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创立的哲学历史观。这种历史观掲示了人类社会客观的、辩证的本性及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对于科学地考察社会生活现象和社会历史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意义并不仅限于此。从马克思卷帙浩繁的理论著述中，我们不难看到，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事实上有两个基本的理论维度：其一是历史哲学的维度，即我们所熟知的唯物主义的哲学历史观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其二是社会哲学的维度，而这个维度却正是我们以往注意不够的。如我们所知，马克思本人并没有写作一部类似我们通行多年的‘原理”教科书那样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一般理论的著作。这并不是因为马克思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构建一个一般的哲学原理体系，而是因为马克思努力要使自己的哲学彻底走出‘形而上”的体系建构，直面生活世界，在理解、把握所处时代社会变革过程的性质、特征、规律和趋势的基础上，为推进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提供理论的依据。为此，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14这应当说是马克思为自己的哲学所做出的承诺，也是马克思力求创立的新的哲学的姿态。他的大量的社会哲学的理论著述是在履行自己的哲学承诺，他要使自己的哲学无愧于自己所处的时代。
一、马克思的社会哲学理论
笼统地说，人类社会迄今已经历了两次大规模的社会转型。第一次社会转型是从原始的采集一狩猎经济向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体现农业文明的传统社会的过渡；第二次社会转型则是从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体现工业文明的现代社会的过渡。第二次社会转型起步于16、17世纪的欧洲，大致在19世纪，欧洲一些主要的国家基本完成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而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目前尚处在转型的过程之中。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恰恰是欧洲的社会转型时期，他的大量的社会哲学的理论著作都是以把握这个社会转折过程的特征和规律为主旨的。本人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哲学理论至少体现如下三个方面：
其一，从理论上深入地把握了欧洲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结构变迁过程的实质、特征和规律。如在《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哲学的贫困》、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中，马克思研究了商品经济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过程，分析了商品经济形式的本质和内在规律，从商品经济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掲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并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及其内在矛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神圣家族》、聽意志意识形态》、法兰西内战》、骼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考察了转折时期欧洲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发展状况，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形成及其实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的剖析。
其二，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掲示了社会转型过程的哲学内涵。在上述著述中，马克思还始终把人的发展问题作为全部理论的中心问题，探讨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怎样使人从传统社会中‘人的依赖关系”摆脱出来，获得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分析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如何使人的全面的社会关系和人的全面的能力体系得以形成，以及商品经济在私有制条件下怎样造成人的全面‘异化”，并指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个性的现实条件与途径。
其三，欧洲的社会转型时期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借助于殖民主义扩张向全世界拓展的历史时期。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一系列重要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性扩张的动因、过程、内在矛盾、规律和趋势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理论分析，从而形成了‘世界市场理论'世界历史理论”、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和‘共产主义理论”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关注的正是自己时代的任务，具有鲜明的时代性特征。正是欧洲社会剧烈的变革过程激发了马克思的理论热情，并使马克思把自己的理论创造深深地切入这个变革中，为推进这个变革提供思想武器。因此，马克思的哲学理论是与时代融合在一起的。这是今天我们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时必须予以充分注意的。目前，我国学界不少学者在致力于重新解读”马克思的文本时，大量地采用分析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结构主义等方法，以期从马克思的文本中开发出新的见解。这种解读当然是有意义的，是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但是，如果这种解读只是停留在字里行间的注释或文本的‘澄明”上，而不是从欧洲社会转型的动态过程和内在矛盾的历史内涵中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涵，就不可能达到懈读”的真正目的。
二、马克思社会哲学理论与当代社会发展
我们今天所要建构的社会哲学可以说是马克思社会哲学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和发展。从世界经济、政治和科学文化发展的总体上看，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转折过程并没有结束。市场经济是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在致力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以加速现代化进程。因此马克思关于商品经济形态矛盾和内在规律的学说、关于商品经济条件下人的存在和发展的学说以及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结构的分析和批判，对于我们把握正在经历的社会转型过程仍具有现实的理论意义。特别是马克思社会哲学中关于‘世界市场”、‘世界历史”的理论，关于东方社会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等有关落后国家社会特征和发展道路的考察和分析，对于我们认识今天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问题，对于我们把握当今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实质和内在矛盾更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价值。以往我们在理论上更多的是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哲学维度，而忽视了它的社会哲学维度，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过去始终把市场经济理解为与社会主义经济格格不入的资本主义经济。今天，当我们致力于发展市场经济并跻身世界经济的运行轨道时，马克思所分析、所掲示、所批判的那些现象、事实和问题正在我们身边发生，这就迫使我们不能不重新去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社会哲学思想和理论。
当然，我们正在着手建构的社会哲学与马克思的社会哲学在理论内容上又是有所不同的，这个不同首先是由时代特征的根本性转变决定的。英、法、德等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自然经济形态向市场经济形态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开始于16、17世纪，完成于19世纪，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主地发展本国的市场经济则是在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即二战以后）才开始的。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将之区分为‘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显然，先发”和‘后发”的区别不仅仅是时间早晚，更重要的是先发国家几个世纪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格局，从而使后发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处在与先发国家转型时期完全不同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中，并因此面临完全不同的社会问题。
首先，从时代特征上来看，以英、法、德、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转型，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生和发展而自发地实现的，较少受其他民族国家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影响。然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这些国家充分发育的过程同时也是资本的国际化过程。通过世界市场的开拓和殖民化过程的扩展，各民族国家自我封闭的经济和文化锁链被市场经济这把利刃”斩断，民族国家的历史开始迅速地向世界历史转化。特别是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交通和通讯技术以及跨国公司、世界银行和多边经济关系的飞速发展，随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而展开的经济、军事角逐以及第三世界国家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世界范围内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已形成了一个普遍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体系。生存和发展不再是一个民族或国家自身的事情，各民族国家自发的发展道路已被终止。广大发展中国家起初是在资本主义殖民化过程中被卷入这个日益扩展的世界体系中，备受资本主义宗主国的剥削和掠夺。而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则是在非殖民化过程中进行的。通过民族解放运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获得独立，但其通向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却仍不能不受世界体系的制约。一方面，在世界体系中广泛的、密切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流与渗透使发展中国家有可能通过借鉴先发国家的经验教训，吸收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优秀成果，并利用国际援助和国外资本的流入而在较高的起点上获得跨阶段发展的机遇；另一方面，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这个世界体系又充满了矛盾和抗争。这使得发展中国家社会转型的过程和方式远不同于‘先发，，国家。
其次，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先发”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都经过资本的‘原始积累，完成了农业经济的商品化，从而确立了资本主义的一体化”市场经济结构。与此相适应，社会政治结构和思想文化结构也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从传统社会类型向与市场经济结构的功能要求相吻合的现代社会类型的转变。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却普遍面临‘结构二元性”的困扰。所谓‘二元结构”是指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中存在着其性质和结构完全不同的两种经济形式，即生产效率低下、经营方式落后的自给或半自给性农业经济和生产效率较高、经营方式较为先进的现代工业经济。这种二元结构起初是资本主义殖民化过程的结果，二战以后，获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贫困状况，片面追求工业化而忽视了对农业经济的改造，致使经济结构的‘二元性”被牢固化。在二元结构中，城市工业迅速发展导致城市消费的畸形膨胀，农业经济则因投资增长缓慢而长期滞留在自然经济模式中，城乡之间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分配方式以及城乡居民的经济收入和文化教育水平上的差距越来越大，从而抑制了一体化市场经济的形成，使市场经济的均衡机制或价值规律的调节手段不能充分发挥作用。经济结构上的‘二元性”，必然延伸到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二元性”，相互矛盾的社会体制以及难以相容的发展策略持续不断地引起社会内部的紧张和动荡不安。
在文化更新问题上，西方国家的文化变迁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育过程的推动下发生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传统的文化价值观，确立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适应的文化精神，解除了束缚新生资产阶级手脚的精神锁链，从而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为资本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确立，提供了智力支持、心理准备和文化背景。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经历市场经济自发的、完整的发育过程，因而在自身的经济结构的演变中缺乏剌激本土文化发生变革的因素。社会体制所包含的组织体系、规范体系、目标体系和权力体系政治体系）均以一定的社会文化价值观为基底。如果社会成员普遍缺乏与现代化过程相适应的文化价值观念，势必对现代化过程所必须经历的结构变迁缺少必要的思想准备、智力支持和心理承受力，自觉或不自觉地抵制结构变迁。追求经济增长易于成为贫穷落后国家所倾心的目标，而一旦要从根本上变革社会结构，确立新的发展模式，那么在需要变革的任何一个地方，都会遇到人们久以习惯的传统价值观念的抗拒。发展中国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是马克思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不可能完全预料到的。因此，我们必须建构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哲学。这个社会哲学应贯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从哲学的高度总结我们这个时代世界范围内经济、政治和文化变革的大量经验，批判地审视现实，回答那些关系人类命运的种种问题。当前学界有学者提出了回到马克思”这一响亮的口号。这个口号如果旨在清除多年来有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曲解、误解和偏见，当然是十分有意义的。但必须指出的是，马克思的著述有着马克思本人的理论视界”，这个视界”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提供的，我们今天领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也会有我们这个时代提供给我们的理论‘视界”，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一个解释学所说的‘视界融合”过程，这种视界融合”是一种超越和创造，它将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们这个时代所应具有的生机和活力。
谨以此文纪念马克思逝世12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