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哲学史中朱谦之先生的史料学研究

　　一、重点选题：设计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篇章体例
 
　　作为学科开创者，朱先生写作《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时并没有可资参照的对象。因此，如何将其编成有组织的系统，亦即篇章体例的设计就成为他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从书名来看，其写作内容应该是包括整个中国哲学通史的史料学。而史料学是史学的主要分支学科之一。那么，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重要分支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能否仿照“中国哲学史”设计篇章体例呢?应该说，这不失为一个可行的路径。1957年之前， “中国哲学史”的代表作有两本：一是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二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冯著上卷完成于1929年底，1931年2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下卷完成于1933年6月，1934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的上下两卷。
 
　　胡著只有古代哲学部分，但其中明确说“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冯著是通史，它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并以人物、派别为中心写作，这表明二人认可的篇章体例都是以时代为序，分别介绍各流派、各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对这种中国哲学史的篇章体例设计，朱谦之先生是赞同的，他在1953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提纲》的体例就是这样安排的。然而，他并不主张“中国哲学史史料学” 的体例也要如此设计，这应该是基于其反对“史学只是史料学”的坚决立场。他在设计“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篇章结构时，特意与“中国哲学史”的体例区别开来，以表明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二者都是不同的。
 
　　朱先生的油印本《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除了书末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正误表”和“关于孙中山思想史料的改写”之外，共有11个部分，分别为：第一讲“史料学”、第二讲“殷周哲学史料”、第三讲“中国人的智慧——易经”、第四讲“老子的史料学”、第五讲“庄子书之考证”、第六讲“桓谭与王充著作考”、第七讲“列子书与魏晋清谈家之关系”、第八讲“弘明集之研究”、第九讲“四朝学案批判”、第十讲“近代思想史料选题”和附录“古典哲学著作要目”。此书的篇章安排与后来的史料学著作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三联书店1982年版)、刘建国《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萧萐父《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 年版)、刘文英《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和商聚德、韩进军《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论稿》(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等都是不同的，这些论著一般包括史料学通论和具体史料学两个部分：通论部分讲史料学的定义、分类和方法等;具体史料学部分仿照中国哲学史的体例以时代为经、人物或著作为纬介绍哲学史料。
 
　　而朱谦之先生却试图通过将重点著作作为选题的方式来设计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著述结构。如上所示，其对先秦哲学史料，有专门讲述《易经》《老子》《庄子》的章节，但对与哲学密切相关的经学著作如《诗经》《尚书》《春秋》《礼记》等并没有涉及，另外，对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孙子、惠施、公孙龙等也是或稍带提及或根本不提;对两汉哲学史料，以桓谭和王充的著作考证为中心，却没有讲名儒董仲舒以及汉代非常盛行的谶纬神学著作;对魏晋哲学史料，以《列子·杨朱篇》的真伪考订为中心，而属于哲学史史料范围的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重要玄学家的著述情况却没有探讨;对魏晋以后只讲三教斗争的史料，以《弘明集》为中心;对宋元明清的哲学史料，以对“四朝学案”的批判为中心，等等。
 
　　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哲学史有一个内在的逻辑线索：“易经的思想以殷商卜辞为前提，老子的思想以易经的思想资料为前提，庄子的思想是以老子的思想材料为前提”;王充的思想以老庄为前提;之后的魏晋玄学从清谈开始，而“魏晋清谈的思想来源，不但出自‘推分命’的王充论衡，更重要的是出于‘贵放逸’的列子书中的杨朱思想”;玄学演变而有三教斗争，“弘明集的研究，也可以说主要地就是关于三教斗争史料的研究”;“四朝学案”几乎涉及所有宋元明清时期的重要哲学思想，因此，以之为中心讲史料批判的范式便能知道这个时期哲学史料的大致情况。
 
　　我们认为，尽管朱先生说明了这种篇章体例设计的原因，亦即揭示了它的合理性，但客观地说，它是难以保证其论著中哲学史料的全面性和完整性的。虽然该书附录部分按古代哲学(包括群经哲学、诸子哲学、子部伪书类)、中古哲学(包括两汉哲学、魏晋哲学、六朝隋唐哲学)、近古哲学(包括宋元哲学、明代哲学、明清之际哲学、近代思想)三个阶段列举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著作，但是作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专著，仅仅这个目录是远远不够的。然而，朱先生这种重点式选题的设计方法对于今天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体系的规范化、科学化以及研究范式的多样化是有启发意义的。
 
　　二、三层递进：界定“中国哲学史中料学”
 
　　任何一个学科的创立，首要的理论前提都是要知道其所要创立的是什么?亦即，如何界定该学科。例如，创立哲学学科，要知道哲学是什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的创立当然也能不例外，它也需要知道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是什么。朱谦之先生是通过三层递进的方式完成这个概念的界定的。
 
　　第一，什么是史料学?关于这个问题，朱先生区分“叙述的方法”和“研究的方法”，认为前者是历史学，后者是史料学。他说：“搜集材料和分析材料的工作，就所谓研究的方法，而历史研究的方法，则就是所谓‘史料学’。换言之，即搜集和分析从事历史研究时之所依据的各种各式材料。”简单地说，史料学的任务是搜集和分析材料，而这个工作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前提。因此，“史料学还只是史料学，不就等于是历史学”。这种观念是在批判傅斯年先生“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主张中形成的。
 
　　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氏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发表了 “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著名论断，表明其意欲摆脱传统史学束缚从而建立实证客观的“科学史学”的学术取向。而提倡现代史学运动的朱谦之先生早在 1935年代理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主任时就反对“史学即为史料学”的说法。1940年，他又著《考今》一文作进一步的解释：“因认史学只是考古，所以读史只要蛮记事迹，而不能‘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历史学当然只好是史料学了”，“最后，我们以为历史乃是时间的学问，时间的意义就是现在……现代史学与从前史学的不同，即在从前史学以‘考古’为目的，现代史学则以‘考古’为方法，而以‘考今’为目的”。这样，史学的生命中心就是“现代”，而不仅仅是史料的罗列。写作《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时，朱先生已深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因此他认为把史料学等同于史学是资产阶级史家对历史学的有意歪曲，其意图是“可以唯心主义的精神解释史料，乃至直接捏造史料”。如此，就会脱离社会经济关系与阶级斗争来整理史料，而完全忽略了“历史资料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这一个社会发展规律。
 
　　第二，什么是哲学史史料学?朱先生认为，就研究方法来说，哲学史史料学和一般史料学没有什么不同。在哲学史叙述社会背景时，一般史料学的研究方法完全可以适用，而从史料来源的维度看，二者就有分歧了。因为普通历史的史料来源有遗物(考古学的史料)、传说(民俗学的史料)和文字记载(文献学的史料)三大类，而哲学史的史料来源是哲学著作本身，即只限于文献学的史料，不出文字记载的范围。虽然哲学史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时代，但也必须通过古文字史料。因而，朱先生说：“有效地利用这些哲学文献史料，全面地批判分析，确定其来源、阶级性质和用途，以及可靠程度与实际价值，这就是所谓哲学史史料学”。
 
　　第三，什么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都依条件、地方和时间为转移。根据这个原理，朱先生主张，研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一方面要注意哲学史史料学的普遍法则，另一方面也要注意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这是因为，各国所用的文字情况不同，因之所用以处理文字史料的学问，也将具有其特殊的不同的面貌。
 
　　中国保存有极其丰富的哲学史料，就四部而论，不但经部、子部是哲学史的主要史料，而且史部、集部也都部分包含哲学史的主要史料。所以朱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来源很久，历史上存在很多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关系著作”。他在介绍了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密切相关的辨伪学、校勘学、目录学、训诂学和辑佚学等方面的“关系著作”之后明确指出，其中包含着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和成绩，为今后这一门新学问创立了有利的历史条件。他还指出，编纂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史教科书要有正确的史料作根据，因此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这一门学问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和实践意义。基于此种认识，朱谦之先生第一个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作出界定：“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则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研究方法论一般原则的基础上，与中国关于哲学著作之考订、校勘、分类、训诂、辑佚等特殊工作统一起来的学问。”这是一个极富洞察力的见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很重视整理中国哲学史料的方法。而中国哲学史史料学50多年来的发展历史表明，史料学方法论在该学科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肯定。
 
　　以“去粗取精”为选题标准，朱谦之先生用“鸦片战争时期的思想史料”、“太平天国思想史料”、“戊戌维新思想史料”和“辛亥革命思想史料”等4个方面组成“近代思想史料选题”一讲。在这一讲，他对太平天国思想史料的研究尤为深入。从主观原因分析，这是因为他曾在抗战期间专门研究这一阶段，并完成《太平天国革命文化史》一书。从客观原因分析，这不仅因为此一时期的革命思想材料更多，而且因为这些材料的整理已经成为一种新兴的专门学问。他指出，自从孙中山为《太平天国战史》作序开始，以后国内研究太平天国的便分史料考订和史料整理两大派分途并进。前一派注重史料之考订而缺乏史料之解释，后一派注重史料之解释而缺乏史料之考订，而“到了现在，太平天国史料的研究法，基本上有了改变，从前注重史料考订的一派，如罗尔纲等都已转变方向，综合了两派的所长，而去其所短，以马克思主义历史方法为依据，将史料考订和史料解释联系在一起，这是太平天国史料学的新倾向”。朱先生将太平天国的文献史料分为官书、诏谕、供状、战纪、类纂、奏疏、文集、笔记、方志、传记、外人著作、今人著作、史料丛刊和新闻杂志等14类，并强调海外所藏史料在纠正清政府官书对太平天国的歪曲记载上的意义。
 
　　在其余3方面中，鸦片战争时期，主要介绍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要求社会改革的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著作材料。戊戌维新时期，首先介绍戊戌维新思想先导人物冯桂芬、王韬、陈炽、陈虬、容闳、薛福成、马建忠、郭嵩焘、郑观应、何启、胡礼垣等的思想史料，之后重点介绍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唐才常等把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推向高潮的思想家的著述情况。辛亥革命时期，则以孙中山为首，宣介章炳麟、邹容、秋瑾、陈天华、吴樾诸人的思想史料。
 
　　鸦片战争给中国文化历史造成重大影响，中国哲学也因之经历了从古代传统向近代传统的历史性转变，比如赋予古代哲学范畴以新的内涵、将西方传入的哲学思想和古代哲学融合起来等等。因此，朱谦之先生以“去粗取精”的方式对近代思想史料的特殊处理是值得称赞的。然而，其在人物的选择上并没有做到“去粗取精”，因为陈炽、陈虬、容闳、马建忠、秋瑾等人与哲学思想的关系并不密切，将他们选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未免失之宽泛。
 
　　结语
 
　　概括言之，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学科观念鲜明。我们知道，在中国，近代意义的学科诸如物理学、化学、政治学、文学、历史学和哲学等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西方影响才成为专门学科，中国哲学史学科也是时人运用西方学术方法从传统的经史子集中剥离出来的。作为学科建立标志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虽有关于哲学史料的审定和整理方法等内容，但其中并没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之名，更无所谓学科观念。朱谦之先生则首次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作为一门新学问加以研究，从而将其确定为一门学科。
 
　　2 学术立场坚定。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朱先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自觉运用现有的唯物史观知识研究和分析中国哲学史料。从其自传可知，他“五四”前期信仰无政府主义和虚无哲学，20年代倡导唯情哲学，1938年研究太平天国时已初步接受唯物史观，注重从社会背景分析太平天国革命的原因，建国后则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尝试以之为学术研究方法。因此，在定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以及具体分析哲学史料时他都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
 
　　3 方法论意识强烈。这表现在他对史料学方法研究的重视。具体而言，就是他看重校勘、训诂、辑佚、辨伪等传统朴学方法并在考证《易经》《老子》《庄子》《列子》等著作时对这些方法进行具体应用。
 
　　当然，作为学科开创者，他的研究也有一些不足之处：篇章体例设计欠规范化、科学化;史料学方法更多地穿插于具体史料的分析中，因而对其进行的理论阐述显得不够集中、不够充分、不够系统。然而，我们认为这些不足并不能掩盖朱先生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领域的突出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