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以来，城市社会空间问题在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中受到重视。相对于自然空间而言，社会空间是指人们的活动创造的生活和生产空间，这些空间与一定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密切的关系。城市社会空间外延很丰富，有城市的各种生活和生产的设施和建筑，其中有公共的、也有私人的。城市社会空间问题主要包括城市社会空间中居住隔离、公共场所拥挤、城市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形成了不同社会阶层、阶级、人群之间在空间上的矛盾、对立甚至冲突。这些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涉及不同社会阶级和阶层的相互关系问题，涉及“人的解放”这个古老而重大的问题。列斐伏尔、卡斯特、哈维、苏贾等希冀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揭示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城市和社会的空间状况，思考城市社会空间冲突的根源以及攻克空间冲突的路径，探讨通过获得城市权而实现城市社会空间中人的生存状态的改善。他们的理论对于解决现代城市社会空间问题、实现人的解放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从社会发展看，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成以前，城市主要与军事、政治等有直接的联系；近代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形成并确立，资本和市场主导的发展模式使得城市化和工业化相互交织。城市的发展、城市社会空间的形成，主要与资本追逐利益、在全世界范围大行其道有关。近代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空间的形成，极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打破了旧的社会空间的孤立和封闭，使得工人阶级也逐渐获得了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及社会、经济、政治和空间等方面境遇的改善。但是这种社会逐渐分裂为差别明显的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的差异不仅仅是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还有很重要的空间的方面。经过资产阶级革命的政治解放，人们从专制之中解放出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理想，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已经远远不够。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解放问题最终受到关注并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在今天资本主义国家的城市中，这种斗争依然在进行，但主要是与不同种族、性别、民族、阶级的弱势群体为争得在城市居住、工作等权利而进行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
一 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空间形成和发展的积极意义
从近现代历史上看，空间问题与阶级问题、人的解放问题以及社会发展问题之间存在一种必然联系。马克思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形成和发展，对生产方式演变中的空间变化也做了深入探讨。他认为古代阶级社会的历史就是城市的历史。古代城市社会是阶级社会的第一种状态，这就是古代罗马。在这种社会中，奴隶制度的生产方式孕育了贵族土地所有制。①到了中世纪，农村社会及其封建领主是核心，进而发展为城乡的对立。中世纪商人阶层为城市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使不同区域之间获得了联系，新的工具从一个城市被带到另外一个城市，形成了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不断刺激新的工业的诞生。但是，由于中世纪的人身依附关系限制后来的竞争者进入制造业，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由此城市化受到了影响。直到开始有了以纺织业为主的资本主义制造业的产生和发展、有了以蒸汽机作为动力的规模化生产之后，中世纪手工主导的制造业逐渐衰落，更多的城镇空间为资本主义时代的大机器和劳动力所填补和扩充。近代和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围绕这些制造工厂以及相应的居住、交通条件逐渐形成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城市突破了既往的封建主义堡垒，在那些堡垒(庄园)之外发展起来了。城市和乡村的分工是制造业和农业的区分，也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生产方式之间的对立。城市社会从既往的封建、闭塞、落后的农村环境中摆脱出来，解除了限制人的发展的人身依附关系，形成了物的依赖关系上的个人独立状态。
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城市产生发展的过程其实就是城市空间的形成过程，城市空间的重要性也逐步凸显出来。资本主义工业化把城市工作地、交换地和居住地进行分割和规划。生产工具的不断更新，使得公路、铁路、水路交通等干线很快有了新面貌。城市工业和企业成批地产生和发展起来，工人被聚集在生产资料大量集中的地方进行生产，有大工厂的城市数目以惊人的速度增加起来。一些落后地区或者区域的房屋被拆除，供银行和百货商店使用的高楼大厦得以建造。城市的各部分成为具有共同阶级特点的人们的聚居地和活动场所，工人被赶到特定的城市区域居住，不同的都市文化和精神活动相应产生。在居住、行为、精神活动等方面的新的社会划分，不断推进着城市社会空间的规划和改造。因此，这种空间上的变化，与人、阶级与阶层的变化是内在一致的。
在《资本论》第1卷第4部分《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之第11章“简单协作”中，马克思指出，一定人数在空间和时间上的聚集显得非常重要，是形成资本主义早期简单协作的劳动的基础。“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②资本主义生产的空间关系，从形成、发展到形成危机，以及历经危机而得以幸存的过程，使得我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条件下人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中的空间，尤其是城市社会空间的重要性的认识有了变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由衷赞赏马克思的这种洞察力。
由于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联，城市社会空间发展的问题也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可以说，人的发展问题逐渐获得了一种空间分析的意义和角度，而不仅仅是从阶级、经济和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城市社会空间的形成和展开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关于人的解放理论的重要背景。
在《论犹太人问题》里，马克思在对鲍威尔关于“犹太人问题”进行批判时，明确提出了人的解放理论。解放问题首先涉及人的政治解放。所谓政治解放就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而形成了形式上人和人在法律权利方面的平等。但是，马克思认为，政治革命把世俗社会变成了市民社会，但又把人置于资本物化的社会关系统治之中。这种关系应该是现代性的核心。人类的使命，就是要从这个现代性困境中解放出来。人的解放与资本主义的形成不能分开、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不能分开、与城市社会空间的形成和发展等也有密切的关系。对于近代以来的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正是在工业
化过程中、在人的居住和工作的分离中、在人的空间的重新布展中，人的解放问题才形成、展开并形成了一种新的求解的方式。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注意到，生产要素在资本主义城市空间中大规模聚集，使生产能力迅速、极大地获得提高，这为人的解放提供了物质条件。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发展的描述中特别指出，城市的形成、交通的发展形成了工人和生产资料在空间上的集中，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力。他们对因资本追逐利益而形成的社会矛盾包括社会空间矛盾进行了深刻的揭示。尽管如此，我们还应当承认，资本和劳动力在空间上的集中是资本主义形成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当代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人类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空间的形成，对于人类生活的发展同样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恩格斯早在19世纪40年代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指出，城市发展中工人阶级从以往的简单封闭环境中摆脱出来，进入到新的生产力和生活状况而获得了发展。他认为，城市首先带来了人口的聚集，它不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简单的相加，而是一种质的提升。恩格斯在分析伦敦工人阶级状况时有一句话很重要，他认为人口大规模集中是很重要的事件，“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聚集在一个地方；使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③大规模人口聚集的城市，资本、土地、技术等要素被不断重组和提升；甚至在一定的意义上，要实现自由王国，“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④为了缩短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时间，生产工具不断被改进，科学技术获得了飞跃发展，资本克服了一切阻碍其发展的限制，在获得利润最大化的同时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很多自由时间。人生产和生活的社会空间也有了极大的扩张，通过对空间局限的克服，人们获得了时间上的自由。
不仅如此，城市社会空间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全面的社会关系，唤醒了人的解放意识。在这种背景下，人的解放意识、有共同解放需求的集体、积极寻求解放的共同行为形成了。城市空间提供了多样性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的多方面的需求，促进了人的某些潜能的开发和个性的培养。“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每一个分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原则，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⑤特别重要的，在政治生活上，城市社会空间中产生了无产阶级，他们是向社会主义发展的进步力量。城市化使得人口大量集中，而相似的生活、生产条件使得这个群体在行为、意识、追求等方面逐渐趋于一致，形成了具有革命可能的阶级群体。城市是工人阶级形成并实施革命的重要条件。
恩格斯经过长期的观察，发现工人阶级“开始认清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开始独立地发展起来，只是在这个时候，他才不再在思想上、感情上和要求上像奴隶一样地跟着资产阶级走。而在这方面起主要作用的就是大工业和大城市。”⑥这里，人的解放意识正是在这种环境中逐渐形成和强化的，阶级的意识和组织的形成，也有大城市这种特定的社会空间的功劳。“大城市是工人运动的发源地：在这里，工人第一次开始考虑到自己的状况并为改变这种状况而斗争，第一次出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在这里，产生了工会、宪章运动和社会主义。社会机体的病患，在农村中是慢性的，而在大城市中就变成急性的了，从而使人们发现了这种病的真实本质和治疗方法。如果没有大城市，没有它们推动社会意识的发展，工人绝不会像现在进步得这样快。”⑦工人阶级在空间上的聚集，形成了一种重要的变化。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绝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⑧这里需要的是打破控制城市的资本生产方式，解放工人阶级，也解放资本家阶级，从而解放人，让人性回归正常。因此，对于现代社会问题的意识不是一个单纯的认识问题，更多是人的社会地位、空间关系的问题。
二 现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空间的问题和挑战
现代社会中的城市空间的形成与发展不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新阶段，也是一个有很多问题的阶段。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内在的一些问题逐渐凸显，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城市社会空间的冲突和问题，对人的解放形成了新的挑战。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城市社会空间存在很多的问题。空间不仅仅是人们居住的空间，更是市场的空间。世界范围内市场的开辟和争夺，成为重大的历史性的事件。这种争夺对于参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工人阶级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在当时，资本逻辑的内在要求依利益最大化原则而使城市空间不断被规划。资本家早期通过时间的重新规划进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后来通过空间的压缩进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人们的劳动空间不断被重组。在此影响下，人们的生活空间、心理空间和意识空间也被限制和压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空间的分析是很辩证的。这种社会空间形成具有重要的积极的历史意义，对工人阶级的形成、工人阶级解放自己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是，这并非理想。这里也上演了非常残酷的战争。由此，人的解放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
恩格斯对英国曼彻斯特的城市社会空间的考察，在城市研究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恩格斯说，在城市社会空间里发生了社会战争，“这个社会战争中的武器是资本，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直接或间接占有，所以很显然，这个战争中的一切不利条件都落在穷人这一方面了。”⑨恩格斯在曼彻斯特对工人住宅的考察中，看到了令人震惊的肮脏、混乱甚至罪恶的景象，但是其背后则是住宅业主的巨额利润：“如果将我们在这些地方游历的结果概括一下，我们应当说，曼彻斯特及其郊区的35万工人几乎全都是住在恶劣、潮湿而肮脏的小宅子里，而这些小宅子所在的街道又多半是极其糟糕极其不清洁的，建造时一点也没有考虑到空气是否流通，所考虑的只是业主的巨额利润。”⑩这里，好的居住和交通条件是美好的代表，相反，穷人聚集的恶劣居住和交通条件是不幸的代名词。在文明之都伦敦有很多不幸，“只有到过这个世界城市的‘贫民窟’，才会开始觉察到，伦敦人为了创造充满他们的城市的一切
文明奇迹，不得不牺牲他们人类本性的优良品质；才会开始觉察到，潜伏在他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几百种力量都没有使用出来，而是被压制着，为的是让这些力量中的一小部分获得充分发展，并能够和别人的力量相结合而加倍扩大起来。在这种街头的拥挤中已经包含着某种丑恶的违反人性的东西。”（11）资本主义发展使得生产力空前发展，但它是以人的片面发展为代价的，从而使人的解放、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成为突出的问题。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空间问题是工人阶级需要解放的对象，是所有阶级需要解放的对象。可以说，自从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开始，对于人的解放问题形成了一种持久和深刻的挑战：必须把人们从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空间分布中解放出来，让人获得人的尊严。
恩格斯19世纪中叶对曼彻斯特的论述、对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空间的分析在以后的研究者那里获得了高度的重视。在城市研究历史上，曼彻斯特代表的是自由资本主义末期发展历史上惊人的一幕。城市规划以是否盈利为旨归，工人的需要、弱势群体的需要没有被充分考虑。资本的逻辑是空间形成、发展的最终逻辑。本杰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作品《拱廊计划》、《巴黎，19世纪的首都》，对经济活动、城市社会空间、文化活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哈维也在21世纪初出版的《巴黎，现代性之都》中，将资本主义积累和巴黎19世纪末期的改造进行了很细致的刻画，对城市空间和资本主义积累的关系做了深入探讨。空间是生产出来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组成部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这个社会积极的而非被动的因素出现的。这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以列斐伏尔代表的一些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共同观点。在这里，空间是社会历史的重要因素，是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异化的一种主要途径和方式。所以，空间展布、空间关系等也成为当代社会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从目前一些学者的研究看，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空间问题对人的解放提出的挑战是很严峻的。
首先，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空间的对立更加突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后发展国家也效仿资本主义空间扩张进入了前所未有的难以控制的“都市革命”中。这些后发展国家的城市化中，关于城市人口增长的统计数字和图表看似毫无生气，但实际上却隐含了成千上万个迁徙的人们与贫困做斗争的故事。大都市意味着很多的痛苦和绝望，处在熠熠生辉的摩天大楼、豪华的富人区、五星级宾馆之外的，是生活在阴影里的棚户区的穷人。在发达国家，由于新型的资本空间扩张，就业制度、家庭和人口结构、福利供给等关键领域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引起了社会极化现象。社会极化现象的重要表现就是：人们居住区域、居住环境彼此之间相差很大，表现为一种异质性的空间关系；同时，这些关系也导致了人们的财富获得的方式、数量等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差别，这使得在以往社会中并不是很突出的问题，如贫困问题变得突出起来；贫困甚至城市化了，在特定的城市群体、区域中形成了特定的贫困。有些学者提出所谓的贫困和城市化的关系问题。伊·沃勒斯坦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在普遍完成了城市化的今天，贫困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贫困化一直未停，不仅是相对贫困(连世界银行都接受这一观点)，而且绝对贫困也是如此”，而且，“主要依靠当前收入为生的人们正在两极分化。”（12）约翰·卡西迪还援引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爱德华·沃尔夫的话说，“美国金融总资产的一半被人口中最富有的1％的人所拥有，金融总资产的3／4被最富有的10％的人所拥有。”（13）可以很明确地看到，在当代城市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在社会空间和社会财富的占有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和尖锐的冲突。
其次，人们受空间控制的情况更加严重。城市空间常常因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制造出很多矛盾和问题，但如列斐伏尔指出的，资本主义知道自己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手段，那就是：占有空间，并生产出一种空间。（14）资本从初级循环到次级循环再到第三级循环的转化，就是资本主义占有空间和生产空间的表现形式，资本从中不仅在表面上缓和了过度积累的危机，而且获得了新的巨额利润。另外，后现代社会空间是被再生和重复的空间。（15）这种空间性是“时空分延”式的，“远距离的社会事件和社会关系与地方场景交织在一起”，（16）它导致社会关系从地方性场景中被抽离出来，人与场所的天然关联被切断，人的社会关系在更广阔的空间中被整合。后现代空间“成功地超越了个人的能力，使人体本能地在空间的布局中为其自身定位；一旦置身其中，我们便无法用感官系统组织围绕我们四周的一切，也不能透过认识系统为自己在外界事物的总体设计中确定自己的位置。人的身体和他的周遭环境之间的恼人断裂，意味着我们当前思维能力是无所作为的。”（17）经过资本主义的空间控制，人们在地理上更加分散，在文化上更加异质，在种族和宗教上更加多样，在人种上更加层次化，在语言上更加分裂。（18）
最后，出现了新的人的异化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国家推行福利政策，人们的生活水平有了改进，一些学者开始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合理、合情的社会了。实质上，当代城市空间中的人们处于技术和商品自由主义这两种现代性灾难的残酷压迫之下，资本主义制造出不仅对人体而且对心灵进行实际控制的产业，使人们彻底异化了。它不仅表现在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社会与个人之间、人的理性与本能之间、意识与无意识之间，而且还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拥挤与拥堵已经司空见惯，居住条件差别巨大已经为人们认可，追求好的空间生产、生活条件而从来不怀疑这种追求的合理性。人们在资本和技术掌控的空间中丧失了自主性，不少人成了信息的穷人和奴隶，政治上趋于边缘化，人与人变得疏离和陌生。今天的异化犹如一张巨大无比的网，任何人都无法逃避：当他力图摆脱这种异化的时候，他就自我孤立起来，这正是异化的尖锐形式。（19）
三 当代城市社会空间行动与人的解放
毋庸讳言，城市生活为人类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人们在不断增加的自由时间中发展了自身的各种潜能，人的文化、道德等方面的素质获得了提升。同时，解决新的空间问题，建立真
正合乎人性的城市社会空间，依然是一个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
人们围绕城市空间进行的社会行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当代一些英美国家，这种空间实践活动更加丰富和频繁。过去，人们一般认为，解决城市问题要靠阶级斗争。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空间革命和城市危机联系在一起，比如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恶化等。今天，城市社会空间结构中，财富、阶层等不平等日益通过住宅等空间差异、空间隔离得以再生和表现，有组织地改变社会空间不平等现象的行动不断爆发，这些行动不断改变着城市的作用、意义和结构，推动着人们实现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需要对社会运动、工人运动、工人阶级的解放等问题做一种新的理解。其中，苏贾等人的研究，对我们理解当代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中城市社会空间与人的解放的关系问题，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在当代条件下，人的解放问题的形式、内容、具体对象可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无疑是对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开始的人的解放理论的一种深化与推进。
1．追求空间正义
在当代城市空间斗争中，在社会、经济、政治等层面上受压制的一方往往会积极采取行动，实现空间正义。空间正义就是在城市化、城市规划、城市重建等活动中，必须充分考虑资本利润以外的因素，充分理解城市社会空间中多数人的生存的问题，限制资本影响的力度和范围。一定意义上，空间正义其实就是一个要不要超越资本主义的问题。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不是来自城市空间，而是来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对于马克思来说，不应让城市为穷人和他们的不幸负责任，而应诉诸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城市普通民众受空间挤压的真正原因是城市空间的过度资本化，因而实现城市空间正义的当前途径就是对资本进行限制。
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的全部历史都表明，如果不对资本加以限制，它就会不顾一切和毫不留情地力求把整个工人阶级弄到身体疲惫、精神麻木、成为一架为别人生产财富的机器的极端退化的境地。如何限制资本?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学者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苏贾近年来在其研究中提出，应通过对空间正义的追求，限制资本在城市规划、城市公共交通建设方面的过度影响；在考虑盈利的同时，要更多地考虑那些社会弱势群体工作、购物、娱乐等的方便。在列斐伏尔那里，在现代和当代社会中，既往那种在工厂一个场所进行的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已经转移到交通建设决策部门和那些受到这些决策影响的工薪穷人之间的斗争，转移到城市规划部门和受到规划影响的人之间的斗争，转移到城市化过程中那些被动城市化的居民和那些主持城市化、甚至那些通过城市化大发不义之财的开发商之间的斗争。这些斗争都是围绕城市空间的生产、消费、转移及其财富积累功能等而进行的。城市空间正义是人们的道德诉求，是推动人的发展和解放的必要条件。
在当代空间正义的探索中，苏贾的研究相对比较系统。他在《寻求空间正义》一书中，提出空间正义和社会正义的关系问题，认为需要从空间的角度重视社会正义。他以美国洛杉矶的社会空间运动为例提出，在当代条件下，依赖城市公交系统的工薪穷人如何在目前条件下，通过斗争建设对自己出行比较有利的公共汽车系统而不是轨道交通系统，以改善自己的生存状态，为正义的实现做出努力。对他来说，公交服务系统具有重要的空间特征。我们知道，工业化的发展同时促进了城市化进程。其中由于工业的发展，人们的居住地和工作场所分开，彼此相距甚远。此时的公交系统就成为在空间上维持居住地和工作场所联系的重要手段。在公交问题上的任何偏向，都将带来空间问题上的很大程度的分割、隔离，甚至歧视。当很多穷人在拥挤不堪的公交中，用大量时间往返于工作场所和居住地的时候，空间上的不正义无疑是明显的。公交系统究竟是向那些富裕阶层倾斜还是为一般工薪穷人服务，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也是解决空间正义问题的焦点之一。苏贾提出，在当代条件下，我们必须要让那些依赖公交的工薪穷人，在工会、社会等其他组织的支持下，积极寻求问题的解决办法：对资本盈利的本性进行一些限制，以免造成更多的不正义。20世纪90年代在洛杉矶发生过的城市社会空间运动影响很大，他将此称为是一种“寻求种族、环境和空间正义的一个成功的城市暴动”。（20）当然空间正义问题极其复杂，现在一些学者将这个问题作为重要的当代社会空间问题治理的一个方面来分析。可以肯定的是，寻求空间正义，是当代资本主义城市社会空间条件下人们为获得其解放的一种新的抗争形式。
2．为获得城市权而斗争
与寻求空间正义以获得人的解放的理念比较，一种更加相对直观、更加能够为当代自由主义背景下权利观念的政治斗争模式所接受的理念，也许将显得更为现实，即面对当代社会中城市社会空间问题，通过追求城市权的方式来推进人的解放。在当代条件下，由于城市社会空间问题很多，其中有些问题的特征逐渐突出，比如由于居住、工作等的原因，城市社会阶层或者阶级的空间隔离比较严重，一些工薪穷人进入到一定范围工作或娱乐的难度增加；由于社会管理中，管理和服务为越来越多的控制所替代，所以，空间控制，尤其对一些公共空间的控制比较严重。此时，从城市权利的角度来解决既有的城市社会空间问题，就是一个值得重视的路径。这个路径从列斐伏尔、苏贾到哈维，都给予了深入的探讨。在北美一些城市，城市权运动得到很多人的积极支持，还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城市权运动组织。
列斐伏尔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对城市权进行了探索。他认为，城市化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幸存的核心，也是政治和经济斗争的关键。因为整个社会已经城市化了，现代社会的基本存在和运行方式都与城市有关，为城市权而斗争就是为控制整个城市进程的权利而斗争。（21）列斐伏尔针对当时城市规划中对大多数人需求的忽视，明确提出要对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管理进行彻底的改造。总结起来，这种改造就是要用新的视野，以人的需要为根本，而不是以赢利为尺度。人们追求的城市权，不能理解为简单的访问权或返回到传统城市，它可以转型和更新为城市生活的权利。这种权利是近代权利概念的一种延伸，同时，也是在新的条件下对既有的城市社会空间问题的一种新的解决路径。
对苏贾而言，“城市权可以是普遍人权的具体的要求。把这
个权利体现在特定的城市社会空间语境和因果性中，这已经激发了多种规模的政治运动，包括了以社群为基础的组织和团结，为更好的住房、一定区域的公共交通便利的斗争，国家努力以减少财富和福利的空间不平等，增加权力的区域性民主分配，以及争取国家和环境地理政治学中的和平与正义的全球性的市民社会运动。”（22）由之，人的解放问题与城市权的追求的距离就更加接近了。
哈维最近几年也对此问题给予了重视。哈维认为，城市危机不是一个因素形成的，也不是一种途径能够解决的。但是我们需要挑选其中的重要的、可以实现的问题来加以解决。从地理、空间的角度看，城市化问题的解决需要革命和社会运动。这些革命的途径和突破口在哪里?哈维支持城市权以及相关的社会运动。他提出，城市权的重心是城市社会空间生产的民主管理权。（23）城市化在现代社会是以资本的空间生产的方式进行的，城市化是资本应对积累危机的手段。城市权就是要放弃那种私有化为核心的发展，放弃那种排斥很多人而满足少数人获利欲望的城市化，把城市改造成人类控制其命运、获得自主权和实现其真正需要的场所。
当前，空间的生产的规模已经扩展到了全球，交往已经转变为世界历史性的交往。民族国家要通过竞争、发展和制衡，避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制造新的空间发展的不平衡，反对一些人(少数人)通过垄断霸占另一些人发展的空间。另外，城市社会空间保存、固定、巩固和积累出很多的以新型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科技成果，人们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革命中不断更新他们创造的物质世界。我们不仅必须礼赞科学的胜利，指出一种获得空间无限进步的条件，而且还应该成为空间成果进步的继承者，在此基础上提高自己的智力水平，升华自己的精神和道德的境界，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消除人的异化，实现人的自由个性。
总之，城市社会空间的发展变化与人的发展是辩证统一的，人的解放依托于城市社会空间的优化。坚持马克思主义城市社会空间思想和人的解放思想的指导，深入探讨如何逐步在城市社会空间形态演变过程中、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交还给人自己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注释：
①Peter Saunders, Social Theor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Routledge, 1989. p. 7.
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第374页。
③⑤⑥⑦⑨⑩（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第303页；第304页；第409页；第408页；第305页；第345页；第303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27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423页。
（1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苏联东欧剧变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参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22-23页。
（13）约翰·卡西迪：《马克思的回归》，参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8-9页。
（14）转引自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139页。
（15）肖恩·霍默：《弗雷德里克·詹姆森》，孙斌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第171-172页。
（16）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23页。
（17）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44页。
（18）列斐伏尔：《辩证唯物主义》，载《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第196页。
（1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64，第161页。
（20）Edward W. Soja, Seeking Spatial Justic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p. xwiii.
（21）Henri Lefebvre, Key Writings on Cities, Oxford, 1996, p. 158.
（22）Edward W. Soja, "Take Space Personally", in The Spatial Tur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Routledge, Barney Waft,Santa Arias ( ed. ), 2009 , p. 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