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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宏杰历史写作的文化关怀的理论分析

2015-07-31 10:57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本文选自《社会科学论坛》2013年第2期,版权归作者和原期刊所有。

【作者简介】陈迪强,文学博士,大连外国语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我的这间书房所在的城市往西二十公里,就是历史上那座有名的宁远城。现在叫兴城……在天气好的夏天,我曾经好几次骑着自行车游荡在古城之中。”[1]尽管再版时张宏杰删改了这句话,但是,“骑着自行车游荡在历史的古城”俨然是张宏杰历史写作的隐喻。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大众历史畅销书的生产及传播已经形成了一个“历史消费”的奇观。与当年明月、李亚平、梅毅、金满楼等人一样,张宏杰也是这一大潮的受益者,他至今已出版大众历史著作六部,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中国皇帝的五种命运》《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
  许多评论者如莫言、章诒和、丁东、何东、祝勇、陈晓明等,都谈到张宏杰的历史叙述非常好看。然而,同样是“好看”,他又与市场上大多数长于制造喜剧效果和搞笑模式的写法不同。他以严肃的态度去研究历史,同时又对历史叙述苦心经营,“假小说以寄笔端”“叙述婉转,文辞华艳”,深得中国古典史传文学甚至是传奇小说的神髓,的确让“历史比小说更好看”。
  结构主义叙述学一般将叙述者与作者分开,甚至完全排斥“作者”,所谓“作者已死”。张宏杰的历史传奇显然不是如此。这里不是“写作的零度”,而是三十七度。同样擅写“往事”的章诒和评论说,张宏杰始终以“那种以正常的声音来叙述历史事件,描画历史人物的写作状态和方法,令我兴奋不已”[2]。莫言说:“写历史人物就像写自己身边一个极熟悉的朋友,这种笔法本身就是一种能力。”[3]张宏杰把历史看成是人性展示的舞台,他相信那些被“鬼”化或“神”化的历史人物不过是“人”,那么,由今天一定能穿越过去,进入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
  在迄今所有的历史叙述中,张宏杰始终关注的是文化、是人性。“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人”是张宏杰历史散文的宏大主语。而他要做的就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戏剧化的事件给它添加一个谓语和宾语。
  从文化的角度看,张宏杰迄今只写了三个人:朱元璋,乾隆,曾国藩。
  大明王朝的建立是中国文化的转折,汉族人重新夺回了统治权,但没有回归到重文主义的大宋风华,而是发展了元朝恶的一面。专制、暴力的极权主义统治模式得到空前的强化。中国皇帝所能使用的各种“牧民”术,如削相权、诛文臣、思维控制等等,在朱元璋那里得到空前的实验和调试。这些招术在同样是流氓化皇帝刘邦那里,只能算是“草创”,“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 [4],刘邦做的毛手毛脚,时时还要老婆来出谋划策。到了朱元璋,则将帝国机器调试得更加精准、高效,并建立了初步的理论模式,为后来帝王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大明的其他面孔都是在朱元璋铺就的舞台上演出,或者成为流氓化的窃国者,比父亲更凶残卑劣而又精通权力奥秘(朱棣);或者不属于自己的荣华注定会还的(魏忠贤);或者成为原教旨主义者(海瑞);或者无处收留,成为永远的叛逃者(吴三桂);或者亡命天涯,成为流亡孤岛的海盗(郑成功);一个失败的朱元璋,结果一定是给人间带来“劫难”的食人魔(张献忠)。朱元璋带给我们的是什么?的确值得深思。
  而乾隆则是集大成者。乾隆的努力与实践,证明在中国传统文化格局中,把“天下”交给一个聪明自信、精力旺盛、时间宽裕而且有着悠久传统资源可资借鉴的人去打理时,所能达到的高度和限度。他把以前所有的帝王都比下去了,他文武双全,风流倜傥,屏藩戡乱、整治“国土”,限制后宫与外戚,驾驭群臣、文艺青年、千古完人。“越到晚年,他就越看重自己在历史排行榜上的位置。他乐此不疲地把自己和历代帝王比较,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自己确实是伟大得无与伦比。开始是比疆域,比人口,后来是比政治安定,比军事成就。在这些都比无可比之后,他开始和历代帝王比年龄,比在位时间,比儿孙数目。这项工作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快乐”[5]。他创造了“盛世”:“他视民间社会的活力和自发精神为大清江山永固的最大敌人,积六十余年努力,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缜密、最完善、最牢固的专制统治,把民众关进了更严密的专制统治的笼子里。”[6]然而,盛世又如何?
  就是这样的“十全”帝王,也难以掩藏衰败的命运。从物质上看是盛世,从精神上看是衰世。乾隆时代给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带来了永久性创伤,焚书、删书、改书,文祸之多,手段之狠,令人发指,造成了中华民族整体性格的进一步退化。乾隆早年的精明、晚年的昏聩,感情起伏不定、喜怒无常,一个人身上演绎了其他好几个帝王的人生。他的故事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将帝国寄托在个人素质和精力上,是多么危险的事情。
  “中国这片土地的魅力在于,虽然它整体上如此没有个性,却经常会在你意想不到之处跳出一两个光芒四射的异人”[7]。曾国藩显然就是张宏杰所说的“异人”。曾国藩的努力和坚守让张宏杰了解到传统文化中有活力、温暖的一面。
  曾国藩的意义在于,在既有的文化格局和政治体制中,一个遵循“圣人之教”的“士”所能达到的高度和限度。曾国藩内圣外王,一生进行自虐式的修身,以拙胜巧。他力挽狂澜,扶大清帝国于将倾。在腐败的官场做到清廉自守、独善其身。然而,“成圣又如何?”
  他的力挽狂澜只是拖延了几十年而已。到晚年,也只能“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用政治学者刘瑜的说法:“曾国藩至多只能算是一个‘体制内改革家’。但如果‘体制’本身错了,再改有何用?甚至可能是,越改就越是拧紧了一个错误体制的螺丝钉。”[8]但是,这话不妨倒过来看,在一个体制既定,或传统无法改变 的情况下,你还能做一个踏实勤奋的改革家,但求无愧
 他也看到中国文化中暴力的残酷。朱元璋因为在街上听到一老妇称他为老头,就把老妇所在街区居民屠杀光了。一部《大诰》就是一本血淋淋的案例汇编。朱棣诛杀异己残酷无比,同时又小施恩惠,粉饰自己的形象,对暴力的使用达到“收放自如”之境界。乾隆的文字狱连疯子也不放过,重则诛连九族,轻则斩立决,平定准噶尔部时实施了阴险的种族灭绝政策;英雄一世的吴三桂死后子孙后代全被杀光,婴儿也未放过。还有大明一朝的“廷杖”,杖杖打在中华文明的颜面上。
  张宏杰说,中国王朝的更替就是这样暴力的循环。“每隔一二百年,人口增长和社会不公就要压垮王朝的纲纪,劫难如约而降。平时循规蹈矩的人们失去理智,相互杀戮,血流成河,王公大人们为贪婪付出了代价,雄伟的建筑与山积的财富化为灰烬。劫难过后,人口锐减,吸够血的土地又重新蓄足了肥力以供养新一轮的繁荣,新的王朝在废墟上巍然建立”。这是对鲁迅先生“两个时代循环论”形象的注解。在批判暴力的背后是对人性的关注,在写到农民起义军的残暴,张宏杰思考着为何朴实的农民拿上刀枪之后就变得残忍血腥:
  这些围在炸婴儿的油锅前大笑的人,可能几个月前还在田里劳作。如果那个时候你在田间与他路遇,他会对你憨憨一笑,局促地给你让路。如果你是个过客,到他家借口水喝,他会热情地让你进屋,说不定还会尽地主之谊,从园子里摘几个黄瓜让你尝尝……然而,短短几个月时间,他就从中国社会最老实本分的农民角色,转化为一个以杀人为乐的暴徒。命运改变一个人,就像魔术一样不可思议。
  然而又顺理成章。人性远比我们所了解的要复杂得多[9]。
  在对专制、暴力的批判中,我们看到张宏杰在为“五四”以来的启蒙精神招魂:人道主义、民主科学、思想自由、公民意识,等等。
  关注“国民性”,显然不是新发明,这是自梁启超、鲁迅时代就开创的传统。以专制/民主、奴性/人性二元结构的方式探讨中国历史在上世纪80年代一度成为最流行的分析方式。启蒙也是中国现代史“变奏”的主题之一。然而,无论是“救亡”,还是别的什么,都曾经一再压倒过它。仅近十年间,国学热、后现代性、中国模式等论争,也一度让“启蒙”淡出,仿佛我们早已超越“启蒙”。然而光怪陆离的现实,击碎了这种幻象。近几年,“启蒙”“常识”重新成为关键词。在张宏杰的历史书畅销的同时,一位长者的学术随笔也广受欢迎,她就是年逾八旬的资中筠先生。近几年,她多次撰文谈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和道统,重提启蒙。在她眼里,启蒙一点不复杂,就是要用自己脑子想一想,用“常识”和“逻辑”看问题。她说:“今之官史不但不发扬‘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却着力于屏蔽真相,伪造历史,拒绝反思。”使大众对中国历史“严重误读,重新陷入蒙昧”“人权、法治、自由、平等、宪政、民主,这可以说是今天的‘道统’,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10]。张宏杰的大众历史写作正是在文化专制的缝隙里进行现代性反思。他将当前的大众历史分为三类,他自己认同的正是大众历史的启蒙性:“对我来说,历史写作更重要的功用在于‘启蒙’。我清楚地知道,大部分读者不仅需要‘史实’,更需要‘史识’,或者说‘思想含量。’[11]正是对思想含量的追求以及感时伤世的情怀,让“70后”的张宏杰把历史写得像“50后”,让许多读者惊诧他的年龄,以为是个老头儿。这与另一位“70后”即《明朝那些事儿》的作者明月形成对比,当年明月把历史写得像“90后”,轻松俏皮、诙谐幽默。明月把历史写得越来越轻,而张宏杰则把历史写得越来越重。当“历史的那些事儿”都为“大众”所熟知的时候,读者显然不会满足于只有好看的故事,历史写作的视角以及它的“思想含量”就会成为更重要的“消费需求”。
  历史是什么?这是英国历史学家卡尔的追问。阅读张宏杰的历史写作常让人想到类似的问题:中国历史是什么?“当我们尝试回答这类问题时,我们的答案有意无意之间反映了我们自己在时代中所处的位置,即我们以什么样的观点看待我们生活其中的社会”[12]。张宏杰的历史叙述无疑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折射出我们这个时代的灵魂。
  但是,所有好看的大众历史,终归难逃“真实性”的追问。真正的历史可能存在过,历史学家只能无限接近,而无法得到“终极历史”。当我们讨论真实性问题时,其实是在追问史料的权威性、态度的严肃性、研究方法的专业性。大众历史把史料转换成一种优雅的句式时,叙述已经改写了历史本身。它带来酣畅淋漓,也可能带来了疑窦丛生。这是一个陷阱。“大众历史”首先要是“历史”,其次才是“大众”。张宏杰虽然一直追求“真实历史”,但也有瑕疵。评论家李少君认为他对朱元璋的评论有太多的个人好恶掺杂在里面;杨广是否好色,是否夺嫡篡位,张的叙述也只是一家之言;张献忠的死法文献记载有多种,张宏杰引用了最栩栩如生的一种[13];海瑞饿死五岁女儿的故事最早见明人姚士麟的轶闻集《见只编》,后来清人周亮工《书影》对此原文载录,《万历野获编》沿用,基本上是孤证。尽管这些可能符合“艺术真实”,但对要求更高的读者来说,这显然还不够。
  历史学者艾奥·塞威森克区分出两种历史写作:“第一类学者为他的五百个同事和公众写作,而第二类学者为他五百个同事和他自己写作。”[14]他还风趣地把这两类写作者比作颜色鲜亮、翩翩起舞的蝴蝶和视野褊狭的毛毛虫。这是专门历史与生动历史的区别。今天,通俗历史在市场的操纵下铺天盖地,大众写史如何做到好看好读,同时能为“五百个同事”认可,就尤为重要。没有毛毛虫就没有 蝴蝶,写《罗马帝国兴亡史》的吉本正是这样的蝴蝶,写《全球通史》的斯塔夫里阿诺斯也是,写《万历十五年》的黄仁宇也是。
  张宏杰能成为这样的翩翩蝴蝶吗?
  (本文系辽宁省社科联2012年度辽宁经济社会发展立项课题《张宏杰历史散文创作及影响研究》的相关成果,课题编号:20121slktziwx-41)
  注释:
  [1]张宏杰:《另一面》第18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9]张宏杰:《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第2、213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莫 言:《当历史扑面而来》,载《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6期。
  [4][汉]司马迁:《史记》第33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
  [5]张宏杰:《乾隆皇帝的十张面孔》第30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版。
  [6]张宏杰:《乾隆盛世是一个饥饿的盛世》,载《决策与信息》2011年第5期。
  [7]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第67页,[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年版。
  [8]刘 瑜:《成圣又如何?》,载《南方周末》2011年4月21日。
  [10]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载《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
  [11]张宏杰:《历史就是上帝写的小说》,载《艺术广角》2011年第6期。
  [12][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第8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13]关于张献忠的死,史书说法不一。《明史·张献忠》中说是为清军所杀:“中矢坠马,蒲伏积薪下。于是我兵擒献忠出,斩之。”《明史纪事本末·张献忠之乱》则说他“以病死于蜀中”。
  [14][英]艾奥·塞威森克:《两种历史写作》,收入陈启能主编:《历史与当下》第185页,[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版。于心,这正是圣人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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