斗殴，向穿制服的大拍马屁，他说他其实很羡慕我，我过的日子他一天也没过过。”易清就是这样，在羡慕别人的同时又自律自己，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这种煅造出来的品格并没有内化成个体的道德力量，却在社会的反照下不堪一击，它只能说明角色教育是违反人性的教育。学生在成为“好学生”之前，首先是人，而人是有人性的。
人性本来就是复杂的，并不会停留在“人之初，性本善”的古训。易清说：“每个孩子都差不多，有一点点好，也有一点点坏”姚鄂梅也说：“人性是隐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的东西，它可以是美的，也可以是丑恶的。”“坏学生”也会变成天使，而天使也会折断翅膀。我们在谈素质教育之前，首先要恢复学生作为人的主体地位。学生是人，不是“机器”，也不是“工具”。“追求脱胎换骨的纯粹精神的人，被视为完美的人，但这恰恰是一种人性的残缺，只有灵肉一体才是完整的人”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违背了人性去培养人，势必是在打造双刃剑，最后也会刺伤自己。应该说，无论是培养出易清这样的“好学生”，还是培养出古铜这样的“坏学生”，都是教育的悲哀。尽管教育不是万能的，但辨别善与恶是教育的第一课。那种正统的说教，已在学生的普遍经验之外。乌托邦式的教育，导致的只能是人性的扭曲和异化。
三、天平的倾斜
法律在老百姓心中就是天平，它是公正的。然而在这个金钱至上精神混乱的年代，法律在强人权势下发生了倾斜。邪恶的变得理直气壮，正义的却要躲在阴暗的角落里不能伸张，这就是财富对于人的自由和独立特有的保护。而它带来的是在富足的物质生活背后精神的荒芜，道德的缺失。正如鲁迅所说：“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⑥易清和古铜本是同学，无冤无仇，但贫与富在两人之间自然筑起了一道鸿沟，价值观念也迥异。表现在大是大非面前不同的姿态。古铜以父亲的财富作为炫耀的资本，抢走女朋友，侮辱智障的弟弟，看不起卖水果的“我”。还宣称：“不错，我爸爸是国家干部，是私开了小煤矿，是赚了黑心钱，可总比你那个劳改犯爸爸强。”其父也指着易清大骂：“你但凡有一点人性，也不会为了自己的前程，就出卖自己的亲生父亲。”伤天害理的人义正辞严，其良知、道德已在金钱的膨胀下消失殆尽。
在法庭上，法官指控易清是因为妒忌，妒忌同学的家庭比他强，妒忌同学的父亲比自己的父亲地位高，妒忌同学比他更有男子汉魅力，更能吸引女孩子。这里我无意于法官是否有大众心理的趋同性，而把易清的杀人归于一种仇富心理，如果这样理解，那是曲解了文本的深刻性和批判性。人类社会自有阶级以来，贫与富就形成了对立，在革命意识形态下，“土地革命”“文革”十年就把这种对立演绎到了极致。但在阶级消解的今天，在文明的社会里，富裕不是罪过，贫穷不是光荣。这是人们的共识。贫与富共存于经济大环境下 ，只有富裕的口袋和贫穷的脑袋的对立，只有正义和邪恶的对立。需要注意的是易清是针对古铜父亲的知法犯法，为富不仁。所以他才说：“我是在为父亲的荣誉而战，他们全家都充满了血腥和罪恶，他们根本不配谈到他。”其实，古铜也是牺牲品，他是社会转型期的畸形儿，是天下大众心理趋奉的结果。上至主流意识，下至得到易清帮助的人，甚至围观的同学欲置易清于死地的兴奋的情绪,这种奴性的神情常常在鲁迅的作品里面看到.连辩护的律师也觉得理屈辞穷，陈老师也结结巴巴，正义之剑倒向了邪恶的一边。这是对正义的集体大逃亡。是的，易清剥夺别人的生命，应与君子同罪，但那些邪恶与其强人的势力而逍遥法外，这才是“原罪”的罪魁祸首。对此，法律却显得软弱无力，而以“妒忌”欲盖弥彰。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深度思考。如果法律失去了公平，天下还会有太平吗？社会还会和谐吗？因为人的尊严和权力失去了，人不是人了，而变成了兽，那么这样的事件就不会停止。
在私心合法化的当下，人的欲望没有遮拦，而精神却隔着遥远的距离。社会上出现的灰色地带乃至黑色地带所带来的财富资源分配不公的诸多问题，如私开煤窑，食品、药品造假等等，仅靠良知道德的束缚是无效的。除了体制的改革外，法律就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当这把正义之剑在邪恶面前被束之高阁，不足于让人民仰望时，我们的社会就会像打开魔鬼的潘多拉盒一样群魔乱舞，社会的安定就无法保障，和
谐就只能是徒劳的幻想。人民并不希望又一个新的阶级的社会的到来，因为那是社会的倒退，人类的退化。更不希望年轻的一代重蹈易清悲剧的覆辙，那将是一个民族的悲剧。
姚鄂梅以一个作家的良知和悲悯情怀直面现实，尽管她“笔下的苍茫现实冷酷残忍，令人悲哀”，但那毁灭后的悲剧价值带来的反思是疼痛的、深刻的。评论家丁帆说：“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作家的写作倾向，即在当今社会下，对于人性的关注光靠尖锐的批判与鞭挞还不够；唤醒人性，使之成为民族性格的自觉，更要靠悲剧的力量来拯救灵魂的堕落，激烈的批判则是辅助性手段。”这就是悲剧的力量，也是写作者在疼痛之后对现实悲观的精神超越。
参考文献：
[1][6]黄炳辉《所有的一切，都从写实开始》《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3期
[2]刘云 张业松 《道德虚无主义的伦理追问》《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6期
[3]艾伟《中国当下的精神疑难》《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2期
[4]科恩《自我论》1989年12月北京三联书店发行部
[5]黄发有《从人化审美到物化审美》《当代作家评论》2009年第3期
[7]《风雨过后是彩虹—评〈白话雾落〉兼论姚鄂梅创作的几个问题》《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