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文学语言在具体的作品中作为文本而存在,它总是与社会文化形成一种互文性的对话关系。要揭示文学语言文本的文化意义,重要之点是进入语境,把文学语言文本放到语境中去把握。文学语言随时代的变迁而变迁,文学语言文本与社会文化之间互动与互构。揭示文学语言文本的意义,重要的是放到“文内语境”和“文外语境”中去把握。语境大体上可以分为语境1、语境2和语境3三个层级。文学语言文本受社会文化文本的制约,它同时又丰富了社会文化文本,形成新的社会文化景观。
关键词:文学语言;文学语言文本;社会文化文本;语境
abstract: literary language occurs in the form of text in particular literary works, which forms a reciprocal dialogue with social culture. an essential means to cultural meaning of literary language text is breaking into the context and controlling the text in it. since literary language text changes as times go, it is interactive and interconstructive with social culture. contexts consist of three hierarchical levels, which again divide into “intext context” and “outtext context”. although literary text is bound by the text of social culture, it in turn enriches the latter and forms some new phenomena of social culture.
key words: literary language; literary language text; text of social culture; context
关于文学语言问题,已有许多论著作了探讨。WWw.133229.Com但有一个问题在各类相关论著中都强调不够,即文学语言也是普通语言,并不是脱离于普通语言的另一类语言,而是那些把普通语言写得特别有意味的语言。所谓“特别有意味”,一般是指语言的描写能达到生动、形象、具体,饱含情感、气氛浓郁、情调突出、节奏有致、色泽自然、气韵充盈、形神毕现等等。文学语言并不像俄国形式主义文论者所说的那样封闭在语言自身中,实际上它是与社会文化同行的。社会文化的变化必然引起文学语言的变化,反过来文学语言的变化又增添了社会文化内容。文学语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的改变既受社会文化的制约,反过来语音、词汇、语法、修辞的改变又为社会文化增添了内容。
特别重要的是,文学语言必须进入语境,我们才能了解它的历史的美学的意义。当下文学理论呼唤文化视野,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笔者认为可以从文学语言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互构对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
一、 文学语言变迁与社会文化的变迁
无论中外,文学语言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变迁。
首先,在欧洲就曾经历了从拉丁文写作到俗语写作的变迁。古代的欧洲,各国多用拉丁文写作。拉丁文相当于中国的文言。14世纪,被恩格斯称赞为“旧世纪最后一位诗人和新世纪第一位诗人”的但丁首先用意大利北部一个邦的方言写成了著名的《神曲》。《神曲》所使用的俗语,在一百年之后成为意大利的国语而流行起来。最值得一提的是英语的问世。现在流行的英语当时不过是英格兰“中部土话”,但由于乔叟(约公元1343—1400)、威克利夫(1330—1384)用这种土话来写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到了莎士比亚和伊丽莎白时代,这种英语随着英国的扩张而流行全世界。胡适说:“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著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等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德(lut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英法诸国亦复如是。今世通用之英文《新旧约》乃1611年译本。距今才三百年耳。故今日欧洲诸国之文学,在当日皆为俚语。迨诸文豪兴,始以‘活文学’代拉丁之死文学;有活文学而后有言文合一之国语也。”[1]30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意大利是古罗马帝国统治的范围,当时是一个神权统治的专制的世界,规则严整的拉丁文正好与少数神父、牧师的身份相匹配。而但丁所主张的俗语,用但丁自己的话来说,是“小孩在刚一开始分辩语词时就从他们周围的人学到的习用的语言”,是“我们摹仿自己的保姆不用什么规则就学到的那种言语”。[2]胡适多次谈到意大利的俗语革命,他的白话文学革命可能受此启发。
无论是但丁、薄伽丘,还是乔叟、威克利夫,都是倾向于下层的市民阶层的具有人文主义思想的人,而坚持用拉丁语的则是上层僧侣和贵族,这足以说明市民阶层的文化影响决定了俗语的流行,特别是在文学写作中的流行。但是,正是俗语成就了意大利和英国的文化,如果没有俗语、土话的流行和普遍的使用、流传,就不会有意大利、英国在文艺复兴运动中产生出具有世界影响的但丁的《神曲》、薄伽丘的《十日谈》和莎士比亚的悲剧和喜剧,为整个欧洲的文化增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俗语在文学写作中的运用是市民文化的产物,没有市民文化的兴起,俗语的使用和流行是不可想象的。反过来,俗语在文学写作中的使用和流行,又为市民文化增添了色彩,没有俗语的使用和流行,市民文化也会黯然失色。可见,欧洲文学语言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变迁的。
其次,中国文学也经历了从文言写作到白话写作的变迁。“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是白话文学开始替代文言文学的时期。中国语言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化是一种趋势,是不断在发展的,或者说是随着中国的社会文化的发展而发展的。胡适毫不避讳这一点,他说:
文学革命,在吾国史非创见也。即以韵文而论:《三百篇》变而为《骚》,一大革命也。又变为五言,七言,古诗,二大革命也。赋之变为无韵之骈文,三大革命也。古诗之变为律诗,四大革命也。诗之变为词,五大革命也。词之变为曲,为剧本,六大革命也。何独于吾所持文学革命论而疑之?[1]10
文亦遭几许革命矣。孔子以前无论矣。孔子至于秦、汉,中国文体始臻完备,议论如墨翟、孟轲、韩非,说理如公孙龙、荀卿、庄周,记事如左氏、司马迁,皆不朽之文。六朝之文亦有绝妙之作,如吾所记沈休文、范缜形神之辩,及何晏、王弼诸人说理之作,都有可观者。然其时骈俪之体大盛,文以工巧雕琢见长,文法遂衰。韩退之“文起八代之衰”,其功在于恢复散文,讲求文法,一洗六朝人骈俪纤巧之习。此亦一革命也。唐代文学革命巨子不仅韩氏一人,初唐小说家,皆革命功臣也(诗中李、杜、韩、孟,皆革命家也)。“古文”一派至今为散文正宗,然宋人谈哲理者似悟古文之不适于用,于是语录体兴焉。语录体者,以俚语说理记事……此亦一大革命也。至元人小说,此体始臻极盛……总之,文学革命,至元代而登峰造极。其时,词也,曲也,剧本也,小说也,皆第一流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1]10-12
按照胡适的看法,如果不遇到明代前七子的复古潮流,中国文学早就语体化了。胡适1917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得到陈独秀、钱玄同等许多人的强有力的支持,特别是鲁迅的小说创作实践的成功,更推动了白话文运动。胡适主张先从语言文字上改用白话文,形成“国语的文学”,然后再利用作家创作上的运用,形成“文学的国语”。胡适本以为至少“要三五十年内替中国创造出一派中国的活文学来”。[3]但是出乎他意料的是,白话和白话文学不过四五年时间就在全国普及了。1918年《新青年》、《每周评论》改用白话,1919年全国共有400余种报纸采用白话。在当时影响很大的《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也逐渐白话化。当时政府的教育部受形势所迫,在1920年颁布部令,规定从这一年的秋季开始,全国各地小学一、二年级的国文课一律采用国语。白话不过几年时间,就如燎原之火,燃遍全国,这不是偶然的,不是胡适、陈独秀几个人提倡就能办得到的。实际上,早于胡适之前黄遵宪就提过“我手写我口”,梁启超提出“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等,都主张用白话,可为什么他们没有成功,胡适他们却成功了呢?胡适一直用“历史进化”的观念来解释,实际上这是解释不通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化。
胡适提出白话“文学革命”的1917年,世界上发生的最为巨大的事件是列宁所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获得成功,这给中国人民一个鼓舞,为什么俄国人能做到的事情,中国就做不到?这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问题,也是摆在进步知识分子面前的问题,于是这才有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科学、自由、平等、博爱等西方的思想几乎同时涌入,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等一齐涌入,以反对旧制度旧伦理、打倒“孔家店”为旗帜的社会思想响遍全中国,这是两千年古老中华的第一次现代思想解放运动,启蒙主义的社会文化思潮以不可阻挡之势在全国涌动,中国社会文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到一次刷新。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促使社会开始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价值观念、心理状态都逐渐改变,归结到一点就是社会文化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社会语言从文言到白话,特别是白话替代文言在文学中的使用和流行,这是非常巨大的变化。这种巨大变化起码从两个层面体现了社会文化的变迁:第一是从贵族转向平民;第二是从古典转向现代。
第一个层面,白话体认了从贵族转向平民的变化。人们可能会想,不论文言、白话都不过是工具,都可以表达士人的思想,也都可以表达平民的思想。其实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文言说到底是封建社会上层贵族的语言。闻一多说:“文言是贵族阶级产物(知识阶级)。中国正统文学,知识阶级所独有;小说戏剧近平民,不发达。”[4]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文言在古代的功能基本上(不能说全是)是服务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封建统治阶级通过以文言为工具的科举制度,从思想和语言上控制知识分子,选择作为奴才的中央和地方官员。因此科举中的“八股文”,无论有何优点,都是文言中最没有价值的。封建统治阶级之所以不用小说、戏剧作为科举语言工具,是因为小说、戏剧所拥有的白话属于平民。胡适说,真正的文学“来源于民间。人的情感在各种压迫之下 ,就不免表现出各种劳苦与哀怨的感情,像匹夫匹妇,旷男怨女的种种抑郁之情,表现出来,或为诗歌,或为散文,由此起点,就引出后来的种种传说故事,如《三百篇》大都民间匹夫匹妇、旷男怨女的哀怨之声,也就是民间半宗教半记事的哀怨之歌。后来五言诗、七言诗,以至公家的乐府,它们的来源都由此而起的……”[5]这种白话文化很难用来表现贵族高层的思想感情。例如唐代的敦煌曲子词中的《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这完全是一曲生动的白话词,语言生动,有气势,有韵调,如果用文言写,断断写不出这样的风味。同样的道理,一段古文,无论是韩、柳、欧、苏的古文,也无论多么出色,如果用白话来翻译,也必然要丧失原来的风味。一般而言,文言与白话所表现的是不同阶层的思想感情,一种是士人的思想感情,一种是平民的思想感情。不同阶层的文化,是不可以互译的。但我这样说的时候,决无贬低文言的意思。文言是中国古代语言中保留古代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文学等信息最多的一种话语。中国古代的文学,特别是先秦到唐宋的文学中最有价值的也是用文言写的,如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李商隐、韩愈、柳宗元、苏东坡等许多诗人作家的作品。文言作品承载着更厚重的意味,这也是不能否定的。如果我们今天因为流行白话,全盘否定文言,那么也就差不多把中国一部文化史给否定了。之所以用文言也可写出优秀不朽的诗篇,这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相关,这里面还有很多很深刻的道理,限于篇幅,不再展开。
第二个层面,“五四”以来的白话体认了从古典文化到现代文化的转变。“五四”新文化运动,引进西方的思想,人们自然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时代变了,社会文化变了,人们说的是白话,等到写成文章时为何还要转换成文言呢?为什么新的社会文化思想,还要被塞进历史的陈套中去呢?在古代社会,不懂文言就是文盲,因为那是一个官本位的时代,你想当官,想与其他官员沟通,给皇帝写奏折,就要用文言,这样才能显示自己的身份。现在我们处于新的时代,“官本位”成为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思想,作为知识分子为何还要从小就接受那种古典语言的训练,把自己的一生都拖进那种古奥生涩的语言解读活动中去呢?所以面对新的时代,人们普遍觉得文言束缚思想,白话的流行是与告别古典文化转向现代文化密切相关的。白话更能自由地、贴切地表达现代的新思想、新观念。这一点,胡适也看到了,他说:“形式与内容有密切的关系。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若想有一种新内容和新精神,不能不打破那些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6]。正是社会文化的急剧的现代转化成就了白话文运动,社会文化的现代化趋向是白话普及的根据,没有社会文化的这种现代变化,无论有多少知识分子叫喊,都不可能让白话成为正宗的话语。白话体认了新的时代,体认了现代的社会文化。同时,白话的逐渐普及又成就了现代文学的创作。有了白话的流行,这才有鲁、郭、茅、巴、老、曹,才有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梁(实秋)、张(爱玲),才有丁(玲)、赵(树理)、艾(青),才有“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所以白话又是现代文学的根据,没有白话的流行,现代文学也难以流行。不仅如此,正是“五四”以来白话的普及,人们又重新审视过去的文学史,发现过去我们就有一部白话文学史,从《诗三百》到《水浒》,从《红楼梦》、《儒林外史》到《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都被重新发现出来,重新得到整理与评价。无论是现代文学的创作,还是对过去的白话文学史的重新研究,都构成了新的社会文化景观。
从语言随社会文化变化而变化的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语言最先体认了社会文化的变化,社会文化也体认了语言的变化,语言与文化相互体认。
二、 文学语言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互构
文学语言不但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变迁,而且文学语言文本与社会文化文本是互动、互构的。互动是说它们彼此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互构是说它们相互生成新的景观与价值。这可以从以下两点来说明:
第一,文学语言的词语与不同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互构。词语是语言的要素,词语也最能体现不同的社会文化思想。以中国古代社会的儒、道、释三家词语在文学中的运用看,文学语言的词语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与互构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化是儒、道、释的分立与互补。所谓“分立”,就是儒道释三家的“道”不同,是不容混淆的。所谓“互补”,就是儒释道三家的相互融合,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特殊状况,儒道释互补体现在古代社会士人的价值选择上,所谓“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进退自如。但是无论他们是达是穷,都能做诗。于是“达”的时候可以做“兼济天下”的诗,穷的时候则可以做“独善其身”的诗,要是出家当居士、法师去修炼,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起码山林、流水、美丽的风景,那一尘不染的净地,不但都被他们占去,而且还可以做出优美的山水田园诗。
儒家士人做的诗,采集了表现儒家思想与感情的语词。举例而言: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龟虽寿》)
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曹丕:《赠白马王彪》)
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张九龄:《感遇》)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贺知章:《回乡偶书》)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杜甫:《赠卫八处士》)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尽长安花。(孟郊:《登科后》)
封侯早归来,莫作弦上箭。(李贺:《休洗红》)
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杜荀鹤:《再经胡城县》)
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欧阳修:《浪淘沙》)
一身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青。(陆游:《夜泊水村》)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
南渡君臣轻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赵孟兆页:《岳鄂王墓》)
以上仅是信奉儒家的诗人的一些诗句,但是仍可以看到像“志”、“壮心”、“丈夫”、“四海”、“万里”、“比邻”、“美人”、“君”、“尧舜”、“风俗”、“离家”、“登科”、“春风得意”、“封侯”、“报国”、“县宰”、“朱绂”、“死”、“丹心”、“汗青”、“君臣”、“社稷”、“旌旗”、“父老”等从儒家文化中衍生出来的词语,最容易进入儒家诗人的作品中。儒家思想积极入世,追求仕途经济,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所以家国情怀、讽谏美刺、追求功名、离家别舍、友朋聚散等就是儒家诗歌最重要的一些主题。不难看出,这些词语为儒家文化的产物,反过来其又为儒家文化增添内涵,这就是文学语言的词语与儒家文化之间的互动、互构。所谓“互动”就是互相依存、互相促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谓“互构”,就是互相增益、互相叠加,你为我增光,我为你添彩。
信仰道家的诗人做诗,则常用另一些能够表达道家思想感情的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