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瑾:谜一样的国学大家
儒家像粮食店，绝不能打。否则，打论文联盟http://倒了儒家，我们就没有饭吃——没有精神食粮；佛家是百货店，像大都市的百货公司，各式各样的日用品俱备，随时可以去逛逛，有钱就选购一些回来，没有钱则观光一番，无人阻拦，但里面所有，都是人生必需的东西，也是不可缺少的；道家则是药店，如果不生病，一生也可以不必去理会它，要是一生病，就非自动找上门去不可……
——南怀瑾
南怀瑾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谜。他集教授、大居士、宗教家、哲学家、禅宗大师各种称呼于一身，成为一名为“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的国学大师。有人称他为易学大师、佛学大师；有人称他为禅宗大师、密宗上师；也有人称他为当代道家或现代隐士；还有人形容他是一位世界上第一流、最高明的江湖术士……在台湾，他还曾一度名列“台湾十大最有影响的人物”。
青年时曾自称“北汉王”
南怀瑾的故乡是浙江温州乐清，1918年他出生在乐清靠海边的一个叫南宅的古村。南怀瑾从小接受严格的私塾教育，后来在他家附近的一座庙里自学，这让他一辈子与佛结下不解之缘。在这幽静的古庙里，南怀瑾除精研四书五经外，涉猎已遍及诸子百家，在这遗世独立的世界里过着宁静的读书生活。
十七岁那年，南怀瑾得知浙江国术馆是公费，还管吃住，从小喜读《水浒传》之类侠义故事的他，离开家乡满腔热血地奔赴杭州，去西子湖畔的浙江国术馆去习武。wwW.133229.cOm国术馆的老师个个都是身怀绝技的武林高手。南怀瑾除了学习学校里安排的拳脚之术外，还经常在西湖边寻访奇人异士。1937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浙江国术馆，获得武术教官资格。
这时，抗战烽烟四起。作为一个热血青年，南怀瑾也想凭借自己的一身武艺去杀敌报国。那时南京已经沦陷，国民党的临时陪都在重庆。他毅然辞亲远游入川。在成都，他结识了一个志同道合的还俗和尚钱吉，他们一起到了川康边界的大小凉山地区，办起了一个“大小凉山垦殖公司”，自任总经理兼自卫团总指挥，队伍也日益壮大。他那时还很年轻，在蛮荒之地，竟拉起了一支近万人的流亡之众。大概古书读多了，他后来像《三国演义》一样， “挂印封金”，当时他自称北汉王，自称总司令。一个偏野之地突然冒出来这么一股武装，自然不为地方军阀和国民党政府所容，南怀瑾迫于各方压力不得不辞职，去宜宾《金岷日报》当了后来他从宜宾回到成都，谋到了在成都中央军校军官教育队担任武术教官和政治指导员的公职，并在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十期毕业。
在成都中央军校当教官时，南怀瑾经常外出寻仙访道，结交名人，如“厚黑教主”李宗吾，后来的民革中央名誉副主席贾亦斌。在他结识的这些人中，对南怀瑾影响最大的要数袁焕仙。袁老先生乃川北禅宗大德，是一个名重一时的江湖高人。他住在离成都不远的灌县青城山灵岩寺里。这个灵岩寺比较闻名，当时不少知名学者如冯友兰、钱穆等都曾住在寺内闭关静修。
几次晤谈之下，袁焕仙与南怀瑾由忘年之交而成为师生。南怀瑾逐渐对军校教官的工作没兴趣了，而是专心致志跟袁焕仙学佛学禅。袁焕仙闭关结束，下山到成都成立维摩精舍，南怀瑾毅然辞去中央军校教官之职，追随其左右潜心修佛参禅。袁焕仙在维摩精舍讲学，涉及儒释道三家学问，南怀瑾把它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来，编成“维摩精舍丛书”。当时南怀瑾正二十五岁华年，已深得袁老先生真传。后来，南怀瑾漂泊多年，这本书一直带在身边。等他在台湾有了自己的出版社时，还把恩师这本书出版。
为求深入研究佛法，南怀瑾奔赴峨眉山的大坪寺闭关。南怀瑾穿上僧衣三年闭关阅藏，斋戒素食，青灯古佛旁日夜苦读经、律、论佛家经典，通读佛教集大成典籍《大藏经》，遂至终生受益无穷。
南怀瑾出关后，抗战已经胜利，他远走康藏参访密宗各宗各派，对佛理有了更为精深的研究。他也得到多位上师的印证，承认他为合格的密宗上师。之后南怀瑾讲学于春城云南大学和四川大学。1947年年底，南怀瑾回到了阔别九年多的故乡，并开始隐居在西子湖畔。
在台湾的困顿岁月
1949年，伴随着解放军一路以催枯拉朽之势南下，已经归隐山林的南怀瑾本已闲散入定的心再也无法平静，时年三十一岁的他避乱世于上海虹口区的一个佛教医院里。他住在当家的智方法师给他安排的一间特等病房里独自安静地读书修身。
南怀瑾受儒家思想影响很深，尽管不满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无能，却不会跳出这个营垒反戈一击。
1949年2月28日，南怀瑾没来得及和家人告别，就匆匆地只身买好去台湾的船票。船到台湾基隆，回想起出逃的狼狈经历，他感慨万千地吟出：“三百年来养士潮，为何文武尽皆逃。”
其实在1947年他曾回过老家，同家人商量，全家一起走。但南怀瑾最终没有说动父亲。他只好辞别了年迈的双亲和妻儿，离开家乡。他本打算自己先去台湾安顿好，再把全家老小接过去。谁知道这一去之后，亲人分离，生死两茫茫。直到双亲辞世他也没能见上一面。 “父母在，不远游。”深受传统文化教育熏陶的他，对于自己一直未能亲自尽孝，特别是母亲1990年离世时他不在身旁而一直耿耿于怀。
母亲去世的当年秋冬，南怀瑾充满愧疚地邀请在祖国大陆的妻子王翠凤来香港会面。不思量，自难忘。重逢时南怀瑾对她说：“过去几十年辛苦你了，日子不好过，让你受了许多委屈折磨。”可王翠凤却平静地回答：“过去的事说它干什么，只管未来吧。”南怀瑾的学生们热情地带着这位师母去逛商场、看电影，甚至到美容院烫了头发，还要买高跟鞋送给她。对大家的热情，王翠凤愉快而自然地一一接受，她为了使大家高兴，使事情圆满而默默地承受一切。王翠凤没有留恋香港的灯红酒绿，只住了半个月就提前返回故乡。
五十多年的夫妻，相聚只有两年，再相逢也只有两周。而南怀瑾在台湾一待就是三十六年，一直到1985年7月才离开。
在台湾，南怀瑾刚来时是一个籍籍无名的小辈。微不足道的南怀瑾当时孤身一人流落台湾，身上带的不是黄金美钞，而是一大堆笨重的书籍。过了而立之年的他，在这儿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生存。
南怀瑾那时住在基隆。有天基隆一家小旅馆失火，住在旅馆的旅客本来都是从祖国大陆逃出来的，现在又成了无家可归的人。有个叫杨向薇的东北姑娘孤身一人来台湾，她也在这批火灾难民之中。南怀瑾天性慈悲仗义，他的家就成了临时招待所。不久难民们先后都搬出去，只有杨向薇还住在他家。同是天涯沦落人，很快他们碰撞出火花组成了新的家庭。
百无聊赖的南怀瑾迫于生计，在一些朋友的怂恿下，同温州同乡一起做起船运生意。三两条船，十几条枪，很快东拼西凑地齐备了。南怀瑾又有几分书呆子气，所以取孔子“见利思义”之句，给公司起的名
字叫“义利行”。这个“义利行”是南怀瑾生平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商。
南怀瑾毕竟是秀才出身，不懂经营之道又菩萨心肠，豪爽待人，经常慷慨地接济一些从大陆来的落魄流亡者。“义利行”的经营真正遭到毁灭性打击，是因为国民党要从祖国大陆撤退，“义利行”的商船被征用来运残兵败将。这论文联盟http://次劫难使南怀瑾的投资血本无归。
一夜之间南怀瑾成了负债累累的穷光蛋。那时南怀瑾的四个孩子已经相继出生，他不得不拖儿带女地栖身于基隆海滨一个陋巷中，一家几口都挤在瓦可漏月、门不闭风的一间小屋里。窘迫之极的南怀瑾为了生存，一度靠典当衣物维持生计。南怀瑾自己形容当时的情况为：“运厄阳九，窜伏海疆，矮屋风檐，尘生釜甑。”生活清苦得难以用只言片语说清。关于这一段生活状况，他的学生张尚德教授曾这样描述：“一家六口挤在一个小屋内，‘家徒四壁’都不足以形容他的穷，因为他连‘四壁’都没有。然而，和他谈话，他满面春风，不但穷而不愁，潦而不倒，好像这个世界就是他，他就是这个世界，富有极了。”
超然物外，性情坦荡洒脱是南怀瑾的秉性，所以他能在艰辛的日子里穷而不愁、潦而不倒，依旧能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最难得的是他又捡起搁置很久的笔。1955年，在窘困的处境下，南怀瑾完成并出版了他来台湾的第一本书——《禅海蠡测》。
《禅海蠡测》刚出版时每本定价新台币五元，在基隆书摊上出售，销售惨淡到根本连一本也卖不出去。但十年后，少数流传出去的此版本旧书，在香港书摊却成了每本二十美元的奇货。
不久，南怀瑾举家迁居台北龙泉街，住在一个菜市场附近。这里环境更为恶劣，污秽堆积的菜市场臭气熏天，贩夫走卒吵吵嚷嚷地喧嚣终日。但南怀瑾身居其中却充耳不闻。他经常右手执笔疾书，左手抱着幼子，双脚还要不停地蹬着摇篮，以防其中的婴儿哭闹。如此困顿境遇，南怀瑾仍能安贫乐道，恬淡为乐，在资料极其缺乏的情况下，凭着惊人的记忆完成了《楞严大义今释》和《楞伽大义今释》两部传世之作。
这两本书的问世，给南怀瑾带来了久违的希望，但在书店依然是堆放在拐角旮旯，少有人翻阅。
后来，有一位商人愿意出钱买下一些书，南怀瑾以为总算碰到好心人，自己的苦心没有白费。谁知道这个商人原来是一个肉商，他把这些书买回去，然后把纸都撕开来，拿来包肉用。这件事，南怀瑾后来经常提起，当做一个笑话。实际上，这里面饱含了文化人的悲哀。
好在这本书随后逐渐畅销岛内外，南怀瑾之名也为更多的人所知晓，邀请他讲学的学校也渐渐多起来了。
台湾不少实权人物是他的学生
20世纪60年代后，台湾经济从稳定逐渐走向繁荣，老百姓的日子逐渐好过起来。但整个社会的道德价值观却出现了问题，“文化沙漠”里需要一种理念和精神来支撑。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南怀瑾的学问才有了市场。
1963年，位于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聘请南怀瑾担任教授，这是南怀瑾在台湾的第一份正式工作。“中国文化大学”的创办人张其昀曾出任台湾“教育部长”，对南怀瑾的人品学问十分赏识，三顾茅庐恳请南怀瑾出任礼学院院长，南怀瑾不喜欢任何行政职务的牵绊，但又盛情难却，最后接受了研究院教授的聘书，附加条件是不到学校上课，研究生到他的寓所受教。
随后，南怀瑾受聘于辅仁大学，他在辅仁大学正式开设了《易经》课程。可是课只开了一年，南怀瑾就主动停止了。原因是他讲课太受欢迎，每次上课学生一直挤到窗外，这与一些老师的课形成了强烈对比，为了避免造成别人的不愉快，南怀瑾急流勇退。
1966年，声名鹊起的南怀瑾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的邀请下，到台湾三军各驻地巡回演讲。有次在高雄冈山空军基地演讲，蒋介石亲自到场聆听，听后感慨万千，回台北后即命令成立“复兴中华文化委员会”，蒋介石亲任会长，并请南怀瑾主持实际工作。这可谓天赐良机，是“当朝天子”送来的厚礼，很多人是求之不得。但南怀瑾的行为却让人大跌眼镜，他婉言谢绝了。因为他对蒋氏父子存有固定的看法，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
1969年，南怀瑾不忍中华传统文化日趋式微，振臂而起，创立以东西文化交流融合为目的的“东西精华协会”。
协会正式成立之后迁到青田街五巷九号的一所平房里，有四个房间，客厅连接着饭厅的一大间就是课室。课室里挂着南怀瑾自撰的一副对联：“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从这副对联，我们可以窥见南怀瑾的人生理想。
除了讲课，南怀瑾每天还要应付日夜川流不息的访客，有来求药问病的，有来诉说烦恼的，有来聊天排遣的，有来求禅问道的……据说一天替来客泡茶就得用去一斤茶叶。
“东西精华协会”逐渐形成规模。一些台湾政要都拜于南怀瑾门下，后来南怀瑾在每周四为他们开了一个特别班，讲课内容偏重于历史哲学之发挥，如《史记》、《长短经》、《战国策》和《阴符经》等，但绝口不谈政治，唯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这个班大约延续了四年，南怀瑾自己描述当时的盛况是：
白屋让王侯，座上千杯多名士；
黄金如粪土，席前百辈数英雄。
有一次，南怀瑾给特别班上课，看到底下坐的全是少将中将，一数他们军衔上的星星共有二十八颗，这些人可都是“党国重臣”，握有实权的大人物呀，如王升是蒋经国的宠臣，马纪壮当时是大权在握的“总统府”秘书长，彭孟缉是“陆军司令”，刘安棋是上将，余传韬是“中央大学”校长，也是陈诚的女婿，萧政之是王升的得力助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