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经济一体化形势的驱动下，世界范围内的跨文化交际活动日愈频繁。跨文化交际活动大致可以分成言语交际和非言语交际两种形式。非言语交际主要是指通过除了语言之外的形式进行的信息交流。与借助于图形、旗语、手势等手段进行的非言语交际相比，言语交际在整个跨文化交际环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
言语交际主要依靠语言作为信息传递媒介，因此言语成为了整个活动中的核心。言语行为理论认为许多话语并不传递信息，而是相当于“行为”。因此，对跨文化言语交际的研究可以转换成对交际双方言语行为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关注言语活动参与者的意向，并结合相关语境等语用因素对言语交际进行理解。这对于促进跨文化交流具有积极的意义，有助于正确理解言语行为的文化含义，从而促进跨文化交际的发展。
言语行为是语用学研究的重要课题，而言语行为论也是语用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它为语言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哲学理论基础。在使用语言进行交际的时候，如何正确把握说话者言语行为的深层含义对确保交际活动的成功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跨文化交际中，更需要我们准确地体会和分析言语行为。在言语交际中，我们应当深入地了解言语行为，运用其理论指导我们的交际实践。深入研究语言交际行为对促进国际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本文将尝试从语言哲学视角对跨文化交际领域中的言语行为进行分析，并剖析和探索西方语言哲学研究成果（特别是言语行为理论）对跨文化交际活动的指导作用。
一、言语行为理论综述
全面正确地理解言语行为理论，了解理论框架的创建和发展过程，准确把握言语行为理论的哲学内涵是将其运用于指导跨文化言语交际的前提和基础。首先，我们需要了解言语行为论的哲学基础和发展历程，其次是理解其系统的理论构架。
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是在哲学家对语言行为关注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有着深刻的哲学渊源，哲学家和语言学家对间接言语行为的关注和认识也是在此过程中日趋成熟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创立为研究言语的使用行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因此要准确把握跨文化语境下的言语交际行为必须充分了解其哲学渊源一言语行为理论。
(一）言语行为理论的创立
言语行为理论开辟了语用学研究的新视角，是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一些人类学家、哲学家对语言领域的哲学现象产生了兴趣，将哲学研究成果运用到语言研究领域中，促成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创立和发展。
1923年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M.Malinowsk)在其《原始言语中的意义问题》中，首次提出了‘‘言语行为”（verbalbehavior)这一术语，并从人类学的角度，通过对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和风俗习惯的考察，研究了语言的功能,认为与其把语言说成“思想的信号”，不如说它是‘‘行为的方式”。
十七世纪英国哲学家洛克（JohnLock)在其著作《人类理解论》中，提出了符号行为说，英国传统哲学以此为基础，对具体的言语交流进行理性的分析，形成了独立的言语行为理论。从而使众多的学者关注交际过程中语言意义的表达和理解，把语言放到具体语境中去进行意义研究，实现了语用思维的发展与哲学的演进历史之间的有机结合。
英国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维特根斯坦(LudwigWittgenstein)在其著作《哲学研究》中谈到了言语行为理论的内容。其后期的‘‘语言游戏说”代表了其哲学思想。何为语言游戏？“我也将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1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游戏和日常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语言游戏是从日常生活中来的。在这里，语言游戏一词的用意在于突出下列这个事实，即语言的述说乃是一种活动，或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个部分。维特根斯坦认为日常生活是理解言语行为的基础。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来理解语言，是后期维特根斯坦语言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他的观点启发了英美语言哲学家奥斯汀。奥斯汀在此基础上发展了创新的“言语行为理论”，被称为自人类使用语言2500年以来最重大的发现，即人们是通过“说话”来“做事”的。
早在20世纪30-40年代，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在英国兴起，最早明确提出言语行为理论的是英国哲学家奥斯汀（J.L.Austin)。1957年他到哈佛大学去讲座，以《如何以言行事》（HowtoDoThingswithWords)为书名，发表了其讲座内容。该书探讨了语言的使用问题，指出语言研究的对象不应该是词和句子，而应当是通过它们所完成的行为，提出了分析日常语言哲学的方法，其分析对象是“整个言语环境中的整个言语行为”。这样就把语言研究从以句子本身的结构为重点转向句子表达的意义、意图和社会功能方面，从而突出了用语言做事或言语的社会功能。0而且主张并解释了“说话本身就是一种行为”的观点。建立了言语行为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在‘‘以言行事”，说出某句话就是做出某件事。他后来提出了“言语行为三分说”，即人们在说任何一句话时同时要完成三种行为：言内行为（thelocutionaryact)、言夕卜行丁为(theillocutionaryact)和言后行为(theperlocutionaryact)。言内行为表达了说话人要表达的语句的字面意思。言外行为则体现了说话人的意图即言外之力，可能为断定、疑问、命令、请求、致歉、感谢、祝贺等。言后行为则表示在说话人的行为意图被受话人所领会后对其所产生的影响或效果。但该理论本身存在一个问题，即卩：在什么条件下允许谁对谁说些什么的问题。
(二）言语行为论的发展
继奥斯汀提出分析日常语言哲学的方法，创立语言行为理论以后，其语言具有行事功能这一哲学经其门生美国哲学家塞尔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批判继承和发展了言语行为理论3，合理地解释了命题内容和言外行为的关系，使该理论更加具体化和规范化，弥补了奥斯汀理论上的缺陷，成为了现代语用学的核心内容之一。塞尔肯定了语言的社会性，认为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社会事实的部分无限的言语行为可以确定为有限的范畴，但确定言语行为种类的前提是首先区分话语的命题内容和言外之力（交际意图）。提出分析言外行为必须把握特定的意向和惯例，意义既有交际意图方面，也有规约性方面。1965年塞尔发表了“什么是言语行为”，并在1969年的《言语行为：语言哲学论》一书中进行了全面阐释，标志着塞尔经典言语行为理论的形成。
同奥斯汀一样，塞尔也认为说出某种语言就是在实施言语行为，如：做出陈述、发出命令、提出问题、做出承诺等。说话即在行事，意义等于某种行为，所以他声称语言研究是行为理论的一部分。塞尔指出：“研究言语行为合适的方法是研究语言”[4。他的言语行为理论基于一条表述原则，即“意义皆可用言表”。根据这一原则，说话人想要表达的任何意义都可找到一个相应的语言表达式来表达。他把言语行为的分析同语言、意义、交际问题的研究相结合，将言语行为融于了语言理论中，把言语行为界定为语言交际的最小单位，这就等于把言语行为摆在了研究语言、意义和交际的中心地位0。他合理地解释了命题内容和施事行为的关系，弥补了奥斯汀理论上的缺陷。
塞尔对言语行为理论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一个人直接通过话语形式的字面意义来实现其交际意图，这是直接的言语行为；当我们通过话语形式取得了话语本身之外的效果时，这就称作间接言语行为（indi¬rectspeechact)。简单地讲，间接言语行为就是通过做某一言外行为来做另一件言外行为，也可以说成是：“通过施行了一个言外行为间接地施行了另一个言外行为。”6间接言语行为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说话人如何通过“字面用意”来表达间接的‘‘言外之力”，即语用用意，或者听话人如何从说话人的“字面用意”中推断出其间接的‘‘言外之力”，即语用用意。
二、言语行为理论对跨文化言语交际的指导作用
语言交际是通过实施言语行为而完成的，只有正确领会言语行为所蕴含的深层含义，才能做出恰当的回应，从而顺利完成交际活动。而准确理解言语行为则需要言语行为理论作为有力的理论支撑。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言语行为论为跨文化言语交际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将言语行为理论运用于跨文化言语交际，在多个领域和层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有利于促进受话者对语言交际中说话者言外之力的理解和把握，从而准确捕捉对方交际意图，完成交际任务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Malinowski(1923)曾指出，语言行为和人们其他社会行为一样受制于文化。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交际行为，在语言使用规则方面，也存在着差异。我们在进行跨文化交际时，要在言语行为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对方文化背景下的语言规约来理解和把握对方言语的意图，既言外之力。如果说话人的意图能适当地被听话人所领会，便可能带来结果或变化，这便是言后行为。但是，说话人的意图未必一定被听话人领会，因而说话人希望出现的结果并未发生，这时候就会导致交际的失败。
这就意味着在跨文化交际活动中，说话者所说出的话的具体含义应当结合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具体的社交场合进行理解。例如：假设对方说“我们很高兴与贵方合作”。这句话究竟是表明对方的合作诚意，还是合作邀约，或是对之后提出的问题作铺垫，这些都取决于对言语意义的把握，对方在说出这句话的同时完成的言语行为究竟有什么深层的暗示，都应当结合言语行为论分析具体的语用特征之后确定。
(二）可以指导说话者选择恰当的符合语用规约的言语形式达到交际目的
交际双方通过了解言语行为论，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言语行为将给对方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和效果，从而积极思考用什么样的言语行为才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通过改进交际中的言语表达方式，提高跨文化交际的效率。
例如：在问候语的使用习惯方面，中国人由于高度重视社会关系，在互相问候的时候往往表现出对他人的关心。所以，中国人在路上相遇时,会很客套地问一句“你去哪儿啊?”“最近忙什么呢？”话语本身没有过多的深层含义，只起到寒暄的作用。但是如果把这样的语句直译为英语问候英美国家的人，那么该言外行为就不能被对方正确领会，原有的言外之力，“问候”就会失去。因为以英语为母语的人却不大会采用这种问候方式，这时，问候甚至会产生误解“我去哪里，跟你有什么关系?”。“去哪儿啊？”在中国人眼里，是一句礼节性问候语，可是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说不定会把它堪称打探其隐私的无礼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原来所预期的言后行为自然不会发生，而交际就会陷入僵局。
言语行为是按照一定的规约来实施的，施事行为是一种规约性行为，“说出某种语言就是在产生一种（高度复杂）受规则制约的行为方式”4。言语行为的意义就是句子意义的功能，要了解语句的意义，就要了解语句使用的规则，包括规定规则（regulativerules)和构成规则(constitutiverules)。其中，规定规则制约着我们约定俗成的或独立存在的行为方式或活动。在上述的例子中，我们在跨文化交际中的言语行为就应当遵守特定的社交礼仪规则，这些规则制约着独立于规则而存在的相应人际关系。基于对言语行为论的理解，我们可以认识到：我们所进行的交际行为涉及的双方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在这样的大前提下，我们所需要遵守的规定规则（譬如：社交礼仪）是不同的，因此我们的言语行为不仅要符合我们自己熟悉的语用规则，还需要符合对方所约定俗成的语用规则。这样一来，如果我们的言语行为仍然只坚持单方的语用习惯，继续用“去哪儿啊?”、“最近忙什么呢？”之类的话语作寒暄语，就有可能会使对方无法理解语句的言外之力和交际意图。反之，如果运用言语行为论的观点来认真考虑语用规则问题，就更容易选择符合双方文化特征和两种语言的使用习惯的表达方式，就更能够达到交际的预期效果和目的。
(三）为正确分析跨文化交际中的失误、改进交际效果提供理论支撑
一些交际障碍的产生除了语言表达能力的问题之外，往往还伴随着语用失误。这需要我们对言语的言后行为进行分析和研究。塞尔通过分析，认为言后行为涉及交际意图和规约性等方面内容，是“实施行为对听话人的行动、思想、信念等所产生的影响或效果”®。格赖斯也认为说话人通过某种话语会对听话人产生某种影响。
汉语言文化推崇委婉的螺旋型思维方式，而西方则偏向于直线型思维方式。°8这经常会造成跨文化交际中的系列问题。假设中西方商务代表进行首次接触，按照中式文化习惯，中方代表往往喜欢先从与对方建立良好的双方的人际关系入手，为可能的合作做大量的铺垫。这样，可能会出现前几天的日程安排比较轻松，主要是介绍中方的公司、产品，并不急于涉及合作的具体细节。而西方代表则比较习惯单刀直入地尽快切入主题的交际方式，希望能够在议程安排上直接进入实质性的谈判内容。由于存在这样的潜在的思维方式差异，在交际中如果不能对双方的言语行为进行深入分析，敏锐地捕捉到这样的言语暗示信息的话，就可能使西方代表误认为中方没有合作的诚意或者是办事缺乏效率而失去了进一步合作的兴趣。反之，如果我们能够在语言交际中，细心地观察对方对我们的言语行为所做出的反应，并认真揣摩对方的言语行为的言外之力，预见我们的以言语行事行为会对听话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就可能有效地避免类似的交际失误。
(四)为创建跨文化交际理论提供哲学基础
跨文化交际学是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其理论框架的建构需要融合多个学科系统理论研究的成果，其中文化学和语言学可以说是整个学科的核心内容。文化与语言息息相关，而哲学研究成果往往都被运用到语言研究中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因此跨文化交际学的发展也离不开哲学的有力支撑。
言语行为论是语言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对促进以语言的具体使用，为关注主体的跨文化交际学奠定理论基础，并提供了新的研究工具，提供了更广阔的研究视角。例如：间接言语行为等理论观点的提出都将极大地丰富了跨文化交际学的研究领域。
三、结语
言语行为始终贯穿于跨文化言语交际的全过程，行为本身不仅具有本体意义，通过言语表述说话人想要表达的语句意义，而且还具有人际意义，在人际交往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能够在交际双方之间建立起特定的人际关系。
言语行为论和跨文化言语交际紧密相关，相辅相成。跨文化交际双方所使用的语言和非语言背景知识，会话原则及双方的推理能力影响着双方的言语行为的表现形式。而言语行为论的基本观点可以指导交际双方准确理解相应语境下的语言表达形式、说话人的意图和听话者的反应等，可以正确分析对方的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及言后行为，适当调整自己的言语表达形式，从而顺利达到交际目的。
跨文化言语交际活动是在特定语境下由个体、社会以及文化等因素迥异的交际双方完成的，言语行为论为准确分析和研究交际双方的言语行为提供了有利的理论支撑，也必然成为促进跨文化交际学发展的哲学基础。正确认识言语行为论对跨文化言语交际的指导作用，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