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对于中国现实的意义与其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象更迭中产生的影响是一致的。以这样一个“学术坐标”来勘定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可以发现，立足于“后革命时代”与历史唯物主义命题的现实困境，一方面，学者认定“面向学者写作”的“学院化”方式乃是维护这一群体学术尊严的唯一路径；另一方面，在“富饶的学术景观”中也会担心起自身研究成果的“专利权”问题，从现代性批判、存在论革命、教科书批判到马克思恩格斯对立乃至对版本拜物教的迷恋，无疑，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西学”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研究路径的影响。“为西方人思考”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生产”难以自拔的困境，虽然“面向文本”与“面向现实”之类的方法论反省也曾受到重视，但是，“学院化”依旧在提升学术含量的由头下风头正劲，特别是青年一代试图在哲学内部乃至整个人文社科中找回其“学者”与“学术”的“身份认同感”的任务中，更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研究趋向。于是，一种“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多元研究模式替代了以往大家共认的话题，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实现了各种“小群体”“小话语”虽然大家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但是相互之间的文章已经很难作一个“学术评价”甚至很难“读得懂”，马克思留给继承者们的“资本主义为什么还继续成活”与“人类解放如何继续”的两个命题似乎无关紧要，而要紧的则可能是，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过就是为了在学术竞争中拥有话语权。这样一来，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已经严重侵蚀了研究共同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向何处去”显得模糊不清甚至令人担忧。
一、“传统教科书批判”与“存在论”转向：理论思维的两大“教条，’
抛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不论，仅以近些年成为热点的诸如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苏贾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或者柯林斯对马克思主义与法律的辨析为例，他们也都将理论的靶子射向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的技艺已经被“教条化”为只要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都是错误的。这一点，有学者就明确对作为“范式”的传统教科书展开批判。[1]应该说，这种表达正是主流学术话语的自觉意识，而我们可以再推进一步便能够看到的是，诸如当今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普遍认定历史唯物主义不仅仅就是如以往那样，当成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部分，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准确定位。同时学术界还形成了这样一个极端的指认：用了很多年的哲学教科书，对哲学的对象、哲学基本问题和物质观问题的阐述，其基本内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而是旧哲学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并不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而是研究‘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客观地讲，“对教科书展开批判”这一研究范式在改革开放以前是不存在的，那个时候学者们的理论共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译丛”的编译出版以及相关文献的引介，一批在那个时代的“年轻学者们”接受了这种理解，从而仿效他们的问题逻辑，一同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思考，从而形成了与我国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激烈争鸣，并延伸成1980年代开始的人道主义讨论与改革的“实践”召唤的理论资源，更进一步展现为“实践唯物主义大讨论”这一讨论究其实质正如李泽厚先生曾明确表达过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主体性的实践哲学”。这是什么意思呢？按照李泽厚先生的解释：“脱离了人的主体性（包括集体和个体）的能动性的现实物质活动，‘社会存在'‘生产方式’便失去了它本有的活生生的现实物质活动内容，失去了它的实践本性，变成某种客观式的环境存在。显而易见，李泽厚的这一理解实质上无疑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论理解是相一致的，而与此看法相关的讨论，在本体论方面则表现为对“恩格斯自然观”的否定看法，这种已成流俗的看法认定马克思的自然观“不是与人和人的活动彼此分离的自然界，更不是包括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尚未触及的未知世界在内的无限的‘整个世界'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人类学的自然界'。而考察与人无关的自然界，“恩格斯坚持的正是这样的哲学立场。显然，这种主体性的哲学已经在本体论、辩证法、历史观方面形成了马克思本人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立的阐释路向。其实，这种思考的逻辑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套路，这一点在西方学者那里早已经有了不同的看法，只不过这一“另类”并没有被大量介绍进入中国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而已，诸如乔•诺瓦克就详尽地对这一问题给予了清理与反驳。
上述教科书的批判又被进一步纳入到存在论对知识论超越的“马克思形而上学批判”的讨论中，从而使其得以更加以“学术化”的精致面目展现出来。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变革应该是一种生存论对知识论的超越。“生存论转向是整个当代哲学型中哲学存在论从超验的、实体性的抽象本体论向奠基于现实生活世界之上的感性的、历史性的生存论本体论的转换。马克思哲学的实践观变革及其蕴含的生存观的历史性变革，构成了当代哲学生存论转向的观念前提。进而，便有学者进一步认为：马克思基于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所开启的生存视界不仅使人的生存向人自身敞开，而且实际上导致了哲学因获得生存论维度而发生范式转换：从抽象的非生存论哲学转向现实的生存论哲学。这种存在论范式的革命意义意欲说明的是，知识论哲学对应的是一种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解模式，而生存论革命之后再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发生思维范式的“革命”换句话说，就是近代思维与现代思维的差异。这一点被有的学者明确地表达出来：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变革通过彻底的批判精神明确无误地展示出实践哲学或社会哲学的范式；尔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体系化和科学化过程中明显转向了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的范式（知识论——引者注）。这样一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便以“回到马克思主义”的名义，以存在论变革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性哲学为切入点，以思维方式变革的方法论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在中国又重新思考了一遍。无疑，这对于在中国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必要的，这一点也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但与马克思留给我们的问题的解答上还存有距离，更难以认定这是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的唯一路径了。
在梳理马克思主义哲学演进的思维建构原则之后，我们必须指明这种思维建构的两个弊端性。其一，任何对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作答，必须以对思维和存在何者为第一性问题作答为理论前提。试图掩盖这样一种追问，带来的结果一定如海德格尔“去蔽说”所展现的那样是真实地回答了物对思的依赖，从而走向怀疑主义与不可知论。现代哲学范式转型中抹杀掉的哲学基本问题中的最高问题之物质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追问，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还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但是在表层的讨论已经是颇多的了，比如在各色各样的XX唯物主义称谓中，过度地把视角放在XX，而忘记的是其后缀“唯物”主义才是这种表述的最高限定。其二，任何在西方哲学内部演进逻辑的思考上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都是徒劳的，因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旨趣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克服历史唯心主义或者旧哲学，而在于战胜以资本为基本建制的资本主义，思维原则的变迁仅仅是一个“手段”不能认为是一种“目的”。这样一来，显而易见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是“关于世界观的解释原则的革命”的说法就是有限度的，需要进一步丰富哲学变革的内涵。任何“向内转”的形而上学路向都不可能是马克思所认同的，“不可能是为现代人提供一种‘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7式的信仰体系，而是面向现实的批判精神与彻底改造社会的科学方法论，这就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从“纯粹哲学之内”的讨论转型到“社会实践”的讨论，实现当下的研究范式转型。
二、“学术生产”的限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哲学研究的“深度透视”
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模式的推进，除了上述思维方式的问题之外，更应该注意的问题是学术话语的“生产”问题。毫无疑问，在“学术消费主义”为特征的西方学术生产机制下，受其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之“中国制造”也正如火如荼地得以展开，对此慎思明辨也成为了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前提。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产品”离射入“人民的园地”的理论诉求存在较大差距。就围绕“学术生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术研究格局来讲，这些年又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与前些年相比，这几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独占鳌头”话语已经日趋“多元化”了，诸如北京大学的版本学研究，南京大学的文本学解读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的价值与文化研究，吉林大学以辩证法为核心的基础理论研究，复旦大学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原理研究等，这些国家重点学科成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的“话语生产”阵地，在青年学子中的影响力几乎占据了最为核心的地位。从近些年的学术著作和学术论文即可以看到，几乎学术界的每一个热点问题、学术研究的方向奠定都是内生于这些重点学科的。但客观地说，这种学术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诸如一些学校由于主要话语者的外调乃至逝去，使得其学术地位受到重创，因而，如何能够有效地进行学术生产、占据学术共同体的主流话语地位，则成为了“学科建设”并保持强劲的“学术竞争”势头的重要原则。而学术话语竞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对学术话语本身进行“学术评价”。当然，如果按照目前这种分离的状态而言，我们很难去评价，学术功夫做得愈细就愈难以评价。形如，你不是后现代地理学研究者苏贾，你如何评价我研究的苏贾如何？虽然我们可以从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或者各种学术会议中归纳出几个条条框框来深度批判这些新的话语，但我们是否考虑过一个必要的学术分工，即在“学术生产”的同时也考虑一下“产品的效力”？因为，马克思对于自身的哲学与以往哲学的界划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就是说，旧哲学不过就是试图躲在书斋中利用十个手指在键盘上敲击出来的“思想”以获取“解释”的特权，但马克思毕竟告诫过我们：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
其次，以“学术生产”的名义逃逸“为何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爬梳于文本、流汗于西方层出不穷的话语，在讲了太多可能对于马克思来说是“过度诠释”的话之后，我们依旧流连于文本该如何解释，对方的思想是什么意思，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疑是最为低层次的。因为在怎么说之外，我们应该关心的是，他能够为马克思留给后继者们的人类解放问题讲了些什么更为有用的话，而不是那些概念本身，因为如果一个人原本想利用磨剑使得剑更为锋利去剌死敌人的话，今天，磨剑本身变为了更为值得人迷恋的事情，作为那个本想改变的现实世界完全退隐到学术研究的视野之外。但是，迷恋于解释马克思主义还是利用解释了的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则成为了一个难以界分的问题，因为在人们看来，学者的力量是有限的，能够解释清楚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不错了，哪里还奢谈改造世界呢？或者说改造之前先得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清楚了才行吧？实际上，领会马克思与改造世界就在于是否能够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间隔”中，依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作出理论的回应。例如列宁就认为应该“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而在回应中是否能够秉承基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硬核”即是坚持资本逻辑的原本批判还是形而上学之类的副本批判？对人类解放是一种范导性的认知还是建构性的吁求？是以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学术辨析还是以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批判性地审视？14]在这一意义上来说，那种意图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拉入到纯粹学术层面的希望实际上是无效的，想换回学术的尊严注定最后被学术界更加嘲弄罢了。正如有学者认为的：加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性是非常必要的，但这种努力不能导致在精神实质上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所反对的，即丧失实践性和革命性。因为那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失去生命力，最终会断送马克思主义。我们也不是一味地反对对政治意识形态的辩护，而是反对一味的辩护，反对简单的图解意识形态。问题更进一步在于，如何能够在学术研究的过程中，坚决地在“革命的”意义上反对以“资本”为基本建制的社会形态，诸如当修正主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并表现出对资本主义的暧昧的时候，我们如何能够以学理的方式给以彻底的回击则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使命。
最后，学术化导致“相对主义地诠释马克思”，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碎片化、空心化，最终将人类解放这一至高的命题遗忘殆尽。任何一种理论在其阐释者那里必定存在两种极端的命运，那就是“教条主义”和“相对主义”当学者从原先的那种“原理”加“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式走出来之后，干脆又将“现实”替换为西方学者的“文本话语”诸如在中国学术界一般是以谈论与批评现代性的方式来替换资本主义和中国现实，而谈论的方式则在于如何能够更加“学术化”至于谈论的结果已经不存在对与错，而仅仅是学者理论注解时所倾注的理论兴趣而已。现实的关切与人类解放的理想追求都在学术操作中给予悬置，这无疑是对以往“非学理”方式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极端”的矫正。正是这样一种“学术化”的追求使得我们在分兵把守西方各个学派人物，以“做人头”的方式实现着的是对马克思主义自身研究，还是这些“人头本身”的研究？这一点已经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被悄然转换为西方边缘人物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则性话语不过就成为了这些话语中的零星点缀，这显然是一个亟待关注的话题。更为严重的是，我们在西方一个哈维中国一个哈维的研究方式中，可能缺乏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底线原则的确立，而这种缺乏又进一步影响到我们在研究西方学者的文本时会出现“进得去而出不来”的状况。这种情况诸如我们在接受到现代西方哲学对于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向的过程中，就单方面将其作为“重新理解马克思”的基本原则，所以才会产生哲学解读上以生存论为主轴的几种哲学范式：实践哲学解读范式”“生存论哲学解读范式”“历史哲学解读范式”“文化哲学解读范式”“生活哲学解读范式”但是，我们是否追问过现代西方哲学对于近代哲学思维方式转向的理论前提？是否进行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批判？当这些理论思维缺乏基本的前提批判时，为何能够坦然地断言？这样一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性质可能被掏空了，而“人类解放”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至高问题已经被认为应该“悬置”了，正如存在这样一种潜意识，那就是人类解放不可能了，我们应该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解放的哲学，这无疑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向后退”的一种反讽。
三、“化理论为方法”与“顶层设计”: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的双重意识
疏解“学术化困境”不仅仅是为了能够认清当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状况，更重要的是能够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阐释模式的更新方案。当然，我们也并非一味地全盘否定“学术化”，上述都是指向那些极端学术中出现的问题，因为，经过学术化洗礼之后，人们已经意识到那种大而化之的文风和完全“非学理”的论战难以收到有效的说服力。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给予我们作为学术“玩弄”的对象，而是一种“实践智慧”。如何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实践智慧”，这是我们首先要面临的问题，也是克服上述极端“学院化”的最佳路径，并能够作为一种原则呈现为学者研究的一种努力方向。在这里我想借用冯契先生的“化理论为方法”来试图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阐释模式的创新，给予我们面对作为“实践智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何以可能的一点启示。
“化理论为方法”无疑是对亚里士多德“实践智慧”的一种推进，这是一种“特殊的理智模式。它既不是科学的，也不是制作的，更不是沉思的，它是实践推理的能力，这种推理通过慎思发生，在行动中完成，因此，实践智慧履行着一种适于人类繁荣的执行性的功能。
“化理论为方法”在冯契先生那里有两个基本的含义：一是针对理论的方法论功能来讲的，按照他的解释，“哲学理论一方面要化为思想方法，贯彻于自己的活动。二是“要把哲学理论化为自己的研究方法。任何学术研究都要有方法才行，哲学也不例外，要是有区别的话，也只能说哲学家在方法论上有更大的自觉性”17]67。无疑，这两点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阐释模式的创新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前者要求的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化为行动的方法，后者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身来讲，需要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方法论研读来改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创新。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化理论为方法”。对于这一问题，冯先生将金岳霖先生在《知识论》中所讲的“以经验之所得还治经验”，充实为“以得自现实之道还治现实”[17]35。这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讲，可以引申为要求研究者自觉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基本规律、思考原则、价值旨趣，并综合融化为研究主体的“思维的潜在结构”，把握理解现实之道，并以此来还治现实。这是因为，马克思哲学的概念、范畴去“还治现实”时才能够真正生成为“实践智慧”同时，运用这种“化理论为方法”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会得出新的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认识来，正如冯契先生自己对于“化理论为方法”的哲学研究的意义的说明：“当我把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作为研究方法，运用于中国哲学史领域，力求按历史的本来面目了解它时，很自然地表现为实践唯物主义辩证法理论在中国哲学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展开，同时它又成为中国哲学史的概括和总结。这样一来，哲学当然就有了一种新的面貌，不仅不同于一般哲学教科书的那种形态，而且具有了中国特色、中国气派，成为中国哲学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就是我在化理论为方法方面所做的工作。
无疑，这种“化理论为方法”的治学路向与“学院化”研究是颇为不同的两个方向。究其根由，他们都与如何对待“问题”与“人民”有关。文德尔班曾认为：“哲学家经常争辩毫无现实根据的问题，因而耗费精力徒劳无益，另一方面不难认识到，即使关系到解决真正问题时，还不知不觉掺进了于事无益的、想用（先天的）概念结构解决问题的企图，这对问题的解决非但无益，反而有碍”同时，他指明了每个哲学家的世界观还应该“产生于他的人民、他的时代的观点和理想，[18]2425。与文德尔班对于“问题”与“人民”的强调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必须紧紧扣住这两个关键词，而这两个词都是指向“人类解放”这一价值维度的，同时也兼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显然，这就关涉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顶层设计”如何深入体现这两个关键词了。
围绕“问题”与“人民”我们检视近3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终成果，可以看到各种相对主义地诠释马克思主义的现象，各种为了赶潮流而忘却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原则等等的不良研究取向，便使得我们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到底该如何自觉建构一种能够反映时代先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需要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顶层设计”而如何进行“顶层设计”在这里由于行文限制，我只能提出纲要式的论点：第_，问题域的顶层设计。确立与论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顶层问题是“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即“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问题，并在这个问题下论证出各种层级的“二级问题”“三级问题”诸如对于比“阶级问题的当代考察”低一级的“阶级与秩序”问题等进行逐级研究，达到对于某一问题的时代制高点，而不至于将问题泛化之后，研究仅仅限于浅表化。同时，对于问题的确立也包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问题域的重新规划，将其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视野中来研究；第二，研究主题的顶层设计。“人类解放”何以可能是与中国问题紧紧相关的，因而，必须能够从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进行设计，主要是立足中国问题探讨“人类解放”何以可能，考察中国问题必须从顶层关注其具有的地域性特征、全球化特征、历史性特征、本源性特征，并在古今、中西的相互理解中定位中国问题的出路，在中国向何处去的语境下设计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向何处去；第三，研究方法的顶层设计。随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2)的编校出版受到国内学者的高度重视，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今天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方法已经积累了有效的方案，版本学、文本学、通过西方文本的“中介式阅读”等等，还有单纯地面向现实问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单纯地退回到纯粹哲学语境的“马克思哲学研究”，这些研究方法显然还处于一种分离的状态，缺乏有效的沟通。方法论的顶层设计就要求在研究方法上要注意到，在共时态上与当前西方学者保持同步研究，在历时态上，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特别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与改革开放以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嬗变上来汲取经验教益。同时，在内容上，将中国问题与文本解读、版本疏解有效地贯通起来•’第四，研究队伍的顶层设计。这里需要研究的是，能够作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就的学者基本素质的考察，以此来要求当下学者与培养出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包括立场意识、方法原则、语言能力、表达方式等等；第五，研究目标的顶层设计。无疑，这需要研究的是确定某一个阶段所达到的基本目标及实现情况，以及实现这一目标的动力支撑要素的挖掘等等。相信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顶层设计”方案的确立与达成“共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避免一些不必要的学术资源浪费，并得以迅速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