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神学院和圣约翰大学求学
上世纪50年代初，在圣约翰大学美论文联盟http://丽的校园内，有时会看到穿着黑色中式大褂的年青人的身影，被时尚的大学生戏称为“黑乌鸦”，原来他们是中华圣公会中央神学院的神学生。
美国圣公会于1845年进入上海传教，并办了培雅、度恩学校，1879年发展成圣约翰书院，1905年改称圣约翰大学。外国传教差会办教育首先是培养教会直接需要的人才，圣约翰书院设有医学和神学部，圣约翰大学内有神科（后称神学院）。早期的神学毕业生思想开明，学贯中西，如沈子高主教（中央神学院院长，对基督教礼仪、艺术甚有研究，在诗歌创作、教堂建筑方面大力推动中国化）、丁光训主教（基督教全国两会名誉主席、会长，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圣公会于1922年后另设中央神学校于南京，以中文教育为主，为各教区培养教牧人员。抗战胜利后，圣约翰大学向政府立案，神学院与大学分开。中华圣公会于1946年开办中央神学院，将圣约翰大学的神学院、原来的中央神学校以及抗战后设立的专收女生的博恩神学校都合并其中，院址就设在圣约翰大学（以下简称约大）内48号。
我从1949年下半年进入中央神学院学习，年仅18岁。一年以后，院方表示教会有一笔助学金可以资助我去读大学，毕业后再读神学研究科。于是我重新温习高中课程，于1950年秋考入约大。在教育系读了一年后，因形势变化，重回神学院。当我在约大上课时，神学院让我仍住在女生宿舍内，并在大学课余兼上神学课程，这样我便兼有了约大和神学院两方面的生活经历。www.133229.COm
中央神学院开放、注重灵性追求的办学思路
神学院坐落在约大校园的东部，跨过苏州河上的木桥 （现已造了水泥桥，位置略有挪移）。当时在苏州河东还有约大的科学楼（物理、化学、生物系教室）和体育场。神学院有单独的院落和标志。除草坪外，有一幢四层楼的教学楼（包括图书馆及男生宿舍），名为“四尽斋”，取义自《圣经· 路加福音》第10章27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这里最显眼的是一所精致的小礼拜堂，名为“圣舫济堂”，是纪念13 世纪的欧洲著名修士圣舫济（有译圣法兰西斯，他以安贫乐道、热爱自然著称）。当时圣公会的教堂内祭坛都是紧连墙壁，牧师主持圣餐时背向会众。沈子高主张牧师应面向会众，因此，祭坛置在前方，四面可通行。现在各国天主教、圣公会的教堂不少已采用这样的布置。祭坛是一个专制的木桌，正面有太阳从海上升起的木雕（寓意“清晨的日光”，据《圣经·路加福音》第1章78节）。这些都是沈子高院长的精心设计。这个祭坛后来搬到南京金陵协和神学院，在圣公会学生举行仪文式圣餐时，继续使用。此外有两幢小洋房，分别是院长和一位美国牧师 foster（傅斯德）的住宅；还有一排作为老师住宅的房子。
这是一所规模不大的神学院。自1949至1952年间，学生最多时不过三十来人，来自全国各地，年龄不限，分属研究科（大学毕业程度,以英文上课）及本科（高中毕业程度，不分班上课）。研究科前后一共只有4个学生，都是男性①。女生前后不过十多人。由于神学院内没有女生宿舍，我们就与单身的外国女传教士（神学院教师grieves、wyatt、约大教师falck）同住在约大校园21号那座白色洋房内，膳食仍在神学院内，因此每天清晨要走过苏州河上的木桥。冬天寒风凛冽，记忆犹新。
神学院的专职教师仅三五人。除院长外，1952年前有外国传教士。foster曾在南京传教多年，抗战时期，参加过保护南京难民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工作。widdess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毕业生，因不善于讲中文，只为
研究生上课。他每次上课或参加礼拜都穿着黑袍礼服，很是特别，大概是英国学风吧！神学院也聘请有圣公会牧师身份的大学教授来上课。如徐怀启（约大教授，教西方哲学）、洪德应（大同大学教授，一度任圣马利亚女中校长，教教会史）等。
中央神学院的主要课程有论文联盟http://圣经研究（概论及分卷）、教义神学、教会史、中国语文、英文等。除了固定的课程外，很注重各种讲座和参观。记得神学院曾经邀请约大政治系donald roberts来讲西方民主（他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基督教的“异端”），也邀请约大教授陈仁炳（民主人士）来讲新民主主义。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发起后，曾经邀请郑建业（圣公会内参加《三自宣言》②40位发起人之一）以及陈崇桂（福音派内参加《三自宣言》发起人之一）来介绍情况。在比较宗教方面，曾组织学生参观犹太会堂、东正教堂、清真寺的礼拜，也曾邀请佛教等其他宗教的领袖来演讲，介绍他们的宗教信仰及实践；在教会工作方面，除了分派学生去上海各圣公会教堂实习工作，还鼓励学生去不同宗派的教堂听道，也曾邀请信徒领袖来演讲，从信徒的角度，提出对于传教人员的要求，着眼于开扩学生的眼界。
另一方面，神学院强调学生需注重灵性追求，甚至提出要有修道院的遗风 。学生只能穿蓝、黑两色的衣服，除了每天的集体早祷、晚祷，圣日的圣餐以外，每学期有一天“静修日”,即除非必须，整个一天要求不说话，集体进餐时，有人朗读灵性书籍，以集中心思默想祈祷。沈子高主教强调他不是“高派”（礼仪上接近天主教）或“低派”（不强调礼仪，接近福音派），乃是“深派”，指灵性体验要深。校方对于学生管理较严，但无“学生守则”，而是用“你我之间”的书信形式要求学生自我约束。学生开展体育锻炼。为保证伙食满意，每天清晨有学生一人，轮流随厨师步行来回约三公里去三官堂桥菜场买菜，一则监督伙食费到位，二则有机会实现各人的选择，有点大家庭生活的味道。
约大内我曾参加过的
几个团契
解放后的约大，课程变化不大，只是除了英文课（按程度分成abc不同的班级）以外，其他一律用中文上课。对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徐怀启教授上“哲学概论”，从来不带教案，却条理分明，倒背如流，足见其根底之深。我还曾选修杨嘉仁教授的音乐课，介绍中外民歌，谈吐诙谐，深入浅出，在活跃的气氛中自然提高了学生的音乐欣赏水平。
约大是教会大学，但一向并不强调在学生中传教，只是有一些宗教性质的团契（即自愿参加的小团体），学生可自由参加。解放以后，宗教与教育分离，校园内宗教气氛更是淡薄。大草坪旁有一座歌德式的大教堂，名为圣约翰座堂，是圣公会江苏教区主教管理的教堂。该堂墙外爬满青藤，内部陈设庄严，可容纳数百人，有一架需用人力启动的中型管风琴，当时住在神学院的foster是堂牧。约大每天上午10时左右有20分钟的课间休息，届时教堂的钟声就会响彻整个校园，提醒人们到教堂去祈祷。早祷的仪式很简短，最多15分钟，我在校时，参加的老师同学每天不过几十人，后来逐渐减少，但还是维持着。星期天上午及傍晚，教堂有礼拜，参加者主要是住在校园内的教职员工家属、学生或邻近的信徒。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约大校园成为华东政法学院，这个教堂后来被全部拆除。即使从保存老建筑的角度来看，也十分令人惋惜。
1950年在约大的校园内，有“圣约翰大学基督徒团契”（st.john's christian fellowship，简称sjcf）的组织，由来自圣公会或其他主流教派的基督徒师生骨干组成，由基督教青年会、女青年会负责联系，校牧foster（后来是徐怀论文联盟http://启）当顾问。在教堂旁边的16号有一间活动室，开展古典音乐欣赏等活动，张贴布告欢迎同学参加。这个团契有一个很有水平的圣乐团，由各个系内爱好宗教音乐的师生组成，约大的早祷就由校牧短讲或此圣乐团献唱。有时也举行音乐会。我记得1950年的圣诞节专场音乐崇拜，是演唱“弥赛亚神曲”。指挥是约大附中教师戴云龙，我弹钢琴伴奏。
被帝国主义利用的问题（后来圣公会的领袖们很快转变立场，表示拥护“三自”运动）。《三自宣言》的签名，在神学院内也进行过，但我印象不深。“三自”革新运动随教会大学之后，于1951年掀起控诉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罪行的浪论文联盟http://潮，沈子高在圣公会的控诉大会上发了言，语多自我检讨，在神学院内我们可以隐约地感受到形势的压力与他的无奈。
随着外国传教士的相继撤退，专职教师队伍中补充了两个中国牧师，即魏希本与尤振中，都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受到冲击的人物。前者原是《圣公会报》的编辑，上海诸圣堂牧师，因信徒中有人涉及特务案，受到株连；后者是中国基督教自立会创办人尤树勋之子，从美国留学归来，在南京教会被控诉。这一阶段入院的学生中，也有人是在被边缘化的处境中，女生中如王尔英、陈德容，过去是江西、福建教会小学的校长，现在学校被政府接管，便进神学院学习。最突出的是一位穿着讲究的女生王孟英，是救主堂信徒，在上海独自有公寓住宅，我们都对她刮目相看。事后了解她是国民党高级官员朱家骅的养女。她在神学院合并以前进了天主教修女院。后来她近二十多年的冤狱终获平反，去世前也是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的馆员。综上所述，神学院当时在客观上具有政治“避风港”的功能。
我进入约大，却完全是一个不同的环境。1950年10月，志愿军出兵朝鲜，学校里热火朝天，到处是红色的宣传标语、黑板报、大字报。11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言，历数美国对中国的“恩赐”，把办学作为例证，激起了教会大学师生的强烈反感。约大开控诉大会，通电声讨，学生于12月参加全市大学生的反美游行。我作为来自神学院的学生，虽然思想跟不上，但没有理由不参加，在游行队伍中，我更体会形势发展的威力。
在约大内，我还参加过全市性镇压反革命分子的万人大会。当陈小毛等“现行反革命”的罪行被揭发时，大会一片喊杀之声。我从基督教所受的传统教育是“不可杀人”，当时在现场感到很不自在，但是面对如此恶行，基督徒难道不应该有正义感吗？形势冲击着我的思想，使我不得不思考。
1952年春，约大动员学生南下参干，中止学业，参加革命。当学生们敲锣打鼓欢送参干同学的时候，我一眼看到了邓修梅、邓修竹两姊妹（听说后来邓修梅在外交部工作）。她们与我同是圣彼得堂信徒，姐妹俩的父亲邓法言牙医师是宏仁医院的牙科主任，也是圣公会的上层信徒。那天邓医师也含泪来送别她们，对我的震撼很大。这说明教会人士也支持新政权的反美斗争，并不都是跟着美国走的。
约大的环境使我比神学院的同学更接近社会。1951年夏，已有大学生毕业后，工作要服从国家安排的传言。当时虽然我已经申请到人民助学金，可以继续在约大学习，但为了坚持自己终身奉献为教会服务的志愿，我决定放弃大学学业，回神学院去。1951秋到1952春的神学院，由于已经明确走“三自”道路，政府也给宗教团体免论文联盟http://征地价税等支持，经济上稍微缓解。学生会与“三自”革新组织的人员开始联系，推动学生与外界有了较多的接触，对于院方也有所促进。学生们挥之不去的忧虑，是担心教会前途及与之休戚相关的个人前途，因此学习情绪也不太稳定。
偏激倾向，没有钻进思想行动极端的死胡同，而是勇于面对现实，尊重客观，接受新事物 ，比较顺利地走上了爱国、适应社会发展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