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马克思以“人化自然”概念为基础，在现实的实践中探讨人与自然的存在关系。在现代社会，资本原则成为存在的普遍中介，“异化劳动”指向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内在相关的两个方面，因此，自然的全面复活和人类的解放都需要从根本上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各种脱离社会生产方式的抽象批判相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的探讨推进到了社会历史的存在论层面，从而为生态哲学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看来，不论是社会关系的和谐还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建构，都不能只是“震撼世界的词句”，本质上都是改造社会的实践，要落实到“社会存在” 的基础层面，以免陷入于单纯的观念幻象。只有在坚持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和立场的基础上，我们才真正可以谈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 资本原则 自然异化 人的解放 自然的全面复活
实践的处境虽然使人们不得不认同了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一基本立场，但是，观念的立场在实践上却变成脆弱的“应当”，理论上的争论也总陷入人类中心主义和反人类中心主义等等话语的抽象对立。从根本上说，何种原因导致了这种实践上的“脆弱”和理论上的“抽象”呢？在此，我们无意于全面厘清此种状况，而是就马克思思想在这一争论中被严重误判甚至某种程度的“不在场”而言，探索在解决生态问题上马克思可能提供的理论资源。此一探讨将围绕如下三个方面展开：其一，就一般原则而言，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自然概念在何种意义上奠定了生态问题探讨的哲学基础；其次，马克思如何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批判中为生态问题的批判规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方向；第三，当今的思想界如何使得问题的争论走向抽象，实践上又如何陷入困境，并由此原则性地指出马克思思想在此种状况中的基本意义。www.133229.coM
这一探索表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批判，为我们将生态危机这一表面问题同具有结构性地位的现代资本批判联系起来奠定了理论基础。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建构如果不触及到社会历史的基本建制，不是从“社会存在”的实践方面着手，脱离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谈论人与自然的和谐，或者相反，在人类与自然的冲突关系中谈论社会的和谐，最终都会陷入意识形态的幻象。因为真正说来，人对人的剥夺和人对物的剥夺是内在同一的过程，人的真正解放才意味着自然的全面复活，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因此，生态问题的批判不能只从观念的意识形态批判入手，而应该从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历史建制批判入手，在现代性的原则之内，环境的保护大体只具有局部的意义，而不可能是自然的全面复活。正因为如此，在自然环境极端恶化的当下处境中，一种极端的对发展主义的批判立场才成为可能，它以一种激进的批判姿态掩盖了保守的浪漫主义立场，落入了人与自然抽象同一的天真。
一
在“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这一生产力概念的通常规定中，的确强硬地体现出了“知识即是力量”这一现代性的主导观念。正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严重地指出的那样，知识与权力同一，知识成为统治他者和自然的工具，导致了启蒙衰颓为理性的神话，奴役自然的尝试在打破自然的过程中接受自己的后果，陷入于更深的自然束缚之中。[i]对自然的利用和控制成了现代社会基本的意识形态。[ii]自然仅仅作为有用物，作为绝对的“客观性”这一现代的主体性姿态，已经被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检讨过了，就哲学的领域而言，这一任务大体是在理性主义和主体主义批判的主题之下得到实现的。人的主体性之确立被看成是现代性的根本标志和根本成果，即是说，现代是一个“人义论”的世界，这一点已经在同中世纪神学世界的比照中得到了认同，并且通常在批判或者颂扬的意义上被领会为神义论的人本化颠倒和置换。[iii]
然而，人之本体论地位的确立更是在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中发生的，只有人在对物的关系中获得了主导地位，上帝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异化这一点才可能被动摇，并且从理论上被揭示出来。这一过程在观念上大体表现为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的进展。实践中的能动性和主导地位在观念上得到自我确证乃是近代主体哲学的全部秘密。笛卡儿自我反思的怀疑原则本身却实现了自我主体性的确证，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实体即是主体”这一命题，更是表达了主体性的“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尽管只是一种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iv]因此真正说来，主体性原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态度，而是实践的态度。这即是说，人对自然的主体性成了现实的感性实践活动的内在规定，人在与自然的互动中实施着“权力”，一种现实的支配性关系，而自然仅仅被他者化为一种统治和操控的对象，成为一种纯粹的“客观性”而失去了“感性的光辉”和诗意。这就是主体性原则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体现。主体性，指向自然，指向上帝，并且是因为指向自然方才指向了上帝，如果人在对自然、对历史的关系中没有主体性的确立，上帝就不会失去它在人世间的统治，上帝与人之间主奴关系的颠倒建基于人与自然之间主奴关系的确立。主体性地位确立起来的这种双重指向关系，意味着以泛神论和物活论的立场来批判基督教神学是不可能成功并且持久的。面对自然遭遇人为的统治和破坏，还诉诸于自然的神秘和绝对价值“为自然辩护”大体只能落入保守的浪漫主义怀抱。此种自然只不过是一种与神对立的抽象，而不是人类的现实的、真实的自然。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的崇拜甚至于变成一种比基督教还要反动的“自然宗教”。[v]
所以，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在“污浊的实践”中重塑自然的神圣观念，或者从观念上宣布人类“主体的死亡”如此等等，而是在现实的关系中揭示“自然受到统治”的社会根源，揭示生态危机的历史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幼稚行为[vi]。可以说，现代的工业实践和科学技术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存在论事件，我们只有在这种现实的实践关系之中，才能揭示出自然属人的存在，亦即是自然在现代社会中特定的历史规定性和实在性。剥离了社会历史规定性的绝对自然，只是一种观念论的抽象。因为对马克思来说，现实的存在只能是关系中的、对象性的具体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是“非存在物”，“是一种非现实的、非感性的、只是思想上的即只是虚构出来的存在物，是抽象的东西”[vii]。自然通过工业和实践进入人们的生活，成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同样，人通过对象化的活动，使自然获得了属人的性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和自然的现实性或实在性就是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的存在以及自然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viii]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再次指出，那种自然地理解自然，“把人对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的做法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的对立”，“好像人们的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ix]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说，先于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x]新的发明和工业的进步不断削减了费尔巴哈“外部自然界”的地盘。[xi]
马克思的自然概念不是抽象的、居于人之外的“绝对”，其“人化自然”是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突破。在人的实践关系之外谈论自然的“独立性”、“先在性”、“外在性”等等，只是一种观念的抽象，我们愿意将这种抽象理解成一种本体论的提问方式，它蕴涵的基本命题就是马克思批判性地指出的：“抽象的唯灵论是抽象的唯物主义；抽象的唯物主义是物质的抽象唯灵论。”[xii]马克思强调历史实践活动对自然的中介，他把自然和一切关于自然的意识都同社会的生活过程联系起来。[xiii]人与自然的关系受到了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制约，自然现实的存在形式乃是人的对象性活动的客观存在。这就使得在劳动和实践的形式中领会和把握现实自然具体的存在方式，亦即是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存在关系和存在规定在方法论上成为可能。所以马克思说：“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和人之间的现实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xiv]
马克思批判抽象的自然，神秘的自然概念，将自然纳入人类的对象化活动来理解，是否意味着他只是把自然看成是“劳动材料”、“工业对象”，亦即是说马克思的自然思想是否只是现代主体性的直接遗产，取向于对自然的统治和征服呢？[xv]事实上，马克思明确地说过，自然不仅仅是劳动的对象，而且是意识的精神生活的对象[xvi]，是人的全部感性活动的对象。但是，在现代性的存在关系中，被资本中介的经济关系成了存在的本质规定，因此自然才单纯成了“有用物”，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是现实历史的存在论规定决定了经济因素在理解自然时的本质地位。批判的任务不仅只是从观念上揭示此种异化，而且要以实践的方式实现自然的解放，即“自然的全面复活”。
然而，将马克思看成经济中心主义者的误解总是一再发生，第二国际理论家的经济决定论不说，当代的一些生态主义者也常常批判马克思仅仅把自然看成人类经济活动的对象，劳动的资料库，批判马克思是主张掠夺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者。与此种指责相反，不少人又批判马克思“自然的全面复活”和“彻底的自然主义”思想是“环境的乌托邦”或“自然的乌托邦”，建立在一种抽象的形而上学设定之上。事实上，马克思说未来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xvii]，这一论断建立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深入批判的基础之上，要求通过扬弃和改造资本社会，在人的解放中实现自然的解放，扬弃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双重异化。马克思并不是脱离了现实的社会历史关系谈论人与自然之间抽象的同一性或抽象的对立，他深刻认识到了资本对人和自然的掠夺，主张通过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实践改造来改变人与自然之间单纯的“利用”关系，而不是一种观念论上的抽象“和谐”。生态问题的探讨必须深入社会历史的存在论基础——对此基础而言，生产方式是核心范畴——而不能只是变成一种观念论的批判。在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向上，我们才能有效地揭示当今生态问题的真实根源，同时也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并不只是现代主体主义的非批判继承，或者简单对立。
二
我们说，在马克思看来，存在乃是对象性的存在，现实的、真实的自然乃是工业中的、生产中的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在这些现实的生产关系之中才能得到揭示。虽然，就人的存在而言，人与自然的物质交换是一种“天然的必然性”，[xviii]但在不同的社会历史中，此种必然关系却表现出不同的形式和不同性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劳动异化”概念已经明确地揭示了现代社会中“自然的异化”这一根本状况。马克思说：“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无机的身体即自然界……异化的劳动使人的身体，同样使在它之外的自然界，使他的精神的本质，使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xix]在这里，“异化劳动”并不仅仅是指社会关系层面的异化，而且指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多次谈到自然在现代异化劳动中以异化的方式呈现。然而，人们往往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层面谈论“异化劳动”，忽视了马克思“异化劳动导致自然的异化”这一重要思想。不用说资本主义生产导致的自然的灾难，就是实践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往往将“解放”单纯理解为人与人之间剥削关系的打破，自然不是被解放而是成了攫取的对象，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而不是自然的复活。因此，在目前的理论和实践处境中，生态危机问题的讨论应该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作为具有本质重要性的命题揭示出来。
由于一种元哲学的阐释倾向，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常常被理解为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继续，好像由于有一种关于“人的形而上学的预设”，这一概念才是可能的。马克思在这一手稿中如何以异化劳动概念贯穿了哲学批判、经济学批判和社会主义思潮，以及异化劳动概念同后来侧重于生产方式的批判之间的相互关系，在此不能展开全面阐释[xx]。但可以提出的有三点：其一，马克思在对象化的意义上理解存在，对象化既表现为状态，亦表现为过程，“异化劳动”批判本质上是指向的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现实关系的存在论分析，是从“经济事实”出发的[xxi]，就像马克思谈到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时说的那样，它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达[xxii]；其二，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结果，同时又成了异化劳动的现实的前提，人在劳动中的异化表现为私有财产制度对人的劳动条件、劳动对象和劳动产品的剥夺，因此，自然作为劳动的要素，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受到了私有财产制度的普遍规定，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同人发生现实的关系；其三，私有制在资本主义形式中达到了极端的形式并因此而走向灭亡，[xxiii]革命运动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找到经验的基础和理论的基础[xxiv]，革命的指向是扬弃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的“共产主义”，在这种扬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物之间的关系不再通过私有财产（在这里即是资本）的中介，在这样的原则高度上，彻底的自然主义和彻底的人道主义才是同一个说法。[xxv]
由此看来，马克思的异化劳动也好，人道主义也好，自然主义也好，都不是脱离了现实历史条件的抽象的思辨概念，马克思根本的贡献在于联系现实的社会生产方式和历史条件来揭示和考察这些范畴。马克思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自然作为生产的条件和对象成了人的异己的存在，工人作为被剥夺者意味着自然被从劳动者手中剥夺，[xxvi]或者自然是作为资本而与劳动者发生关系。与其说自然作为资本参与剥削过程，不如说自然被资本剥削所规定，因为资本不过是体现在物上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是资本赋予了物以独特的社会性质。[xxvii]因此，不能脱离特定的社会性质来谈论自然。在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自然的独特性在于，它仅仅作为“有用物”而存在，作为赚取利润的条件而存在，它已经被剥夺了全部的神秘性，这是由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基本性质决定的。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此作出了具有原则高度的概括：
“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大自然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使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xxviii]
在这里，自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现实规定被本质地揭示出来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单面化为一种效用关系，不论是作为生产资料还是消费品，自然都完全服从于人的需要，其神秘性和诗意完全在淹没于冰冷的利己主义打算之中。在资本的普遍中介下，人本身都只是作为商品存在，人与人之间变成了赤裸裸的“现金交易”，“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xxix]，难道还能确立起纯洁的自然的价值吗？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就尖锐指出，利己主义和个人主义就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原则[xxx]。由此，必然的后果是，任何一个对象，只有当我们拥有它时，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时，它才是我们的。[xxxi]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单面化一种有用的“物性”。而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当物按人的方式同人发生人发生关系时，人才能在实践上按人的方式同物发生关系。只有人的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自然界才会失去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xxxii]只要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关系没有被彻底的扬弃，人的一切感觉和特性就得不到彻底的解放，自然也就不可能在与人单面化的对象性关系中实现“全面复活”，所谓确立自然权力的本体论地位来批判生态危机等等如此做法只可能是思辨的抽象，最多是一种观念的革命。
在资本对自然的全面抽象中，自然界仅仅成了“劳动的资料库”，自然在资本昼夜不停的循环中被攫取，接受着“资本”的逼迫，这才是当今环境危机的真正根源。这一点在海德格尔的如下追问中也大体得到了说明：“现代技术中起支配作用的解蔽乃是一种促逼，此种促逼向自然提出蛮横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够被开采和贮藏的能量。”[xxxiii]“但这种开采首先适应于对另一回事情的推动，就是推进到那种以最小的消耗而尽可能大的利用中去。” [xxxiv]不过需要强调的一点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出现与资本原则的普遍确立之间存在一种内在关系，不能单纯从理性和思想的内部来探讨其本质以及它们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然而，当今对生态危机的分析采取的科技理性批判、工具理性批判等等，大都走的是这样一条理性主义的批判道路。与此不同，马克思总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意义上来考察科学技术的产生、性质及其功能的，[xxxv]此种考察使得马克思不再是一个抽象的技术乐观主义者或悲观主义者，而是看到了现实资本带来的灾难，也揭示了资本的“文明作用”，从而要求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扬弃中实现自然的解放，而不是面对自然的被“促逼”采取一种“泰然任之”的姿态。[xxxvi]
三
我们知道，大约从20世纪40年起，产生了一种逐渐被命名为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话语，在这种对现代性的批判和反思中形成了意义十分广泛的“后现代语境”。在这一语境中，面对现实的社会灾难和自然灾难，自由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实践的社会主义被看成是现代性的产物和具体表现，三种主义都各自将对方看成是与第三者的联盟，并妖魔化为“邪恶”，是当代灾难的根源。整个争论远离了对现代社会基本原则的存在论分析和批判，批判的话语不断地模糊了社会制度之间的差异，开始走向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和观念论批判的道路。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批判理路被放弃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甚至被作为经济决定论和经济还原主义遭到批判。在对生态危机的分析中由于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批判这一根本的方法论，批判陷入了对所谓发展主义的批判，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主体主义、工具理性主义的批判等等，这一切都被看成是启蒙精神的后果，看成是现代性的内在规定。问题当然不在于展开诸如此类的批判，而在于此种批判往往从根本上忽视了资本原则的普遍中介这一基本的存在论事实，使批判无意中陷入抽象，根本没有触及问题产生的社会存在论基础。在这种语境下，马克思的理论被看成极端的现代性理论，在马克思的名誉下实施的社会主义实践则被看成是现代性的极端化，比现代性还现代性的现代性[xxxvii]，它造成了比资本主义更加严重的生态危机，是人类主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最激进的版本。
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思辨哲学，作为一种思想视域，它不仅产生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历史的批判，而且本身就在这一批判中得到全面展开和实现。马克思思想的基本意义在于，为理解现代社会历史提供了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方式”这一批判范式。马克思以资本命名现代，资本被阐释为现代社会历史的基本原则，或基本建制，批判的任务就是揭示资本原则的内在规定及其限度，揭示资本在现代社会历史中的普遍贯穿，揭示资本对自然、人和社会的全面中介，现代性的意识形态（即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本质上也不过是被资本中介的现实历史过程观念上的“副本”。在这个意义上，在对现代社会历史的剖析中正确地抓住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核心范畴，实际上就站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立场上。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核心范畴的“资本”不能单纯被狭义地理解为一个实证的经济学概念，而应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高度上被阐释为现代性存在论范畴，即现代“存在”的普遍规定和基本建制。这样，人与自然的关系受资本原则的普遍中介这一现代性存在论状况就可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上被揭示出来。资本的剥夺本性就不再仅仅指向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剥削关系，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存在论视域也就不再被阐释为一种与自然基本无关的“社会历史观”。在马克思的思想视域中，资本原则作为现代性的存在论规定才是当代“自然异化”的真实根源，而自然真正复活的最后出路是资本的扬弃，它与人的解放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在这个意义上，共产主义才被马克思看成是完成了人道主义和完成了自然主义。马克思虽然没有对生态问题作出课题化的研究，但马克思的这一思想恰恰从根本的意义上奠定了阐释当代生态学问题的理论基础。此一理论基础从根本上意味着生产方式概念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范畴，在分析现代人与自然关系中的基本意义，它批判抽象的自然观，反对脱离现实的实践关系诉诸自然的绝对价值等等来谈论人与自然的和谐，最终陷入人与自然抽象同一的浪漫主义天真，而本质上是保守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现代复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建构是一种现实的实践关系，就像共产主义对资本的扬弃并不只是一种观念的更新，而必须是一种改造现实的社会实践一样，此种和谐关系的建构必须触及和推进到社会基础的层面，而不能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话语操作。这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
在国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充分地领会到了马克思思想对于研究生态问题的重要意义，他们指出，马克思思想提供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应该遵循这些原则来研究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xxxviii]与脱离当代资本原则来讨论环境和生态问题的思想家相反，不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十分注重将这一问题同资本的批判紧密地联系起来，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是产生当代生态问题的根本原因，不能离开社会制度和社会生产方式抽象地谈论生态环境的破坏。美国的前共产党书记霍尔指出，科学技术本身也能成为保护环境的重要力量和积极因素，问题只在于在垄断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并不能做到这一点[xxxix]。在谈到环境资源与人口关系的时候，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帕森斯认为，生态问题的产生与资本主义的阶级剥削之间有着本质关系，真正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是社会主义，他说：“我们把‘人口－资源’的问题看成是因统治阶级的罪过而产生的、由工人阶级加以解决的阶级问题。这种激进的分析要求激进的解决方法。社会主义就是解决方法，并且越快解决越好。”[xl]
这当然不是说在资本主义终结之前，任何保护环境的做法均无意义，也不是说马克思的思想已经合盘托出了解决生态问题的具体方案和策略，也许正好相反，马克思思想的原则性和方向性面对具体的历史处境却显得不“实用”。这就要求我们结合现实的历史处境实现理论的“具体化”。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的迅速拓展，伴随着人的需求和欲望的急剧膨胀，各种自然资源、能源的大量消耗，人在与自然的互动中触及到了自然的底线，人类的存在已经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因此，我们需要澄清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未予考虑的生态学前提[xli]，同时也要阐释马克思思想对生态学的基本意义。像海德格尔以“向死而在”确立“此在”的生存论意义一样，历史唯物主义也可以从一种“终结”的本体论确认中获得建构意义的立场，在这种立场中阐释它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阐释通过扬弃资本克服“自然异化”的历史性意义，将生态问题本质性地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事业之中，并与当代中国的实践联系起来，而不是单纯从暂时策略的意义上来理解“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建构，甚至于将这种关系的建构停留在“观念革命”的领域之内。
另外，国家职能的强化也是马克思没有面对的问题。在马克思那里，由于批判黑格尔理性国家观念的必要，国家被重新置于市民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国家更多被看成是资本的“随从”，在自由资本主义条件下，马克思没有全面地考察国家可能的“超越”作用及其限度。就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的加强，被一些人用于宣布马克思思想的失效不说，在两种制度并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的功能也需要在当今的历史处境中进行客观的考察。社会主义的国家如何承担起实现人的解放、自然的解放的全部责任，而不是再度成为异化的力量，是必须面对的重要理论任务和实践任务。实践社会主义的衰落及其遭遇的各种指责大都与此密切相关。如果说资本的自发性导致和加深了自然的全面异化，而且，从属于资本原则的国家在解决生态问题时受到资本原则追求效率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制约，那么，社会主义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它岂不是也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吗？尤其是在市场对资源起到基础性配置作用的时候，社会主义如何还可能避免环境灾难，避免将自然仅仅作为攫取的对象呢？这当然不只是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但无论如何，国家应该发挥着核心的作用，此种作用绝不是从国家是市场的补充结构这一意义上说的——因为此种见解，甚至是实践无疑会将国家拖回到它试图超越的历史阶段上去——而是就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历史地承担解决而不是强化人与人、人与自然双重异化的使命而言，唯有承担着这一使命，并实际地完成着这一使命，它才不会失去创造历史的机会，其实践才真正具有指向未来的伟大意义，并且也只有如此才不会背弃它神圣的伟大承诺。
[i]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p2、p10等。
[ii] 这是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一书的基本观点，岳长龄、李建华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
[iii] 张志扬：《偶在论》，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p2。
[iv]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320、p316。
[v] 道梅尔在《新时代的宗教，创立综合格言的尝试》中说：“自然和女人不同于人类和男人，前者是真正神圣的……人类为了自然而自我牺牲，男人为了女人而自我牺牲乃是真正的、唯一真实的温顺和克己，是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美德和笃敬。”（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p240。）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是一种比基督教还要反动的“自然宗教”，求救于自然不过是“笨拙的农村田园诗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p240。）
[vi]《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p241。
[vii]《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p325。
[viii]《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310－311。
[ix]《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76。
[x]《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77。
[xi]《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p97。
[xii]《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p111。
[xiii] 卡尔?斯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北京，p17。
[xiv]《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307。
[xv] 海德格尔就曾经批判性地指出：“唯物主义的本质不在于一切只是素材这一主张中，而是在一种形而上学的规定中，按照此规定讲来一切存在者都显现为劳动的材料。” 由此，海德格尔判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学说。（海德格尔：《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见《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1996年，p383。）
[xvi]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272。
[xvii]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301。
[xviii]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称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是人为了能够活着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身体”。（《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272）后来在《资本论》第三卷的最后一节，马克思在讨论劳动的必然性、自由王国和必然王国对此也作了强调，问题只在与如何合理地安排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不让自然盲目的力量来左右人们的生活。（《资本论》第3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p925。）
[xix]《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274。
[xx] 关于这一方面的讨论，我在尚未公开发表的博士论文《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当代意义》有具体的论说。
[xxi]《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275。
[xxii]《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1995年中文第二版，p285。
[xxiii]《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p283。
[xxiv]《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p298。
[xxv]《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p298。
[xxvi]《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269。
[xxvii]《资本论》第3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p922。
[xxviii]《政治经济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p390。
[xxix]《共产党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p275。
[xxx]《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文第二版，p141；也可见《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文第二版，p194。
[xxxi]《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303。
[xxxii]《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p304。
[xxxiii] 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见《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p932－933。
[xxxiv]《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p933。
[xxxv] 关于这一点，可见马克思的如下论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一切知识的基础）的发展，也像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一切知识的发展一样，它本身仍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自然科学创造了进行研究、观察、试验的物质手段。”“由于自然科学被资本用作致富的手段，从而科学本身也成为那些发展科学的人的致富的手段，所以，搞科学的人为了探索科学的实际运用而互相竞争。另一方面，发明成了一种特殊的职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p520－572。)
[xxxvi] 海德格尔：《泰然任之》，《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选编，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p1239－1241。在我看来，海德格尔的此一姿态只是以思想家的深邃导致对自然的“理论直观”，按照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的说法，海德格尔毕竟只是哲学家和理论家。
[xxxvii] 见齐格蒙特·鲍曼：《现代性与矛盾性》，邵迎生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p396－404。
[xxxviii] 见弗里德里克：《重新发现自然辩证法》，载于《政治事务》，1975年第5期。
[xxxix] 见霍尔：《生态危机的阶级方面》，载于《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1972年第8期。
[xl] 见帕森斯：《马尔萨斯主义和社会主义》，载于《革命世界》1977年第21/22卷，p98。
[xli] 俞吾金：《马克思哲学的当代叙述方式》，载于《社会科学报》，2006年3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