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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我两忘”之文学创作方法论研究

2015-07-24 10:08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摘 要:“物我两忘”的文学创作方法,既不是“以我观物”,也不是“以物观物”,而是主体与客体在两忘中互相消解、融合。这一方法注重主客体间的双向交流,注重“物”与“我”二者的交融。

关键词:物我两忘; 会心

   本着天人合一的基本哲学观和异质同构的思想,中国古代文人在心物交融的主客体关系中,“取式于自然与人事”[1],引发出其对自然的新的观照和审视,并在“仰观”与“俯察”之中达到对心灵世界的领悟。这是身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纯净胸襟和真切感悟,而其中的深层意蕴,则是使人与自然的关系走向自觉,使自然物获得本身独立的存在。自然美被作为独立的美学范畴受到普遍重视,在自然美的客观认识与表现之间建立起了一种关系,并上升到了理性的高度,自然成了人的生命本体和精神自由的象征。这体现为一种心物交融的方法论。王国维分成三种类型来分析:第一种是以境胜,即以“物”为主,即以“我”服从于“物”,主体服从于客体;第二种是以意胜,即以“我”为主,“物”服从于“我”,客体服从于主体;第三种是意与境浑,即主客体平衡,“我”与“物”浑融为一,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意境两忘,物我一体”[2]。这其中包含了“以我观物”、“以物观物”、“物我两忘”三种方法论。本文主要讨论“物我两忘”的方法论。
  一、“物我两忘”之法的理论内涵
  王国维认为“物我两忘”既非“我”胜“物”,也非“物”胜“我”,而是在两忘中互相接近融合,物我一体,达到一种平衡浑融、意与境浑的境界。在这一过程中“心”与“物”相互选择、相互作用,从而达到统一,即“意境两忘,物我一体”,也就是说,在物我感应中,既非“以我观物”,也非“以物观物”,而是在“物”与“我”的两忘中互相接近、融合,主客体化成一体,即“意与境浑”[3]。梁代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诗人观物,既有由“物”及“我”的一面,也有由“我”及“物”的一面,正如《文心雕龙·物色》曰:“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目既往还,心亦吐纳”。诗人感受外物之际,头脑中的联想、类比无穷无尽,流连于万种事象之间,低声吟咏于视觉听觉所感受的事物,描写事物的气貌,追随事物的运动,描写事物的颜色和声音时,则“亦与心而徘徊”。在面对“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的自然对象时,主体“目既往还,心亦吐纳”,用“心”随“物”以宛转”,而“物”亦与“心”而徘徊”,身外之“物”即心内之“物”,心内之“物”亦即身外之“物”,“心”与“物”极尽流连之趣。在创作过程中“心”始终是主动的,用心去“随物宛转”,去侔色揣称地加以形容刻画,因此“随物宛转”的过程也就是“与心徘徊”的过程,是以心驾驭物的过程。[4]也就是宗炳《画山水序》中的“应目会心”,“目亦同应,心亦俱会”。意思是说,在心物交融中,主体以澄澈虚静的情怀体味宇宙大化之象,目到之处,心亦跟随。“会心”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山水向人的心移动,同时,人的心也向山水移动,达到心物交融。用现代的术语说,就是主体以心灵直觉领会,直抵山水的本性,而山水的本性中也映现出人的本性。正如李渔《笠翁文集·梁冶湄明府西湖垂钓图赞》曰:“才情者,人心之山水;山水者,天地之才情”。如《庄子·齐物论》曰:“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 庄周梦蝶,梦与现实人心融为一体,不知是“我”化成了蝶,还是蝶变成了“我”,展现为心物交融、主客体化而为一的一幅图画。人化为物,物化为人,物中有人,人中有物,浑然一体,难分难解,而主体于此中获得精神自由。可见,这一种观物的方法是主体不知天地万物与自我的区分,达到物我两忘,主客体齐一,正如庄生梦蝶,庄生在翩翩飞舞的蝴蝶身上见到了自己的影子,蝴蝶的自由自在飞舞象征了庄生追求自由的理想,是庄生人格的显现。  
  二、“物我两忘”之法的理论拓展
  “观”的这一种方法论是通过“心”与“物”的双向运动,达到“物”与“我”两方面的交融。这是一种主客体的双向交流。正如杨万里《跋丰城府君刘滋十咏》曰:“丰城府君爱山成癖,不知身之化为山欤,山之化为身欤?”石涛《苦瓜和尚画语录·一画章第一》曰:“山川脱胎于予也,予脱胎于山川也,……山川与予神遇而迹化也”。主体之神与客体之山川相遇,“我”是经过山川陶冶的“我”,山川的气质已渗入“我”的身心;而山川经过“我”的神思感悟,原有的形迹也发生变化,已富含我的审美观照和理想。二者在审美过程中的互相渗透和融合,产生主客体融合为一的山水画形象,在似与不似之间创造出出神入化的艺术之美。李白《独坐敬亭山》曰:“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诗人与山为伴,不知是人化为山,还是山化为人,相看两不厌,物我同化。如李商隐《无题》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物即是人,人即是物,实难分清。如陆游《卜算子·咏梅》:“绎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梅与人交融为一,人化为高洁、孤独、寂寞的梅,同时,梅也是高洁、孤独、寂寞的人。刘熙载《艺概·诗概》曰:“陶诗‘吾亦爱吾庐’,我亦具物之情也;‘良苗亦怀薪’,物亦具我之情也”。宋代诗人陈与义《襄邑道中》:“卧看满天云不知,不知云与我俱乐”。清代邹一桂《草虫》(《小山画谱》卷下):“宋曾去巢无疑,工画草虫,年愈迈愈精。或问其何传》无疑笑曰:‘此岂有法可传哉?某少年时,取草虫笼而观之,穷昼夜而不厌。又恐其神之不完也,复就草间观之,于是始得其天。方其落笔之时,不知我之为草虫耶,草虫之为我耶。此与造化生物之机缄盖无以异,岂有可传之法哉!’”总之,这是“心”与“物”双向建构的结果,主体因同化了对象客体而获得新质,对象客体也因灌注了主体的审美意识而不再属于自然形态,从而体现出一种和谐的创造。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对此也作出分析:“物我两忘的结果是物我同一。观赏者在兴高采烈之时,无暇区别物我,于是我的生命和物的生 命往复交流,在无意之中我以我的性格灌输到物,同时也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我和物的界线完全消灭,我没入大自然,大自然也没入我,我和自然打成一片,在一块发展,在一块震颤”[5]。
  综上所述,“物我两忘“的文学创作方法,立足于内部的情感世界,以直觉与感悟达到超越,在物我同一中达到对无限的体认,重直觉而内化,是物与心之间的交融,是人与自然之间交流和对话。主体作为一切自然关系总和的审美者将审美与生命体验融为一体,在向自然开放感官的过程中,通过直观和体悟与自然沟通,在与自然的互动互感中,在精神上把握无限与永恒。对此,熊十力在《答马格里尼》中认为这是“注重体认的方法”,是对物象的观察和体悟的直觉。“体认者,能觉入所觉,浑然一体而不可分”(熊十力《十力语要》卷二《答马格里尼》)。总之,“物我两忘”建立在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基础上,涉及身体和自然的关系,始终保持亲和自然的人生态度,通过身心的交流而得到升华,实现对心灵的再发现。“物我两忘”作为观物的重要的方法,揭示了中国人独有的观物方式;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表现出强烈审美生命的活力和张力。
参考文献:
[1]汪涌豪.中国文学批评范畴体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44.
[2]郁沅.心物感应与情景交融[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124.
[3]王国维.人间词话·附录.惠风词话·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256-257.
[4]刘明今.方法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56.
[5]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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