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核和驱动力。近代以降，中国社会因应世界潮流，变化急遽，中华民族凝聚力在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的激励下，焕发了新的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以爱国自强、平等博爱、民主兴邦为载体，为振兴中华的美好愿景灌注和积淀了新的内蕴。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共和思想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又是中国近代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和捍卫者。为了实现民主共和的伟大理想，他百折不挠，愈挫愈奋，鞠躬尽瘁。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旗帜，升华了近代中华民族凝聚的内蕴，彰显了近代中华民族凝聚力富有迈步文明、面向世界、昭示未来的特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于我们今天祖国统一、复兴中华仍然具有镜鉴价值。
民主共和引领中华民族迈入近代文明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终结了两千多年的专制政治，在久经中央集权浸润的华夏大地创建了民主共和体制，确立了民主共和信仰和民族国家认同，第一次将中国带出中世纪，以现代民族国家的形象展示于世界。民主共和的理念，犹如一股清新的东风，揭开了中华民族迈入近代文明的新纪元。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进行民主革命的指针。孙中山曾对“国族”做过深刻的阐释，认为进入近代以后的民族国家，应该是具有国家观念和民主精神的凝聚体，而国人因长期受专制之困，犹如一盘散沙，欲行民主民权，则须：“固结人心，纠合群力始。”[1]P413辛亥革命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创举，开天辟地地以民主共和的新形式、新内涵、新风貌，陶冶于国人的认知与修为，培育并积淀对民主共和理论的信仰，使得日后欲集权自为的各色专制者被迫以“共和”的标签饰示身份、标榜脸谱。要之，中华民国肇建，普罗大众民主、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第一次得到法律确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得享有人身、居住、言论、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人民有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及请愿、诉讼、考试、选举等权利。《临时约法》明确了政治体制三权分立原则和责任内阁制度，以防止中央权力的过度集中：“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院、法院行使其统治权”；“临时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后，由最高法院审判官互选九人组织临时特别法庭审判之”。《临时约法》虽然未能在出世后得以切实施行，却备受热心追求民主自由之识者的称颂和景仰，成为中华民国制度的象征。这一“由法律体系代替个人专断行政”的首创，被学人称之为中国“现代化在政治领域的一块界碑”。[2]P21
民主共和国的诞生，有力地推助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现代国家的认同。费孝通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中华民族”概念提出于20世纪初年[3]，最初仅指代汉族。其时，直面深重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先贤们先是竖帜“排满”，亦见一呼百应。毕竟，“排满”夹着浓重的民族主义情绪，难能充分体现国家利益和各民族的共同利益。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适时提出 “五族共和”的口号，民国成立后，又建构具有现代内涵、融和各民族于一体的“中华民族”概念，促进了近代中国民族的统一与“五族共和”的凝聚。1911年底云南军都督府的文告提出“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宣称“汉、回、蒙、满、藏、彝、苗各族视同一体”，已充分考虑到云南少数民族和中国众多民族的历史与现实与中华民族发展的未来诉求。《临时约法》对“民族平等”以及团结包括满族在内的各族人民的意愿，进一步和谐了国内民族关系的融合。1913年初参加西蒙古王公大会的各蒙古王公及其代表通电声称：“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护民国。”这可以视为时人一种和谐的回应。
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和民族认同意识的发育，乃华夏各族人民在对外争取国家独立和统一、对内寻求社会变革和进步历程中休戚相关的自然结果。它既标志着中华民族从自在的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的质的转变，也展示通过国民观念的塑造，带动了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正体现了这一共同的意志：对内要实现民族、领土、军政、内治、财政的统一，对外要将清政府“辱国之举措与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和平主义……循序以进”[4]。《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特别强调民众作为现代国家国民的平等权利，强调：“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孙中山还在一系列的文告、电报、批示及演说中倡行“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阐述“今日共和政体，人人自由，五族平等……界无分乎军、学、农、工、商，族无分乎汉、满、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因于民族平等观念与现代国家观念思想的广泛呼号，时人对各民族、各界业携手草创共和国家的使命渐有认知。诚如康有为所言：“凡满、蒙、回、藏同为国民，无多立彼疆此界之分，则内能结合，足以永靖乱源，外之宏大，益以巩固邦基矣。”
“要把中华民族造成很文明的民族”[5]P394——这是孙中山梦寐以求的夙愿。中华民国的创建，推动了中华民族从传统“一家之国”向“国民之国”的现代转型，为中华民族凝聚于民主政治的新征程，拓展中华民族的近代文明谱写了新的篇章。
民主共和激励中华民族面向世界
思路引领出路。孙中山的过人之处，就是当大多数中国人还在睁眼看世界的时候，他就用世界的眼光来审视中国了。以是，他领导国人进行民主革命的前提，就是对近代中国与先进的西方相比，认为中国不但积贫积弱，而且处于列强的豆剖瓜分之中。目睹“强邻环列，虎视鹰瞵”、斯民水火、大厦将倾之危局，他振臂疾呼——要令祖国发奋为雄，迎头赶上，与欧美并驾齐驱！
面向世界，首先是确认自
己落后，才能设法摆脱困境，赶超先进。孙中山于民元解职临时大总统之后，便以发展实业，培植民生为职志，从而引发了声势巨大的实业救国思潮与实业报国热潮。在经济强国共识的感召下，神州处处，“产”、“业”雨后春笋，“工”、“商”振臂添翼，推拥着中国的实业建设步入了难得的“黄金时代”。
孙中山指出，实业救国，正此其时：“共和新成，兴实业实为救贫之药剂，为当今莫要之政策”。[6]P341在《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中，他对未来作了由衷的憧憬：“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的前夜，商业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五十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他以中华实业银行总董、铁路协会名誉会长、永年保险公司董事长等名份，“俨然商界闻人”，[7] “身先士卒”，推进民生实务。黄兴、宋教仁等在湖南倡办中华汽船公司、湖南五金矿业股份公司，旋在全国范围发起拓殖协会和国民银行。于右任、陈英士等亦发起成立蒙藏交通公司等等，不胜枚举。
其时其间，无论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都注力实业的倡导与奖掖。孙中山强调：“实业为民国将来生存命脉”，“不能不切实经营”。[8]袁世凯指出：“民国成立，宜以实业为先务”。[9]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实业行政机构，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农工商发展的法规条例。1912年12月，工商部颁布《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对轻工业品和机械产品的改良起到明显的鞭策效用。1913年9月，农林、工商两部合并为农商部，随后颁布《工商保息法》、《矿业条例》、《审查矿商资格细则》、《公司条例施行细则》及《商人通例施行细则》，把从事买卖、制造或加工、出版、印刷、银行、信托等17种营业者一律作为商人，成为民国建国以来第一个工商业法令。1915年公布《农商部奖章规则》，推动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如“制品及原料之课税特典”，被时人誉为“我国工业保护奖励之方法中，其最奏效果者”。[10]P1419
从马云骧给孙中山的上书，可以窥视时人心态之一斑：“云骧等于十数年前在满清时代即经营实业，徒以处于专制政体之下，障碍实多，所有条陈管见，皆被抑扼。今幸民国告成，共和克建，我先生提倡实业不遗余力，此云骧等所宜欢欣鼓舞、急起直追者也。云骧等同志不下百余人，皆系绅、商、学各界，首先发起金沙江航业、实业两公司之组织，其次为海岸、河堤两森林之创设，功绩条陈四件。如果照办，利赖无穷，从此实业振兴，而国防因以巩固，且于民国国家统一政策尤不无裨益。云骧等已将各条陈正式具呈国务院，请交部核办。先生提倡实业，煞费苦心，……伏乞先生鼎力赞成，俾达目的，不独为云骧同志等幸，实为数省实业幸；抑不独为数省实业幸，实为吾全国实业之前途幸。”[11]P368
在“统一”、“秩序”、“废除恶税”、“发展实业”的呼唤声中，“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等实业团体在各地接踵崛起。人们痛恨昔日“专制之毒未除，障害我工业之发展”，欢呼“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12]一时间，官人弃政从商，民间捐资经商，蔚成风气，进一步拓展了民族经济的发展氛围。此外，由民主共和所引发的爱国热忱和民主精神，从另一个侧面为民族工商业发展注入了润滑剂，与之调适的提倡国货活动活跃异常：“国货、国货之声，几乎三尺童子而皆知。工厂制造几乎有应接不暇之势，于是而自制之品亦日出日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甚至因“销量过大，供不应求，各局索货万分紧迫。各处正当团体以我无货应市，责备不堪”。[13]P146
实业救国旗帜之呼啸唱和，是为民初中国民族经济以及民主国家面向世界的引擎，及至往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关于以外国的资本主义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进一步明确了民主共和面向世界发展的路向，同时也为中国经济现代化亟需面向世界积淀了思想基础。
民主共和昭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提振
中华民族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和内聚力。一百多年前，当救亡思想躁动之时，一章《国魂篇》檄文在《浙江潮》呼之欲出：“一民族而能立国于世界，则必有一物焉，本之于特性，养之于历史，鼓之舞之以英雄，播之于种种社会。抉其无上之魔力，内之足以统一族力，外之足以吸入文明与异族抗，其之力臌胀也，乃能转施世界而鼓铸之；而不然者，则其族必亡。兹物也，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国魂。”[14]《国民日报》则在《中国魂》中呼吁“吾国民之特质，吾历史之骨干”。显然，热血者呼唤的国魂，就是民主共和精神。
及至中华民国肇基，国人的“民国之心始得踌躇而满志”（此处不赘），而海外华侨尤为欢呼不绝。印尼巴城《华侨书报社》的祝词曰：“民主出，苍生安，祝共和，庆无疆。”[11]P90澳洲雪梨埠华侨的电文称：“建设共和，欢呼中外。华夏前途，世运康泰。”旧金山华侨致函孙中山：“顷者民国成立，公膺大任，海外闻风，不胜欢忭。开中原未有之历史，倡五洲最大之共和……”[11]P114举凡，体现了民主共和精神对于凝聚海外华侨的张力。
民主共和国的创建，在中国属破天荒；在亚洲，是榜样之垂范；对世界来说，具有震撼意义。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直接或间接地促进受专制统治及殖民压迫国家的觉醒，促发了亚洲民主解放运动的勃兴，土耳其、伊朗接续发生了民主革命运动。朝鲜、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也相继爆发了群众性的反帝爱国斗争。其时的亚洲，成为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聚焦点，变成“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15]P439 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充分赞扬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对于“亚洲带来解放、使欧洲资产阶级的统治遭到破坏的世界意义”。[16]P457列宁的激奋之情溢于言表：“几万万被压迫的、沉睡在中世纪停滞状态的人
民觉醒过来了，他们要求新生活，要求为争取人民起码权利、为争取民主而斗争。”还预言：“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的展开，标志着二十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15]P448
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理念以及中华民国的影响，不但具有世界性的价值，而且富有昭示意义。
孙中山是一位民族自尊心极强的民主革命领袖，面对辛亥革命后诡谲政局，他以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捍卫着民主共和的旗帜。他认定：“中华民族者，世界最古老之民族，世界最大之民族，亦世界最文明而最大同化力之民族也。”[5]P186所以，他矢志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上最文明的国家。“孙中山是他那个时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他之所以能获得民族的拥戴，是因为他真诚地反映了民族‘救亡图存’和‘振兴中华’的两大要求，代表了全中华民族共同的根本利益。”[17]P2
“能知与合群”，[18]P242是孙中山强调民族凝聚的两大要义，说白了就是知与行。孙中山以民主共和的理念，熔铸了近代中国的国魂。又将民主共和精神灌注于中华民族凝聚力之中，他组织的政党，“凡学界、工界、商界、军人、政客、会党，无不有同趋于一主义之下”，[19]P64在海外有遍及几大洲的分（支）部；他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融入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指导下的统一战线之中，容纳中外各色人等。在这个意义上说，他所揭橥的中华民族凝聚力旗帜，经已超乎地域、国家、党派、宗教与信仰，铸成一种深入人心的民主共和的精神力量！
民主共和的旗帜经已在华夏神州风行百年，孙中山振兴中华的伟大夙愿亦在炎黄子孙中承传了一个世纪——民族精神的向心、文化力量的亲和，中华凝聚力的吸引，已深深熔铸于国人的理想观念之中，“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奋斗，无论我们民族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18]P253这或可视为20世纪伟人孙中山寄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昭示。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全集：第六卷[M].中华书局，1985.
[2]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
[3]1901年，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一文，首次提出“中国民族”之概念。
[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部.近代史资料： 南京临时政府公报， 总第25号[M].
[5]孙中山全集：第五卷[M]. 中华书局.
[6]孙中山全集：第二卷[M].中华书局，1982.
[7]章开沅.从辛亥革命看民族资产阶级的性格[J].江汉学报，1961，（2）.
[8]临时政府公报，第8号[M].
[9]袁大总统文牍类编[M].
[10]第一回中国年鉴[M].
[11]桑兵主编，赵立彬编.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二卷[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2]工业建设会发起趣旨[N].民声报，1912-2-28.
[13]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M].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
[14]参见《浙江潮》第1、3、7期连载。
[15]列宁选集：第2卷[M].
[16]列宁全集：第17卷[M].
[17]陈剑安.孙中山与中华民族凝聚力[M].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
[18]孙中山全集：第九卷[M].中华书局，1986.
[19]孙中山全集：第七卷[M].中华书局，1985.
作者简介：王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历史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