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把《天下篇》这段话稍加注解，不过，要真正搞懂，一定要自己去读。中国古人的著作，单靠讲解是不行的，一定要靠自己去读、去悟、去体会。
中国学问与西方学问在方法上有一个根本的不同，西方学问讲究思想（thinking），讲究尽量多的知识，所以西方人的学术著作喜欢旁引博证。中国学问（尤其是儒、道及佛教的禅宗）讲究感觉（feeling），所以中国人的学术著作不崇尚庞大的体系。传统的中国学人愿意读旧书，从旧书中得到新的感受。这正如苏东坡所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这个不同的结果是：西方学问由知识积累，中国学问必须人生阅历的积累。所以朱熹教人，主张先读《论语》和《孟子》。他说：“语孟工夫少，得效多；六经工夫多，得效少。语孟用三二年工夫看，亦须兼看大学及书诗，所谓‘兴于诗’。诸经诸史，大抵皆不可不读。”单单一个《论语》和《孟子》就要三二年工夫方可小成，可见中国学问需要感受，需要悟。
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
方：道也。以其有：以为自己拥有。
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
道术：普遍之道。术是指道的运用。上古之人所体现出来的道在什么地方呢？
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
神：妙物之名；明，智周为义。
不离于宗，谓之天人；不离于精，谓之神人；不离于真，谓之至人。
宗即本，依道家，本即自然。www.133229.COm精，指道，道家的道，《老子》所谓“其中有精”的“精”。真，指道之本质，《老子》所谓“其精甚真”。
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谓之圣人；
兆，预示、预知。
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谓之君子；
熏然：像温和的南风，可以吹化万物。
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其数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齿；
守法为本分。表，标志。参，比较。稽，考查。决，决断。一二三四，指法、名、参、稽。齿，指序列。
以事为常，以衣食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为意，皆有以养，民之理也。
事，耕织之事。常，不变之理。蕃息，繁衍生息。畜藏，积蓄、储藏。
古之人其备乎！
备：完备。
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
配：合。神明：上文之“神由何降？明由何出”之神明。醇：通准，以天地为准则。本数：即根本，指仁义道德。末度：即法度。法乃不得已而为之，因而为末。六通：指六合，上下四方。四，春夏秋冬。辟：通畅。小大精粗：即事无具细。运：遥与上文之道术相对。
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
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邹鲁之士、缙绅先生：指儒者。
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六经所载之数度散于天下，而成为中国道术之根本，诸子百家皆称而道之。就是说，六经并非只是儒家经典，它们乃是诸子百家共同的经典。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
不一：虽以六经为共同经典，但解释、运用毫无统一。
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
一孔之见。
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
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
该：通赅，完备。遍：普遍。一曲之士：看问题片面的人。
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
判：分割；析：离析；察：放散。
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反：归反，反观。如张横渠论人性：“形而后有气质之性，善反之，则天地之性存焉。”（《正蒙·诚明篇》）“善反之”，即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
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以上是对《天下篇》这段话的简单注读，下面再从总体上看一看。
这段话，讲到了中国学术的根源问题，也讲了“道术将为天下裂”。这是哲学上的一个大道理。
首先，他强调道为一，说“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这句话还原到上一句问话，即“神”与“明”“皆原于一”。这个“一”是什么？就是“天”、“德”、“道”、“宗”、“精”、“真”这六个字。
这些道理都在六经中表现出来了，因为六经都是古人留下来的。
本来，对六经，“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但后来，“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于是，“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各自满足于自己所悟到的那点东西，结果，离开道反而越来越远，即“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
我说了，这是一个大道理，明白这个大道理，可以解决许多问题，包括儒学的问题。
这些问题的根本就是，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文化？有希腊文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
冯友兰先生有冯友兰先生的解释，梁漱溟先生有梁漱溟先生的解释。
冯友兰先生从环境上讲，说中国人的生活环境，与希腊人的生活环境不一样。他引用《论语·雍也》中的话，“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句话中的“知”，通“智”，智慧的“智”。
冯先生用这句话来说明中西文化的差异。他认为山就是内陆，以农为本，水就是海洋，以商为务。农所引发的思维模式是直觉，因为农耕靠的是对四时更替的把握；商所引发的思维模式是推理，因为经商需要对数字进行抽象地演绎。冯先生由此指出，中国哲学与古希腊哲学的不同取向是，古希腊哲学在于求知，中国哲学在于体悟人生。[①]
梁漱溟先生从人生的不同取向来解释。他指出，人生有三种路向：
一种是“本来的路向”。取这种路向的人生，“遇到问题都是对于前面去下手，这种下手的结果就是改造局面，使其可以满足我们的要求。”
二种路向是，“遇到问题不去要求解决，改造局面，就在这种境地上求我自己的满足。……他并不想奋斗的改造局面，而是回想的随遇而安。他所持应付问题的方法，只是自己意欲的调和罢了。”
三种路向是，“遇到问题他就想根本取消这种问题或要求。”
第一种路向属西方文化，第二种路向属中国文化，第三种路向属印度文化。[②]
冯先生和梁先生的主张，都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但问题好像没有这么简单。比如说，同样是一个形而上的问题，希腊人和中国人都讲形而上，但是，为什么希腊人要向外求，而中国人只向内求。希腊人向外求，追求外在的超越，所以有本体论，或者叫存有论，ontology。中国人向内求，追求内在的超越，所以有心性论，德性论。
其实，希腊人、中国人，他们的理都是一，但为什么会一个向外，一个向内。只从环境上讲，解决不了问题。
我讲这个，并不是觉得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没有觉得，只是在思考。但是，这种不同的结果至今还在影响我们，它也必然影响中国的基督教，影响中国的神学。怎样来看待这个影响，各人有各人的主张，可以从正面看，也可以从反面看。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回避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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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2月，21-38页。
[②]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05年1月，60-74页。
