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任何历史人物在其一生中，都在变化和相承的交织中发展着。严复生活在社会动荡的年代，思想变化是不言而喻的。所以用“前后一致”或“一脉相承”来框定一个人的是非，是不易符合实际的。每个历史人物都具有复杂的性格，所以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比较接近地还历史人物以本来的面目。严复晚年虽然思想观念发生变化，但仍不改其救亡之初衷，继续从事唤醒民族精神的学术活动，爱国情操贯穿这位杰出思想家的一生。?????
关键词：严复 思想转变 史华慈 西方 近代
在读完美国学者史华兹研究严复思想的巨著《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之后，对严复在近代历史中的思想的发展转变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史华兹全书的理论分析框架是建构在对严复的6部译作分析的基础上，而将《群学肄言》、《支那教案论》穿插在有关章节的讨论中，以独特的角度和方法，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作为一位西方思想评论家的严复。
严复是一位西方思想的启蒙者和翻译家，他的《天演论》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久久不息，影响了梁启超、鲁迅、毛泽东等等著名历史人物，胡适甚至也是因此改名。在风云变幻的年代，很多具体的政治事件中很难看到他的身影。作为西方启蒙思想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先行者，严复率先译介了进化论、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等，在英国的留学中严复似乎已找到苦求的西方强于中国的奥秘。路易斯·哈茨在本书的序言中指出，严复在欧洲思想中至少发现了两方面的秘密，并认为这两方面都是使中国摆脱落后必不可少的。一方面是必须发挥人的全部能力，另一方面则是必须培育把能力导向为集体目标服务的公益精神。这位“西方总体思想的外国观察家”始终关注“集体的能力”，执著于国家的“公心”这一主题。
史华兹笔下这位“迷人的近代西方思想评论家”一生面临多重困境：腐败的清政府与势单力弱的士人、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人生际遇与理想抱负、战争与公德——诸多矛盾纠缠折磨着严复，也让他的鸦片瘾持续了多年，晚年出现了种种的背离让后人争论至今。严复所处的时代是“爱国”即“忠君”的时代，无论君主的德行如何，文人士大夫们总是将其视为权威，倚为靠山和仰仗。然通过中西对比严复发现，儒家经典中没有划清统治阶级中的个人道德败坏和可称做国家政策的道德败坏之间的界线。国家，特别是作为国家象征的皇帝，在责成自己追求财富和权力的过程中，提供了同样可悲的例子：作为一个集合体的国家，与一个追求个人私利的贪官在本质上是一样的。所以他期待有“德”的君主统治国家，依靠教育改造人们的思想，唤起人们的“公心”。他发现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即造成中西方不同的根本原因，绝不仅仅在于武器和技术，也不仅仅在与经济、政治组织或任何制度设施，而在于对现实的完全不同的体察。因此，应该在思想和价值观的领域去寻找。
“思想就是一种酶，它对进化动力不是解放就是束缚。”这句话是如此的生动贴切，于是西方思想为其指明了方向。严复发现中国的“生存竞争不知怎么被抑止了”，很快洞察到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国家强盛的作用。然而生长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颂念中的严复只是将“个人的解放”看作富国的手段，也无法真正进入自由主义价值的内核，他更关注其外在作用——国家富强。在他的译文和按语中，也不按照他提出的“信、雅、达”为翻译标准了，很多原本指“普遍幸福”、“普遍利益”的话都被转化为指“国家利益”，个人自由则变换成促进“民智、民德”以及达到国家目的的手段。难怪史华兹在严复“热情寻找西方富强的秘密的过程中”看到的是他对“个人主义伦理的冷漠”。而在西方的那些作者心目中，个人利益才是目的本身，“幸福”和“利益”的最终指向目标是个人。我们发现在译介斯宾塞、赫胥黎、孟德斯鸠、亚当斯密、穆勒等思想时，严复在其后都加以按语来阐明自己的观点，这些按语都是有意结合中国急需救亡图存的实际现实而对西方思想的择善而用。
在史华兹看来，中国民众被视为“圣人教育活动的被动对象”的“政治想象”一直“贯穿于中国的政治思想之中”。“中国圣人们所做的每件事都在限制和禁锢个人的潜在能力，而近代西方则创造和培育了旨在解放这些能力的制度和思想。”中国百姓长期受制于巨大的集权政体和严格的家长等级制度，个人能力和价值得不到发挥，个人自由和尊严亦无从谈起。缺乏“个人的判断”和自治能力的民众别无他选，只能成为“习惯于俯首帖耳地服从和牺牲”的顺民，奴隶般匍匐在暴君脚下，身心受到压抑，潜能无从发掘。其结果必然是沦为思想僵化，行动迟滞的行尸走肉，成为被统治的工具；走向另一个极端，便有可能成为专制与混乱交替间的“乱民”乃至“暴民”。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更习惯于统一的群体的思想”——严复于此亦不能超脱。这种传统思想模式“犹如起抑制作用的酶，阻碍了社会进化之树的生长发育，而同时演进着的西方思想却犹如促进生长的荷尔蒙，使自然进化的力量得以自由发挥出来”。
严复从斯宾塞那里得到的牢固信念是：使西方社会有机体最终达到富强的能力是蕴藏于个人中的能力，这些能力可以说是通过驾驭文明的利己来加强的，自由、平等、民主创造了使文明的利己得以实现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体、智、德的潜在的能力将得到充分的展现。然而，如前所述严复也只仅仅将自由与民主视为提升个人能量、从而最终促进国家富强的手段。在史华慈看来，对国家富强的追求，以及强调个人能力之提升构成严复思想的核心，同时规约了他的自由民主理念，西方自由民主的理念是建立在“个人是社会的目的”这一价值观念基础之上的。这种“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歪曲”预示着后来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他断言，在中国知识分子对自由主义的渴求与他们寻求国家富强的欲望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冲突。这是由于，在通向富强的道路中间，有比自由主义更为有效的捷径。如，君主权威主义 。这也许是后来严复支持袁世凯的原因之一。
严复引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刺激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中国思想界把国家富强视为至高无上的目标，而将自由民主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这些都冲破了传统儒家的思想，但现实使严复的梦想屡屡破灭。一战西方国家的残忍更是令他失望之极，于是不得不又将眼光转回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严复在
热情拥抱近代西方文明模式后又目睹这一文明模式所暴露的问题，表达了对这一模式的幻灭。他知道“制度的变革必须建立在对于客观形势提供的可能性作出谨慎分析的基础之上”。老年趋向保守的严复其实并未忘记西学，只是他愈加清楚“法固不可以不变，而变法岂易言哉”。的确，“改革不能脱离社会历史，不能在真空中进行”。没有一定的民情条件和制度环境，何谈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个人自由的价值？
严复以其宣传变法维新思想和大量译述西学、启迪民智两要务而跻身于近代维新思想家之列，成为戊戌变法运动前后与康、梁、谭并称的重要人物，而在20世纪以来的大量译述工作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更为他博取了一定的历史地位。许多严复研究者也大体一致地肯定他在辛亥革命前的历史贡献，但对他辛亥革命后的十几年晚年生活中的思想和行为，却引起不少异议。主要争议在：严复的政治思想前后有所变化，还是前后一致；
世事变迁，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在其一生中，都在变化和相承的交织中发展着。尤其严复生活在社会动荡的年代，思想变化是不言而喻的。其晚年和前期，也是既有变化，又有相承。他坚持救亡图存，主张君主立宪，不支持革命，都是他终身的一贯主张；而主张“尊孔读经”，重新审视中西文化的价值等等则是一种变化。变化的不一定都好，相承的也不一定都坏。所以用“前后一致”或“一脉相承”来框定一个人的是非，是不易符合实际的。每个历史人物都具有复杂的性格，所以只有具体分析，才能比较接近地还历史人物以本来的面目。严复晚年虽然思想观念发生变化，但仍不改其救亡之初衷，继续从事唤醒民族精神的学术活动，爱国情操贯穿这位杰出思想家的一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