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郭店楚简的一万三千多个汉字中，大约有将近七十个“仁”字。这些“仁”字，不论是出现在道家思想的文献中，还是出现在儒家思想的文献中，也不论它上下文义怎样，出自那位抄手之手，全都一无例外，皆从心从身，作■。这个字，以前也曾出土过，《古玺文编》有著录（编号5381、1149等）[i]，可惜是或者未被认识，或者误读为“信”[ii]，以致一条很有价值的信息，被白白闲置了若干年。
《说文》上说：“仁，亲也，从人二。古文仁，从千心，或从尸。”它所说的“从千心”的古文，正就是我们现在从郭店简上看到的从身心的■字；只因为“身”符有时被简化，大肚子变成一个实心的黑点，有点像是“千”字，於是从身心便被误会成从千心了。
至於《说文》说的“或从尸”的古文仁字，我们在出土文献中也能看得到。譬如中山王鼎有“亡不率仁，敬顺天德”句，包山二号墓180号简的“童笋（人名）阴仁汝”，其仁字都是从尸从二的。
这两种古文仁字，我们今天都能看到了，确是一件幸事；但麻烦也随之接踵而来。因为我们注意到，中山王活动的年代在公元前310年前後，与郭店楚简主人的年代大体相当，两地同样标榜仁义，何以其仁之字形竟如此大不一样？尤有甚者，包山二号墓同郭店墓，同处一时，同在一地，同一个仁字也作两样写法，更令人大惑不解。过去我对“义”字的变迁，曾有过臆测（见《儒家辩证法研究》，1984），结论不无趣味；这一次想再谈谈“仁”字，看看它的变迁，有无什么思想文化上的意义。WWw.133229.cOm
（二）
先看从尸从二的古仁字。尸，说者多以为是横陈的人形；那是就後起的字形而言。在早先，它本是直立的人形，并不横陈，作■，隶定为尸，读如“夷”；所以《玉篇》说，古夷字亦作尸。此说有甲文和早期金文的多个“征尸方”字样可以印证。所谓“尸方”（亦称夷方、人方），乃夏商周人对东方（今江苏山东一带）氏族的泛指，有所谓“九夷”之名[iii]。古仁字从尸实系从夷，而从夷之所以为仁，当是夷风尚仁，风名从主的缘故；孔子怨叹道不行，曾“欲居九夷”，当因夷人能仁，不是随便说说的。这一推想，还可用“夸父”和“夸气”为例，从侧面试作一证。大家都知道，有个神话故事叫夸父逐日。“夸”是一个小小的巨人族[iv]，“夸父”就是“夸族首领”或“某位可敬的夸人”的意思。“夸”这个字，直到现在，在中国许多地方的口语中，还常用来表示粗大、憨直、土气之类的气质和外观。这後一层意思和称谓，便是从前一层意思衍生出来的，是前一名词的形容词化；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夷”和“仁”的关系，大概也是如此。尸（夷）是东方的氏族，尸（人、仁）是夷族的族风。
这个尸（夷）字，在甲骨学初期曾被释为“人”，尸方被说成“人方”。其实这倒无可厚非，因为字形确实如此。所以从尸字衍生出来的仁字，古字从尸，今字从人，本来也没有分别，因为所从的本是一个偏旁，只是书写有异隶定不同罢了。
“仁”字除去或从尸或从人以外，还有个共同点是都从二。汉儒曾抓住过这个“二”字大作文章。郑玄注《中庸》“仁者人也”句说：“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所谓“相人偶”，即互相人偶之，亦即互相亲爱的意思。因此他们认定，仁是一种行为，而不甚注意仁也是一种心态。後来到了清代汉学家，为了反对宋学的心性说，遂把问题说得更死，譬如阮元在《论语论仁论》中说：
相人偶者，谓人之、偶之也。凡仁必於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必人与人相偶而仁乃见也。
就是说，他们认定“二”是仁字的核心部件，是仁之所以为仁的关键。而在我看来，“仁”字的关键部件在“人”，人就是尸，就是尸族族风，就是仁。至於其所从之“二”，很大可能只是一种装饰性的符号，古文字学上所谓的羡划。这一点，从甲文和早期金文的“尸”字只是简单的人形，而没有“二”划可见。後来出现了“二”划，想系为了装饰和补白（例证甚多。郭店楚简中的中、为、谓等字形多如此），并无“二人”或“相人偶”的大义。如果当年造字者真想要在字形上注以相人偶之大义的话，他也多半不会用一个抽象的数字二来充数，而会像创造“从”、“比”、“北”、“化”诸字那样，用两个具体的“人”形来表示，譬如说，使两个人形相向，便足以表示互相人之、偶之（与“北”字之二人相背的乖意相反）的意思了。
我说仁字的“二”划是补白，还有文献上的旁证。《诗·小雅·四月》有“先祖匪人，胡宁忍予”句，这个“匪人”，绝非咒骂先祖不是人，而是“不仁”的意思。《论语·宪问》“或问管仲。曰：人也”的“人也”，也是“仁也”的意思，绝非简单指出管仲是“人”而已。类似的例句，肯定还有不少，只要细查古籍，当能发现更多。前人说，“仁字不见於虞夏商书及《诗》三颂、《易》卦爻辞之内，似周初有此言而尚无此字，……盖周初但写人字，《周官礼》後始造仁字也。”[v]周官後始造仁字之说，於时间上未必妥当；起先但写人字，也就是尸字，後来加上二划作为美化，或作为与所从出的名词尸字相区别，大概是事实，是符合文字发展路数的。
（三）
现在我们再说从心从身的仁字。这个■字，前不见古人，後不见来者，可能只是郭店楚简成书年代或抄录年代的产品，而且更有可能是某种观念或理论孵化出来的产品。因为我们注意到，在这批简牍中，除去这个从心的仁字外，还有大批别的从心的字，如义、勇、畏、孙、顺、反、疑、难、易、欲、谋、喜、哀、昏、宠、欺、求、与、为、知，等等。细察这些带心的字，仿佛都是为了强调其作为一种心态，以区别於对应的行为，而特意创造出来的。譬如《缁衣》篇的“恭以莅民，则民有孙心”句，其孙字带有心底，便是想要表示心态的谦顺，而非从辶的逊字所在表示的那种行为的驯顺。又如《穷达以时》篇有“君子谆於反己”句，反字下面加心符，显然是强调反躬自问的意思，所谓“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式的反求诸己。它与《老子甲》篇“返也者，道动也”之强调行为的反字，适用范围是不同的。这“孙”字这“反”字，像上面列出的许多其他带心的字形一样，以前不曾有过，以後亦不复存在，只是在这个年代里，结伴而来，有如潮涌，铺天盖地，绝後空前，确是一桩很值得玩味的文化现象。
这一现象似乎表明，心态问题，在这个时候受到了格外注意。这诸多带心的字样，自然是在人们对相应的心态与行为有了认真思考以後才造得出来的，而且是在认为有必要将心态与行为加以区别的情况下才造将出来的，是为了某种理论表示的需要而造作出来的，正像今天的化学家们为了表示新知元素而不厌其烦地大造其字一样。
这一设想，由於这批简牍一些篇章的内容而得到证实。稍微涉猎者都能看得出，郭店楚简的《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忠信之道》、《六德》、《五行》、《语丛》等篇幅，在心性问题的研究上，呈现出空前的规模和深度。这是一个此前很少有人涉足的领域。人类只有在对自然和社会进行了足够的认识後，才有反回头来对自己进行认识的必要与可能。於是乎，新的领域孕育出新的理论，新的理论锻造出新的术语，新的术语有时会需要新的文字。而新的文字中，最耀眼的，首推从心从身的仁字[vi]。它是当时子思学派将孔子的人道理论建基於人情、人心和人性，从而使儒家学说迈入新阶段的集中表现。
仁是孔子学说的中心思想。从孔子推崇“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和“欲居九夷”的言论来看，他是把自己的仁学和尸（夷）风尸（夷）俗视同一体，并以之为美的。而到了郭店楚简成书、诸子百家竞起，“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的时代[vii]，情况便起了变化。同是孔子所提倡的那个仁，此时已不能再停留在单从九夷源头来追溯的老调调上，而更需要着眼於挖掘它的形而上学身价，发现其人情人性的本质[viii]。所以，孔子尽可以沿用以尸作仁为术语，因为他的仁学是述而不作的；而子思们的形而上的仁学，便不便再安於历史的茧壳，而不得不改弦更张了。於是他们甩掉了早先那个从尸的仁字，另外造出一个崭新的反映时代要求的仁字来。
仁字抛开从尸或从人的依傍，而改成从心的字样，这意味着造字者们在向世人宣告：仁德并非某个氏族（尸方或人方）所专有，也不是从哪儿借鉴和复制而来的傥来物，有如先前从尸的仁字所显示的那样；仁者人也，它本是人类（凡有“心”者）所特有和所必修的美德，是人之所以异於禽兽的天命之性。
这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至少也是儒学发展史上的划时代的大事。
只不过，这件事的推广并不顺利。与郭店楚简同时的中山王鼎的仁字依旧从尸从二，另一同时兼同地的包山二号墓的仁字也是依然故我，便透露出革新并非易事。幸好《古玺文编》上录有28个从心从身的仁字，数目可谓不小；人们把这个新字镌刻在印玺上，说明它已被采用为贵族们的名号或标记，说明这一观念还是得到重视的。
一滴水中可以见世界。一个仁字的变化，反映了儒学史上的一次大改观，是值得认真研究说明的大课题，愿与有志者共进。
注释：
[i] 罗福颐编，文物出版社1981年10月版，第264、51页。
[ii] 《古玺文编》共收录从心从身的仁字28例，误识为“信”者22，未识者6。
[iii] 後人有将“九夷”坐实为九个实数的，其实大可不必。九者，言其多也。
[iv] 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海外北经〉、〈大荒北经〉注。
[v] 阮元：《研经室集·论语论仁论》。
[vi] “义”观念在此时，也受到特别注意。只是“义”字字形在郭店楚简中有五种之多，说明它的地位尚在奋斗中。
[vii] 《庄子·天下》。
[viii] 孔子以後，学生们大体上从两种路数来发展仁学。易传一派，相外扩展，将仁与宇宙联系起来；子思一派，相内追求，以性情心命谈仁。此处就子思学派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