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时代最有争议的思想家
又一位法国当代思想大师离开了这个世界，波德里亚留下的思想遗产值得我们继续思考；他所象征的那种激进地揭示社会变异的力量应该成为我们的力量源泉。波德里亚的形象代表了后现代思想中煽动、质疑和批判的气质，是中国当今知识分子和思想界最缺乏、因而也最有意义的一种思想力量。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波德里亚是当今时代最重要、也是最有争议的思想家之一；他把自己描述为“知识的恐怖主义者”，事实上他本人就是一个“挑衅者”，他不断地对那些影响过他的思想和观念进行质疑和批判，在进入新千年的历史潮流中，“波德里亚”这个词扮演着与正统决裂和进入新的理论领域的“通行证” 的角色。（道格拉斯"凯尔纳编《波德里亚：批判性读本》“绪论”，江苏人民，2005）波德里亚的去世并未使他的思想论定于一格，相反是激发起更多的变异和可能性。他的著述被翻译为中文的已有多种：《完美的罪行》（商务，2000）、《消费社会》（南京大学，2000）、《物体系》（上海人民，2001）和被认为是他的最重要著作的《象征交换与死亡》（凤凰、译林，2006，下引该书只注页码），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文章被翻译选入各种后现代理论文本。他的文风如同他的思想一样充满诡异的跳跃和对语言躯壳的刻意突围，因而无论给中文的翻译者和阅读者都带来理解上的挑战。一位曾在巴黎拜访过波德里亚的译者说，他在寻找波德里亚时曾被其同事告知“他在所有地方，也不在任何地方”。这似乎是对我们阅读波德里亚的最贴切的忠告：不要以为可以这样轻易地把握这个人。
《象征交换与死亡》这个书名并不像它表面看来的那样好懂—— 它说的是象征的交换与死亡吗？作者在“前言”中一开始就谈论着“象征交换”，但是关于什么是“象征交换”却没有作出定义式的说明。wWW.133229.coM读这本书的确可以体会到什么是“知识的恐怖主义”，同时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人把他视为狂怪的梦呓者。还是应该一再回头阅读这篇“前言”，包括它的两大段注释。在马克思和弗洛依德的学说被看作是“重新成为遵守法则的革命”以后，只有更彻底、更激进的理论暴力和“致死的思辨”有望激活整个思想的局面。
影响极大的“仿真”理论
他曾断言在当今社会构成中，主体、政治性经济、意义、真理、社会事物、真实事物都已消失，因此需要产生与此向适应的、全新的理论和概念来描述当今的时代（道格拉斯"凯尔纳）。《象征交换与死亡》正是波德里亚建立起一种全新学说的标志。波德里亚的早期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学说有密切联系，他试图以符号学理论补充和发展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传统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之外，他指出和强化了符号价值的重要性。可以认为，波德里亚思想的出发点就是符号学、政治经济性与消费社会学的结合，他引入符号学的最后结果是把资本主义的消费社会看作是不断失去现实性的符号体系，消费者本身也失去了主体性，一切都被符号化了。在《象征交换与死亡》中，他更进一步地从多方领域阐述了他影响极大的“仿真”（simulation）理论。他认为自文艺复兴以来“仿象”有三个不同阶段，相对应于价值规律的变化：仿造、生产和仿真。分别代表了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时期、工业时代和“目前这个受代码支配的阶段”；相对应的则是价值的自然规律、市场商品规律和结构规律。（第67页）在这个代码阶段，“仿真的超级现实主义”成为主宰世界的唯一力量，连现实也在超级现实中崩溃，传统哲学所界定的“现实”、“真实”、“本质”等等概念都受到根本的怀疑和彻底颠覆。人类生活的现实已经彻底符号化了，甚至“对真实的精细复制不是从真实本身开始，而是从另一种复制性中介开始，如广告、照片，等等—— 从中介到中介，真实化为乌有”。（第105页）因此，日常生活现实倒过来成了一个模仿的过程和虚构的过程，或者说，再大胆的虚构也无法与现实相比。“今天则是政治、社会、历史、经济等全部日常现实都吸收了超级现实主义的仿真维度：我们到处都已经生活在现实的‘美学’幻觉中了。‘现实胜于虚构’这个符合生活美学化的超现实主义阶段的古老口号现在已经被超越了：不再有生活可以与之对照的虚构”。（第108页）关于现实使艺术虚构相形见拙的论述，使我想起了中国最杰出的漫画艺术家廖冰兄先生，这位显然并没有读过波德里亚的老人在晚年说过，中国的现实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虚构能力。我们的确可以从最真切的意义上理解这位中国最正直的艺术家和那位法国思想家关于现实与虚构的逆转关系的论述。现实与虚构的关系就如同现实与语言的关系一样。波德里亚认为物品必须首先要成为符号才能被消费，因为只有符号可以出现在广告之中，只有符号才能被人们所言说、所推崇、所理解。这样一来，是符号建构了消费品的现实性，现实反而成为了符号的附庸。在这里，“《象征交换与死亡》说明了现代社会同后现代社会之间根本决裂的原则，并标志着波德里亚告别了现代社会理论的问题群。对于波德里亚而言，现代社会是围绕着商品的生产与消费组织起来的，而后现代社会则是围绕着仿真以及形象与符号的运用组织起来的，这标志着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编码、模型和符号成为由仿真控制的新社会秩序的组织原则。”—— 道格拉斯"凯尔纳的出色概述揭示了这本著作在波德里亚思想发展历程上的意义。
从政治伦理的角度看波德里亚，似乎乏善可陈。专门研究后现代理论与政治伦理关系的美国学者斯蒂芬"k"怀特在其专著的前言中不无歉意地说，“对于像让"博德里亚这样的思想家的忽略并不意味着他们关于文化、社会、政治分析的思想对我们毫无用处”；只是由于他们不像福柯、德里达、利奥塔那样有突出的伦理和政治主题的论述。（参见斯蒂芬"k"怀特《政治理论与后现代主义》“前言”，辽宁教育，2004）但是，我觉得波德里亚的政治—伦理关怀虽然没有表现为系统性的主题叙述，但他的政治敏感和深刻性却闪现在他关于符号的运作、力量等问题的极其丰富和多元的叙述中。比如他对1972年纽约出现的涂鸦运动的描述和分析令人叫绝：“涂鸦运动的政治意义就这样显露出来了。这个运动诞生在对贫民窟的镇压中。在这种镇压下，造反分裂为两派：一派是纯洁、强硬、教条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组织，另一派就是这种没有目标、没有意识形态、没有内容的符号层面上的野蛮文化过程。”他认为后者使造反“在真正的战略场所变得激进，即在完全操纵代码和意义的场所变得激进”；符号可以以其差异性—— 不可编码的绝对差异性 ——向系统和秩序进攻，不需要组织群众，也不需要有政治觉悟，却实现了干扰和打乱的目的，如同城市里的游击战。（参见第111～118页）在他看来，以无意义、无信息、无确定性、随意不羁的符号向一切社会的、意义的系统发动进攻，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进攻。与此比较起来，我们所熟习的政治辩论、窥测风向、戴镣铐跳舞、慷慨激昂或痛心疾首等等都显得多么迂腐和苍白无力！这几年来的早春时分，我都会怀揣文件、西装革履地随着一大群人涌进那些似乎是允许协商和辩论的场所，但在波德里亚看来，这种行为的有效性还比不上那些出没在地铁、人行道的无意义涂鸦符号—— 对包括政治在内的一切社会设计的拒绝。
必须用死亡反对死亡
事实上，我们需要波德里亚不是因为我们甘愿接受他的理论和嘲弄，而是因为我们无法相信自己的理论和无法逃脱对自己的嘲弄。对于波德里亚的“事物消失论”，我们可能无法在理性上完全接受；对于他的“拟像”和“超真实”理论我们也可能虽然不拒绝但也不会彻底认同，但是，他给予我们的最大影响来自对于社会性、真理性之类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观念的冲击。在“拟像”、“超真实”等刺目的思想光束的照射下，日益狂热的传媒、真假莫辨的感官刺激以及失去了真实性的大众都使人对于许多知识分子仍为之思索和奋斗的制度安排、观念更新等等产生了根本上的质疑：一切关于社会、关于真理的的热切诉求如何能证明自身的真实性呢？在《符号交换与死亡》中, 波德里亚一再指出, 后现代的本质任何现实都被代码和仿真的超级现实所取代，一切规定性、目的性都不再存在，代码支配一切、取代一切、成为一切；因而，他把我们仍然热衷的斗争归之为无效：“人们不能用目的性来与随机性作斗争，不能用觉悟的获得或辩证法的超越来与分子的程序化分散作斗争，不能用政治经济学或革命来与代码作斗争。”（第5页）
那么，我们的出路何在呢？波德里亚认为在这种世界里,只有死亡才能逃脱代码, 只有死亡才是一种可以真正无视拟像和代码的象征力量。在本书中波德里亚不断地讨论着“死亡”：“劳动与死亡”、“政治经济学与死亡”、“我的死亡无处不在，我的死亡在梦想”……。关于“死亡”这个主题的论述似乎更充分地发挥了波德里亚的想象力与雄辩，面对这个世界，波德里亚认为只有以理论暴力的悖论来获得反抗的可能性：“必须用死亡来反对死亡——这是彻底的重言式。把系统特有的逻辑变成绝对的武器。反对超级现实的惟一策略是‘形而下学’，这大致是‘一种通过想像来求解的科学’，也就是在仿真的极限，在摧毁与死亡的超逻辑中可逆的仿真的极限，系统转而反对自身的科学幻想。”（第6页）在前面，对于这种理论暴力的悖论性质有一段这样的论述：“反馈赠中的馈赠可逆性、牺牲中的交换可逆性、循环中的时间可逆性、摧毁中的生产可逆性、死亡中的生活可逆性、易位书写中每个语言单位和价值的可逆性：惟一的大形式，在所有领域中都相同的形式，可逆性的、循环复归的、废除的形式—— 这一形式在各处都结束了时间的线性、语言的线性、经济交换和积累的线性、权力的线性。对我们而言，它在各处都是毁灭和死亡的形式。这正是象征的形式。它既不是神妙的，也不是结构的：它是不可避免的。”（第2～3页）
当然，波德里亚所提示的只是一种与“历史的终结”相联系的斗争前景，后现代理论语境中的“致死的思辨”不应与政治学的现实斗争相混淆。读波德里亚的最大乐趣不是来自于他“为我们指明了斗争的方向”，而在于他使我们开拓了关于斗争的想像力，体验到斗争的无穷魅力。在我看来，波德里亚的思想遗产更可以转化为一种象征的力量，以驱除对于现实真实性的幻想。“我们必须去，必须到流血的地方去为我们自己挽救现实。”波德里亚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