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考察儒家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联系西方知识界对儒家文化的认识，有助于我们充分认识儒家文化中道德原则的现代性意义。在这一前提下，继承并创新儒家文化中道德原则的积极正确的部分，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原则，构建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的民族传统。
一、儒家文化中道德原则的几点现代性意义
一般的说，儒家文化是是由孔子创立递至宋明理学，清代汉学的思想与实践的总和。孔子诞生于动荡不安的年代，周朝政治秩序的崩溃使得古老的宗教信念和封建统治受到怀疑，人们不再依赖宗教与礼仪传统给予的种种问题的答案。传统的价值观念无法解释种种社会现象并给予答案，而周围的世界又是处速变化之中，显示令理论感到无法逃避的紧张。面对社会现状的巨变，孔子对此感到了政治与伦理的深层优虑，由此决定了儒家文化其思想之源流与关注之焦点从始至终都是关注社会，对于社会的长久稳定做出秩序设计。维护社会整体稳定，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由此，确立全体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基本道德准则，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发展。面对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儒家文化中的道德原则十分重视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孔子认为人的积极与务实努力是有效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以曾哲为代表的孔子的学生在儒家文化的早期经典之中(如《论语》等)，以语录体的方式确立了儒家文化中基本的道德原则，由此建立了儒家文化的道德传统。安东尼。吉登斯在(英国)《现代性的后果》指出：“传统是惯例，它内在性地充满了意义，不仅是为了习惯而习惯了的空壳。时间和空间不是随现代性发展来的空洞无物的维度，而是脉络相连存在于活生生行动本身之中。惯例性活动的意义既体现一般意义上对传统的尊中乃至内心对传统的崇敬，也体现在传统与仪式上的紧密联系。总的说来，就其维系了过去，现在与将来的连续性并连结了信任与惯例性的社会实践而言，传统提供了本体性安全的基本方式。
儒家文化的道德传统递至孟子一代，面对发展、变化的社会现状如何继承传统并且加以开新，孟子做出了进一步的阐述。孟子曾经这样描述孔子“圣之时者也”，他反对把孔子与他所处的时代割裂而理解和把握他的思想。准确的理解与把握儒家文化的历史精髓与时代含义，正如叔孙通说的那样“与时进退”。真正地使儒家文化在大学生道德培养中发挥实际的作用，必须面对时代的根本特点与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实际状况，不是从儒家文化经典中摘取个别章句，而是以历史的观点，时代性的方法批判和借鉴。杜维明在《道学政儒家知识分子》指出：“从发生学上看来，儒家与农业为基础的经济，以家长为标准的官僚制度和以家族为中心的社会关系密切。然而，即使这些根底完全被摧毁，吾人亦不能就归结说，儒家思想丧失其所有人文关切。有些当代中国学者在儒家思想理发现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古代智慧，而是人文睿智的宝藏。这些人文睿智对他们存在是充满意义的，也关系到他们对现代重要间题的认识。事实上，这种可能并非空想。”
儒家文化在当代面临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的全球化格局下，它在知识界精英心目中的地位是怎样的？笔者援引这样的一个事例：1988年1月，75位诺贝尔奖得主在法国巴黎对全世界宣称：“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汲取2500年前孔子的智慧。”对于这些西方社会精英关于儒家文化的论述，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一方面儒家文化有其精华，亦有其糟粕。另一方面，在继承弘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的时候，我们既不可以夜郎自大，亦不可以妄自菲薄。西方社会精英关于儒家文化的论述为我们更深刻的发掘儒家文化中道德原则的内涵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我们从宏观的角度理解与把握世界和从微观角度审视自身的理念与行为时，儒家文化中道德原则的基点现代性意义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我们追求的和谐状态，我们信仰的人本观念，我们推崇的优患意识，我们格守的力行精神等等。无一不是儒家经典所反复阐述的，自孔子以降历代大儒所躬身践行的，很多合理的原则与方法深刻地存在于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
二、俪家文化为道德建设提供的可以借鉴的原则和方法
(一)注重德教的原则
尚德、重德，注重德教，是儒家文化的光辉传统。《论语·为政》有云：“为政之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冈在这里，孔子的意思是说为政的关键在于德教。《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云：“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可见，道德教化在治理国家的措施中置于何等重要的地位！这就为我们进行当代道德建设提供了历史文化佐证。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教育的示范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他在《论语·颜渊》中指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之风，必堰。”网说明教育者自身的品德对受教育者品德起着导向作用。
(二)注重实践的原则
重实践是儒家文化思想中道德教育的一个基本原则。儒家的道德教育思想，在孔子那里表现出强烈的理性实践精神。“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肯定了教育在人的品德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后来儒家虽对人性看法各有差异，但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十分强调实践在人们“复性”、“成性”中的决定作用。在孔子那里，人的品德如何，不能只闻言而不观行，行才是结果。
在德教方法上，儒家文化强调理性认识与实践并重，倡导体验、实践。所谓“躬行力究”、“体用浑然”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南宋理学家朱熹讲“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方法论说。学、间、思、辨讲的是道德修养，笃行讲的是坚定不移的实践。
(三)注重内省的方法
《论语·学而》有云：“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孔子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可见，“内省”是儒家教育人的一种重要方法，意指一个人良好品德的形成，必须通过内心自省的方式，吸取正确的东西，摈弃错误的东西，最终达到“齐贤”的目的。
(四)注重陶冶教育的方法
儒家文化经典有着样的论述：“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就是讲的这个道理。由此出发，他们一向主张“居必择乡，游必就土”。历史上也不乏“孟母三迁、“千金买邻”式的佳话。基于环境对人教育具有影响作用这一认识，历代教育家十分注重人的陶冶教育。孔子的“无言以教”、“里仁为美”，就强调教育在改变人性方面的积极意义。
(五)注重情感教育的方法
重情感是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特征。儒家文化思想对人性的设计就是把人设计为一个情感本体，在孟子的人性论中，人性的“四心”即“侧隐之心”、“恭敬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有三心是情，只有是非之心是理，可见儒家以人为主体的伦理道德观对“情”的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就有“以情动人”、“以情化人”、“感动”、“感化”、“感通”的机制，相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除上述六个方面外，传统文化中关于教育的原则和方法还有很多，如“克己”、“内讼”、“慎独”、“修身”、“齐家”等等。这里不再一一论述。
三、儒家文化对于当代大学生道德建设的基本作用
通过学习和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充分继承儒家文化精华，在潜移默化中实现儒家文化对当代道德建设的价值，因为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无法拒绝的历史传承，这就注定了任何道德必须以传统为前提、为基础，去继承传统，承认历史和传统对人类的作用，从而根据民族传统采取特定的教育行动向下一代提供有关人类历史发展的范型和参照系。
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可以规范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形成共同的社会价值观和道德观。作为有机体的国家社会，要维系存在和发展，必须使社会成员对某些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原则，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等原则形成共识，只有在共识的基础上社会才能形成强大的舆论导向力量，从而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规范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行为，使社会达到有序化。因此，任何一个社会、一个国家都必须建立社会共同价值观。在当代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导致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价值观方面出现了多元化倾向，这应该说是很自然的正常现象。但是，由于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在相当程度自我为中心价值观的膨胀。这些人以价值观多元化的存在冲击排斥社会价值观的存在，否认社会价值观存在的客观性与合理性。这显然不利于建立与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与道德观。事实上，社会共同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一方面是由该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受历史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制约，这就决定了社会共同价值观是随时代变迁而具有变动性和创新性。另一方面，社会价值观的发生、发展同它的文化、历史的积累是密切相关的，对社会价值观的认同必须建立在对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的。因此，新的社会价值观的构建与认同教育，应当十分注意从传统价值观中选择、提炼有价值的加以继承和现代阐释，使它成为新时期社会共同价值观的基础和重要内容。但是，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里，往往在破旧立新的形态下，对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的批判过多，甚至简单地全盘否定，从而使传统价值观的一些原则失去了权威性和吸引力，束缚力下降，同时又造成了新的价值观失去了文化基础，社会共同价值观处在失控状态。很难形成导向力量和规范力量。这种局面必须根本扭转。传统的“公利至上”、“民利至上”、“道义至上”、“取财有道”的思想，就为今天的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优秀的民族文化底蕴。
关键词：儒家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2-18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离不开儒家文化
1.离不开儒家文化的土壤
在中国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儒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是人们历来研究的焦点之一，就我国传统文化而言，儒家文化位于核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儒学一直在不断发展与壮大，并且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适应调节社会发展，并且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儒家文化在发展的两千多年中，是中国人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及价值取向的结晶，可以说，儒家文化是民族文化发展的主流，是由儒学精神、广泛的范围及相应的历史地位决定的。因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必须与儒家文化及思想融会贯通。
2.离不开儒家文化的环境
（1）儒家文化具有先天的传播条件。儒家文化起始于春秋年间，在我国不断地发展壮大。随着全球化速度进程加快，我国国际之间的交流密切，儒家文化不可避免地受到世界关注，部分西方学者开始纷纷研究儒家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会相应地产生一定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体系成了我国一种无意识的自觉思想。
（2）儒家文化博大精深，理论体系较为完备。儒家文化从春秋发展至今，历经几千年的变化，并且在学者与先人不断丰富、创新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理论体系庞大，并且完备。儒家文化发展至今，凝聚了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时至今日，儒家文化的价值仍旧不断被人研究。马克思主义是世界人类智慧的结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科学发展观。儒家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理论、实践方面有许多相通之处。
二、儒家文化与中国现代化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现代化的社会大背景下，我们应该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全球化的社会背景下，可以将现代化看成全球化背景下的一个阶段，现代化是科技的一体化与趋同化，现代性并不等于文化的一元化。当前，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路程有着自己的道路及发展模式，还具有相应的特殊性，这源自于社会及文化的不同，同时，在一定的角度上说明了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民族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发展变化，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及特权思想正在日益毒害社会，并且吞噬市场经济下的成果。面对这一多重变化的环境背景，中国如何完成自己的现代化，无疑成为当今时代下提出的重大课题。
三、儒家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影响
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儒家文化，儒家伦理秩序的精神实质对社会发展影响深远。
儒家思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对人类自身道德修养的提升、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起到积极促进的作用，与此同时，还对社会主义精神发展、德与法的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等起到相应的积极作用。中国上下五千年多年的文明缔造出了灿烂的文化，但也存在文化糟粕。封建社会下的儒家文化在一定的程度上维持了当时的社会秩序，并且对封建思想进行维护。儒家文化具有较强的文化能力，才会一直深受封建统治者青睐，因此，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对封建文化进行传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在立足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应该站在批判的角度上兼收并蓄，进行理性的扬弃，最终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我国发展壮大。
参考文献：
[1]马振江，刘怀玉。传统文化的断裂与继承――以新中国成立前新儒家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为视角[J].学习论坛，2012，（6）.
既然社会需要儒家文化，世界需要儒家思想，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将其发挥作用，并且使他成为治国治家乃至治理全世界的灵丹妙药！早在200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孔子则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他终身没有追求物质生活，将毕生的精力放在治人，治国的精神世界里并且周游列国孜孜不倦的讲述自己的做人原则和治国理念。说到这里，有人会责问：“那是两千多年前的事情，是封建社会，能和现在比吗？”，殊不知，封建也好，资本主义也罢，那都是人们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特点给不同时期，不同社会下的定义而已。但是，无论是什么年代，什么社会，“人”的生存这个客观因素则不会改变，而且是永恒的话题，变化的只是人生存的条件和受条件限制的生活方式而已。然而，无论是什么条件，无论是什么生活方式，人总是要遵守“人”的尊严，以及做人的基本原则。孔子探讨的就是这个原理从而建立了儒家思想和儒家文化。比如，“克己复礼”这个思想，不仅道出了做人的原理，而且指出了人与社会的必然关系。人是自然的产物，又是社会的一员，是两者的“对立统一”。作为自然的产物人有其自然属性，作为社会成员也有他的社会属性，两者是相互矛盾的，互相对立的。那么如何将这两个载然不同且相互对立的属性放在一起并且使之成为“统一”呢？那就是“克己复礼”。作为自然产物，人有他的自私和我行我素，随心所欲的消极一面，而且这种欲望是无限的，可以说宇宙有多大他的欲望就有多大，因此人的自私十分可怕！必须加以限制，否则人群就成不了社会，因此人必须学会和自己做斗争，学会要克服自己的欲望服从社会的规章制度。这就是“克己复礼”。古今中外，不管什么年代，什么社会，不管是先进还是落后，社会总有他的法则，而合乎这个法则的原则就是“克己复礼”。况且，只要这个社会是合乎逻辑，合情合理的人们自然心甘情愿服从这个法则，这种情况下人们更乐意“克己复礼”。儒家文化确实很优秀，他不存在过时问题，更不存在腐朽，无论是古今中外，他的思想总是适合人的生活规范。那么中国人为什么不提倡自己祖宗留下来的如此灿烂文化而盲目追求西方文化？那是因为中国人还不够成熟，知识还不到位，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过多地追求“快乐”，盲目地追求房子，车子，票子，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抢劫杀人，拐卖妇女，倒卖儿童等行为。人之所以人是因为他具有社会性，社会性的特点就在于他的规范性即应当“推己及人”，人过多地追求“快乐”他就最终失去社会性，从而导致一系列的社会矛盾。目前我们的人尤其是年轻人患有严重的“我行我素”症，并且蔓延到整个社会，他们只谈快乐，只谈享受，却从不谈约束和修身，有的甚至不顾家庭的和谐，不顾社会的安宁，一心一意追求享乐，最后选择犯罪道路。在社会和家庭中女人的言谈举止往往不知不觉中影响着周围的人，无论是丈夫还是孩子，尤其是孩子受影响更大，前不久，十岁女童在楼梯里打伤两一名一岁幼童，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其家庭教育，尤其是孩子母亲的修养，因此领会“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内圣外王”等儒家思想十分有现实意义，这些思想都是治理社会和家庭的“灵丹妙药”。我们的社会基本上是年轻人的社会，到处充满着年轻人的歌声和欢乐。然而，随着这些“享乐气氛”的铺天盖地，那些“严肃，认真，工作，责任”等概念却被统统淡化，他们把“工作”等同于“工资”，“责任”等同于“放任”，领导干部的，责任事故的频频发生，校园里的学术腐败等，不无和这些消极思想有关。然而面对金钱和享乐主义的泛滥整个社会却缺乏有效的精神控制。
二、要学会向大自然学习
人生是短暂的，不要把它充满着火药味，充满着嫉妒和恨。要知道人和人比最终会逼死。生活本来应该是幸福的，爱情本来应该是甜蜜的，然而何必将这些美好的东西被房子碾压，被汽车撞碎，被钞票拐卖呢！要学会和大自然做朋友，风和日丽的时候要听听天空里的鸟叫声，夜深人静的时候学会对着星空思考。也要学会向古人学习，古人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高楼大厦，虽然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有电有车，但他们依然能够生存，依然能够快乐，依然能够度过他们的一生，因此很有必要和大自然做朋友，学会心地善良且懂得“爱”。电影“天仙配”和“马路天使”就是一个纯朴自然的缩影，也是我们儒家文化的缩影。孔子学说的继承者，儒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孟子回答宋勾践“怎样才能安详自得？”时说：“尊崇道德，喜爱仁义，就可以安详自得了。所以士人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显达时不背离道德。穷困时不失去仁义，所以安详自得；显达时不背离道德，所以老百姓不失望。古代的人，得志时恩惠施于百姓；不得志时修养自身以显现于世。穷困时独善其身，显达时兼善天下”。这不仅反应了一种道德和修养，同时也反应了一种心灵的境界，也就是“内圣外王”的人格魅力和思想境界。看过“天仙配”的人都记得那个大树旁的田园，看过“马路天使”的人也都记得那个拉二胡的青年和他的情侣对唱的情景，无论是田园还是都市，无论是农民和还是市民电影里他们都散发着一种粗朴自然，天真可爱的自然景象，这正是反应了我们东方人特有的含蓄，这就是东方文化。没有这种自然的“爱”，就没有那种真实情感的流露。电影的成也在于此。遗憾的是现在屏幕却很难看到这种纯朴而动人的情景。所看到的却是长刀子捅进胸膛血溅屏幕。现在的人，尤其是年轻人都有不同程度的享乐主义思想，他们过分追求金钱和自我享乐，不把人的情感当回事，甚至把玩弄感情当成聪明，从而导致情感危机，爱情危机，婚姻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必要提倡传统的儒家文明，使人们懂得任爱，珍惜爱，并树立“推己及人，仁爱待人”的好品德。
三、儒家思想是一种社会学
其实，孔子的儒家思想就是个很好的社会学。什么叫社会学？社会学(sociology)是现代社会科学中从某种特有的角度，或侧重对社会，或侧重对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或侧重对社会和人的关系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学科。虽然人是自然的产物，但最后还是回到社会，孔子研究的就是人和社会的关系。人，之所以“人”就在于他完成了社会化变化，这就是与动物的差别。人既然从自然人转化成社会化的人，那就应当具备社会化人所具有的一系列特征，即至少互相尊重，以礼相待，也就是说要遵从做“人”的原则。否则，岂能成为社会，相反成了兽群。孔子强调的就是这个做“人”的道理，而且是最基本，最基础的做“人”原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只要是人就应当遵从这个规律。遗憾的是，虽然孔子2000多年就已经提出这个做人的道理，但却一直没能发挥它的作用。这就意味着我们还没有进入真真意义上的“智”的境界。“仁”是孔子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人本精神的实质。“仁”者“爱人”，就是推己及人，即把对自己的爱，对亲人的爱推广到对一切人的爱。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之所以贵于禽兽草木，贵于天地之间，在于人有“仁”和“义”。《论语》中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博爱思想，已经囊括了现代的人权理念。无论是西方的“人权”也好，还是孔子的“仁爱”也罢，他们都是以“人”为基础的，然而孔子更加注重的是人的社会因素，即如何成为一个有道德，有修养的社会人，因此，不难看出孔子的儒家思想是个和好的社会学。
四、儒家思想与治国
治国的根本就在于治人，治人的核心就是治人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是说使人明白“什么是羞耻”，“什么是善良”，“什么是责任”，从而使人的言行有所收敛，有所约束。会约束的人，也就是说会“克己复礼”人，他的责任性相对高，至少懂得不能伤害别人，也不会有违背道德和世俗的行为，这样的人越多，社会就越安宁，越和谐。一个社会不能没有法律，但是要说构建和谐社会，仅靠法律是不够的，更重要是治人的心。法律是套在人身上的缰绳，是人的警戒线，它虽然套住人的两条腿，但它套不了人心。其实可怕的不是这两条腿，而恰恰是控制这两条腿的人的“心”，因此，与其套腿还不如去套心，用绳人会反感，用心人会感动，这就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管理学原理。随着人的自觉性，责任性降低，就算一千条法律，一万条法律，这些人却想的不是遵纪守法，而是如何去“对策”。社会上懂法律，讲法律的人不多，甚至有些领导干部也不例外，他们认为权利比法律大，很少有领导去学习和提高这方面的知识，一般老百姓那就更别提了。大多数基层领导和干部他们都自我感觉良好，很得意，很牛，基本上没有服务意识，相反“威慑”他人意识到很浓，认为“握拳”在手，理所当然要吓唬人。有意思的是大部分老百姓也心甘情愿被这个“拳”吓到，也认为理所当然，且会说“我当官也会这样，这才有本事！”，并把钱和色源源不断的送给这个官，当这个官最后露了馅被法院带走的时候他们又骂他“贪官！贪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只所以“贪官”的存在，不仅仅是因为“官”儿本身，其实也和老百姓有关。归根结底和老百姓的素质有关！因此根除，净化社会环境，提高正能量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提高国民素质。那么如何提高国民素质，这里单靠法律是不够的，因为老百姓懂法的不多，不懂法就不存在守法意识。因此，要提高社会正能量净化社会空气，必须做到法制要结合德治并把教育提到议事日程来，遗憾的是教育基本上被边缘化，政府谈教育一般都是投入和改建校舍等问题，至于“什么叫教育，如何搞教育以及教育对社会的潜移默化作用”等要害问题无论是领导还是老百姓都不知道，也不去关心，甚至连教育工作者本身也漠不关心，学生的素质和教学质量也因此而令人担忧。为什么会这样那呢？教育不但对社会起不了应有的作用反而被房子和车子埋没，这是因为，我们的社会不但缺乏正能量而且严重缺乏“千里马”，这涉及到我们国人的素质更涉及到我们官员的素质，说是我们的官儿是“考”上的，那也无非是做了个文字游戏而已，说是被“选”上的，那也只是被一帮像“球迷”，“歌迷”一样的人起哄而上的，这些“迷”哪里知道他们选出的人肚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货，也不知道他是“半斤还是八两”，这是官员的情况。至于老百姓，情况更不用说了，他们目前很单纯只是想挣钱。因此，无论是官员还是老百姓，对他们来说“教育”是学校的事儿，与他们无关，他们只关心票子，房子，车子，然而他们哪里知道任何人的一举一动，一句一话不但影响着家庭和孩子也影响着周围，影响着社会。因此提高国民素质，充分发挥教育的功能，并把它放在突出位置，这对社会的治理至关重。这是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另外，净化社会，提高正能量同时不能忽视传统文化的作用，孔子的“仁爱”，“克己复礼”等儒家思想其实就是德治的基础。中国是个讲情义的国家，自古以来如此。尤其是自孔子，孟子以来的两千多年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无论发生什么变革，人们却始终没有放弃骨子里那种“亲亲”，“长长”，“仁爱”等道德观念。“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意思是说，亲近孝顺自己的父母，就是仁，尊敬自己的兄长，就是义。而仁义是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追求和提倡的目标，就象我们现在要建设和谐社会一样。正因为不和谐，所以要建设和谐社会。正因为缺少仁义，所以要提倡“仁爱”。我们说“尊老爱幼”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年长的称“兄”，年少的称“弟”，德高望重的人不但受到尊重，也自然成了一种权威，左邻右舍，父老乡亲遇到什么困难和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向他们请教，因为年长的不仅德高望重且总比年少的见多识广，农村里的刘家营子，王家村就是这么过来的，之所以人们以“刘”或者以“王”命名他们的村落是因为这个姓刘或者姓王的人他们不但德高望重，而且无意中成了他们的权威，因为他们经过自身的修养已经具备“内圣外王”的高尚品德。他们没有文凭，也没有被上级委派，但他们照样主持公道，为人厚道，使所属社会井然有序，村民们也相互尊重，互相关心并遵从他们根深蒂固的“亲亲，长长”原则来服从他们的“官儿”。相比之下，现在我们的社会一贯提倡“年轻化”。的确，年轻人有文凭，年轻人有朝气蓬勃，但管理社会方面却不如长辈，因为，至少，一个德高望重，见多识广的年长者在他面前，他怎么好意思向他发号施令；相反一个见多识广的长辈又怎么好意思去听一个孩子的教诲。虽然现实中都这么做着，但心里还是不服，从而避免不了冲突，因为，归根结底这种做法违背了传统的“亲亲”，“长长”原则。总的来说，构建和谐社会儒家文化，懂得儒家文化的人才算是有文化的人，才知道需什么叫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什么叫“克己复礼”，什么叫“己不所欲，勿施于人”什么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传统思想。知道“克己复礼”的人，他不会有极端的自私自利，他会克服自己的欲望遵从社会道德的；知道“己不所欲，勿施于人”的人，他会尊重别人，饶恕别人，不会强求别人自己不愿意做的事，从而能做到“推己及人”;知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他懂得不管怎么穷或者不怎么如意且能把精力倾注于自己身上，提高自己的修养，相反不管怎么富或者做官且忘不了继续努力为天下人造福。一句话懂得儒家文化的人，他们都’能“内圣外王”，使自己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尚品德。这正是我们目前所提倡的“社会正能量”。去年，也就是刚刚过去2013年11月26日来到曲阜孔府考察时表示说，“中华民族有着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也一定能创造中华文化新的辉煌。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要以为过着现代化生活，也不要以为进入了21世纪，且把优秀的传统文化统统放弃，要知道改善中国人的思想灵魂就得从传统文化开始，就像说的那样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中国人毕竟是东方人，东方人有东方人的思想和特点。其实，根深蒂固他们还是摆脱不了2000多年来一直影响着他们的儒家文化，因此要改善国人的思想修养就得结合儒家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果，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得到安宁，得到和谐，从而才不会有五花八门的违法违规事件。
五、儒家思想与“教育第一”
我们现在对教育缺乏完整的理解，文化革命的时候说“教育为政治服务”从而导致教育的瘫痪也导致社会瘫痪。我觉得教育是个独立的意识形态，它的根本任务就是学习和传承人类优秀文化知识。不管什么国家，什么民族，不管穷还是富办教育都应当首先满足这一基本原则，其次才是根据不同情况“因地制宜依人而异”。2012年9月27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启动了“教育第一”全球倡议行动，旨在调动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将教育作为全球的最优先事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不仅有现实意义，而且应当视为“教育国际化”的开端，如果进一步将中国的“儒家思想”放在“教育第一”的理念里，那么教育不但能够解决国内许多棘手的问题，而且能够缓解世界各地众多矛盾起到促进作用。联合国在全球范围内选择了10个教育发展取得突出成就的国家作为倡导国，中国是其中之一。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但要搞好教育，不但通过教育解决国内深层次矛盾，而且要走向世界，面对世界，最终解要决世界的根本矛盾。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国军事力量及武器装备也在不断地发展，这种趋势不但没有促进世界和平，反而进一步增加了国与国之间的嫉妒，猜疑，甚至是憎恨，无论国与国之间如何称兄道弟，如何友好往来，暗地里却是天天在磨刀！这种“以纸包火”的非常时期，提出“教育第一”的世界性口号，真的是难能可贵，我们应当积极响应，且有所作为。潘基文先生虽然提出了“教育第一”，但不够力度，更没有具体实施方案，一年多来几乎没有一个政府去响应这个号召。如果是一个极度落后，或者是文明程度达不到档次，或者是好胜性极强的军国主义者等没有文化的政府，他们对这个“教育第一”不感兴趣“有情可原”。然而我们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国度，且有5千年的灿烂文化。因此我们最有理由，最有资格响应这个“教育第一”的世界性号召，况且我们的儒家文化正在被世界接纳，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正在兴起，现在正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假如我们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克己复礼”等儒家思想能够渗透到世界各种文化，能影响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思想意识，那么就可以避免很多根本没有必要的国际争端，从而可以减少自杀式爆炸，减少没必要的军备竞赛，减少各类责任事故，因为有儒家思想的人能做到“克己复礼”，从而避免发生冲突，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种和谐。
一、孔子的文学思想
孔子所说的文学是指“文治教化之学，也即儒家文化学术之总称”,这一文学概念相当宽泛，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一生致力于利用他的儒家学说改良当时纷乱的政治，他的文学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孔门四科”与“孔门四教”的提出都是基于其恢复周礼的政治理想。孔子眼中的文学并不是指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而是指“能够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后来成为儒家文化典籍和学术思想的总称。”
1.孔子文学思想的核心———“文与德并”。在《论语•宪问》中，孔子特别强调了文与道德的联系，认为“有德者必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将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归根于宣扬儒家的“仁”“礼”的思想。孔子在其文学思想中，始终认为诗与道德、文学与道德修养是必不可分的，将“文与德并”的文学思想核心阐述为“志之所致，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坚决反对任何不宣扬“仁”“礼”的文学创作，认为不能“文与德并”的作品，其实就是“恶紫之夺朱也，恶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从《诗论》和《论语》总的来看，可知孔子在与学生论诗时，着重在谈诗的政治伦理的教化功能。政治和伦理的诉求，是孔子论诗、论文学的归宿。
2.孔子文学思想的目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中，孔子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认为文学的功能在于教育人们知礼而成于乐，强调文学作品要有感染力，能“感发意志”,这就是兴；强调文学作品要遵循于儒家的道德规范，能“文质彬彬”,这就是礼；强调文学作品要给人们予娱乐，能“乐则韶舞”,这就是乐。可以说，孔子言语教学的培养目标是君子儒，即将言语教学落实到君子个人的心性修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上，将文学与自己的思想道德和政治理念结合起来，最终回归于自己理想的世界。孔子对文学的艺术性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因此他对文学的社会性作用论述比较全面。孔子在概括前人成果的同时，对诗的作用作了较系统的理论表述，在理论上比前人发展了一步。同时，也为先秦时期的社会道德规范进行了一次质变性的理论化，形成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渗透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仁”“礼”思想体系，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体现出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文学思想目的。
3.孔子文学教育的内容———“四教”“四科”。孔子关于文学教育的内容的论述，依《论语》记载，有“四教”“四科”。所谓“四教”,即“文、行、忠、信”;而“四科”,是同“十哲”,即十个拔尖的特长联系着的。孔子非常重视通过《诗》来进行文学教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他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子对弟子进行的教育本着这样的方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就是要弟子们树立远大的目标，把德当作行为的根据，把仁当作行为处世的方法，最后落实到具体的本领上。这是德智并提又重视德育的主张，要对弟子进行明道、树德、行仁的思想教育，最主要的方式是讲道理，而“诗教正是讲道理最形象、最深刻、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4.孔子文学思想的形式———“文、质”。孔子认为文学创作的表现形式在于“质胜于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质彬彬”就是文学创作达到的完美君子境界，“《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所谓中和之美，就是孔子哲学理论上中庸之道在文学思想上的反映，是对文学创作内容与形式的要求。这种思想直接导致了后来以“温柔敦厚”为基本内容的“诗教”的建立。孔子基于这种思想，排斥任何形式不符合中和之美的民间音乐和文学创作，说“郑声淫”,主张“放郑淫”,推崇《韶》《武》;要求文学创作必须“行百般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文学创作应遵循正统和复古，引经执典，从而达到内容与形式上“文质彬彬”的完美结合。孔子对文学关于“文质彬彬”的完美阐述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历史，引起历代文学正统与诸子的斗争，始终主导着中国文学思想的主流，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思想体系。
孔子的文学思想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实践经验和思想成果，它诞生于“学在王官”向“学在四夷”的学术转型和文化转型的春秋末期，是西周以来思想文化发展的结果。孔子把礼乐文献、礼乐制度作为文教与文学的核心内容，把礼乐文化精神贯彻到文教与文学的整个过程中，又将君子人格培养作为文教与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既有对旧思想、旧文化、旧制度的理想化解读和真心呵护，又在客观上为新思想、新文化、新制度和新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孔子的文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学观念，并且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思想的发展。那么孔子的文学思想在当下能给我们什么启发？能否从中借鉴一些于我们今天仍然有用的东西呢？
二、当代文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观念陈旧。由于长期缺乏文学理论，人们对于“文学教育”的观念显得比较陈旧。有人认为文学教育就是文学教学；或是认为，文学教育就是文学的教育功能。这些观念是陈旧和片面的，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学教育的本来面貌，束缚了文学教育的实施和发展。
2.缺乏理论。过去由于对文学教育的研究不够重视，只有在大学的“文学概论”教材中，才会有一节是谈文学教育功能的，除此之外，很难看到关于“文学教育”的专门系统的理论研究。无论是“主体论”体系的文学概论教材，还是“活动论”体系的文学概论教材，几乎都回避了文学的教育功能，而只谈论文学的审美功能。
3.重视不够。虽然有些院校已经开设了文学课程，还有学分方面的一些要求。但就国家方面对学校的要求而言，没有像“两课”那样的硬性规定，没有英语四六级那样的全国性统一考试，所以学校重视的力度远不及思政、外语等学科，这影响了教师的工作热情，也导致了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应付了事，难以收到好的效果。#p#分页标题#e#
4.模式老化。大学文学课程应该是鉴赏研究课，启发创新思维课，人文精神传承课。但由于受到科技教育的强烈影响，文学教育仅限于知识层面的传授，却不能把文学内容与现代文化思想以及学生的实际衔接起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多采用传统的讲授法，缺乏对学生的引导和启发，受教育者对蕴涵在文学作品中的人文精神难以体会和认同，文学教育无法达到传承人文精神的作用。
三、孔子文学思想对当代文学教育的启示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孔子对文学教育的认识已远远超越了审美意义的范畴。虽然孔子的文学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特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它仍是我们应当继承的一份珍贵遗产，对当代的文学教育的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当代文学教育要实现终身化。终身教育可以使人获得、更新和提升知识、技巧和态度的改变，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仅凭《诗》《书》对学生进行文学教育，就基本实现了文学教育终身化。原因就是孔子把握住了文学教育的核心问题；对文学“悟”的能力以及“举一隅而以三隅反”的能力的培养，最终实现了学生自学机制的培养。文学教育的终身化是与文学对人的精神特殊需求而提供的满足、滋养的特性不可分的，它既是人的“文明素质”的重要构成因素，又是人的“创新素质”和“文明素质”“精神素质”不断生长的需要和土壤。
2.当代文学教育要体现人文化。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所谓“兴、观、群、怨”,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伦理作用、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文学教育既是一种审美教育，也是一种知识教育，更是一种人文教育。我们对文学教育关于人文素养的认识，绝不是对“兴、观、群、怨”的反叛，而是在继承孔子“兴、观、群、怨”的文学观的基础上，强调灌注人文精神。我们必须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塑造健康的文化人格的高度，从提高国民素质的高度认识文学教育，这样，我们才会创造性地进行文学欣赏课的教学改革，并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从而使文学教育达到人与文化双重建构的目的。
3.当代文学教育要注重个性化。文学教育只有把学生置于这种价值世界中，让学生去寻觅、体悟、创造出自我的生活的真意和诗意，这才是文学教育的美学蕴涵。而当前很多文学教师总习惯于把文学作品沦为理论的工具，学生的文学阅读也被束缚在理论中，文学情感逐渐流失。在学习个性化问题上，孔子给我们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开放式教学法，即提问式、讨论式教学法。文学教学首先应该建立在学生的文本体验的基础上，然后教师再给学生解惑，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相互讨论，即所谓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只有把学习的主动权归还给学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教育才能实现。
摘要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历史传统文化的主体和灵魂，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并成为中国体育文化特色的思想源泉。我们有必要对儒家学说中的不利因素进行剖析和扬弃，培养中华民族特有的健康向上的体育文化和体育精神，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继承创造有利的发展环境。
关键词：儒家思想 中国传统体育 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儒家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在数千年体育文化发展史里，中国的儒家文化思想，在传统文化和思想中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同时儒家的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的、特别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代体育文化的现状，是儒家思想在我国体育文化圈内的一个现实的、根源性的集中反映。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和体育行为都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从而使得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都有着各自的发展方向，中国传统体育逐步在体育思想、体育价值取向和体育体系等方面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
一 礼、仁思想与传统体育文化
儒家学说的理论核心是礼与仁。礼是一种正统的社会行为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人人都要控制自己的私欲，按照自己的社会身份行事。这也是当时人们进行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所遵循的通用规范。仁，就是爱他人，爱自己认为应当爱的人。由于过分拘泥于“礼”,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其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体育的竞技性特征被慢慢消磨掉了。正如《礼记・射义》中所说：“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这里礼射被当成了实践仁与礼的手段和方法，仅仅是为了“明君臣之义”和“明长幼之序”,礼射的最终目的不是培养人的体育竞争精神意识，而只是用以维护礼教和等级伦理秩序。
在礼所容许的范围内，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有自己的发展。如在体育文化里，没有淫秽、怪异和粗野的运动，没有危险、野蛮的体育项目。运动的参与者都懂得遵守规则，合理竞争，实现了“礼”在“艺”先。再如孔子在谈到射箭时说，比赛的目的是提高技艺，锻炼身体，只要起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就行了。此外，都要求要加强友谊，比赛双方要互相尊重，讲究礼节、礼貌。这些思想在当今仍是可贵的体育文化思想。
在传统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体育竞争所需的最基本的社会环境是欠缺的。其实在体育活动中所进行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有时甚至会发生野蛮的碰撞与冲突，这与儒家学说所宣扬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及等级秩序不相融合，是对封建礼教的挑战。在儒家思想观念中，仁是有条件的，超过和违背了礼的仁是不允许的。儒家思想中的这种礼与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从根本上是压制人的个性发展的，个人的独立人格、人的自尊自爱往往得不到尊重和社会的保护，更多的是强调个人的服从，这是对人创造精神的一种压抑。其实，体育就是要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体充分地展现自己，养成自己的独立人格，用一种永不服输的精神，力争上游，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改进技术，推动竞技项目的发展，这和儒家思想追求的礼和仁是有很大冲突的。
二 中庸思想与传统体育文化
体育运动发展的根本在于竞争。无论什么类型的体育运动都充满了竞争精神。但儒家思想提倡中庸，忽视竞争，与发展体育运动的精神相冲突。中庸所崇尚的是颜回式的准苦行僧般的道德生活模式，强调如何协调宗法人际关系的协调性道德，而不是提倡个人积极向上的进取创新精神。中庸之道强调无原则的调和，安于现状，不为人先，严重制约了人的个性发展和自我意识的伸张，同时也泯灭了人们在体育运动中的创造力和竞争意识，结果导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缓慢、缺乏生机。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儒家崇尚中庸的思想导致了中国传统体育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从而缺乏体育特有的竞争精神，造成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难于顺利发展。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教育，把自已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高度文明，达到至善、至仁、至德、至圣的理想人物，追求“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盛世和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在儒家中庸思想影响下，和谐成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个体和谐、天人和谐，逐步形成了君子之争以和为贵的伦理型体育文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竞争、对抗和有剧烈身体运动的项目在中国传统体育方面的发展。在和谐观点指导下，中庸思想讲究人与人的友善，追求人体与自然的统一，强调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反对人与人的对抗，反对人对自然的独立，挑战和对抗，而强调二者的对立统一，逐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体育文化体系。
三 天人合一思想与传统体育文化
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另一特色，天人合一思想就是指自然界与人类之间存在一种统一协调的关系。受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出典型的对立统一特征，始终将人的整体和谐作为健身练习的出发点和最终追求。中国传统体育把世界的两大基本要素，即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对立统一体，强调天人合一；把生命的两个主要标志精神与躯体看成一个整体，强调神形合一。这种整体的自然观和生命观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传统的气功、武术和养生体育活动中随处可见。它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人的心理与生理的统一，主张通过身体锻炼来促进精神升华，从而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我国一些以阴柔文化为特征的项目，如中国围棋、气功、太极拳等，都得到了广泛传播，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传统体育的代表项目，进而传播到东南亚各国甚至全世界，成为人们养生、健身、内修和调节身心的体育活动，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在世界体育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 重文轻武与重义轻利思想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注重文教的国家。儒家主张礼义修身，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鄙视体力活动、视体力活动为低贱之事的文化思想，进一步促使整个社会重文轻武，并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并延续到今天。加上科举选仕，强调文章、品德和门第出身，视武学为下品，这样，重文轻武，蔑视体力劳动和体育运动逐步成为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少有人在体育活动上去追求实现自己的价值，甚至有人对自己本身精通的体育活动也不提倡。更有甚者，封建统治者也抛弃了文武兼备的选仕标准，而以“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为选贤标准，并要求人们以和处世，以静修身，严格按儒家的伦理道德修身养性，把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体育运动视为“下技末务”,主张“损人间之末务，息田猎博弈之游戏”。重智力、轻体力，把强身健体、保家习武的体育运动看成“不急之末学”,为封建士大夫所鄙夷。由于封建体育文化受到儒家思想的严重制约，体育运动在中国封建社会遭受冷落。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体育运动结果从人们的需要中被排挤掉，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晚期是止步不前的，也可以说是严重倒退的。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是重义而轻利的，主张“行义，远利；义重于利，义高于利”,认为见利忘义是小人之举。《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抑制了人们对个人需要的追求，把义作为一切利的前提，追求利必须是在义的允许范围下进行的。这种“贵义贱利”的思想对我们正确处理人际间的利益关系、养成正确的价值观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这是积极的一面，但这种义利观反映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人们在体育活动中是通过竞争追逐功利的，只受体育活动规则的约束，而不受道德伦理规范的制约，只要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采用各种手段和途径都是可以被认可的。因此，儒家思想中所宣扬的“义”就被抛弃了，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从而“义”的原则也就失效了，这在儒家思想看来是“不义之举”,是儒家思想所不能容许的。所以，带有竞技性的体育活动也就很难被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封建家长制社会中的上层统治者们接受，带有竞争性的体育活动也就难以找到自身生存发展的土壤，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处处表现出这种思想的影响痕迹。
参考文献：
[1] 李力研：《野蛮的文明》,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
[2] 谭华：《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的影响》,《四川体育科学》, 2000年第12期。
[3] 唐桂黔：《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体育的影响》,《体育科技》,2004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