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论
心智哲学或心灵哲学（philosophyofmind)是以认知科学为背景,与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有着深刻渊源的哲学理论。它研究人的心智、意识等及其同身体尤其是大脑的关系（徐盛桓2010:30-35)。心智不是物理实体，不能将其物化。当我们提及人们具有“心智”时，我们讨论的是人们的特征而不是人们所拥有的某种物体。人们具有“心智”意味着人们能够感觉和思考等等。心智哲学的研究目标是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心智的本质和心智的工作原理;第二个问题是心脑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对有关心智的各种各样的心理概念应如何进行分析的问题(章士嵘、王炳文1996:64)。
与其他哲学思潮相比，心智哲学最显著的特点是将哲学问题与人的身体、心智联系起来,哲学不再是一个游离于“人”之外的抽象的概念,而是与人的生理结构、心理结构及心智状况密切相关的理论体系。随着科学的发展与分化,心智已不再是哲学家专属的研究对象,心理学、神经生理学、脑科学、语言学、人工智能、神经控制论、人类学等学科从各自的专业角度对其进行了讨论。科学的发展使心智哲学成为一门被冠之以“哲学”之称的交叉学科。
心智哲学与语言研究的联系纽带在于语言是基于心智的,语言对现实的表征依赖于大脑对现实的表征。语言活动在心智哲学中被看作是心智活动的反映,心智活动是心智哲学研究的对象（徐盛桓2010:30-35)。语言研究的取向随着心智哲学的演化而有所不同。
2. 心智哲学的历史演化
心智哲学不是脱离于历史传承而凭空出世的学科,它传承于历史上对“身心”（mindandbody)问题的探究。“身心”关系是哲学界一个古老而复杂的话题，也是促使心智哲学产生的根源。20世纪50年代,与逻辑实证主义和分析哲学一脉相承的心智哲学,在认知科学发展的背景下,特别是脑和神经科学发展的背景下重新进行建构。探索心智的路程经历了二千多年之后，以“心智”命名的哲学理论最终走向了历史的前台。
2.1 逻辑实证主义阶段
心智哲学的孕育20世纪初,哲学领域中的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positivism)与心理学领域中的行为主义遥相呼应，相辅相成。两者都以“证实”为原则，旨在清除非科学的思考。逻辑实证主义产生于相对论的创立和量子物理学发展的背景下,它以经验为根据,运用逻辑分析工具进行推理,采用剖析语言的方法,用概率论来修正结论。逻辑实证主义试图把包括心理意向等现象还原为外在的、可观察的物理行为，拒斥形而上学。它具有非常浓厚的科学主义精神，主张哲学只有成为科学的工具,才有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心问题是意义问题。它提倡命题如果是可以证实的,就有认识意义、是科学的;如果不可证实，就没有认识意义、是不科学的。石里克（MorizSchlick)在《哲学的转变》中提出：我们现在认识到哲学不是一种知识的体系,而是一种活动的体系，这一点积极表现了当代的伟大转变的特征；哲学就是那种确定或发现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使命题得到澄清,科学使命题得到证实。科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理性,哲学研究的是命题的真正意义（石里克1982:842)。逻辑实证主义把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对语言进行逻辑分析,哲学是以研究语言的有意义和无意义为基础的，命题的意义是它的证实方法。
该派所倡导的逻辑实证主义精神使科学的方法走进哲学,它以对语言进行证实的方式清除了形而上学,对心智问题进行了概念的逻辑分析,对心理意向进行实证的物理还原,为心智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2 “语言转向”阶段
心智哲学的成长“语言转向”来自于分析哲学的发展。分析哲学是一种以语言分析作为哲学方法的现代哲学流派,它认为哲学的许多问题是由于语言误用造成的,对语言的清理是分析哲学的基本任务。分析哲学思想丰富而庞杂,但各分支学派都遵循着一个普遍特征：即重视分析方法和重视语言在哲学中的作用，把语言分析当作哲学的首要任务。旨在通过语言分析来解决哲学问题的分析哲学运动促成了哲学中的“语言的转向”。语言不再只是工具，而是人类的存在家园，“只有语言才使人成为作为人的生命存在”（Heidegger1971：189)。
“语言转向”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以早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它以数理逻辑为哲学分析的工具，以形式语言为哲学分析的基础，强调日常语言的不规范性。第二时期是以后期维特根斯坦、奥斯汀等为代表的语言哲学,它以在经典逻辑基础上建立的哲学逻辑、语言逻辑和人工智能逻辑为分析工具,将研究的基础转向日常的自然语言。
心智哲学与分析哲学或语言哲学是一脉相承的，它是语言哲学在认知科学发展背景下的理论重建。语言哲学的关注点是主客体之间的中介一语言,心智哲学的关注点是心智能力。语言是心智的成就之一,语言哲学的发展最终使心智哲学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生命。
2.3 “认知”转向阶段
心智哲学的成熟心智哲学在哲学中举足轻重的地位取决于从语言到心智本身和认知研究的转向。心智哲学与过去的哲学都不同,它不是一般地关注主体,而是关注主体的心智和认知能力；它也不是一般地关注语言,而是关注与脑和心智相关联的语言能力。这样,脑与心智就处于哲学的核心地位一这就是哲学认知转向的意义（蔡曙山2008:43-52)。
塞尔通过对意向性和人工智能的研究完成了心智研究上的认知转向。他称自己的心灵理论为“生物学的自然主义”的心灵理论。塞尔称之为“生物学”是因为对精神现象的存在的解释方式是生物学的而不是计算机式的、行为的、社会的或语言的解释方式;称之为“自然主义”是由于心灵是自然的一部分（Searle1998:54)。传统哲学将“物理世界（身)”与“心智（心）”完全割离开来，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为目标。塞尔理论调和了物理世界与心智之间的矛盾,将哲学的目标调整为在两者相容的前提下，在科学中，尤其是在生物学中去寻求对这种相容性的理解。心灵现象被赋予了本体论的地位,但与计算机程序不同,心灵具有内在的心理内容,程序的形式句法本身不能保证具有心理内容,也就是说,这种本体论具有主观意义。福德（Fodor)的心理表征理论也将物理世界与心智的边界进行淡化。心理表征理论的核心是“思维语言’，“思维语言”是类似于一种在生物学意义上确定的代码，以心理表征形式编码的信息在外来刺激与行为之间起着中介的作用，心灵犹如在大脑中运行的软件（任晓明、李旭燕2006:46-52)。心理表征理论更加明确地把心灵整合到了物质世界中。
“身心”相容的结果是人类包括语言在内的一切活动都是心智的反映,心智哲学是认识人类自身的出发点。因此,塞尔提出：‘50年前,语言哲学被认为是第一哲学,而现在这一位置以为心智哲学所取代。”(Searle1999：2069-2080)至此,心智哲学完全走入历史的前台，成长壮大为21世纪的“第一哲学”。
3. 语言研究的取向
3.1 以形而上学为范式的语言“意义”（meaning)问题
心智哲学发展时期的研究取向在心智哲学的发展期“认知”转向还没有彻底实现,认知科学的影响还没有完全介入到语言研究中，从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的角度,语言研究主要处于形而上学的范式。这一阶段语言研究的主要取向是“意义”问题“意义”被认为是揭示语言本质的首要问题,也被认为是解决哲学问题的出发点。根据不同的研究传统,这段时期对‘‘意义”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两个研究派别。一派以弗雷格为传统,研究重点在强调逻辑的形式语言，一派以摩尔（Moore)为传统,研究重点在强调应用的日常语言。
弗雷格把说话者作为一个认知主体，从说话者所具有的知识的角度来说明语言表达式的意义,他主张意义与指称（reference)是相区别的。弗雷格认为句子的认识价值不是取决于指称，而是取决于意义（Frege1948:209-230)。按照他的观点“晨星是晨星（a=a)”和“晨星是暮星（a=b)”虽然都符合指称的对应形式,但两个等式的功能是不同的。前一个句子是同语重复,没有为我们提供任何新知识,不具有认识价值,后一个句子则提供了新的知识“晨星”指日出以前出现在天空最亮的星“暮星”指晚上最亮的星。两者同指‘‘金星”，指称相同，但意义不同。
弗雷格的意义理论引起逻辑研究方式的转变，构建了比较完全的逻辑演算系统。他认为日常语言具有不确切性和模糊性,包含了许多边界不明的述谓，不能通过设置规则和逻辑关系来解决这些非科学的话语中存在的问题。倡导将科学、逻辑和数学作为解决语言以及哲学的方法,志在通过以精密方式表达思想的逻辑概念创建出一种完美的或理想的形式语言。同时代的罗素也认为日常语言不能逻辑地、科学地表达意义、理解思想与世界,从而主张创造精确的人工语言系统。罗素的研究使语言的分析更加趋向于形式化。其他的实证主义者,如早期的维特根斯坦和奎因（Quine)等人的研究成果也都为弗雷格和罗素的观点提供了注脚。
摩尔以“捍卫常识”的立场著称,认为日常判断和行为在研究语言的“意义”问题上具有优先性，日常实践是语言和哲学的检验标准。他坚持采用日常语言分析的方法来解决‘‘意义”问题,推崇日常语言分析。
后期的维特根斯坦是继承摩尔传统的代表人物,他反对构造人工语言,主张研究自然语言中词和语句的日常用法。传统的意义理论认为意义就像是蕴含在词语里的一种实体,任何面对同一词语的人都会得到相同的意义。维氏对此表示异议,他认为意义并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东西包藏在词语之中，它有赖于我们在不同的语境条件下对它所作的不同的理解（周宪2000:332)。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指出：“每个符号自身似乎是死的。是什么给了它生命？一它在使用中才是活的。”(维特根斯坦1992：174)维氏的论述明确了他关于“意义”核心思想是“语言的意义在于应用”，强调语言的使用及其心理因素对语言意义的影响。
奥斯汀继承了“意义即应用”的思想，他重视对日常语言的词语和句子的意义的分析,特别重视对语言发生的语境因素的分析。他的“言语行为理论”从研究日常语言的功能入手,阐释了人们如何运用语言表达句子的意义和言外之力（illocutionaryforce)。格赖斯通过交际意向分析语言意义，意在解决除了语言结构之外，还有什么因素使语言表达富于意义的问题。他认为语言意义是由说话者通过言语使听众识别他的意向，并产生了一定言语效果的过程(Tyler1992：3-51)。语言的意义包括通过句子结构自然表达的自然意义和与说话者的“意向”相联系的，具有规约性的非自然意义。奥斯汀和格赖斯等对意义理论的阐述基本上构成了现代语用学的雏形。
在心智哲学发展阶段,语言和心智的研究处于重心地位。当时认知科学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语言的研究方法基本上采用形而上学的范式。研究者们热衷于语言如何表达人们的思想与思维活动，因此“意义”为主要的语言研究取向。两种对‘‘意义”的研究方法都注重分析手段、人工语言分析的方法是形式上的简化,把复杂命题简化为简单命题,把复杂概念简化为简单概念；日常语言分析方法是意义上的简化,主张“释义”，也就是把一个句子或一个词与其相仿的或相反的句子或词相比较，在比较中理解其用法和意义。心智哲学的发展推动了由形式语言向自然语言的分析的转变,语言研究不仅注重句法和语义的分析,更加注重语言分析中人的因素和身心关系。
3.2 以科学为范式的语言“认知机制”的问题
心智哲学成熟期的研究取向自20世纪80年代起,心智哲学完成了“认知”转向。认知科学迅猛发展，探索人类心灵的技术手段不断加强,语言的研究由形而上学为范式的“意义”取向转向以科学为范式的旨在探讨其生物根源的“认知机制”取向。
最早提出“语言机制”概念的是乔姆斯基。除了对自然语言的句法分析之外,乔氏更关心的是语言与心智的关系。他通过先天语言能力、内在语言、普遍语法等理论回答了语言从何而来的问题,描绘了一条从语言到心智和认知的发展道路。随着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研究者们对语言机制问题的研究也日益深入。
心智是大脑的作用，如果我们对大脑有了充分了解，我们对心智也能相应的进行了解。一些不需要剖开脑盖骨就可以观察到大脑运作的仪器的开发（如ERP,fMRI等），使语言研究者对大脑以及语言的机制有了新的发现,也补充了我们对心智的认识。
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potentials,ERP)技术可以呈现与特定刺激时间同步的脑电反应信号,可以在精确的毫秒级的时间分辨下研究大脑皮层的活动。它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和分辨率,便于选择性锁定和区分加工过程以及进行跨通道的研究。语言研究者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词语或句子的加工处理过程和所涉及到的神经活动,通过识别语言刺激所诱发的ERP成份,确定其加工的神经基础和这些成份所代表的心理意义。功能性磁振造影(functionalmagneticresonanceimaging,fMRI)是一种神经影像学方式,其原理是利用磁振造影来测量神经元活动引起的血液动力的改变。在脑功能成像研究中，实验人员要将心理操作的成份进行分解，以便将它们与进行特定操作的脑的部位联系起来。因此，与时间分辨率高的ERP技术相比,fMRI技术具有空间高空间分辨率，能精确定位句子加工过程中所对应的大脑区域（张文鹏、孙波2009:20-23),在研究脑的结构与功能方面具有优越性。
运用事件相关电位技术,研究者们发现了与语言加工相关的P600和N400两个主要的ERP成份。P600是由违反句法期待的刺激所引发的成分;N400是由违反语义期待的刺激所诱发的成分。功能性磁振造影除了向研究者们提供了可视化的Broca区和Wernicke区这样经典的语言区域外,还明确划分了书写中枢、运动性语言中枢、视觉性语言中枢和听觉性语言中枢,指出了大脑存在语言优势半球。
心智是大脑作用在心灵上的映射，脑与心智之间由此及彼的桥梁是认知过程。运用脑科学技术所进行的研究证明了语言认知机制具有生物性的特征,是大脑的活动之一。语言的这种生物机制决定了语言的方方面面都不可避免地与心智相关。
4. 结论
心智的研究历时两千多年，在20世纪经历了逻辑实证主义的孕育期、语言转向的成长肌“认知”转向的成熟期后，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认知科学发展的背景下被冠之以“第一哲学”的桂冠。心智哲学的目的是了解心智、研究关于涉及心智及其特征的哲学问题、关心心理现象的本质及其与大脑,身体的关系。心智产生于大脑,语言活动是大脑的活动之一。不同的语言研究取向是对当时心智研究的反映。心智哲学的演化对语言研究的取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语言研究又对心智哲学的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随着脑科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语言研究与心智研究将会越来越紧密相连,语言未来的研究取向将随着心智哲学的发展而再次发生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