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516.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2)03-0006-08
2010年，南京大学出版社编译出版了首部中文版赫斯文集——《赫斯精粹》，标志着赫斯研究在当代中国开始了一个新阶段。长期以来，由于各种意识形态的迷碍，赫斯这位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曾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德国思想家的真面目始终被有意无意地遮蔽。而在历史文献的出版方面，关于赫斯的大量史料和文本的整理出版严重滞后，特别是在苏联、东欧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我们几乎看不到赫斯思想的完整历史文献。在苏联、东欧那种居统治地位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学术思想史模式中，马克思的思想先行者和同路人总是可笑地被忽略或贬低，这使得我们根本无法真正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所实现的思想革命的初始构境意义。正视赫斯的学术影响，特别是认真评估赫斯哲学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的先行性和引领作用，并不意味着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原创性的动摇和怀疑，反倒是为了更好地看清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不同问题式转换的路标。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一些日本新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解读无意识地回落到赫斯一度提出的交往异化语境之中，并误以为这是某种“革新”，当这些文本在今天逐渐被译介到中国之后，赫斯研究的意义则具有了一种更重要的急迫性。由于十多年以前，笔者已经在《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中对赫斯哲学的一些基本观点作了初步讨论，所以，本文只是对赫斯哲学思想中从交往异化到雇佣劳动的转变作一些补充性的述评。
一、先于马克思的德国激进共产主义者
19世纪40年代初，在青年黑格尔派阵营中，与青年马克思并步前行的，除了青年恩格斯，还有赫斯。在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为共产主义者之前，赫斯已经先行一步，批判性地分析了巴贝夫、傅立叶、圣西门和蒲鲁东的社会主义，并于1841年下半年开始转向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主义立场，并在此基础上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赫斯明确肯定魏特林的观点，并要将费尔巴哈哲学与蒲鲁东的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创建一种所谓的“科学共产主义”，那将是一种由“科学统治”(Herrschaft der Wissenschaft)着的新的“共同体状态”(Zustand der Gemeinschaft)[1](P79)。这个“科学的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缘起。起初，赫斯试图用费尔巴哈为共产主义提供哲学论证，后来，这种论证才逐步深入到经济学领域。
其实，早在赫斯写于1837年的《人类的圣史》一文中，即可看到他对“资产阶级社会”(赫斯称之为“金钱贵族制”)的最初批判。在此文中，他明确使用了不同于切什考夫斯基的《历史哲学引论》中historiosophie的Geschichte一词，但并未明确将这两个词区分开来。在1841年匿名撰写的《欧洲三头政治》一书中，赫斯先于马克思明确提出了要说明“哲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并说明了他所谓的行动哲学(实际上是精神的行动，Geistesthat)具有以法国人的革命实践(“搭桥”)使德国人的思辨“从天空回到地上来”[1](P9)的特点，甚至将这种理论直接指认为“历史哲学(Geschichtsphilosophie)”[1](P54)。这个Geschichtsphilosophie是赫斯所使用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所使用的“历史科学(die Wissenschsft der Geschichte)”就是为了区别于仍处于传统哲学语境中的赫斯。
而且，赫斯已经将革命的矛头指向了当时在英、法社会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富者越富，而穷者耗尽自己的血汗都活不下去的”奴役社会，并称之为“群众的普遍的贫困(Pauperismus)与金钱贵族制(Geldaristokratie)的对立”社会(P39)。这个打引号的社会生活中的“自然性”，接近黑格尔的“第二自然”观点，后来，马克思在多重语境中以其喻指资本主义经济过程的似自然性。
赫斯于1843年发表在《瑞士二十一印张》的几篇文章中最重要的是《行动的哲学》。在这篇论文中，他用功能性的行动(费希特的“自我”创化力)取代了笛卡儿式的存在——“一切在于行动(That)而不是存在(Sein)”[1](P83)。在这里，他竟然将That高架于Sein之上，或者说，That才是Sein的生成基础。这一点，倒是与“那托普报告”中将交道性实践视为存在之基始的青年海德格尔有一比[2]。当然，赫斯此时所主张的“行动”是一种反对金钱贵族制社会新奴役的共产主义“自由行动”。这个自由行动与费希特的哲学思想相关。在赫斯看来，这个自由行动区别于奴役性的劳动，“因为在奴役中，生产束缚生产者本身，而在自由中，精神在其中异化的任何限制都不会变成自然的约束(Naturbestimmtheit)，而是得到克服而成为自我决定(Selbstbestimmung)”[1](P96)。造成今天奴役性劳动的正是金钱贵族制。赫斯激愤地质问道，表面上追求自由、反对封建专制的“金钱贵族制”革命干了什么？
革命到底干了什么呢？它的自由平等，它的抽象的人权(abstrakten Menschenrechte)，仅仅是奴役的另一种形式(andere Form)。反题的另一面、抽象的个人取得了最高地位，洋洋得意，统治和奴役地位的对立并没有消灭和克服。正义的无人的统治(unpersnliche Herrschaft)、不变的精神的自制力没有排挤掉一些人对另一些人享有的权力[1](P94)。这里的unpersnliche Herrschaft(无人的统治)是极为深刻的，是指那种从可以看得见霸主的外部专制性奴役到金钱世界中看不见的奴役的转变。赫斯引述蒲鲁东的话：“暴君已经换了，暴政依然存
在。”为什么？在赫斯看来，在金钱贵族制社会中，“人们要求一切可能的自由，即商业、职业、思想、良心的自由。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为了通过真理和正义的‘自由竞争’谋求私利和私念。这种民主政治，在‘主体的’或者‘个人的’自由的名义下，难道有别于个人专横的统治吗？它同独夫的统治的区别何在呢”。[1](P94)他指出，在这种社会生活中，人们还“不是把劳动，即自我形成或发展的劳动(das Ausarbeiten oder Hinausarbeiten seiner selbst)理解为它的自由行动、它自己的生命，而是理解为某种物质性的他者(materiell Anderes)”[1](P94)。这个不自由的物质性的他者即是奴役性的劳动。以后，他将其更准确地指认为雇佣劳动。并且，在这时我们可以发现，赫斯关于劳动的定位是非对象化的，也就是说，他没有从劳动走向物质生产的路径，而这恰恰是后来马克思的道路。
赫斯在《瑞士二十一印张》上同时发表的《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一文中再次明确提出要肯定在傅立叶、圣西门之后的“科学共产主义”(P122)显然，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一语在这里是一个意义明确的贬义词，即黑格尔法哲学语境中那种由原子化个人构成的利己主义私有制，这个社会的本质是奴役。
而此时的青年马克思尚未转向共产主义的立场。
二、经济学视域中的交往类本质
赫斯在写于1844年的《论货币的本质》(又译《论金钱的本质》)中，率先开启了不同于当时所有青年黑格尔派的其他学者的思境，即将费尔巴哈对宗教批判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直接运用到对现实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中，而他所经过的最重要的理论中介，则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尚未认真注意的经济学研究，特别是这种思考中具有社会主义背景的英、法社会批判观念。货币这个根本不是哲学概念的经济学范畴，则是赫斯社会批判理论的入口。与此时的哲学家马克思不同，赫斯几乎满嘴是缘自经济学的术语。他说，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要素就是社会生活(Gesellschaftliches Leben)，而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类本质则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Verkehr)。Verkehr一词在赫斯这一文本中为高频使用词，共计出现四十次。这表明，其思考点已从原来那种人的自由活动过渡到社会体，从人的个体本质过渡到人们的共同活动所建构的类本质。这是一个大的飞跃。这个Gesellschaftliches Leben以后将是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基本概念。
首先，赫斯指出，对于现实的人来说，“他们的现实生活只是在于他们的生产性(productiven)的生命活动的交换，只是在于共同活动(Zusammenwirken)，只是在于同整个社会体(gesellschaftlichen Krper)的关联(Zusammenhang)”(P138)。这应该是马克思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人的本质所作的“现实性”规定的缘起处。人的现实类本质是一种不可直观的物质交往关系，这显然是赫斯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开始超越费尔巴哈自然唯物主义哲学的重要进步。
依赫斯之见，这种交往就是现实生命的“类活动(Gattungsact)”，“是各种不同的个性的共同活动。只有这种共同活动才能实现生产力(Productionskraft)，因而是每一个个体的现实的本质”[1](P139)。赫斯在这一文本中共六次使用Productionskraft一词，并两次使用另一个相近的词Productionsvermgen(生产能力)。甚至直接指出，人的思维与行动只能产生于这种交往，而这种交往的共同活动就是生产力。赫斯所提出的人们的共同活动就是生产力的观点，当然缘起于斯密《国富论》中劳动分工协作提高生产率的观点，这是一种深刻的哲学抽象，但他的错误在于将交往与生产力同质化，即不能理解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只能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生产方式的一个被决定的层面。饶有意味的是，在1845
-1846年确立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新视界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的第一手稿中，我们发现了赫斯这一论点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被改造后的近似观点。在那里，马克思去掉了交往本身，准确地使用了物质生产中“共同活动的方式就是生产力”。赫斯还提出，“由于现代产业……使人类社会获得了加以组织化的材料·内容……其他只需去除形式上的障碍就行。……于是从已经不能与新内容[生产力]相适应的旧的频临倒塌的旧形式[生产关系]产生出新内容，进而创造出与自己相适应的形式”[4](P31—32)。这正是马克思后来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观点的缘起处。
其次，人类的交往本质有一个从自然史到有机共同体的“发展或发生历史”的进程。赫斯认为，人的自然史开始于地球的自然史完成，即“生产出其最后的和最高级的组织即人的身体，从而也生产出其一切有身体的组织的时候”[1](P139)。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开始时曾提到过“自然史”与“人类史”，以及人的“肉体组织”等问题，但这些观点在修改中均被删除了[5](P10)。而人类史则发端于人的本质的确立，即赫斯所说的“人的本质[生产(die Production)及为了进一步继续生产(ferneren Production)的产品消费的交往=Communication]”的形成[1](P142)。在这里，赫斯直接在经济学语境中提及了有关人的本质的生产和继续(再)生产，虽然这是为了引出交往概念。赫斯在这一文本中共五次使用Production一词。但遗憾的是，“人的本质(human Wesen)或者说人类的产生史，起初表现为这种本质的自我毁灭”。人们过去是为了天国中的偶像(上帝)，现在是为了世俗中的偶像(金钱)，完全牺牲了自己的类活动(交往)。这是费尔巴哈与经济学批判的成功链接：在费尔巴哈那里，上帝是人的类本质(关系)的异化，人们为了神而掏空了自己；而赫斯则进一步类比说，在今天的金钱世界中，货币是人们之间交往类本质的偶像化之神，人们在追逐金钱中迷失自我。
赫斯认为：“人一开始是作为单独的个体而行动，因为人不能作为同一个有机整体(organischen Ganzen)的成员，作为人类的成员协调一致地共同活动。如果从一并始就能够进行一切人的有组织的产品交换(organisirter Productenaustausch)，有机的活动，一切人的共同活动，那么人当然不须要作为单个的个体各自通过暴力或精心策划的骗局去夺取或者赢得其精神需要和物质需要了，人就不必在自身之外去寻找其精神的和物质的财富(Gütter)了，人就能够通过自身的力量训练自己，就是说，能够共同地发挥他们的能力。”[1](P141)
显然，人之和谐的共同活动的交往是应该存在的东西，人应该“作为同一个有机整体的成员”，“协调一致地共同活动”，“有组织地”进行“产品交换”。在这里，这种作为人的理想化类本质的交往显然是一种人本主义逻辑构架中的价值悬设，它应该存在，却在现实中沦丧了。赫斯说，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现在的社会发展已经使“自然力不再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同人相对立，人认识了自然力并运用它来达到人的目的。人本身也一天天越来越彼此接近。空间、时间、宗教和民族的限制，个体的限制一下子都崩溃了”[1](P142)。但在现实中，人的本质却颠倒地表现为“残酷的、动物般的斗争中”的交换。这是因为，“人类产品交换的最初形式，交往的最初形式，只能是掠夺，人的活动的最初形式只能是奴隶劳动”。所以，“迄今为止的历史无非是为掠夺行为和奴隶制制定规则，提供根据，使之贯彻实施并加以普遍化的历史。正如最终出现的那样，我们大家毫无例外地每时每刻都在为牟利而买卖我们的活动、我们的生产力、我们的能力、我们自身，作为人类历史由此开始的相互蚕食(Kannibalismus)、相互掠夺和奴隶制，被提升为原则”[1](P142)。
赫斯这段话的第一句表述在《共产党宣言》中，被改写为“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赫斯认为，人类现在已经成年，如果说过去在人类社会中发生的掠夺和奴役都是由于“生产能力不足”，那么，在今天一切却反过来了，金钱社会造成了“生产能力过剩”。他甚至提到：“英国打入了地球上最遥远的角落，以便寻找消费者；但是整个地球对于它的生产说来已经是或者很快就将成为一个小市场了。”[1](P142)这是赫斯这一文本中唯一在经济学语境中提及真实历史事件的地方。在他看来，正是这个通过经济交换打遍全世界的金钱世界，造成了更加普遍的剥削和奴隶制。他认为，我们现在要思考的问题就是“有机的共同体(organische Gemeinschaft)怎样才能从这种普遍的剥削和普遍的奴隶制中产生出来”[1](P143)。
三、金钱世界中的交往异化
赫斯认为，在古代奴隶制的强制下，人们只能不情愿地被出卖，产生这种痛苦是自然的和合乎人性的。然而，更可恶的是，在今天这个货币世界中，人们自愿地自我出卖，说起来倒是自然的和合乎人性的。这是指布尔乔亚鼓手们宣称的商品—市场的自然秩序。在这里，“个体被提升为目的(Zweck)，类被贬低为手段(Mittel)，这是人的生活和自然生活的根本颠倒(Umkehrung)”[1](P143)。赫斯说，今天的现实生活是一种个人利己主义的“小贩世界(Krmerwelt)”。请注意，赫斯这里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指认均停留在流通领域，“金钱”——交换体制结构与“小贩”——社会主体，都是这一流通过程的表征。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后来马克思提出客观的资本关系居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社会，从而真正超出赫斯和蒲鲁东的主体性社会指称的地方。在这里，盛行着神学这一类颠倒的世界观，即个体是目的，类(上帝)被贬低为手段的基督教观点。如果说在“中世纪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 des Mittelalters)”中，人把“属于他的类生活的一切东西都放弃、摒弃、舍弃了，而在天国，即在理论上把这些东西归还给了上帝”，那么，在今天的金钱王国中，人们“
则把这些东西归还给了货币”(P153)。货币不是物(Ding)，而是事情(Sache，或事物)，这个事情的本质是交往的抽象。这一区分将对马克思产生重要影响。在这一文本中，赫斯两次使用了Sache，也有两次使用了Ding。也就是说，就像费尔巴哈揭露上帝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一样，货币正是人的现实类本质的抽象存在——交往的异化。笔者认为，交往异化是赫斯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异化史基础上一次重要的理论推进，这种观念直接影响到后来初读经济学的青年马克思，特别是他在“穆勒笔记”中最初的经济异化观的形成。
根据国民经济学的原理，“货币(Geld)应该是一般的交换手段(Tauschmittel)，因而是生活的中介物(Lebensmedium)，是人的能力，是现实的生产力”(P146—147)在这里，赫斯关于价值=交换价值=货币的观点，在经济学上显然是错误的。
赫斯怀着极大的愤怒说，在这里，“人首先必须学会蔑视人的生命，以便自愿地把它加以出卖。人们首先必须把以前认为现实的生命、现实的自由是无法估价的财产的认识忘掉，以便把这种生命和自由拿去出卖”[1](P160)。原来是奴隶主高举皮鞭的苦逼，现在则是自由解放中的吃不饱饭：“饥饿同奴隶主的鞭笞相比，是促使人去劳动的更强大的动力，而对货币的追求同满意的主人的开恩的微笑相比，具有能促使私人所有者使用他的全部力气的更强大的诱惑力。”[1](P147)在这里，赫斯的分析是入木三分的。
赫斯认为：“一旦确立了商品化(Verkuflichkeit)的原则，那就为普遍的奴隶制，为我们的小商人的一般的、相互的和自愿的人身买卖开辟了道路。”[1](P148)如果说人们从中世纪中获得的解放，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自由，那么，今天这种自由则成了变卖自己的条件。“你们正是必须利用你们的自然的自由，去为自己获得生活资料。你们通过让渡自己的自然的自由就能挣得这种资料，但这是自愿地让渡！谁也没有被迫让渡他的自然的自由，被迫把自己出卖、出租，受雇——如果他宁愿饿死的话。”[1](P155)并且奇怪的事情是：“我们的男女工人，我们的短工、仆役和婢女找到雇主时是高兴的，按照现代的概念来看，他们是自由的工人，而雇主正当地雇佣许多人手，正当地养活许多人，他是‘市民社会(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的值得尊敬的(通常也是非常有自由思想的)有用的成员’”[1](P155)。这一次，赫斯用对了bürgerlichen Gesellschaft，但这是转述别人的观点。
由此，赫斯将资产阶级社会经济王国称为社会动物世界。这个社会动物世界只是“有意识的、精神的或者说社会存在(gesellschaftlichen Daseins)的生成史”(P160)从此处的文本来看，赫斯明显地在否定性意义上使用不同于gesellschaft的sociale，后者应该是外来词。但他并未对此作进一步说
明。
在赫斯看来，人的交往异化条件下的资产阶级社会制度是“实际的假象和谎言的世界”，因为它“在保证每个人享有不可侵犯的财产的假象下面，实际上是剥夺了他们的全部财产；在最普遍的自由(Freiheit)的假象下面是最普遍的奴役(Knechtschaft)”[1](P160—161)。
四、雇佣劳动与共产主义中的自由活动
1844年，赫斯还写下了另一篇重要的文章《共产主义信条问答》。在这篇文章中，赫斯的思考开始集中在劳动上，并直接提出了重要的雇佣劳动(Lohnarbeit)概念。这是他先前使用的Lohntrger的一种深化。这显然是一种改变，赫斯开始意识到，他原来所聚集的一般人们之间交往的类关系及其异化，其思考主体并不能直接落实到劳动者身上，如果哲学共产主义是为无产阶级革命服务，就必须将关注点从交往关系转移到劳动上来。这也是青年马克思从“穆勒笔记”中的交往异化观转向“1844年手稿”中的劳动异化观的同向思想运动。
那么，什么是劳动呢？在此时的赫斯看来，“为了人类的生存，对物质进行的任何一种改变都叫劳动，或者叫工作、创造(schaffen)、出产、制造(erzeugen)、生产(produziren)、行动、活动，总而言之，劳动就是生活，因为事实上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在劳动”[1](P168)。可见，他在这里将劳动混同于生产和制造等活动，它不是特指劳动者的主体活动，而是更宽泛的广义劳动，故很接近于马克思在1845年开始使用的实践。在赫斯这里，劳动又区分为两种：一是有组织的(Organisirte)劳动；二是无组织的(unorganisirte)劳动。前者也叫自由的活动(freie Ttigkeit)，而后者则是被迫的劳动(gezwungene Arbeit)。他说：
自由的活动是出于内心的驱使(innerm Antriebe)而进行的一切活动，相反，被迫的劳动是由于外力的驱使(uβerm Antriebe)或是由于穷困而进行的一切活动。如果劳动是出自内心的驱使进行的，那么，它就是一种增加生活享受的乐趣，也是一种本身包含着报偿的善行。相反，如果劳动是在外力的驱使下进行的，那就是一种贬低和压抑人的本性的重负，是一种仅仅为了可鄙的罪恶报酬才去干的恶行，是一种雇佣劳动和奴隶劳动(Lohnund Sklavenarbeit)。一个人假如除了其劳动本身以外还为他的劳动寻求报偿，那么，这个人就是一个为他人的目的而活动的奴隶，是一部被驱赶的无生命的机器(leblose Maschine)[1](P169)。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赫斯在这里竟然没有提到不久前他津津乐道的交往异化！并且，他也没有用哲学人本主义的逻辑来描述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劳动状态，而是使用了比较准确和实证的概念：雇佣劳动和奴隶劳动。
究竟发生了什么？除去对劳动本身的关注以外，难道赫斯在1844年也发生了某种更重要的思想转变吗？我们来看赫斯在这一文本中的具体分析。在他看来，雇佣劳动的形成主要缘起于“社会关系(gesellschaftlichen Verhltnisse)的强制压抑”。这个强制性的社会关系，正是过去那个交往异化。这使人的全部能力的发挥受到限制，“从而把人降低成了仅仅具有片面本能的动物”。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为了金钱，“我们买卖我们的人的力量，这样我们就相互把对方变成了奴隶”。赫斯现在认为，“金钱是用数量来表示的人的活动的价值，是我们的生命的买价(Kaufpreis)或交换价值(Tauschwerth)”[1](P171)。这是赫斯第二次使用“交换价值”这样的概念，第一次是在《金钱的本质》一文中。并且，我们可以与上面赫斯在《论货币的本质》中对金钱的人本主义哲学分析作一比较，就会发现，类本质异化的逻辑似乎在表面上消失了。我们无法知道，赫斯的思想为什么突然出现了这种改变。是由于施蒂纳的打击，还是由于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的影响？则不得而知。还有一种可能，即因为这篇文章是为了向民众通俗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所以赫斯在此特意避免使用抽象难懂的哲学概念。笔者倾向于后一种猜测。在这里，赫斯的讨论变得非诗性了：“人的活动也和人自身一样，是不能对之支付代价的，因为人的活动就是人的生命，而人的生命是不能用任何数量的金钱(keine Summen Geldes)来补偿的，它是无法估价的。”[1](P171)显然，赫斯在避免使用“类生活”、“相互异化”那些哲学术语。当人的活动和价值用金钱(数量)来表示时，这就意味着人类处于被奴役和被掠夺的状态之中，因为“金钱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类的奴隶制度的标志”。但这只是一个外部的标志。
赫斯分析道，作为“人的生活资料，人的活动资料的大自然的果实(Früchte der Natur)和劳动产品(Erzeugnisse der Arbeit)”，就是我们所说的财产(Vermgen)。这二者都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创造物，其本来应该是社会的所有物(Eigenthum der Gesellschaft)，但在今天的金钱世界中，却成了个人的所有物。一些人“从社会手里夺取了属于社会的东西，夺取了社会应当为了全体成员的利益自行处理的东西。他是杀人犯；因为他夺取了他的同胞赖以生存和活动的手段，因而也就夺取了他们的生命或自由”。这就是“富翁、财主、所有主或占有者(reichen Herrn，vermgenden Mann，Eigenthümer oder Besitzer)”[1](P173)。这些人“通过对奴隶般地服苦役或从事雇佣劳动和通过继承、放高利贷、赌博、买卖股票、牟取暴利和合法欺骗”，占有他人和社会的财富。所有(财产，Eigenthum)就是盗窃，占有(Besitz)就是掠夺，这是蒲鲁东观点的激进化。
赫斯明确提出：“要废除这种人的交易、相互的剥削以及所谓的私人营利，不能通过任何法令，而只能通过建立起共产主义的社会(kommunistischen Gesellschaft)，共产主义社会将为每一个人提供发展和运用人的才智的各种手段。”“到那时，真正的、不可估量的人的价值(wahre，unschtzbare menschliche Werth)将取代用数量估价的人的价值——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和生活享受的高度满足将取代高利贷利息的暴涨——和谐的共同活动(harmonisches Zusammenwirken)和高尚的竞赛将取代卑鄙地用武器进行的敌对的竞争——自由的、有活动能力的人的头脑、心脏和双手将取代九九表。”[1](P17
2)
当然，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通过暴力，而是要将目前的所有制关系逐渐改造成“共产主义的关系”。其具体途径为：“唤醒现今的社会，使其意识到它的穷困，并且意识到它必须承担改善现实的使命，从而激发大多数人向往人的状况(menschliche Zustnde)的愿望，即摆脱目前正在遭受的奴役的愿望。”这是一种多么良好的主观愿望啊。首先，“随着人的价值提高，货币就相应地失去价值。随着得到管理的社会组织推广开来并排挤掉雇佣劳动(Lohnarbeit)”。其次，“随着年轻的一代通过社会的培养和教育成长起来并且承担起一切社会劳动，人的价值必然提高到不可计量的地步，而货币的无价值必然下降到一文不值的地步”[1](P176)。显然，赫斯的共产主义道路并未真正脱离空想。
结语：最后的哲学家的哲学话语
1845年初，赫斯写下了《最后的哲学家》一文。其写作的原因是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的出版。施蒂纳的这一著作首次全面批判了费尔巴哈乃至启蒙思想以来的古典人本主义逻辑，在一定意义上，施蒂纳也是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第一个自觉消解形而上学的人。很显然，施蒂纳“打倒一切”的做法深深刺痛了赫斯。
为了反驳施蒂纳，赫斯在此文的讨论中再次操持起哲学。他说，今天德国的哲学家们没有意识到，仅仅在理论上(theoretisch)进行批判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他要求理论复归现实生活(wirklichen Leben)，主张必须进行实践上(praktisch)的扬弃。人们陷入的分离状态，在实践上(Praktisch)只有通过社会主义(Socialismus)，即人们紧密团结，在共同体(Gemeinschaft)中生活，在其中劳动，并通过扬弃私人所得，才能够得到扬弃。只要人们在现实即社会生活中处于分离状态，并且个人与人类的区别停留理论上即“意识”中，那么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不仅仍旧相互分离，而且在意识中也仍旧相互分裂[1](P184)。
在这里，赫斯似乎已获得一种超出一切德国哲学家的高招，因为他已意识到理论批判与社会主义实践的正确关系。市民社会(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中发生的一切，不再只是通过哲学的批判，而是通过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来改变。他甚至说：“我不想写关于哲学的否定的哲学读物(philosophischen Bücher)。”[1](P187)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转变方向是基本一致的。
赫斯说，“我们过去的全部历史，不外是社会的动物界(sociale Thierwelt)的历史”，而现代的小贩世界则是这种社会动物界的终极点。
小贩世界，是社会体的外化的生命(entuβerten Leben des socialen Krpers)，即在货币中，享受自身外化的生命。所谓小贩世界存在的货币渴望(Gelddurst)，就是食肉兽具有的血渴望。如食肉兽喜欢掠夺(食肉)那样，小商人世界是贪欲的。渴望货币的所有动物，自己的理论的本质，不仅吃尽自己的神，并且首先吃尽自己的外化的本质、货币(P197)。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将赫斯这里的特性改为了社会关系。
可以说，赫斯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同路人，他的思想历程也是我们清楚地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初期状况的外在标尺。然而，马克思、恩格斯在1845年实现的伟大思想革命，让这位一度的先行者远远落在了历史的后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