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与诸多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几乎没有其他关系能与中泰友好关系相提并论。正如泰国拉玛五世时期的王子、著名的历史学家Krompraya Dhamrong Rachanuphap所指出的，历史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可以像中泰一样长期保持友好关系。这是因为两国之间没有敌对关系，两国人民像兄弟姐妹一样，保持交流沟通和互相帮助达千年之久。[1]5
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亨廷顿认为，文化决定人民彼此认同的差异。部落、种族集团、宗教群体和国家之间的冲突之所以盛行于各时代各文明中，是因为根植于人民认同的差异和认同受到威胁。他进一步说明，宗教信仰是区分文明的主要特征，因为人类的几千年历史证明，宗教可能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的最根本区别。[2]283、285本文认为，中泰以信仰和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的相似性，是中泰两国民间和官方彼此认同的基础，这种历史悠久的彼此认同，塑造了中泰千年的官方和民间的友好关系。
一 中泰千年友好关系回顾
1975年，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和中国总理周恩来签署协议，中泰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此后，政府首脑频繁的互访带动双方政治、经贸、军事、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友好互惠关系迅速发展。
中泰双边贸易数据的变化证明了双方经济关系的迅速发展。1975年，双边贸易额仅为2500万美元，而到2012年，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647.4亿美元，高出1975年的几千倍。
两国政府高层之间的交流非常频繁。历届泰国政府首脑和中国领导人均经常互访。2012年4月17-19日，泰国现任总理英拉访华，分别会见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中泰双方宣布，将双边关系由此前的战略性合作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水平。[3]在所有双方高层互访活动中，诗琳通公主访华具有特别意义。公主殿下从1981年起，先后30多次访问中国，足迹几乎遍及中国所有的省份。她编纂的《踏访龙的国土》《平沙万里行》等，帮助泰国人民更好地了解和认识中国，在泰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得到了中国人民的广泛敬佩和尊重。这不仅是由于她对中国的善意，更因为她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研究，加深了泰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比官方交流更重要的是两国民间的友好互动。在泰国，中国人得到在海外的最多善意。泰国已经成为中国最热门的境外游目的地。2012年，有270万人次中国人访问泰国，占泰国游客总量的12.1%。中国超过马来西亚，成为泰国最大的游客来源国。[4]中泰民间和官方的友好交往由来已久，可追溯到中国汉代。根据《汉书·地理志》的记载，中国朝廷派出的官员和华商从广西的徐闻出发，沿着印支半岛的海岸线进入暹罗湾，再穿过克拉海峡到达最后的目的地——斯里兰卡。[5]37-38途中经过都元国、邑卢没国和谌离国等古国，可能分别在当今泰国巴真府摩诃梭古城、素攀府乌通古城和北碧府。[6]1公元3-14世纪之间，大量的商人、官方使节、僧侣往返于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洋面上，他们中可能会有一些人出生或留居在现在的泰国领土上。 在这些旅行者中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来自印度或东南亚前往中国的僧侣，他们在4-9世纪间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有大量的中国史料记载4-13世纪间现在泰国境内存在的不同古国与中国交往的史实，如狼牙修、堕罗钵底、赤土、盘盘、丹流眉、真理富等。两国间持续的官方关系似自泰国素可泰王朝和中国元朝时就已建立。当时的暹罗人（即现今的泰族）控制了高棉帝国的西部领土，即便如此，罗斛王国还是遣使前往中国。史载：“暹，赤眉遗种。天历（1328-1330）初，尝遣使入贡。今天子嗣位，继进金字表章。”[7]163据中国官方文献记载，素可泰王国向中国派遣了9次使者，分别在1292年、1294年、1295年、1297年、1299年、1300年、1314年、1318年和1322年。元朝则在1293年、1294年和1295年3次遣使往素可泰王国。[8]自此，在密切的官方交往带动下，两国之间的商贸、文化及大规模移民不断发展，为中泰友好关系奠定了坚固的基石。14世纪后半期的中泰关系受到两国国内政局的极大影响。当泰国的大城王朝统一全境之际，中国也正改朝换代，明朝取代元朝。此时，泰国向中国派出使者的数量较前代明显上升。1370-1643年间，暹罗（泰国）向中国派出了102位使者，使团也达19次之多。根据泰国历史学者仕盛·蓬汶博士研究，自1371年大城王朝开始派遣使团前往中国进行朝贡贸易至1766年最后一次朝贡，大城王朝所派出的官方进贡使团总共130次。[9]31这个时期中泰关系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是1579年明廷成立了专门翻译暹语的机构——暹罗馆，其目的就是更为有效地处理对暹事务。从元至明，暹罗的官方文书须先译成阿拉伯文，再转译成中文。为了适应两国关系的迅速发展，明朝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翻译暹罗的官方文书，同时命令这个机构收集邻国信息以及培训官员掌握暹语。受明政府邀请，大城王朝也派出一些教师前往北京，在设于四夷馆之下的暹罗馆开班授课。据《万历起居注》载，万历六年十一月丁巳，明朝首辅张居正及张四维奏请：“据提督四夷馆太常寺少卿萧廪呈奉内阁发下礼部手本为进贡事，内闻暹罗国王近年屡差进贡，所有金叶表文无从审译。看得翰林院四夷馆原未设有暹罗一馆，已经题奉，钦依行令该国起送通晓番字人员前来教习。今据广东布政司查取夷使握闷辣等三员起送到部，随该本部题准将握闷辣等三员送翰林院开馆教习译字等因到馆，窃照暹罗远在海南，是古越裳之地，由周室而后久为正朔不加之区，惟我朝声教远暨，时一来王，兹者圣明治化隆浃，乃数入贡，所据专差夷使来学恳愿同文增设译馆教习，诚为盛典。”[10]693-694万历皇帝不仅同意了该提议，同时诏令“以暹罗开馆事系创始，凡选择生徒、建修馆舍等项宜酌定成规，以便遵守”[11]3。随着对华贸易的发展，暹罗王室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来经营和管理对华贸易。大城王朝专门负责管理对中国贸易的机构一般称为“左港厅”（华民政务司），由在暹华人为主任，厅内职员全属华人，通用华语。左港厅不仅负责对中国贸易，同时管理由对华贸易延伸而至的对琉球群岛和日本长崎以及越南港口等贸易。该机构还负责航行于苏门答腊及菲律宾间的帆船贸易事务。在大城王朝管理对外贸易的左、中、右三个
机构中，左港厅职责最为繁重，组织亦最为庞大。[9]33-34 在清代，中暹之间依然保持友好关系。但由于清廷限定外国朝贡使团的人数，这个时期暹罗赴华使团数量少于明代。在所有的外国使团中，暹罗使团最受清政府青睐，同时被赋予最多特权与优待。1652年，清政府允许暹罗使团一年3次来访，每次不超过3艘，每船可搭载百人。[12]950但访华使团带回的巨大经济利益，导致暹罗王室每年都向中国派出超过中国政府允许的使团人数。清政府也破例容忍每年暹罗的使团人数都超过限额的状况：“暹罗国每年正副贡船到关，其随带之船，至十余只之多。又有藉名探贡船只，俱属内地商船，所带货物甚多。”[13]9-10有时甚至多达16艘。[14]38同时，在王室的授权下，有许多暹罗商人也随船来到中国，从事中暹间的民间贸易。当康熙帝实行南洋禁航令期间南洋禁航令实施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至雍正五年（1727），规定内地商船不准到南洋的吕宋（今菲律宾）和噶喇吧（今印尼爪哇）等处贸易；南洋华侨必须回国；澳门夷船不得载华人出洋。详见清圣祖实录：第271卷（影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4-5页。，中暹贸易也得到赦免，可照常进行。[15]516-5171782-1853年间，赴华的泰国贸易使团多达35个，几乎每两年就来一次。此外，暹罗贸易使团总是能够享受减税的优待，乾隆十一年（1746），据福州将军兼管闽海关事务新柱奏报：“本年七月内，有暹罗国商人方永利一船，载米四千三百石零；又蔡事浩一船载米三千八百石零；并各带有苏木、铅、锡等货，先后进口。查该番船所载米石皆不足五千之数，所有船货税银，未便援例宽免……”乾隆帝为此下谕：“该番等航海运米远来，慕义可嘉，虽运米不足五千之数，着加恩免其船货税银十分之二，以示忧恤。该部即行文该将军知之。”[16]9有时候甚至可以获得免税的优惠，如康熙四十七年时，皇帝曾批准“暹罗国贡使所带货物，请听其随便贸易，并免征税，以示柔远之意”[17]20。清朝规定可制造火药的硫磺为军用物资，向来不准出口。从1776年开始，应暹罗达信（郑昭）国王的请求，清政府允许泰国贸易团携带硫磺：“郑昭……尚属恭顺。前已准其所请，听买硫磺、铁锅，此次请买硫磺，仍可准其买回。”[18]17-18这个时期暹罗的每一位国王都尽力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尤其是面临缅甸入侵威胁之时。清代中泰双方民间贸易发展迅速，带动许多中国移民前往泰国。19世纪后期，已经有大约150万华人在暹罗定居[19]85，这个数量大约占当时东南亚华人数量的一半。1700-1900年间，中国移民和华商视暹罗为最好的海外贸易和移民地区。同时期的新加坡、槟榔屿、巴达维亚、马尼拉以及马六甲的国际贸易也相当活跃，也吸引了许多华人移民及华商前往。曼谷王朝初期，曼谷已经形成了四五处的华人社区，并都由政府任命的华人官员进行管理。[20]移民泰国的华人被分为两种，一种是没有固定住所，行踪不定的人，被称为“客寓华人”或“流动华人”；另一种是在各城镇长期居住者，被称为“定居华人”或“安家华人”。[21]96曼谷王朝初期至政改前，暹罗官方设立“右公塔”（印度侨民政务司），针对印侨进行管理；“左公塔”（华民政务司），针对华侨进行管理；“中央公塔”（中央外侨政务司），针对华侨、印侨以外的外侨进行管理。[22]76综上所述，在19世纪末以前的中国，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百姓，都认为泰国是最友好及最宽容的国家。19世纪末以后，在泰国的西方势力日益增强，泰国经济也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中泰之间的传统贸易关系逐渐降温。1882年，曼谷宣布只承认与西方的外交关系[14]236-237，不再认可对中国的朝贡关系。两国政治关系的变动并未给双方的民间交往带来多大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双方贸易日趋繁荣，汽船成为中国东南部和泰国的主要交通工具，为泰国带来大量华人移民，推动了泰国经济的发展。[23]31-321946年，泰国与中华民国签署友好协定，双方建立外交关系并重申两国间的传统友谊。冷战时期，中泰关系陷入低谷。1975年7月1日，中泰两国重新恢复正常外交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的新篇章。2000年，泰国诗丽吉皇后作为普密蓬·阿杜德国王的代表首次访问中国。二 中泰千年友好关系的基础：历史的视角中泰间的友好关系吸引了大量的关注，许多学者努力探求其缘由。“共同利益”和“地缘政治”等国际关系研究中流行的理论不能解释为何在中国与众多周边国家关系中唯有中泰官方与民间的友好关系历经千年而弥坚。两国人民相似的文化与价值观或许是这种友好关系能够长期存在的关键因素。相似的文化和价值观塑造了两国人民和平、友好、宽容和仁慈的民族性，也是数百年来两国朝野相互秉持善意和泰国社会善待华人移民的基本原因。1.相似的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定义可能多达数百种。《辞海》对“文化”的解释是：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24]2937但我认为，文化更主要的是意识形态的表现，指“一个群体（国家、民族或团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及其所集中体现的整体意识”。任何文化都将引导置身其间的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塑造一个国家、社区或者其他特定人群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尤其表现在信仰、道德观念、行为、传统和语言上。文化同时也强烈影响到思维方式、性别的社会角色定位、职业取向、饮食习俗、知识的追求、艺术活动、闲暇时间的娱乐方式和许多其他方面的行为。文化的核心是基于信仰基础上的价值观。因为通常前者决定后者，宗教或信仰几乎总是处于文化的核心。据称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印度阿育王时代，佛教已传入现泰国境内。[25]5传入泰国的佛教逐渐吸收泰国人固有的祖先和自然崇拜信仰传统，成为佛教宇宙观的组成部分，因此，促进和加速了佛教被泰国普通民众和统治者接受的过程。由于历代统治者的弘扬和越来越多的民众皈依，佛教成为泰国代代相承的传统宗教，也是泰国人生活的重心。相比其他宗教，佛教或是最宽容的信仰。在佛教悠久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对异教徒或不同佛教派别的宗教迫害。长期浸淫于佛教的宽容氛围中
，或许还要加上热带民族平和的天性，塑造了泰国人温和、仁慈、热情、好客的民族性格。这种性格规范了其社会价值观和传统的和谐特色，也充分体现在泰国国内事务或对外关系方面。佛教一直是泰国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今天，佛教已成为泰国国教，在全国6000多万人口中，信奉佛教者在95%以上。泰国人温和的个性和尊重父母长辈的行为方式与中国人非常相似。[26]59佛教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对人口数量占中国总人数90%以上的汉族。公元前后，佛教开始在中国传播。在其发展过程中，绝大多数时期都得到统治者和普通民众的高度尊崇。佛教哲学也影响并塑造了中国本土宗教，如道教和儒教，后者在宋代以后一直被中国统治者所极力推崇。明清时期的中国皇帝都非常尊崇佛教，大部分官员及学者也在不同程度上信仰佛教。在中国，佛教是最受欢迎和被广泛认可的宗教，佛教的信奉者包括普通民众和社会精英。各种供奉佛祖的寺庙遍布全国各地，也普遍出现在海外的华人社区中。佛教精神不同程度上渗透到汉族人的思维中，也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温和、热情、好客的性格。虽然中国的大乘佛教和泰国的上座部佛教有明显的皈依方式和习俗差异，但其最根本的教义和仪式则基本一致。因此，两国人民在核心价值观上保持高度的相似度。宗教分歧及其引发的冲突在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十分常见，却从未发生在泰国和中国之间。相反，对佛教的尊重使得两国上至统治者下至普通百姓，都易于彼此认同和互相谅解。也正是因为如此，泰人对华人移民特别宽容和热情，尤其是后者一来就声称自己也是佛教徒。[27]220对华人移民来说，熟悉和适应泰国的文化价值观和习俗是一个简单且自然的过程，比如参拜寺庙和成为佛教徒、给僧侣们提供捐助等，一切都与他们在中国东南家乡的做法大同小异。2.两国统治者的相互善意基于文化和民族性格的相似性，两个国家的统治者数百年来一直保持相互友好的态度。明朝建立伊始，朱元璋皇帝就宣布其睦邻政策，并将其写入祖训当中，训诫后世子孙：“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并开列不征之国为：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溢亨、百花、三佛齐、渤泥等十五国。[28]167-168历代清朝皇帝都与泰国及其王室保持友好关系，清代皇帝赦令及官府文书中有关泰国的记载充满了赞美之词。详见清圣祖实录：第25卷（影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21页；第26卷，第24页；第66卷，第10页等。清高宗实录：第1251卷（影印本）[M].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9-10页。军机处附录奏折，N. 001056-001058 （1815）等。在泰国无数的文献记载里，从国王到平民，尤其是妇女皆热情赞美中国及其移民。19世纪早期曾到泰国游览的谢清高（1765-1821）称暹罗“颇知尊中国文字，闻客人有能做诗文者，国王多罗致之，多供其饮食”[29]3。历代泰国王室都尽力保持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善待华人移民。清人谓暹罗“尊敬中国，用汉人为官，理国政，掌财赋”[30]18。阿瑜陀耶王朝禁西方人和印度人与暹妇结婚，华人则不受限制，且可在暹境自由旅行和活动。拉玛五世皇1897年曾颁布圣谕：“实际上从古至今，历届国王向来都仁慈地认为，华人是好公民，他们刻苦耐劳，对暹罗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把侨居国当成自己的祖国，与泰人融洽相处，已经逐渐同化，完全融入泰国社会，与泰人同甘苦，共患难。今天我们在发展暹罗的同时，一定会对华人进行很好的保护和照顾。”[20]73与中国这个东亚最强大的国家的统治者保持友好关系和善待为泰国社会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华人，显示了泰国王室的仁慈和睿智，如同东南亚史专家霍尔所言：“作为外交家，没有谁比泰国人更精明。”[31]192泰国对中国的态度可以用1907年拉玛五世的一句话恰当概括：“暹罗华人应具有与我的国民相同的劳动和拥有财富的机会，我认为，因为他们不是外国人，而是作为这个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共享国家的繁荣与进步。”[23]161-16218世纪和19世纪，东南亚地区发生了许多统治者或原住民的排华事件，但在泰国却从未出现过。3.华人对中泰关系的贡献尽管中国人一向被认为是能干和精明的商人，但这只有在享有与其他民族同等的社会权力时，中国人的商业才能才会展现出来。在18-19世纪的东南亚，只有泰国为华人提供了这种社会环境。20世纪以前，泰国华人在中泰经济合作、政治和文化交流等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华人对中泰贸易的繁荣发展作出决定性贡献。他们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语言上的优势使他们能够与中国官员和商人进行良好接触。他们不仅被泰国王室委任为赴华使节，代表泰国王室与中国进行贸易，泰国赴华朝贡船的船长、舵工、水手和所搭载的商贩也基本上由华人充任。除朝贡贸易外，他们经常负责管理泰国王室船只，到中国各港口进行交易。泰国王室还经常赋予其代表王室的特权，减少他们在中国遇到的麻烦。泰国华人也独立从事对华贸易，同时他们熟悉复杂的泰国市场情况，这使他们比其他人更容易构建起中泰贸易网络。在20世纪下半叶以前，即使是西方人也无法在中泰贸易中与华商竞争。中泰之间的政治关系也得益于泰国华人的努力。一些成功的华商，经常被直接任命为赴华特使或是使团成员，他们实际上还承担通译的职责。他们知道如何取悦双方的要员，从而有助于减少双方的误解，促进彼此之间的好感。泰国王室似乎特别欣赏善于处理中泰官方关系的通事（翻译官员）。1823年，暹罗国王甚至要求清廷封赏一位名叫翁日升的泰国华人通事以官员品级：“本日礼部奏：‘据暹罗国贡使丕雅唆挖里巡段呵排腊车突等来京赉到公文一件，系该国大库府呈请代奏，加赏通事翁日升顶带等因。当传问翁日升，据称系福建汀州府永定县人，于嘉庆十八年往暹罗国贸易，此次奉国王差委。’等语。”[32]32-33由于相近的文化及宗教信仰，华人极易被泰国社会所接纳。中国移民和他们的后代适应了泰国人的风俗和宗教信仰，尤其是通过与泰国妇女结婚，建立家庭，成功地融
入泰国社会之中。大多数中国人在移民前就信奉佛教，宗教不是他们与泰人联姻或生活中的障碍。20世纪以前，中国的海外移民几乎都是单身男性，除个别以外，大多人都与泰国妇女结婚。这一点与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很多中国移民孤独终老的状况有极大不同。泰国华人与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华人另外一个明显差异的是，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中国移民的第二代乃至第三代仍顽强保持他们的华人意识（Chineseness），甚至强烈认为他们还是中国人。在泰国，华人娶暹妇后，生活习惯从暹人。用暹语、衣暹服、剪发辫，子孙如暹人入庙修行小乘佛教。[33]34-35第一代富侨所生男孩尚能从中国习俗和教育者[34]86，贫者子女或已暹化。二三代后，无论贫富，多与暹人无异。[33]3519世纪后期，祖籍福建汀州的暹南吴氏家族数代显赫。第一世之吴让和第二世之吴文辉仍能保持中国习俗，讲华语通暹语，第三代则仅粗通中文，仍用吴姓，取暹名，去世后以暹俗归葬。第六代则全用暹名，以封地宋卡为姓。至19世纪末，吴氏已传至十代，子孙数千，但十九暹化，从暹俗，营暹坟。[35]55数百年来，泰国的中国移民及其后裔很快认为自己是一个泰国人，其次才是中国人。[36]22-23 4.两国自然与社会资源的互补泰国拥有优越的地理条件和良好的气候。气候温热，适合农作物生长。境内有广袤而肥沃的平原，河流湖泊纵横交错，水源充沛。庞大的湄公河支流水系为平原的水稻种植和水路运输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元代航海家汪大渊称之为“其田平衍而多稼，气候常暖如春”[37]114。泰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被茂密的森林覆盖，生长多种珍贵木材。从16世纪开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福建和广东，地窄民稠，粮食短缺。大米和其他土特产已经成为当时中泰贸易里的大宗商品。17世纪初期，福建商人每年从海外进口上百吨大米到位于厦门附近的月港。[38]9818-19世纪，中国人口数量剧增。1700年，中国人口仅1.5亿，至1890年，人口则达到了4.3亿之多。[39]120-121福建广东人口增长，更高于全国平均人口增长速度，海外贸易与移民成为缓解人口压力的主要方式，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当地政府所鼓励，致使福建和广东成为海外移民的主要地区。17世纪是中国海商大规模向海外寻求财富之始，泰国无疑是他们的第一选择。对中国人来说，泰国是熟悉的，她有着丰富的资源、广阔富饶的平原和友好的土著居民。 而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泰国陷入了与缅甸、柬埔寨等邻国的战争，国内劳动力和物资异常缺乏，也欢迎中国人前往贸易和移民。两国国内对自然资源、土地和人口的不同需要，为中泰贸易的发展和移民活动的进行创造了有利条件。中国帆船带来了许多货物，包括丝绸和丝织品、茶叶、瓷器、陶器、金属制品和工艺品等以及中国移民。华船运回大米，各种香料，珍贵的木材，如沉香、苏木、胡椒、肉豆蔻等。 至18世纪19世纪早期，中泰贸易已是中国海外贸易中最重要的支柱之一。华人移民在泰国居住下来，以寻求更好的机会，他们在泰国社会从事各种职业，除农业和商业外，还有如木匠、教书先生、锡匠、金匠、赌场庄家、铸工、修表匠、银器匠、修鞋匠、打铁匠、砌砖匠、修车匠。亦受雇做各种工作，洗衣、开车、杂工、文书、逢衣、染布、雇员等。[20]75-76华人移民虽然来自土地贫瘠的温带，但是因为勤劳、努力和节俭以及中泰间相似的文化和习俗，移民及后裔很快便能融入泰国社会，像泰国人一样生活。18世纪，中泰间大米和木材贸易已明显超越纯利润考量，而是具有弥补中国民生不足的重大意义。因此，朝廷给予大米贸易特殊的优惠。1722年康熙皇帝下谕：“可将（暹）米三十万石分运福建、广东、宁波等处贩卖。彼若果能运至，与地方甚有裨益。此三十万石米系官运，不必收税。”[40]31742年福建进口了250吨大米，1752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350万吨。[41]1754-1758年，“到福建的各商买运洋米进口每年自九万余石至十二万余石不等”[15]526-532。参与中暹大米贸易的泰国使臣和商人多是华人，虽然清朝禁止国人出国，但是参与中暹贸易的华人几乎都获得了赦免。清朝赦免参与中暹贸易的华人自康熙朝便开先例，康熙六十年，礼部议覆，“广东巡抚杨宗仁疏言，‘暹罗国贡使船内有郭奕逵等一百五十六名，俱系内地福建、广东人，请查明令其归籍。’等语。应将郭奕逵等暂准回至暹罗国，行咨国王，俟有便船，将伊等家口及此外或尚有汉人在彼地者，一并查送回籍。”[43]11雍正二年，又有广东巡抚年希尧奏报：“暹罗国王入贡稻种、果树等物，应令进献。并运米来广货卖，其来船捎目九十六人，本系汉人，今皆求免回籍，并为奏明。”雍正谕令：“来船捎目徐宽等九十六名，虽系广东、福建、江西等省民人，然住居该国，历经数代，各有亲属，实难勒令迁归。著照所请，免令回籍，仍在该国居住，以示宽大之典。”[43]20以后历朝更是遵前朝惯例，赦免来华贸易的暹罗华人。除大米贸易外，中暹间的木材贸易也是重要内容。由于中国缺乏合适的造船木材，自18世纪早期开始，已有华商购买来自泰国的优良木材造船，然后将其出售到国外，以获巨利。“内地造一洋船，大者七八千金，小者二三千金……番出材木，比内地更坚，商人每购而用之，如鼎麻桅一条，在番不过一二百两，至内地则值千金。番人造船，比中国更固，中国数寸之板，彼用全木；数寸之钉，彼用尺余。”[44]56当清廷禁止对外销售帆船时，华商就在泰国建造和销售帆船，促进了泰国早期造船业的发展和部分港口海上贸易的繁荣。18世纪末19世纪初，泰国也许是东亚地区的造船中心。据约翰·克劳福德1810年观察所得，“印度岛屿和东南亚海上的商业帆船，几乎所有都是在曼谷的暹罗大河边建造的”[45]173。三 基于文化和深层次相互理解的合作当审视中泰两国战略合作时，大多数学者会强调“共同利益”或“区域主义”是合作的主要动力和基础，尤其是重视经济利益和安全因素的考量。我的观点是，没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和相互理解，“共同利益”就难以持续。紧临的地理位置不一定会产生共性，有时也许反而滋生仇恨，就如同巴尔干半岛上分属不同文化的民族和国家。因此，当我们试图探究中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时，文化相似性和相互理解的重
要性不可低估。没有相似文化背景下的战略合作，不管是何种类型和程度的经济和安全合作，都未必可以持久，因为双方缺乏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共识。共同的或相似的信仰、价值观、传统和文化机制会促使人民、政府更紧密地合作。在文化和价值观共识基础上，政治和经济合作效果总能显著并稳定。文化和宗教冲突的国家或民族，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或敌人，或能暂时走到一起，乃至结盟，以获得“共同利益”。但是基本价值观的冲突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这种合作是暂时的，并在两者发生冲突时崩溃。相反，相似的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价值观共性，通常会导致一个更为长期和牢固的合作，因为共同的价值观可以消减恐惧和疑虑，带来信任和平等，易于相互沟通，熟悉对方的设想、动机、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Charles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in 1831，1832，and 1833，with Notices of Siam，Corea and the Loo-Ch
oo Island， to which is prefixed an Introductory Essay on the Policy， Religion.etc. of China. London： Simon & Schuster UK Ltd， 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